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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南1-2月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全国第六
红网长沙4月5日讯（记者 刘怡斌）湖南省经信委今天透露，1-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614.35亿元，同比增长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6位。长沙市、邵阳市、永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分别增长17.9%、13.2%、13.2%。
1-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212.58亿元，增长1.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10.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5个百分点，仅高于河南（亏损面为6.8%）、山东（亏损面为9.9%）。小型企业利润增长较快，实现利润121.74亿元，增长14.6%，拉动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增长7.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36个实现盈利。
来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湖南FM90.5HZ）
根据905刚刚收到的消息，经确认，这次事故发生在今天晚上8点50分左右，具体位置是G4京港澳南往北1413+800公里处，一台装有汽油的油罐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爆炸波及5台车辆，目前路政、交警、消防都已经赶到现场进行救援，这一路段双向已经进行管制
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4日在休斯敦正式公布，包括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大鲨鱼”奥尼尔、名帅汤姆·伊佐等在内的10人，入选2016年名人堂。姚明成为史上首位进入名人堂的中国人。（4月5日中国新闻网）
姚明入选名人堂，或许很多人会提出质疑，认为他职业生涯取得的数据并不华丽，场均砍下19分、9.2篮板、1.9盖帽、1.6助攻，这比一些球员要逊色，而这些球员中有些并未入选名人堂，何以姚明能成为“幸运儿”。其实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姚明对于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推广NBA所做出的贡献，完全有足够的资格入选名人堂。
自2002年被选为NBA状元秀，姚明顿时成为中国篮球迷关注的焦点，而他也用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众多球迷的掌声，一时间，谈论“姚明”“火箭队”“NBA”成为了我们的不二“话题”。随着姚明的影响力日益壮大，他的商业价值以及背后的中国市场，也得以发掘。可以说，如果没有姚明，中国篮球在青少年这个阶段的发展会减缓很多年，正是因为姚明在NBA越打越出彩，才吸引很多孩子喜爱上篮球，喜爱上NBA，这一点谁也无法否定。所以，也正因为姚明在中国的超高人气与影响力，才使得NBA在中国推广如此“顺利”。随后在中国进行商业开发，推广赛事广告，电视转播权，中国赛等等，赚得影响力与商业效益的“盆满钵满”，也不在话下。
其实，将姚明称之为NBA中国推广大使，比喻他为中国体育与NBA沟通的桥梁，评价他带动了NBA在中国的发展，这一点都不夸张。姚明自加入火箭队以来，让亚历山大成为了NBA最有钱的老板之一，让火箭队摇身一变成为联盟中的“大票房”球队，整个中国球迷的“主队”，甚至不惜“逃课”去看比赛，足见姚明的“分量”。而姚明的价值不仅是对主队有“体现”，对于客场球队同样是商业契机，很多当地华人甚至是喜爱姚明的美国中产阶级也来看姚明比赛，每个赛季都有超过半数NBA球队借火箭队的客场比赛举办“亚洲之夜”，这背后的超高关注度，引申出来的就是一系列影响力与商业效益的凸现。
往NBA层面看，因为有姚明，才使得NBA在中国，篮球迷皆知，才引得一些中国品牌慕名而来，往NBA疯狂砸钱，像安踏、青岛啤酒、蒙牛、匹克、李宁等等。一些火箭球员与中国品牌签长约，可以说都是沾了姚明的“光”，而姚明实际是连接这些交错复杂的纽带和根本。大卫·斯特恩打造商业帝国，在打了20年的“乔丹牌”之后，姚明的出现适时地帮助了斯特恩，他不用在大费周章去寻找能够继承这种影响力的球员，姚明更多地扮演了一个商业“乔丹”的角色。从姚明进入NBA到退役，究竟给NBA带去了多少经济价值与影响力的提升，这很难用数据来评估，实际姚明的附加值，也不可预估。
进入NBA的中国球员，不多，但比姚明早进入的也有之，比如王治郅、巴特尔，为何他们没有达到姚明的“高度”，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在赛场上没有姚明那样出色的表现，成为NBA国际球员的一面旗帜，没有像姚明那样更好的融入美国文化，用自己的幽默打动外国人，更没有将中国篮球推向世界，将NBA如此精彩的推向中国，且被中国球迷接受和喜爱。
不可否认，姚明是NBA培养成世界巨星的，但姚明也用自己的行动回报了NBA的“栽培”，姚明入选名人堂，实际上更像是NBA对姚明职业生涯努力拼搏，用自身附加值带动NBA影响力提升的一份褒奖。而入选名人堂，不仅对姚明而言是种激励，这对中国篮球以后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会激励更多的中国球员奋力拼搏，争取能加入NBA，占得一席之地。而一旦有这样的球员出现，NBA也会从中再次尝到“姚明”式球员的“甜头”，何乐而不为。
如今，姚明已退役，但他场外的表现同样精彩，他还在为中国篮球、NBA在中国的推广发展不遗余力。感谢姚明，感谢在最好的年华看你打球，那是一种青春激昂的享受。你的NBA生涯我们陪伴，为你呐喊，加油助威，这就够了。不说你的退役是种遗憾，亿万球迷的喝彩、名人堂，已经说明，曾经的你“梦幻脚步”迈的是多么华美。
文/吴效伟
原标题：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张正在广东普宁市沙河镇轻纺厂的工作照。图|受访者提供张正的婚事
——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文|龚龙飞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2016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位于安徽西北部蒙城县的农村在这一天异常热闹，他们有一个上千年的传统：男婴出生后，蓄一根小辫，直到6岁的“龙抬头”这一天，在众人的瞩目和祝福下，一并剪去。主人家要大宴亲朋，以庆贺这个男孩度过了容易夭折的年纪，茁壮成长，当地人叫“办事酒”。
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
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
“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
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
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
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
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
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
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
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
研究人员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姜全保判断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还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80后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的大龄剩男比重要高得多。
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
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
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
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
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
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
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
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
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
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
城乡之间，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
张正，作为何素梅唯一的亲生儿子，他的娶妻成了这个64岁母亲的最后使命。
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难的因素就变得多元起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利鸽，曾撰写过《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一书。从2008年8月开始，她在相距蒙城不过百余公里的安徽和县4个乡镇下的38个行政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1701份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娶妻困难主次上，家庭和个人经济排第一，兄弟数量第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第三，年龄第四。
从2000年开始，张正就跟着一班亲戚进了广东普宁市流沙镇的纺织厂，手头有了技术，他的月薪达到4500元左右，可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几乎没有女工。每年年底，他将一年的收入交给母亲。他独居的两层小楼，几乎全是靠他挣的钱盖起来的。张家在经济上不算困难，现在，哥哥张勇在屋后另起了三层楼，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
张正的邻居吴楷，29岁，因为早年丧父，母亲又积劳成疾，不能劳作，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尽管他有一门电焊的技术，收入也不错，但结婚也成了难题。
兄弟多结婚难的情况在桔园不少见，李小军家因为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已经28岁了，却没有一个说上媳妇，甚至没有人给他们做媒。兄弟多，意味着不能独享男方父母的劳动和家产，在彩礼上也会少一些。张家有两兄弟，这多少影响了张正的婚事。
大哥张勇比张正活络许多，能言善道，媳妇也是自己找来的。2007年，大哥张勇结婚，彩礼花了3万元。之后，张家开始给张正物色对象，女孩都厌烦张正沉默寡言，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到2010年，80后出生的男孩开始步入大龄青年阶段，也是从那时起，农村彩礼突然高涨，两三年间已经涨到了8万左右。张正那年25岁，这个年纪还没结婚让家里有些担忧。
这年，何素梅通过远房亲戚介绍，一个丧偶的女人刘霞走进了张家视野，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28岁的刘霞颇显年轻，何素梅让张正从广州赶回来相亲，刘霞竟然很快就答应了，但要6万元的彩礼。张家觉得要得多了，但为了尽快结婚，还是答应了。
张刘从见面到摆喜酒，不过两周时间。一切都来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气。
结婚当天，刘霞就不愿意与张正同房。没几天，张正要求刘霞一块返厂上班，刘霞不愿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冲突后，刘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镇。没几个月，刘霞就以怀孕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突然一天，刘霞趁何素梅夫妇不在，领着女儿，独自来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随后，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因为没有结婚证，彩礼也追不回来。2012年，何素梅听说，“她嫁了一个蚌埠人，都40岁了，在市里做买卖的。她还是想进城。”
蒙城县和周边一样，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5年前开始了新城区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区正在向桔园挺进，殡仪馆和公交枢纽也新建起来，桔园距离县城不过2公里，从外部看，连排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城区的差别也不大。可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的排泄口直对着马路边的大沟，这条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沟，村民缓解恶臭的办法，就是将相近窗门紧闭。路边数个旱厕密集陈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
城乡间的差异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轰隆隆的挖掘机正在铺设村后的那条道路，但张正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了。
何素梅觉得，“水泥路是2年前铺的，如果早点建好的话，说不定刘霞不会走。”
这么拼命地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问为什么，她靠生肖记年岁，靠节气做农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务，并把这一切规律复制到子女身上。她把这么做的原因归结为“一代传一代”。她也在这种如节气一样的循环重复中，获得自己生命的价值。
她说，“孩子就是更年轻的自己。”张正不仅在秉性与外貌上与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续的任务，并陪伴她终老，这种满足感填补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带来的恐惧。
此后，张正每年春节都被家人安排了数场相亲。离城远近，道路好坏，婆婆年纪大小都成了农村人相亲女孩必要的考察条件，相亲的花费也涨了起来。
付不起的彩礼
2012年的春节，张家认为既然张正不爱说话，就也找个不爱说话的对象。在邻镇，他谈了一个女孩，叫吴梅，聋哑人士，21岁。吴梅说自己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聋哑人，但尽管有风险，何素梅挺喜欢她的，因为她“眼睛亮，反应快”。
两人见面不久，吴梅就要求张正给她买苹果手机，后来又买了笔记本电脑，好几套名牌服装，并陆续借给她几次钱。到2013年年末，张正去提亲，却被拒绝了，她觉得张正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吴梅还了向他借的钱，结束了这段感情。
2013年，蒙城县的彩礼已经升到了15万，还有附带的车房要求，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从而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在蒙城，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则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同在安徽北部地区的砀山县，在2015年3月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现象。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做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
可就在该月的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有调查显示，在青海省西宁市周边农村，结婚彩礼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结婚费用从2012年的10万元增至2014年的25万元左右。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的剩男们处境更为艰难。
如果有恋爱对象的，他们首先想到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桔园邻村的陈瓦房村，25岁的张明辉和女友杨庆子相恋多年，未能结婚，就是因为张明辉无法拿出“万紫千红”的彩礼，并买房买车。张明辉还有一个27岁的哥哥，也未婚，张家父母更无法先答应为小儿子付出天价彩礼。直到杨庆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杨家父母只好忿忿地收了5万元彩礼，嫁了女儿，但在婚礼当天拿走3万元的全部份子钱。从此杨庆子成了不被娘家欢迎的人。
第二种办法就是借“小利贷款”。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而且手续复杂。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第三种办法就是娶外省媳妇。在熟人社会中，本地女子仍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婚娶外省媳妇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何素梅觉得，刘霞是亲戚介绍的本地人，但也是半跑半骗的，和外地媳妇也没什么差别。
2014年夏天，在张正打工的流沙镇，工友给张正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四川口音，叫胡丽（化名），23岁，浓妆艳抹的，张正觉得她显老，不止23岁。他告诉母亲后，何素梅鼓励他们交往试试，但别乱花钱。之后，胡丽隔三差五地到厂里给张正做饭洗衣，两人发生了关系，一起住了一段时间。胡丽还表示，年底想去张正家看看。
就在年底到来前，胡丽说父亲病了，还带着张正到医院挂号，但只是让张正排队，并没有进到病房。胡丽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张正，提出要借5万块钱给父亲看病，5万就算是彩礼的一部分，她一共只要8万元彩礼。
张正仍旧如实告诉了妈妈何素梅，何素梅约来亲戚商量，大家都提醒她别上当，她心里也感觉不妥，刘霞的事已经让这个家损失惨重了。张正也有些犹豫，何素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感觉就像赌博，但不赌怎么会有机会。”
张正将自己一年的工钱5万元转给了胡丽。两周后，胡丽不见了。她用一个广州的号码打电话告诉张正，父亲的病情恶化，转院到了广州，还需要3万元救命钱。她还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何素梅，并改口叫了“妈”。何素梅疑心更重了，亲戚也都提醒她不要相信。但何素梅觉得，这3万要是不转的话，之前的5万也白花了。
于是何素梅从家里又转给胡丽3万元。一周后就是新年了，何素梅非常期待这个还未谋面的儿媳妇能够早点到家。胡丽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表示为了给父亲看病，已经身无分文，需要5000元路费。何素梅已经感觉到上当了，但还是寄给了她5000元。就像要抓住渺茫的翻本期望，奋力押上最后的筹码。
之后，胡丽和那个介绍人同时消失，杳无音讯。张正报警后才得知，胡丽同时欺骗了好几个厂的大龄未婚男工人。虽然立案了，可案子到现在仍没有进展。
2016年1月初，河北邯郸市警方破获一起跨国新娘诈骗案，那是在2014年11月轰动一时的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入狱，新娘飞走了，28个光棍被打回了原形。
根据刘利鸽教授统计，1998至2007年间，安徽和县共有22102名女性因婚姻迁入和县，占因婚姻迁入外来人口总数的70%。她们主要来自云贵川等西部省份。而在对38个村庄共计102个村干部的调查中，有90%的村干部表示，自己所在村里有西部省份媳妇的情况，其中40%的村干部表示有外省媳妇逃婚或者骗婚的情况。
3月10日的这场相亲，何素梅已经提前刨根问底，说对方也是老实人。但张正不是很满意，觉得女方长得太“黑”了，孩子还有慢性病。但对方还是开口要了8万元的彩礼。
张正算了一下，父亲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8万的话，还需要借6万元的“小利贷款”。何素梅在一家早点铺子帮工，每天凌晨3点起干到下午3点，一天能挣60元，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张正有些犹豫。
3月14日，消息来了，相亲的女子已经谈妥另外的对象，准备嫁给县城的一个残疾人，35岁，但有一处店面，男方彩礼能给10万元。
3月16日，流沙镇的老板打电话来，问张正还回不回去上班，现在不景气，很多厂要裁人了，因为他有技术，可以留下来。
姐姐张敏在昆山的电子厂务工，何素梅说，“那里面女工多，听说很多人很容易就带老婆回家了。”她让张敏打点好了关系，让张正尽快过去面试务工。张正只能做普工，每月工钱不到3000元，还不管吃住。但何素梅觉得他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物色对象。
何素梅说，明年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再催这些亲戚帮她儿子物色人了。她叹息道，“社会变得太快了，那么多亲戚，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最终，张正买了17日回流沙镇的汽车票。这是他第一次不听从家里安排，他说，“没钱更没机会了。
来源：人民日报政文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网剧内容审查标准和机制成为不少代表、委员热议的内容。就在两会召开前不久，热播网剧《上瘾》被主管部门要求全网下架，此前，网剧《太子妃升职记》《盗墓笔记》《心理罪》《探灵档案》等网剧也经历了同样遭遇。有人唏嘘政府的管理不利于产业发展，也有人呼吁对近年来屡屡踩线、打擦边球的网剧应该加强内容审查，做到与电视剧“线上线下标准统一”。网剧和电视剧的内容审查标准与机制，到底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网剧“故意打擦边球”现象严重
日前举行的全国电视剧行业年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建辉表示，网剧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制作粗糙、精品比较少、跟风严重、部分题材把关能力明显不足，造成恶劣影响，“故意打擦边球”现象严重，有意冲击底线。有些剧的导向明显背离主流价值观，低俗化倾向突出，创作者主观意识媚俗。他提出要加强对网剧的管理，虽然具体细则尚未出台，但他提到的“线上线下标准统一，电视不能播什么，网络也不行”，一时间使网络剧的审查尺度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行业内外的争议不绝于耳，即使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也可以听到代表、委员们关于网剧内容审查的意见和建议。有人认为网络剧的审查标准过低，已经成为思想艺术领域的管理漏洞，因此，包括《芈月传》导演郑晓龙在内的一些专业人士都呼吁“网剧、电视剧应审查一致”；也有人认为网剧与电视剧的制作、播映机制及受众结构均有显著区别，如果严格按照电视剧标准审查网剧，将会遏制产业的发展。
2011年以来，用“井喷”来形容网剧在国内从无到有、再到繁荣的过程并不为过。据罗建辉介绍，我国2013年生产网剧200部800集，2015年则达到805部12000集，现象级作品增加，产业链在延伸和融合发展，付费比例明显提升，占比达受众的17%，年轻一代的观看习惯正在改变，专业制作机构和人才都在往该领域流动，热门IP成为网剧富矿，而且围绕一个IP可以不断开发盈利，广告投入增速达50%以上。“这种高增长是我们以往影视行业不可能出现的，特别是手机端未来的发展将更加迅猛，这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罗建辉说。
专门从事网剧数据监测的机构骨朵传媒，将网剧按照体量及播放量分为A级、B级和C级：A级点播量1亿以上，B级1000万到1亿之间，C级1000万以下。“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A级剧一共有29部，总的点击量在93亿左右。2015年，A级剧达到了51部，总的点击量在229亿左右，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2015年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级别现象，就是包括《暗黑者2》《执念师》《花千骨》等9部网剧的点击量超过10亿，这些所谓的A+剧有很大的投资、高水平的制作，还有大咖加盟，并且在市场上的影响力非常大。”骨朵传媒首席执行官王蓓蓓说。
哪里有市场利益，哪里就有资本的追逐。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一些内容低俗的网剧也随之进入市场。2014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针对微电影、网络剧等网络视听节目在节目内容、制作资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严格把控。其间，搜狐自制剧《屌丝男士》《整垮前男友》，微电影、微剧《绿茶妹》《上位》等都曾遭下架。但内容审查管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踩着底线打擦边球和追求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之间，管理和创作的掣肘到底在哪里？
电视剧和网剧内容审查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过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主管电视剧的内容审查，如今，电视剧不仅要在电视台播出，还要在网络平台播出，电视剧管理司是否具有相应审查管理权限？过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负责对在网络平台上播出的视听节目的管理，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也履行相应管理职责，如今，台网互动渐成趋势，优质网剧也得以在电视台播出，网剧在电视台的审查又如何完成？
同样的内容，在传统播出平台不可以播出，在新媒体渠道则可以广为传播，这样的错位一定不是一个国家视听节目管理的初衷和出发点，更不可能是内容管理的理想状态。新的形势下，政府部门之间能否实现交叉管理？不同平台的管理机制能否理顺并获得公平？不得不承认，现行管理机制面前，许多问题都有待解答。电视剧和网剧内容审查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的《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我国电视剧的内容审查实行“专审”制，即国产剧、合拍剧、引进剧均实行内容审查和发行许可制度，电视剧只有事先通过内容审查并获得发行许可证，才可以在电视台播出。电视剧审查的责任主体是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设立的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和电视剧复审委员会，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设立的电视剧审查机构，与此同时，承担内容审查职责的人员还须是“有较高学术水平、良好职业道德的专家”。
与电视剧内容审查相比，网剧内容审查的行政色彩明显要弱得多，尺度也较为宽松：相关要求规定，网络剧的内容审查属于“自审自查”，从事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播出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具有满足审核需求的经国家或省级网络视听节目行业协会培训合格的审核人员”“应组织3名以上审核员进行内容审核，审核一致通过后由本单位内容管理负责人复核、签发”。而业内人士指出，自审机制很容易使网站在商业利益面前有意或无意地放宽审查尺度，从而使网剧屡屡踩线或打擦边球，观众对网剧和电视剧在内容上的差异化感知就油然而生。
“实际上，网剧和电视剧在内容审查的标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同一个体制下，电视台不能播的网络上本来也不能播，这应该是一种行业自觉，只是因为机制不一样，电视剧审查具有更多行政强制色彩，网剧审查更多依靠网站自律，就给了一些网站钻空子的机会。”优酷土豆自制剧中心总监袁玉梅曾经在传统影视行业工作8年，在她看来，对网剧内容审查标准和尺度的把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些网剧之所以“踩雷”，除了利益驱使下的侥幸心理，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从业者经验不足，对审查标准不够敏感。仔细分析近期遭遇下架危机的几部网剧，《太子妃》涉及道德风化，《无心法师》《探灵档案》涉及封建迷信，《心理罪》《暗黑者》涉及凶杀暴力，《盗墓笔记》涉及违法犯罪，无不是传统影视剧的“雷区”。
产业发展不能靠踩线
网剧内容审查权是否将交由政府？其行政化色彩和强制性是否会加强？对于新的管理细则，业界揣测不一，但总体仍保持乐观态度。
袁玉梅表示，在网剧市场尚不成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网剧会因为各种踩线和擦边球吸引眼球、占得先机，但随着市场逐渐成熟，尤其是趋于饱和的时候，哗众取宠的伎俩和踩线试水的侥幸心理就不再有用，真正能赢得观众和市场的只有节目自身的实力。“所以我觉得网站不应当去利用审查机制上那点尚可游离的尺度和监管漏洞，去做那些在市场上苟且盈利的内容和题材，而是应该努力去关注任何平台、任何时候都适用，更适合现在的年轻人、适合互联网受众的内容和题材，这才是真正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关键。”
原标题：李振奇担任市监察局局长
北京晨报讯（记者 邹乐）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昨天任命李振奇为北京市监察局局长，免去王海平市监察局局长职务。
李振奇曾任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刑庭庭长、副院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刑二庭庭长，中共北京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副局级），北京市纪委常委、秘书长，北京市预防腐败局局长。现任中共北京市纪委副书记。
昨天，副市长程红在介绍李振奇的情况时表示，李振奇事业心强，责任心强，严格依法办案，注意廉洁自律。据了解，李振奇分管案件查办工作期间，严肃查处了一批严重违纪违法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针对“小官贪腐”等社会影响恶劣的问题，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同时推动规范涉案款物管理，对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暂扣未处置的涉案款物进行了专项清理，逐一登记入库，及时妥善保管和处置涉案款物。他还编辑了违纪违法干部悔过书，印发全市局级领导。
湖南日报4月5日讯（记者 李国斌）“名家自有出处，草根也有来由。”周姓为全国第9大姓，人口达2500多万，其中湖南周姓总人口占全国的10%，为周姓第一大省。3月30日，周氏家谱及名人图书、信札展在湖南图书馆古籍鉴赏室开展。
湖南图书馆现藏全省300多个姓氏的5648部家谱，其中周氏家谱有174部。该馆研究人员对这些家谱梳理研究后，找到了219支湖南周氏。研究发现，从江西迁来的有153支，占总数的73%；于明代迁湘的有121支，占总数的60%以上。
湖南图书馆所收藏的周氏家谱中，名人家谱不少。如宋代的周仪、周湛、周钦，益阳“三周”周谷城、周扬、周立波，湘潭的周小舟，平江的周令钊等。本次展览介绍了湖南周氏的概况、分布、由来、堂号等，并将馆藏的周氏家谱以及“湖南氏族概况调查表”的周氏部分包括始迁祖、迁徙时间、迁徙原因、迁出地、迁入地、家谱纂修概况、人口数等情况进行简要条列，还展出了部分周氏名人的信札、图书。展览时间至7月30日，免费向市民开放。
新华社合肥4月4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陈诺 陈尚营）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历经3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当地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收藏爱好者的新型网络电信诈骗团伙，82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该团伙在一年多时间里共计骗取收藏爱好者近1000万元。
委托文物鉴定，藏品“升值”百倍？
2015年12月9日，一名来自河北省迁安市的中年男子来到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责任区刑警二队报警称，他被安徽万合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简称：万合公司）骗去了3万多元。
经民警仔细询问了解到，2015年6月份，该男子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件瓷器的图片发布在网络上，欲进行出售。不久，他便接到万合公司业务员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从图片上看，他的收藏品极具收藏价值，但为了进一步确认，建议他携带实物来他们公司，公司代为找鉴定专家对其进行鉴定，而且鉴定是免费的。
听完业务员的一番强烈推荐，该男子携带收藏品来到了万合公司。一到万合公司，男子被公司的架势镇住了：公司地处本市繁华路段的高档写字楼里，公司装潢豪华，一进公司大厅，墙面上悬挂着公司“老总”与名人、专家、知名主持人的合影；再加上一旁业务员对公司业绩的介绍，男子对万合公司的实力深信不疑。
为了显示万合公司的“规范性”，公司还主动要求与该男子签订了一份合同。该男子拿着万合公司开据的物品收据凭证，便回家等候消息。三两天后，男子收到万合公司的回复称，他的收藏品经业内多位专家鉴定为“宋代文物”，市场保守价位在300万元左右，他们公司会委托香港一家拍卖公司对物品进行拍卖，但按照双方当初签订的合同，男子需向万合公司缴纳36700元的手续费。男子一听便迅速将手续费汇给万合公司。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男子仍没收到万合公司的任何音讯。电话询问，公司答复他说，由于他的物品属于宋代文物，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是不允许在境外进行拍卖的，公司正积极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办理出关手续。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男子仍没有收到回音。一次次电话咨询公司，公司便用种种借口拖延，男子这才发现被骗，选择报警。
警方乔装大学毕业生应聘，打掉诈骗组织
民警仔细查看了双方签订的合同，所有手续看似合法合规。但民警没有草率处理此事，而是着便衣来到万合公司，发现公司大门紧闭。为防止打草惊蛇，民警当天没有正面接触公司员工，而是悄悄展开调查。民警在网上进一步搜索发现，网上曾有网民发帖称被万合公司骗过。通过将这几起案件分析串并发现，该手段与江浙沪等地区发生的网络诈骗案件手法极为相似。
民警随后又联系河北省迁安市的那名男子，令民警感到蹊跷的是，该男子称，万合公司听说他报了警，现已退还了物品。当民警再深入询问时，对方怎么也不愿多说一句。
2016年2月12日，当地警方成立专案组，在对万合公司秘密调查的同时，安排两名侦查员乔装成大学毕业生，通过应聘进入该公司进行卧底调查。
历经一个月的缜密侦查，专案组了解到了张某超、徐某春等人组建的万和公司表面上冠以“香港”“海外”“文化交流”等字眼，暗地里却专门针对收藏爱好者以拍卖藏品为名，收取手续费进行网络电信诈骗。专案组还掌握，在合肥另一地成立于2015年11月11日的安徽拓远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也是由张某超、徐某春等人组建。
2016年2月15日9时许，专案组兵分四路，分别在张某超和徐某春租房处将二人擒获，同时在万合公司和安徽拓远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将80名公司主管、部门经理、业务骨干等人一一控制。
经审讯，据张某超和徐某春等人交代，张某超（男，43岁，安徽省太和县人）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几年前，他在打工地接触到此类诈骗，便先后在江浙沪学习“技艺”，2014年6月，他纠结一帮老乡、同学、朋友来到合肥，成立安徽万合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也想效仿“师傅”的技艺，从事诈骗活动。
诈骗“玩套路”：自导自演拍卖会，花钱做竞价排名
警方调查发现，张某超和徐某春等人开设的公司地点，往往选择在繁华路段的高档写字楼里且公司装潢考究，并将名人、专家、知名主持人与他们的合影悬挂在公司的显目位置。该公司每年还在知名酒店，邀请一些知名专家，自导自演一至两次收藏品拍卖会，竞拍者全是公司的员工。
万合公司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设有专职的业务员、评估师、总监等，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有的专门在网络上收集收藏者发布藏品的图片信息，有的负责与收藏人电话联系，公司还对他们进行专门培训。公司规定业务员与受害人一对一服务，客户之间也不允许交流。他们公司写字楼电梯及公司大门设置门禁，主要出入口、过道都装有监控，外人无法轻易进入。
为规避风险，万合公司选择的受害人均为外地人，而且是不懂得海外拍卖的手续流程的；与受害人签定合同，藏品交由公司保管，收到手续费后，万合公司会伪造出关证明。当受害人发现上当之后，公司会以受害人合同违约为由拒绝退还手续费，若受害人执意报警，公司则会退还受害人缴纳的手续费，并要求受害人不得报警，收回受害人手中保留的合同、凭证等资料。
为躲避打击，万合公司专门花钱请人在网上做竞价排名的虚假宣传，使其做到，只要网民在网上搜索“拍卖、藏品、文物、万合”等关键字时，万合公司的信息就会在网页的顶端。同时还专门将涉及公司的受害人负面网络发帖进行删除。
目前，张某超和徐某春等41名骨干成员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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