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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下午，沪蓉高速常州段发生多车相撞交通事故，就在各方紧急救援之际，一则消息迅速流传，称现场有“87车相撞，167人受伤”。江苏省公安厅网络警察总队官方微信就此指出，该消息是谣言，并已锁定谣言传播者，敦促有关网民立即删除不实言论，如果继续恶意造谣传谣，将依法处理。（4月4日《扬子晚报》）
4月3日下午15点30分，常州市交警支队公布沪蓉高速多车连环相撞事故的最新调查进展。已经核实的事故伤亡数字是34人：死亡3人，其中常州医院死亡2人，无锡医院2日下午5点多钟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另外目前统计共有31人受伤住院，相撞的车辆是51辆。应该说，官方的数据与网友的谣言之间还是存在巨大差距的。
官方统计的数据是51辆汽车相撞，而网友传播的是87辆。官方统计的死伤人数是34人，而网友传播的是167人。如此巨大的数据出入，自然是需要较真的。那么，谣言为何跑在了真相前面？
4月2日下午，这起事故发生之后，笔者也十分关注。我在百度里搜索了一下，发现事故发生一个小时之后，官方的信息还是很稀少的。只是从参与营救的消防大队的微信上看到了寥寥100多字的消息，图片也就五六张。当时我就在质疑，为何事故发生了一个多小时了，数据还是如此不够详实？在这种心理趋势之下，我又进行了搜索，发现论坛和贴吧里的消息已经很多了，图片得有100多张。消息也是多种多样的。再到朋友圈里去看看，这类消息已经铺天盖地。
有一位传播者说自己就在现场，他拍摄了一组照片，这些照片比官方发布的照片多了很多，而且各种角度的都有。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在这个网络一线牵的时代里，官方的信息为何还是跑在了民间信息的屁股后面？这恰恰是谣言得以传播的空间。
在看到第一条事故消息之后，很多人关注的是到底有多少汽车相撞，到底有多少人员受伤，事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正规媒体转发的消防大队的第一条微博。当然，调查需要一个过程，可是至少应该发布一个粗略的事故原因？直到4月3日下午3点多钟，常州警方才发布了一个事故的进展结果。从事故发生的4月2日下午1点多钟，到完整信息的发布，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正规信息的滞后，没有满足百姓对于信息的诉求。也正是因为信息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才导致了“87车相撞谣言”的传播。
终结谣言需要法律的严惩。但是真正能终结谣言的未必只有严惩这一路径。终结谣言的永远是真相，是“社会透明度”。当“社会透明度”能跑赢谣言的时候，谣言也就死去了。信息时代，官方发布要再迅速一点，再准确一点，要回应公众对信息的需要。信息时代，官方发布必须实现“滚动播出”。
文/郭元鹏
原标题：联大禁核决议应中国要求删除日本遭核爆表述
中评社香港4月5日电 5日据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关于联合国大会去年12月通过的呼吁禁止核武器的决议，最初决议案中曾写入了有关广岛及长崎遭核爆惨状的表述，后因中国的强烈要求被删除。中国在去年春季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大会上也曾反对有关访问核爆地的表述，此次采取相同做法。
共同社报道，中国自迎来核爆70周年的去年以来，一直以“将歪曲作为加害者的历史”为由反对日本向国际社会呼吁核爆受害的举动。本月10日、11日在广岛召开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期间，美国等拥核国家的外长计划访问和平纪念公园，届时中国也可能对发起访问的日本加以制衡。
由争取实现禁核法制化的奥地利等4国制定并分发给联合国成员国的最初议案中，前文部分曾提及广岛、长崎的核爆受害，其中写道：“认识到两座城市遭受了直接的伤害及苦难，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去年10月前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处的官员曾向奥地利的裁军负责人表示“广岛、长崎与议案无关”，要求删除相关表述。之后，有关表述被全部删除。该议案最终以仅删除了该部分表述的形式于当年11月在联大第一委员会（裁军及国际安全委员会）通过，送呈全体会议审议后获得正式通过。五大拥核国家中除中国外，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投反对票，中国宣布弃权。外交人士表示：“中国很可能是因为删除的要求得到满足而改为弃权。”重视美国核保护伞，对禁止核武器条约持否定态度的日本也宣布弃权。
中国在去年4、5月的NPT审议大会上，对最终草案中呼吁全球领导人访问核爆受害地的日本提案提出反对，事实上葬送了这一提议。12月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对于日本主导的鼓励全球领导人和年轻人访问核爆地的其他议案也投票反对。
来源：央广网
项目施工中
红网时刻新闻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章文正 浏阳报道3月春光明媚，行走在国家级浏阳经开区，园区内处处奔涌着发展的热潮和激情。在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趋冷、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浏阳经开区不负众望，2015年迈上千亿园区台阶，综合实力排名湖南开发区前四强。园区党工委、管委会从抓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和项目建设三项措施入手，在不断刷新“浏阳速度”，创造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排名长沙园区第一的同时，已成为引领长沙可持续发展、转型创新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在新常态下，为巩固和创造新成绩，进一步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户和项目建设，着力化解征地拆迁、发展要素等瓶颈问题，确保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浏阳经开区坚定“项目为王”理念，创新项目攻坚办法，把项目抓到实处、抓出实效，通过大项目、好项目的持续发力，今年的浏阳经开区将全面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目标
铺排68个重点项目促使“速量”齐升
在今年园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浏阳经开区领导班子强调：2016年要推进项目落地，确保全年报批土地3000亩，完成征地2000亩以上，平地2400亩，完成安置400户，新建安置房600套。大力推行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支持安置户在园区购置商品房。以征拆安置难题的破解，促进宝湾物流、佳康食品、兆丰光学等14个已签约未落地项目尽快按进度落地。
今年，浏阳经开区铺排重点项目68个，计划完成项目投资186亿元，重点推进欧智通、百沃丰、宝湾物流、美丹食品等42个重大产业项目建设，通过大力培育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努力实现园区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其中，广东百草堂长沙产业基地项目投资52亿元，用地380亩，建设生产高端OTC药品、化妆品、保健饮料等大健康产品，预计年底前完成一期主体建设的50%，该项目还被列入了今年省、市重点建设项目。
而去年8月正式开建的百沃丰项目，现在已完成2栋生产车间和1栋办公楼主体，预计今年12月底开始试生产。该项目总投资31亿元，占地132亩，建设国内一流的生物制药、基因工程药品及现代中药、保健品生产企业集团GMP生产基地。据悉，该项目投产后，1栋生产车间的生产产值将超过10亿元。
保障
全力为企业落户发展保驾护航
在今年的园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浏阳经开区以较多的笔墨、较大篇幅阐述了改革创新发展理念，聚焦了供给侧的“资源要素改革”、“投融资机制改革”、“园区国企改革”，提出了“创新体制机制”、“创新驱动”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造浏阳“审批环节最少、办事效率最高、创业环境最优、体制机制最活”的“四最园区”。通过改革为园区企业降水、电、汽等资源要素成本，降融资成本、物流成本，降社保缴费压力，通过改革项目投融资模式、财政资金预算管理、行政审批制度、商事登记制度等支持实体企业发展，激发园区企业发展活力，进而促进浏阳经开区在与省、市兄弟园区的新一轮发展竞争中争先进位，保持领先。
近期，浏阳经开区制订出台《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实施办法》、《支持企业创新创业发展有关意见》、《降低企业运行成本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扶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成立专门帮扶企业班子，深入开展“走百家企业、解发展难题”等活动，切实帮扶企业解决具体问题，支持企业加快发展、做大做强。
同时，浏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举全市之力支持园区发展。近日，浏阳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率队到浏阳经开区走访，就经开区发展规划、用地保障、征地拆迁等工作与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进行探讨。而且浏阳市公安局牵头，自2月25日起，在园区及周边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生产建设环境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企违法犯罪，全力整治企业周边环境，有效地维护了园区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和项目建设环境。
浏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表示，作为实体经济的集中区和浏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经开区将进一步引进优质工业项目落地成长，为浏阳持续发展增添动力，要求国土部门在国土报批、土地指标等方面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加快企业项目落户、建设步伐，以实际行动推动经开区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公安部门与园区共同解决好征地拆迁、维稳、优化发展环境等问题，化解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切实维护好园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共同为浏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创新
上下一心全力落实破解办法
不抓项目就没有出路，不抓紧项目就会错失良机，这是浏阳经开区决策层的共识。为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领导班子成员每周都深入一线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多次带队来到百草堂、宝湾物流、美丹食品、蕙兰路、克里大桥、健康大道北延线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调研，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多次组织召开项目调度会议，专题研究、探寻破解项目建设难题的办法。
浏阳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还研究决策，从3月份开始，从委属各单位、部门以及周边镇、村（居）抽调20%人员与征拆所人员一起组建8个工作组，参与征地拆迁、优化施工环境等工作，并明确每个小组安排一名委领导联系，负责一个项目的征拆，相关乡镇第一责任人牵线领导，务必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迅速在园区形成良好的征拆、建设氛围。
截至3月底，浏阳经开区强化征拆集中行动进展顺利、首战告捷，第一批8个项目已完成大半任务，累计签订拆迁协议18户，倒地6户，征地605.1亩，不少项目还攻克了留存多年的征拆难题，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开创了园区项目攻坚的崭新局面。
正是这铁般的纪律、创新的举措、内外的协同、上下的联动，保障了抓项目共识的落实，形成了“举全区之力抓项目，举各方之力成项目”的抓项目机制，这必将推动浏阳经开区掀起新一轮建设发展的热潮，为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是郑州女教师顾少强轰动一时的辞职信。如今，云南也有3位大学女老师一起辞职，在学校里开起了米线店，但3位老师却不愿透露她们为什么辞职，也没有像顾少强一样的辞职信。(3月30日《春城晚报》)
十分奇怪的是，几乎任何一起教师辞职事件都会引起网络的极大关注。这可能与人们对教师这一职业寄予了过高期望有关，也与“教师工作稳定”的习惯认知有关。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教师辞职是一种极易引起社会焦躁情绪的不正常现象。但笔者认为，对教师辞职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反而应给予最真诚的理解。
首先，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教师择业做出避止规定。《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自主择业的权利。这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职业流动的合法性，教师辞职是法律框架内的正常职业流动和职业角色变换。用有色眼镜来审视教师辞职，甚至把教师辞职上升到职业道德层面来解读的做法，是极不公允的。
其次，教师辞职背后映射的职业流动意愿是一种正常的职业选择心理。市场机制催生了双向选择，双向选择意味着契约性的交换方式和交换过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中的任何一方在双向选择中有了差错或不满意，即可以依据劳动法相关规定解除劳动关系。教师选择辞职，可能受主观意识、就业观念、情感愿望、价值取向、上升空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否认利益驱动。但既然自主择业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就理应理解和宽容教师自主地寻找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专长、志趣的更有发展前途的单位及劳动岗位。
再次，教师辞职是政策可控范围内的职业流动现象。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的流失，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闻，跳槽、转岗、下海经商早已不是新鲜事，我们身边不断有教师选择离开，因此媒体对教师辞职的密集报道并不是“教师辞职潮”的事实依据。教师辞职，利益驱动的因素可能比较大，但是国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正在想办法改善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教师辞职潮”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
当然，从教育立场来看，即使极个别的教师辞职，对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发展也是一种伤害。教育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充足的师资力量和稳定的教师队伍是确保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对教师辞职，国家和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必须切实提高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提高教师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防止蝴蝶效应的发生，确保教师“进得来，留得住”。
广西融安县大坡乡岗伟村第一书记陈中伟打亮手机，给村民讲解贫困户入户评估表。原标题： 50万“疑似贫困户”被一票否决
广西识真贫(人民眼·精准扶贫)
来源：人民日报
尽管有思想准备，焦成举还是没料到，村民争抢贫困户帽子的热情如此之高。
“你们搞错了！你今天不给我贫困户，咱就到县政府说话去！”一位村民找到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此前入户评估打分，这位村民的得分，远高于贫困户标准分数线。
焦成举来到他家，逐一复核家中实物，“竟然发现了一台2000多元的洗衣机，这是第一次入户时没找到的，分数更高了，他一时无言以对。”
焦成举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现任田东县印茶镇立新村第一书记。
来找焦成举的村民，申请复核的有之，举报他人的有之，推荐人选的也有之……正如真理越辩越明，真贫越识越清。
焦成举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015年10月至今年2月，广西用时3个多月，下派25万名各级干部，进村入户找真贫。一场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行动，打破了乡村的宁寂，刷新了贫困的底色。
“几乎是最穷的人，为何不是贫困户？”
不容富人“被扶贫”
焦成举到斜央屯张贴公告时，正逢屯里办庙会，在外的村民大都回来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是，“这个只有81户的屯子，竟有30多辆汽车。”
立新村是“十三五”贫困村，斜央屯是其所辖的9个自然村屯之一。这一幕，让刚到任的第一书记焦成举，对立新村“刮目相看”。
广西共选派了3500人，与焦成举同期到贫困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2015年国庆节假期后上任。与就任前想象中的贫困村不同，不少第一书记心中开始升起问号。
“不知道何安国2014年为什么没评上贫困户。”田东县作登瑶族乡平略村第一书记韦灿明，这位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派出的干部发现，老何肢体残疾，干不了重体力活，全家5口人，没有产业，也没有人外出务工，收入之低，可想而知。
与韦灿明来自同一单位的戴芳，担任作登瑶族乡坡教村第一书记，让她感到滑稽的是，村里一个跟随爷爷一家生活的10岁男孩，单门独户地成为了贫困户，“我们核实发现，虽然他母亲离家出走，但他父亲在煤矿有工作，并且在那儿有房子，明显不符合贫困户标准。”
有的符合贫困户标准的漏了，不符合标准的却进了。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第一书记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党组成员成伟光也颇有同感：“我春节前到几个县走访贫困户，看到其中一个村最贫困的5户，有3户上一次不是贫困户，几乎是最穷的人，为何不是贫困户？看来原来评定贫困户时，村组干部的权力太大了。”
可以互为印证的是，2015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在广西随机选择龙州县、德保县，开展扶贫专项督察，在两县实地察看了8个村，召开村级座谈会、查看村级建档立卡档案各8次，发现个别村建档立卡质量不高，部分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申请书填写日期等关键信息有涂改痕迹，扶贫手册上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张冠李戴等。
此次扶贫专项督察前的几天，审计署发布一份公告：广西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公告一出，舆论哗然。尽管当即问责处理了52人，其中包括6名县处级干部，广西还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公告发出4天后，广西举办精准扶贫攻坚动员大会暨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培训会，为期5天，一直开到县，采取“视频会议+学习研讨”的形式，2.5万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痛陈：“审计署通报我区马山县违规认定3119名扶贫对象问题，不仅暴露了我们作风上不严不实的问题，也集中反映了我们扶贫工作不精不准、大而化之的缺陷。必须以此为戒，吸取教训，坚决整改，真正把扶贫工作抓准抓实抓到位。”
为此，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自下而上集中开展精准识别工作，把全区538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到村、到户、到人。
回过头来看，广西决策者认为，“马山事件”也是“好事”：其一，表明以前对贫困户的认定确实有问题，不仅马山有，广西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这就打消了部分基层干部对精准识别的质疑：不是早就评定了，还有必要再精准识别吗？是不是有点劳民伤财？
其二，这一次精准识别之后，类似马山的事情，还出得起吗？再出你还能交代得过去吗？再出的话必定处理得更重。
广西有自己的苦衷：截至2014年底，尚有贫困人口538万，农村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54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广西县市区的一半，5000个贫困村占广西行政村的1/3以上，是全国贫困人口超500万的6个省区之一。
广西也进行了自我剖析：2014年识别贫困户，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分解指标的方式，不管行政村条件好坏，所有村都分配贫困人口指标，真正的贫困户无法全部覆盖。以村评、乡审、县定的方式确定贫困户也不够科学，识别过程还有空子可钻，难以杜绝“富人当选，穷人落选”现象。
3个多月，把538万贫困人口一一识别出来，谈何容易？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投入。
人还好说——发挥制度优势，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其中263个区直机关，以及各市直、县直机关，分别按照所派出第一书记1∶3到1∶5的比例，增派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共派出各级干部25万人，脱产开展精准识别行动。
财力投入同样惊人——自治区主席陈武说，为了把扶贫对象找准，这次精准识别需要印制的上亿张表格全部由自治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保障。“上次我们投入了3600万元，当时已经觉得不少，在全国也排在前面。对广西这样一个财政并不宽裕的省份来说，这次的大投入，我们觉得值！”
人、财俱备，焦成举们踏上“识贫”之路，但尚需答好三道题：识别什么？谁来识别？如何识别？
“不再跟着感觉走”
不问收入看实物
“找出真正的贫困户还不容易？入户问问，谁家收入低，就定谁。”起初，焦成举和不少精准识别工作队员这么想。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你家年收入多少？”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连自治区党委书记都难问得出。
2015年8月中旬，彭清华到罗城县东门镇榕木村调研。贫困户潘金花告诉他，全家6口人，女儿女婿常年在广东打工，老两口年过六旬，体弱多病，还带着两个外孙，女儿女婿有时寄点钱回来。
“每年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一点啦，油盐钱，不多的。”潘金花支吾着说。
再问，回答的还是这句话。
朱学峰，那坡县德隆乡念头村第一书记，也为收入的问题与村民黄丽华“斗智”过。
“在广东那家制衣厂打工，一年收入多少？”
“没有收入。”
“打工挣的钱呢？”
“全花光了。”
“你家孩子还在上大学，通过‘绿色通道’贷款了吗？”
“没贷款。”
“那你给他的学费、生活费，不都是你打工的收入吗？”
“给他的也算啊？”
来自广西大学的朱学峰，即便能估摸出黄丽华给儿子的学费、生活费，也无法算准黄丽华的打工收入。
“经过一轮轮扶贫入户调查，很多农户为了评上贫困户，对收入有所隐瞒是可以想见的。”戴芳说。
田东县副县长刘军模认为，农户确实很难把收入算准确，“就像问你我工资收入多少一个道理，问到手的多少，现在就可以说。若问具体的各项多少、年收入多少，可能还得到财务查。”
既然收入难统计、难衡量，无法有效区分贫富，如何找到“真正的穷人”？
广西的答案是：采取直观的、可感受的、可触摸的指标，去分析判断农民的真实贫困程度，少用那些虚的、很难核定的指标去衡量。
经过六轮试填，广西形成了贫困户“考卷”——入户评估表，一共5页，设置18类98项可衡量指标，包括住房、家电、机动车、健康、上学、务工、土地、养殖等。
精准识别工作队员手持入户评估表，对贫困村所有农户、非贫困村在册贫困户和新申请贫困户的农户，逐户入户调查、综合评分。按照分值高低排序，自治区对照全区538万贫困人口规模，给每个市、县分别划定贫困户分数线，农户得分越高，表明经济条件越好。
田东县朔良镇南立村第一书记邓小武来自县金融办，以前上门采集过农户信用信息，“当时我们也不问你收入多少，而是侧重于问种田、务工等情况。这次精准识别侧重于农户整体状况，真贫困的，分数绝对高不了，不贫困的，也低不了。”
当分数成为“硬杠杠”，一些富裕农户也跃跃欲试。
“当时有14户提出贫困户申请，我们逐一入户打分，他们房子都是两三层小楼，地板砖锃亮，一打分，都在80分以上，没有一户符合贫困户标准。”那坡县团县委副书记黄梅桂，到德隆乡德旺村当精准识别工作队员，“看到别人得了贫困户，他就要申请，万一得了呢？”
“分分计较”“分分必争”，成为精准识别工作中遇到的常态。
那坡县百合乡念银村第一书记吴安玉，就接到一个“想钻政策空子”的电话，试图“突击结婚”，减少自家得分。
“吴书记，我已经结婚外嫁了，我家的劳动力得分应该减去2分。”
“拿你的结婚证给我看看吧。”
“这两天领的证算吗？”
“不算，必须是入户调查的标准时点2015年10月16日前的。”
“不算就算了。”
焦成举则接到了一个沉重的电话。
立新村雷令屯的黄选伯，家庭条件不错，房子180多平方米，两个儿子都已结婚，家里3个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孙子得了白血病，治病已经花了40多万元。入户评估时，按照“家庭成员中有1人患重大疾病”的减分项，给他家减去了10分。
“要是我家小孩没有这个病，我不会给你打电话，可我家就差1分，就成不了贫困户……”打电话的是黄选伯的儿媳妇，说着说着就哭了。
焦成举听得出，这是一个年轻母亲绝望的哭，“分数都已经打出来了，我也帮不了什么。”
“你能不能帮着再复核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项打高了？”
工作队要求必须两人以上入户核查。焦成举就和一名队员到了黄家，对着入户评估表，一项项仔细看，“都是为人父母的，那时我甚至希望，以前入户的队员最好能出点差错。”
“我们原来入户的同志确实很认真，他们用铅笔把黄家的1.5亩水田标注在评估表上，其实是不需要注明这个数字的，需要的只是根据人均面积打分。”焦成举说，黄家8口人，人均不足0.2亩，“人均0.5亩以下的计1分，0.5至1亩计2分，队员原来给黄家计了2分，‘幸亏’队员算错了。”
焦成举又认真查看了黄家的土地承包证书，然后改正了入户评估分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危朝安说，广西特别注重对因病因灾、因残因学致贫群众的精准识别。
与此同时，广西在每个县域内统一贫困户分数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层层下达贫困户指标的弊端。
经过这次精准识别，那坡县委副书记樊琳娜说：“县城周边的贫困户数少了，偏远乡镇的贫困户数增加了。”田东县作登瑶族乡乡长黄庭源说，他们乡的贫困户少了400多户。
“原来给各个乡镇分指标的时候，可能感觉这个乡镇穷点，就多给些指标，富裕点的乡镇少给些指标，现在搞精准识别，发现原来的做法还是有偏差。”刘军模说现在“不再跟着感觉走”。
“就是村支书、村主任说了也不算”
不看人情看实情
立新村当令屯的贫困户名单公示后，焦成举接到了6个电话，但都不是反映自己困难，而是表达不解：我们屯黄玉兰家那么困难，怎么会得70分？你们是不是再来核查一遍？
事后查明，打电话的这6个人都不是黄玉兰的亲属。焦成举就和队员拿着评估表来到黄玉兰家，发现她家确实困难：全家4口人，她有慢性病，儿子身体不好，不能干重体力活，孙女还小，全靠儿媳妇外出打工挣点活钱。但也发现这些事项的打分，都没问题。
问题出在第一项上：房子是按照“砖混结构”打的分，属于住房的最高等级，加了18分，而焦成举根据入户200多家的经验判断，她家的房子可能是危房，危房则计0分。
“她这不能算是危房，是砖混结构。”当时入户的一名队员说。
“那她家有没有申请过危房改造？”
“申请过。”
“政府有没有批准？”
焦成举就去查档案，发现黄玉兰家4年前就申请过危房改造。而且当时经过镇政府核查，也被认定为危房。但由于她家经济困难，拿不出钱改造。而要拿到危房改造补助款，必须先将危房拆掉，黄玉兰没有钱改造，就不敢拆。焦成举将情况报经镇政府同意，减去了18分，黄玉兰家评上了贫困户。
“做群众工作，光说漂亮话没用，关键看做的事情、评价的标准是不是公正。”焦成举说，“只要你公正地打分，他得不得贫困户，并不十分在乎。当然，如果得了，他肯定更高兴。”
这一轮精准识别，广西采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工作方法，按照“两入户、两评议、两审核、两公示、一公告”程序开展工作。为防止出现“人情分”现象，广西特别规定，入户调查评分全部由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完成，村干部只负责带路，不参与打分，每张评分表都需要经户主和工作队员签字确认。
“以前评定贫困户，实际上是村民小组报上来，村委会评议，没有太多可量化的东西，感情色彩比较厚。比如，家里有子女上学，可能你就得到扶持。或者要看村民小组组长是否推荐你。”韦灿明说，“现在评分很客观，我们作为工作队员，第一步就剔除了感情上的东西。”
戴芳深有同感：“我们都是外地人，不认识你，也不怕得罪你，村干部不敢说、不敢调查的，我们敢。”
在黄庭源的印象里，以前乡镇的贫困户名单，主要靠村组干部报上来，不像这次进村入户力度那么大，准确性也就没这么高。
广西的做法，某种意义上避免了村干部“两面受气”的境地。
南立村的老罗，之前是贫困户，一家4口人，两个孩子在外务工。经过这次精准识别，他家的分数就上去了，看到公示的贫困户名单上没有自个，就跑到村民小组组长家破口大骂：你怎么不给我贫困户？
“老罗还以为是村组干部说了算，其实不只是组长说了不算，就是村支书、村主任说了也不算，他们只负责带路。”邓小武接到反馈后，和队员一起到老罗家复核，根据他家的情况，一项项进行说明，特别是他的孩子在外务工3年以上，属于要加10分的选项。
“说了算的是识别程序、是评估分数。”邓小武不忘补上一句。
有了程序和分数“撑腰”，平略村党支书黄立军，“光明正大”地成为了贫困户。
“放在100多年前，我这房子绝对属于‘豪宅’。”黄立军指着他家建于1892年的干栏式民居说：底层是“畜牧局”，养了5头猪，5只羊，20多只鸡；中间是“人事局”，全家6口人住的地方；上层是“粮食局”，存放粮食。
走进“豪宅”，虽是白天，黄立军拉开灯泡，这幢木瓦房内依然灰暗，他又拉开了平时不怎么用的日光灯管，屋内才亮堂起来。四面墙都用报纸糊着，“八面来风，夏暖冬凉。”黄立军自嘲道。
42岁的黄立军负担不轻：母亲72岁，女儿读高二，儿子读初二，他当村支书的报酬每月只有1200元。“如果不是改变了贫困户的认定办法，我这次还是不好意思申报，总不能自己评自己吧？”
还是在作登瑶族乡，与黄立军“新晋”为贫困户不同，大板村妇女主任陆青静“脱贫”了。
入户评估打分，陆青静家得了76分，这意味着她将退出贫困户之列。
大板村第一书记，来自百色百矿集团的莫子强发现，那几天，陆青静有些闷闷不乐，以前每天都带着工作队员入户，有一天突然不来了。
莫子强说：“我感到很奇怪，就问她有什么想法，她支支吾吾不肯讲，再三追问，她才说，我家好像也没有脱贫啊。我说，我帮你看看入户评估表，一项项过，她自己也说这个分数是没问题的。”
陆青静家4口人，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上学开销较大。她现在养了20头牛，“我是贷款养牛，牛还没卖，贷款也没还，你现在就让我脱贫了，我以后怎么办？”
莫子强就做她的工作，“你现在属于养殖大户了，按规定，养殖大户要加15分。你当初养牛的时候，是贫困户，享受了金融扶贫的政策优惠，已经得到了扶持。养的牛一出栏，就有流动资金，情况很快就好转。你本身既是党员又是村干部，如果连你都不支持我们的工作，其他群众的工作我们怎么做？”
好说歹说，陆青静想通了，又开始带莫子强他们入户评估了。
“村里一个盯着一个”
不惟分数看民意
立新村斜央屯的入户评估分数公示后，这个只有81户的屯，给焦成举打来20多个举报电话，反映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某某的经济条件比我好，分数却比我低，不是我非要当贫困户，而是这关系到公平与否的问题。
有一位村民有辆6万多元的长城皮卡，属于评议贫困户时的一票否决情形，“我这车尽管是借钱买的，你给我一票否决了，我没什么可辩解的。可我们村里某某、某某几个人都比我有钱，却没被一票否决，这不公平。”
焦成举坐不住了，带着两名工作队员，跟斜央屯村民小组组长逐户对照，“村民小组评议时，难免存在亲疏远近。”然后，焦成举又来到公示地点，那里经常有群众在议论，就和他们一户户讨论，最初一票否决是7户，最终又查出符合一票否决情形的19户，他们将26户一票否决原因全部一一注明，再进行公示，最后报请县、自治区核查，“既没有查出更多，也没有冤枉一户。”
“慢工出细活，磨刀不误砍柴工。到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还有5年时间，我们用3个多月，把‘扶持谁’的问题搞精准了，基础扎实，心里也踏实，使劲也好使。”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唐仁健如是说。
“马山事件”为何引爆舆论？广西事后分析过，原因之一就是，部分“有车有房有干部”的农户，摇身一变，成为了贫困户，怎能服众？
吸取马山的教训，这次精准识别贫困户，广西明确对8种情形采取一票否决，包括在城市买有住房，现有价值3万元以上的收割机、面包车、轿车、越野车等车辆，家庭成员有人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家庭成员有经营公司等情形。
除了畅通举报渠道，自治区扶贫办组织公安、编办、财政、国土、住建、工商、税务、交警等部门，采取大数据技术，联合开展财产检索，精准识别采集到的农户和家庭成员信息约2000万条，输入家庭成员姓名、身份证号码，与各部门提供的1900万条检索数据进行比对。
经过734万亿次比对，广西检索出“疑似贫困户”50万户，涉及家庭成员62.5万人，其中31万人有车，3万人财政供养，8.8万人开办公司，18万人购置城镇房产。
为确保检索结果准确，广西把检索结果返回各县核查，并告知农户，同时组织评议会，评议确认符合一票否决条件的农户名单，由自治区扶贫办统一剔除。
在平略村平坤上屯的幼儿园墙上，一份一票否决农户名单的公示，已经被风吹日晒得皱卷起来，上面写着这个屯符合一票否决条件的7户名单和否决情形，其中4户“县城有房”、1户“家中有人当教师”、2户“住房两层以上，精装修”。
8种一票否决情形，直观、可感、辨识度高，方便了对贫困户的识别。
“村里一个盯着一个，谁也不敢乱来。”那坡县德隆乡副乡长闭旦旦，参加工作15年，有12年在德隆，“这次识别贫困户，群众参与度前所未有的高，乡里乡亲，他们太了解谁家情况怎么样，甚至有的大数据检索不出来的，也会向我们举报，比如谁家还有一套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我还去喝过喜酒呢。”
这么大面积的精准识别，有没有群众上访？自治区扶贫办主任蒋家柏说，对投诉、举报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督促有关市、县调查核实并答复群众，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樊琳娜说，那坡县在精准识别工作中，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来访39件。对于因工作队把握尺度不准或失误的，予以现场纠正和及时更改；对于一些群众因理解偏差而提出异议的，给予耐心解释，积极稳妥化解矛盾和分歧。截至目前，还没有出现一起因精准识别工作不实而导致群众越级上访的信访案件。
没有问责，就难有执行力。广西搞这么大规模的精准识别行动，最怕的还是数据虚假。于是，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识别结果存在问题的，“谁调查、谁登记、谁审核、谁负责”。
不是没发现问题。广西根据各地报送的评分结果，初步对贫困户划线，发现50分以下的有3个县区：永福县44分、合浦县45分、防城港市防城区49分。
韦学海的房屋是土木结构，整体装修完好，并未有任何裂缝，但永福县精准识别工作队却以“危房”计分。他家种植杉木35亩，而加分项“家庭种植20亩以上经济林”一项却没有加分。这样，韦学海家的分数就少了23分。
随即，自治区扶贫办派出核查组，对这3个县区入户评估分数开展核查。在永福县随机抽样34户，评分完全准确的只有8户，有误差的26户，入户识别准确率仅23.5%。防城区入户识别准确率43.3%，合浦县的这一比例为77.4%。
自治区主要领导在全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3个县区。问责也接踵而至，永福县、防城区扶贫办主要领导均被免职，合浦县相关领导也受到了处分，具体负责入户识别的干部当然也在处理之列。
“白纸黑字，每一个贫困户都需要我们签字。”焦成举坦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问责结果让人警醒，谁还敢再出问题？为之，难者亦易。”
精准识贫，不易。精准脱贫，更难。
“扶持谁”的问题只是序曲，“如何扶”的大戏刚刚拉开序幕。
本报4月4日讯 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原本大家正期待逐渐升温的好天气，却被3日突然的降温雨水打乱了节奏。昨天短短24小时内，长沙午后的气温就下降了14℃。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湘西、湘南降水明显偏多，其中5日晚到6日还将迎来一次强降雨，湘中地区有大暴雨；7日湘南维持降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转多云；8日雨区北抬，全省小雨。请市民注意及时增减衣服及出行安全。
新一轮强降水来袭，专家提醒，需加强防范湘中以北地区短时暴雨、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给公众出行、交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两次强降雨过程间隔时间短，也要加强防范洪水及地质灾害的发生。
以下是未来三天具体预报：
5日白天：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岳阳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20℃，最低气温11℃-13℃。
5日晚到6日白天：湘东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中以北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6日晚到7日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中以南部分大雨，局地暴雨。 ■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张倩
汤勇，今年44岁，现任湖南省浏阳市集里街道集里桥社区党总支书记。2003年，从浏阳市轻纺工业局下属企业制鞋厂下岗后，创办了金满地鞋城，由于在创业过程中真诚回报社会，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2009年，他被公推直选为集里桥社区党总支书记。
他坚守“菩萨心、耐得烦、有办法、守规矩”的十二字心诀，6年来帮扶困难、调解纠纷、打造品牌。社区先后荣获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湖南省和谐社区，长沙市和谐示范社区等20余项荣誉。他个人多次被评为浏阳市先进个人，荣获“长沙市雷锋式人民公仆”等称号。
知责善为，他是优秀的领头羊
汤勇是集里桥社区第一位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外来居民，自2009年被公推直选为社区书记起，他的字典里没有了休息日。他把社区当家，一头扎进了工作中。不是在街巷楼栋里了解情况，就在拆迁，维稳一线处置问题，不是在治安巡逻的路上就是在社区管理创新中努力探索。
汤勇思维开阔，敢想敢干。2012年，他牵头组织成立了“黄帽子”志愿服务队，在环境保护、文明劝导、关爱弱势群体、调解纠纷矛盾、义务治安巡逻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经过3年多的发展，如今已有志愿者920人，已开展志愿服务活动600多次，帮助居民解决各类问题200多件。“有困难，就找黄帽子”已成为社区居民的口头禅。2014年，“黄帽子”志愿服务站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村（社区）中首个为居民服务的专业社会化组织。2011年4月8日凌晨两点，汤勇在巡逻中发现社区内有一对河南籍患难夫妻郑成坤和杨美玲，妻子双腿瘫痪，无法说话，甚至无法坐立，也没有生活来源，仅靠郑成坤每天拖着瘫痪的妻子收废品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汤勇立马组织社区几个年轻的“黄帽子”队员，主动与他们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一起帮助他们。杨美玲的梦想是想要一张轮椅，他们就通过电视台呼吁，最终在市残联支持下帮她圆梦了；发现他家没米了，志愿者们便从社区的雷锋超市领取送到他们家中；天气变冷了，志愿者们就帮着他们张罗被褥……这对外来夫妻动容的说：“是社区汤书记的热心、真诚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能在集里桥社区安家，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汤勇还创新推出了实现群众微心愿的“圆梦墙”，将居民大大小小的心愿被做成卡片贴到墙上，由社区网格员了解群众的心愿并进行认领，每完成一个心愿便在圆梦墙上记上一笔，并配有圆梦前、后的照片。如今“圆梦墙”已成为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一面连心墙，这些“微心愿”的实现让整个社区为居民解难题办实事的氛围日渐浓厚。他还推出电子喇叭打更，并自编顺口溜，提醒居民注意防火防盗。他组织设立文明劝导服务岗，倡导文明新风，保障行人安全。他率先创办社区微信公众号，让居民随时都能了解到社区发生的新鲜事，随时都能知道今天社区干部做了什么工作，让居民觉得社区干部就在他们身边。他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事迹在各类媒体报道60多次。
身正为范，他是群众身边的活雷锋
汤勇车子后备箱里总放着这样一些物件：黄帽子，反光背心，小红旗，红袖章，口哨，钢盔帽，警棒手电筒，手提喇叭，雨靴，火钳等。文明创建，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岗位。每次社区发生矛盾纠纷或事故，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河堤抢修、征地拆迁，他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经常和“黄帽子”志愿队员在社区里开展志愿服务：谁家水管坏了，就自带工具帮忙维修；哪里路面坏了，就主动联系施工单位及时修补；冬天下雪路面结冰，他就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挥起铁锹和扫帚铲除冰雪，把平安带给行人。
维珍航空。资料图本报记者 邢晓婧
中国女乘客李维（化名）近日在维珍航班上遭遇种族歧视和不公待遇一事引发国内舆论关注，《环球时报》记者17日就此事进行了跟踪采访。
李维日前在社交网站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她3月1日搭乘维珍航空VS250次由伦敦飞往上海航班时的这段遭遇。李维称，当日刚刚登机正弯腰在座位上找耳机时，一名白人男子突然莫名其妙地走向她，用手指着她鼻子恶狠狠地骂她是“中国猪”，让她“滚出去”。其间，维珍航空的空服人员没有加以制止，一名叫Nathan Smith的空少之后过来与这名白人男子小声交谈后，反而大声呵斥李维“不要吵架”，要“尊重其他乘客”，否则就把她赶下“飞机”。
当天在同一航班的吴小姐向《环球时报》记者证实了她亲眼目睹白人男子对李维恶语相向的情形，也确实听到空乘让李维冷静，不然可能让她下飞机的话。吴小姐称，她和朋友就坐在李维身后靠右的位置，当时情况“挺可怕的”。
李维称，那名白人男子自称患有精神病，她曾在入境时向浦东机场边检站举报该男子精神有问题，有暴力倾向并威胁他人，疑似携带违禁药品，要求边检帮助检查。然而边检方面给出的回应却是“只要外国人有护照和签证，他们就管不了”。浦东机场边检站1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上海边检总站已就此事回复当事人，不接受电话采访。
李维认为，边检方面的回复是“冠冕堂皇的推卸责任”。说起飞机上那名自称患有精神病的白人男子，目击者吴小姐表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凶的普通人”“不像精神病，感觉像借口”。
维珍航空对此事是否知情？是否采取了相应措施？维珍航空上海办事处17日在邮件中向记者表示：“维珍航空非常重视近期在我们航班上所发生的事件，并正在彻查此事。乘客的安全和健康始终是我们最优先的考虑，我们会继续与该乘客保持畅通的沟通，确保此事能得到妥善解决。”该内容与维珍航空英国总部17日凌晨回复《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邮件完全一致。
李维称，涉事空少Nathan Smith的名字是她临下飞机前向其他英国空乘要的，对方先是表示不知该空少姓名，后在她的坚持下经几人商量后勉强告诉她名字。《环球时报》记者通过LinkedIn网站查询到名为Nathan Smith的个人主页，资料显示他供职于维珍航空澳洲地区。李维看过资料照片后表示，飞机上的空少不是此人，空乘给出的名字可能是假的。为此，《环球时报》记者又联系了维珍航空澳洲地区新闻编辑室，对方表示不知道此事，正在了解情况。
中国乘客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所有在中国运营的外国航空公司都与中方签订过遵守国际民航组织规章规定和中国法律的承诺书，此事件中的乘客可以对维珍提供的服务和涉事空少提起诉讼，或者向国家民航局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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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珍航空非常重视此次在VS250航班上所发生的事件，并向乘客承诺，我们的服务中决不会存在任何不尊重他人 的行为。作为一家对种族歧视零容忍的跨国公司，维珍航空永远将乘客的安全和舒适体验放在首位。近两周来，我们正持续地与这名乘客进行直接沟通，并正彻查此 事，以确保此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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