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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1 04:19:31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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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清明节的前一天(4月3日)上午,桂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唐天生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8楼坠落,当场死亡。桂林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此事正在进一步查明处理中。

  该院住院部护士向媒体证实,唐天生是4月2日下午四点多入住神经内科。3日早晨七点多钟,唐天生吃完一个面包后独自离开了病房,期间并未发生他有任何异常。据同一病房病友反映,唐天生住院后陆续有人来探望。

唐天生的住院卡唐天生的住院卡

  唐天生,1962年生,行伍出身,历任昆明部队战士、班长,管理员;广西桂林市汽车运输公司司机、党委组织干事。1986年开始在桂林市政府任职,从秘书一直升至越秀区区长。从2005年至2009年,唐天生担任阳朔县代县长、县长,2009年转往龙胜县任县委书记。2014年10月被任命为桂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唐天生唐天生

  坠楼的官员不少,每个人背后都有一箩筐故事,唐天生绝对算是故事多的一位。

  “县长谋杀县委书记案”

  一直关注时政新闻的圈友或许还有印象,广西著名的旅游胜地阳朔县,2011上半年曾经曝出一件非常轰动的“谋杀县委书记案”。四名无辜群众被指“谋杀”和“敲诈勒索”阳朔县委书记谭峰遭警方拘留,但93天后检方承认错捕,他们被无罪释放。此时恰逢县委换届刚结束,受害者认为,这是县委书记为了在换届考察期间顺利通过考察而制造的一起“假案”。

被关押的群众之一阳筱忠被关押的群众之一阳筱忠
被关押的群众之一徐秋华收到的撤销案件决定书被关押的群众之一徐秋华收到的撤销案件决定书

  《中国青年报》的长篇报道称,这一事件发生在谭峰拟提拔公示之前。当年4月7日,自治区党委赴桂林市干部考察组对领导干部考察人选进行公示,阳朔县委书记谭峰是拟提拔担任副厅级干部人选之一。四名群众被扣留发生在2月至5月。

  该案看似与唐天生无关,可两人在阳朔“搭班子”期间的积怨早有传言。虽然“谋杀县委书记”案发时唐天生已经转往龙胜县任职,但根据公开资料,被羁押的群众徐秋华、阳筱忠透露,在杀人假案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办案人员根据谭峰的指示,一定要他们供出,他们杀人的背后主谋是唐天生。

  另一个谭峰和唐天生交恶的证据是,谭峰在2009年和2011年两次公示期间,“一尺水项目”事件都闹得沸沸扬扬。2009年,“一尺水”公司起诉阳朔方面的行政案件上诉到广西自治区高院,法院要求已经调任龙胜县委书记的唐天生和仍在阳朔任县委书记的谭峰等出庭作证,唐天生在法庭上做出了非常不利于谭峰的证词。

  县长谋杀县委书记,然后被证实是“假案”。剧情扑朔迷离,政治圈(微信ID:wepolitics)在此不再赘述,有兴趣的圈友可以自行检索。当时不少媒体都公开报道过此案。

令人唏嘘的是,当年书记县长“龙虎斗”的双方,书记谭峰卸任后去向无从查询。县长唐天生已经坠楼身亡。  令人唏嘘的是,当年书记县长“龙虎斗”的双方,书记谭峰卸任后去向无从查询。县长唐天生已经坠楼身亡。

  公款吃喝呵斥记者被免职

  “谋杀县委书记案”逐渐平息后,唐天生也没“消停”下来。2013年7月29日,时任龙胜县县委书记的唐天生,安排该县领导与新到任的县公安局长聚餐,结果与到场的一家网络媒体记者发生冲突。据报道,唐天生现场还对记者大声呵斥“你尽管报!”

被广西纪委通报的2013年7月29日聚餐现场被广西纪委通报的2013年7月29日聚餐现场

  尽管龙胜县对外解释称此次吃饭不是公款,除公安人员外,全部由参加用餐的个人支付。但当年8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通报龙胜各族自治县领导干部公款吃喝违规问题,这次聚餐被点名通报。

  通报称,经查,2013年7月29日,广西龙胜一部门新任领导报到,县委书记唐天生与其他县领导商定安排工作聚餐。当晚,龙胜各族自治县在家的四家班子领导、相关部门领导等36人参加在华美国际大酒店的聚餐,共4桌,总计消费3626元。

  通报认为,龙胜各族自治县领导干部公款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自治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规定的实施意见》的精神,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唐天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并责成参加公款聚餐人员个人承担餐费。

  低调复出引发轩然大波

  从2013年8月被免职到2014年10月,唐天生的简历出现了一年多的空白。2014年10月24日,唐天生在桂林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获任桂林食药监局局长。

  唐天生的“复出”又是轩然大波,引发关于官员复出的讨论。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员受到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唐天生从龙胜县委书记到桂林食药监局局长,应该属于平级调动,而且“复出”时已满一年。不过,细心的媒体发现,其实早在2014年3月3日,唐天生就已经作为“局党组书记”出席一些活动,当时距他被免职仅有半年。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查询,桂林食药监局官网上,唐天生的职务是该局党组书记、局长,桂林食品安全办主任,主持该局全面工作。唐天生任职后行事较为低调,该局官网上有关他的消息并不多。在该局“工作动态”一栏中,唐天生最后一次出现的场合是3月18日桂林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上,会上唐天生代表食安委总结了2015年食品安全工作,部署了2016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

  资料 | 《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中新社等

  来源:政知圈

  原标题:“新型毒品”挑战传统禁毒模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中国青年报》(2016年03月20日04版)

  “新精神活性物质”就是具有受管制毒品效果,但却往往不受监管的精神活性物质或产品。其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滥用问题,在国内外已不鲜见。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 “新精神活性物质”和当前禁毒形势等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教授。

  “新精神活性物质”:被卖家披上“无害”的外衣

  “所谓新型毒品算是媒体概念。”李文君说,主要是指鸦片、吗啡、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之外的其他毒品。实际上,一些“新型毒品”并不“年轻”,比如在二次大战时,日本、德国等国就给士兵服用冰毒等苯丙胺类药品以提高战斗力。只不过,相比于鸦片、大麻等天然植物毒品,这些人工合成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进入中国毒品市场时间并不算太长。

  有关部门预测,“新精神活性物质”将成为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强力冲击第一代毒品(传统毒品)和第二代毒品(合成毒品),使毒品问题呈现“传统毒品留尾、合成毒品血雨腥风、三代毒品(问题)交织”的复杂背景。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2015世界毒品问题(World Drug Report)报告显示,全球共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九大类共541种。其中,具有兴奋和致幻作用的物质数量最多,其滥用也最为严重。

  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一些致幻剂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不一定算是毒品,但是其效果是物质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引发兴奋、致幻等效果,大剂量服用与毒品无异。

  目前,部分“新精神活性物质”已被陆续纳入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予以管制,如卡西酮、甲卡西酮、氯胺酮和2C-B 等。但是,很多合成毒品,只要稍加改变,就能变成新的致幻剂或者“新精神活性物质”。理论上,这种变化可以无穷多。

  李文君表示,“新精神活性物质”可以不断变形,一些不法分子在出售该类物质时,往往声称其“安全”“合法”,甚至他们还将其冠以“特制药物”“草本兴奋剂”等称谓,以吸引年轻人吸食。

  法律尴尬:为什么“新精神活性物质”不能简单定义成毒品

  “他们研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化学专业出身的李文君感叹,只要在合成毒品的基础上,对化学结构稍作改变,就能成为“新精神活性物质”。因此,出现销售所谓的致幻剂的行为,很难进行法律监管。

  李文君认为,因为法律无法预测哪些物质具有滥用潜力,所以毒品目录很难同步更新。

  “有人就利用这一特点,在网络上订制毒品,接到订单后才开始制作,种类通常有很多,每种可能就做几单。”李文君说。制贩毒人员正是利用这一漏洞,一方面逃避法律监管,另一方面还改变毒品种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市场网络就这样潜滋暗长。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2014年新发现的毒品有193种。在李文君看来,目前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只是冰山一角,政府公布了毒品名录,制贩毒人员会转而研发新的产品,禁毒面临“摁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状态。因此,“新精神活性物质”所带来的危害,让各国都感到非常棘手。

  面对毒品“变种”,各国都在探索阻断模式

  在李文君看来,很多国家之前的禁毒经验,在新形势下有可能失效。比如,中国管控传统毒品境外流入渠道的经验,就难以运用到新型毒品管制上。新型毒品的制作在实验室就能完成,这给执法机关如何管控毒品,出了新难题。

  各国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方法采用与传统毒品不同的思路:第一是临时管制,措施等同于管制毒品;第二是“骨架管理”,就是将含有特定化学骨架结构的一类物质全部纳入管理范畴;第三是类似物管制,就是将现有的管制毒品化学结构类似且对人体作用类似或强于管制毒品的物质纳入管制范畴。该方法已在美国使用,但没有对“类似物”标准做出具体解释,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困难。

  2015年10月,我国实施《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一次性就增加了对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我国既把联合国已管制或已在国内形成现实滥用危害的品种纳入列管范围,也把我国生产、无滥用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造成滥用危害作为列管的标准之一。

  该《办法》提出:“专家委员会启动对拟列管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风险评估和列管论证工作后,应当在3个月内完成。”

  “我觉得3个月的周期有些长了,毕竟‘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速度太快了。”李文君建议缩短监测周期,及时发现新的情况,一旦核实就立即列入名录。

  我国的禁毒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李文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5年6月,全国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到322.9万人,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有188.7万人,占58.4%。

  让毒品问题专家的李文君更担忧的是,很多青少年缺乏必要的识别毒品的能力,他们对海洛因、K粉、摇头丸、大麻和吗啡应该比较了解,对其他毒品的了解不多。

  “在吸食合成毒品的青少年中,第一次吸毒时听说不会上瘾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李文君对此有些痛心。

  我国目前还缺乏对青少年的毒品预防教育,相对于文化知识,这一部分几乎成为教育空白。“对公众的毒品教育我们落后了,以前我们会说,陌生人的东西不能随便吃,这样的教育有些无力。”她说,“北京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很大,娱乐场所现在都很‘干净’,很多涉毒名人都是在家中被抓获,说明禁毒工作面临的新变化。”

  她认为,现在毒品形态和吸食方式千变万化,在禁毒宣传中,一定要让大众理解,不能太晦涩,更不能讲大道理。不妨瞄准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宣传,特别是对青少年,让他们从小就具备识毒、拒毒的基本素养。

  “在具体禁毒工作中,重打击轻防范的做法比较普遍。”她说,预防需要长期投入。

  我国《禁毒法》规定,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最长还可以延长一年。

  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的“新型毒品”吸食者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宁愿主动承认自己贩毒行为,也不愿意作为吸食毒品者被强制隔离戒毒。原因就在于,如果作为贩毒者,其判刑时间可能短于强制戒毒时间。

  “我们在禁毒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力度。”李文君说,“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各部门通力合作不是一句空话。”

 

  2016-04-04

  4月1日,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重要讲话。新华社发

  习近平主席访问捷克并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是今年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行动。

  此访,跨越两大洲,纵横数万里,日程紧凑,成果丰硕,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拓展与中东欧国家互利共赢,推进全球核安全有效治理。这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重大举措。

  习主席访捷,是中捷建交以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捷克,也是习主席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中东欧国家。习主席用“春发夏长”形容当下的中捷关系,表明两国传统友谊有了长足发展,也表明中东欧乃至中欧的务实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两国签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确认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两国就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捷克发展战略对接、国际产能合作同捷克优势产业对接、“16+1合作”同中捷双边合作对接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共签署10项政府间文件和15项企业间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基础设施、机械、汽车、航空、金融、核能、科技、人文地方、医药卫生、产业园区合作等多个领域。

  两国扩大各领域人文交往,实施民心相通工程,将旅游合作打造成中捷交流合作的“名片”,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使中捷友好事业薪火相传。

  外国媒体高度评价习主席对捷克的历史性访问,认为这是中国将务实合作的大棋局向中东欧拓展的战略举措,是中国综合实力的真实展现,其影响力将在不久的将来显现出来。

  毫无疑问,中国对核安全的主张举世瞩目,习主席出席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理所当然地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当前,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演变,安全领域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远未消除,核恐怖主义仍然是对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在此背景下,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对于核能事业健康发展、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完善世界秩序重要而紧迫。

  此次峰会,习主席提出的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的“四项主张”得到与会各国普遍认同。面对日益严峻的核安全形势,国际社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提出的“强化政治投入、强化国家责任、强化国际合作、强化核安全文化”,着眼主要矛盾和问题,兼顾长远需求和当务之急,具战略性、可行性,理当成为会议的重要引领。

  与此同时,习主席还就促进核安全国际合作提出五项倡议。这些倡议立足中国自身能力和需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推动各国共同受益,展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展示了中国开放、自信、负责的国际形象。

  中国在核安全领域的出色表现,使中国赢得声誉,显示出强大感召力,峰会通过会议公报纳入了中国“核安全观”和构建国际核安全体系等重大原则主张,这成为此次峰会一个亮点。

  今年,是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的新兴大国,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的发展走向也必然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新春伊始,习主席访问捷克并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展示了中国外交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和2016的精彩篇章。人们通过习主席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看到中国推动互利合作、和平友好的真诚愿望,看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面对挑战、推动全球治理的坚定决心。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国平)

红网汉寿站4月3日讯(分站记者 黄婷)4月2日上午,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智来湖南汉寿投资考察。县委书记罗先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昶,县领导袁佑清、王明东、李功文、李碧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或参加座谈会。
  
  香港铜锣湾集团是一家专业从事大型零售百货和商业地产投资的大型集团公司,商业网点遍布全国22个省的54个城市。近年来,该集团又进军旅游地产及文化地产。此次来汉寿县拟投资20亿,开发大型城市综合体或商业步行街。
  
  座谈会上,罗先东详细介绍了汉寿投资环境、投资机遇、投资展望,系统全面的介绍了未来汉寿规划发展蓝图,欢迎铜锣湾集团来汉寿投资。他表示,汉寿县将积极为香港铜锣湾集团在汉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实现企业与政府合作双赢。
  
  陈智初步达成了对汉寿投资的意向,表示下一步将针对该具体项目派专家组进行项目分析、项目评估、项目运营。陈智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找到商业创新契合点,携手共同发展。

  《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获悉,与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同属于财税改革三大重点任务之一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正在推进。目前,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正在征求意见。根据过渡方案的征求意见稿,营改增之后,增值税收入或由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专家表示,过渡方案有利于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未来不排除在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后,再进一步调整收入划分。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15年1至12月,国内增值税31109亿元,营业税19313亿元。长期以来,增值税和营业税位列我国前两大税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从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改增。这意味着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将稳居第一大税,收入规模将遥遥领先。业内人士认为,增值税收入划分是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最关键的部分,为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记者从多位地方财政系统人士处获悉,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已经向地方征求过意见,下一步在中央层面征求完意见、进行调整后,有望向社会公开。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收入划分会充分考虑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

  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张勤和此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财政部先后多次征求过地方意见。

  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重点任务之一,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其前提是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同时,要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机衔接。对消费税、增值税分享的范围和比例,中央征求地方意见后,将根据营改增改革进展情况择机推开。

  一位山东省财政厅人士告诉记者:“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已经向地方征求过几次意见,到中央层面是否会有变化不得而知。”该人士表示,收入的划分一定要调动两个积极性,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都考虑进来。

  一些省份财政厅人士对记者表示,赞成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中提出的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分成。一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人士称:“我们认为在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应该尽快出台这个过渡性的改革方案,理顺中央和地方利益划分。”一位黑龙江省财政厅人士表示,赞成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五五分成的方案,不过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上还要斟酌。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省份间对于收入划分比例存在不同看法。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由于税源充足,更希望提高地方收入划分比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有赖于中央转移支付,希望中央在收入划分中占比更高,从而确保中央有更多资金用于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

  “中央的收入要保证,有可能的话再多给地方划分些就更好了。”上述山东省财政厅人士表示。

  张勤和则表示:“甘肃省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自给率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70%以上的部分依靠中央补助。希望通过这次收入划分,稳步提高中央收入占全国比重,进一步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与央地收入划分改革相伴,地方税体系应尽快建立。上述黑龙江财政厅人士称:“这个征求意见稿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方案。我们认为应该加快建立地方税体系,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把地方收入体系建立起来。地方有了一定的调控权,更有利于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征求意见稿的整体逻辑是平稳过渡。在目前中央和地方事权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原有的财力结构要基本保持,五五分成的比例应该是经过测算、确保和过去基本持平或略有调整。杨志勇表示,这个征求意见稿毕竟是过渡方案,未来还有可能根据动态进行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随着未来中央和地方事权的重新划分,不排除收入也会进一步重新划分。

  

  “中国总理李克强每次在国际舞台上的演讲,都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希望和信心。”

  3月24日上午9点半,博鳌亚洲论坛 201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主旨演讲,成为年会的最大亮点。参加开幕式的2000多名全球政商学界精英,对于李克强总理对中国、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形势分析与趋势判断,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认可。

  开幕式现场的多位国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总理勇于面对的领袖气质和科学应对的领导智慧,对于全球工商界人士是极大鼓舞,特别是在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扑朔迷离、动荡加剧的情形下,李克强总理的演讲内容,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希望,给工商界人士带来信心。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曾多次参加李克强总理出席并演讲的国际性会议。演讲中,李克强总理很少使用“艰难”“困难”等悲观用词来表达他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看法,更没有沉重的语气或表情。每一次演讲,李克强总理都目光坚定、充满激情,向外界介绍中国经济的一揽子应对方案和政策储备。“他的这种积极乐观的姿态和勇于担当的作风,对于当前提振世界经济信心和应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都是一种必需品。”某跨国公司CEO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

  在这次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总理的演讲依然没有让参会者失望,大量“干货”释放出总理对于中国经济未来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十足把握,对于未来亚洲和世界经济合作共赢的期待和举措。

  总理演讲中最受外界关注的7个热点话题:

  “亚洲发展不应为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所干扰”

  亚洲实现快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保持总体和平稳定。战后亚洲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我们,不管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我们都应该坚持睦邻友好,不为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所干扰。对话合作才是“金钥匙”。

  “中方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希望世界各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采取更多的增长友好型政策,避免政策调整产生外溢效益。中方积极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愿与各方合作完善亚洲金融市场建设,共同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地区金融动荡。

  “年内力争完成RCEP谈判”

  亚洲的振兴,不能有人掉队。中国愿结合地区国家的实际需求,在基础设施、工业设备等领域开展产能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亚洲参与成员最多、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安排,我们应当力争在2016年完成谈判。

  “中方倡导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开放包容是亚洲文化的根脉。中方倡导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欢迎各国和地区组织积极参与。越是在地区发展困难的时刻,各国越需要在友好传统中汲取经验,从共同追求中凝聚智慧,让亚洲共识发扬光大。

  “中国经济怎么看”

  中国经济处在结构调整优化和转型过程中,各方看法有差异是难免的。看中国经济,一要看整体,二要看走势,三要看长远。我们不回避困难,这本身表明我们有信心。我们也有手段。总的看,中国经济希望大于困难。

  “今年要择机推出‘深港通’”

  今年要择机推出“深港通”。开放也是改革。我们将着力推动对外开放,包括有序扩大服务业、金融等领域开放,把中国进一步打造成营商环境更优的外商投资最佳目的地。

  “中国经济怎么干”

  我昨晚乘动车组来博鳌,动车组不仅有车头牵引,各车厢也有动力。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动力:首先来自改革开放,第二来自调整结构,第三来自改善民生。激发新活力,赢得新未来,不是等来的,是干来的。(记者 肖翊)

  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 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副总裁林毅夫22日表示,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可维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相信不是2020年就是2021年,再慢是2022年,中国一定会变成高收入国家。

  据台湾“中央社”网站3月22日报道,博鰲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22日至25日在海南省博鳌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银前副总裁林毅夫代表研究团队在论坛中首次发表“包容性结构转型指数”。

  他说,中国很可能到2020年前后,变成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变成高收入经济体。

  林毅夫表示,中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是达到6.5%以上。

  林毅夫认为上述目标可以实现,因为中国现在的产业在中低端,可以投资到中高端产业升级,每年制造业的进口还要到1300亿美元,投资机会非常多。而且大陆基础设施进行完善、环境、城镇化都需要很多投资。但已开发国家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

  他说,如果能达成目标,到2020年,中国可以达到人民币90万亿元产值,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人均GDP达1.1万美元。

  他说,如果中国维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已开发国家进入疲软成长,代表中国劳动生产率增加的速度比已开发国家高出4到5个百分点。届时人民币的趋势是升值。如果加上升值,到2020年人均GDP很可能就会达到1.2615万美元,也就是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来源:人民日报政文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网剧内容审查标准和机制成为不少代表、委员热议的内容。就在两会召开前不久,热播网剧《上瘾》被主管部门要求全网下架,此前,网剧《太子妃升职记》《盗墓笔记》《心理罪》《探灵档案》等网剧也经历了同样遭遇。有人唏嘘政府的管理不利于产业发展,也有人呼吁对近年来屡屡踩线、打擦边球的网剧应该加强内容审查,做到与电视剧“线上线下标准统一”。网剧和电视剧的内容审查标准与机制,到底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网剧“故意打擦边球”现象严重

  日前举行的全国电视剧行业年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建辉表示,网剧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制作粗糙、精品比较少、跟风严重、部分题材把关能力明显不足,造成恶劣影响,“故意打擦边球”现象严重,有意冲击底线。有些剧的导向明显背离主流价值观,低俗化倾向突出,创作者主观意识媚俗。他提出要加强对网剧的管理,虽然具体细则尚未出台,但他提到的“线上线下标准统一,电视不能播什么,网络也不行”,一时间使网络剧的审查尺度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行业内外的争议不绝于耳,即使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也可以听到代表、委员们关于网剧内容审查的意见和建议。有人认为网络剧的审查标准过低,已经成为思想艺术领域的管理漏洞,因此,包括《芈月传》导演郑晓龙在内的一些专业人士都呼吁“网剧、电视剧应审查一致”;也有人认为网剧与电视剧的制作、播映机制及受众结构均有显著区别,如果严格按照电视剧标准审查网剧,将会遏制产业的发展。

  2011年以来,用“井喷”来形容网剧在国内从无到有、再到繁荣的过程并不为过。据罗建辉介绍,我国2013年生产网剧200部800集,2015年则达到805部12000集,现象级作品增加,产业链在延伸和融合发展,付费比例明显提升,占比达受众的17%,年轻一代的观看习惯正在改变,专业制作机构和人才都在往该领域流动,热门IP成为网剧富矿,而且围绕一个IP可以不断开发盈利,广告投入增速达50%以上。“这种高增长是我们以往影视行业不可能出现的,特别是手机端未来的发展将更加迅猛,这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罗建辉说。

  专门从事网剧数据监测的机构骨朵传媒,将网剧按照体量及播放量分为A级、B级和C级:A级点播量1亿以上,B级1000万到1亿之间,C级1000万以下。“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A级剧一共有29部,总的点击量在93亿左右。2015年,A级剧达到了51部,总的点击量在229亿左右,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2015年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级别现象,就是包括《暗黑者2》《执念师》《花千骨》等9部网剧的点击量超过10亿,这些所谓的A+剧有很大的投资、高水平的制作,还有大咖加盟,并且在市场上的影响力非常大。”骨朵传媒首席执行官王蓓蓓说。

  哪里有市场利益,哪里就有资本的追逐。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一些内容低俗的网剧也随之进入市场。2014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针对微电影、网络剧等网络视听节目在节目内容、制作资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严格把控。其间,搜狐自制剧《屌丝男士》《整垮前男友》,微电影、微剧《绿茶妹》《上位》等都曾遭下架。但内容审查管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踩着底线打擦边球和追求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之间,管理和创作的掣肘到底在哪里?

  电视剧和网剧内容审查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过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主管电视剧的内容审查,如今,电视剧不仅要在电视台播出,还要在网络平台播出,电视剧管理司是否具有相应审查管理权限?过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负责对在网络平台上播出的视听节目的管理,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也履行相应管理职责,如今,台网互动渐成趋势,优质网剧也得以在电视台播出,网剧在电视台的审查又如何完成?

  同样的内容,在传统播出平台不可以播出,在新媒体渠道则可以广为传播,这样的错位一定不是一个国家视听节目管理的初衷和出发点,更不可能是内容管理的理想状态。新的形势下,政府部门之间能否实现交叉管理?不同平台的管理机制能否理顺并获得公平?不得不承认,现行管理机制面前,许多问题都有待解答。电视剧和网剧内容审查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的《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我国电视剧的内容审查实行“专审”制,即国产剧、合拍剧、引进剧均实行内容审查和发行许可制度,电视剧只有事先通过内容审查并获得发行许可证,才可以在电视台播出。电视剧审查的责任主体是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设立的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和电视剧复审委员会,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设立的电视剧审查机构,与此同时,承担内容审查职责的人员还须是“有较高学术水平、良好职业道德的专家”。

  与电视剧内容审查相比,网剧内容审查的行政色彩明显要弱得多,尺度也较为宽松:相关要求规定,网络剧的内容审查属于“自审自查”,从事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播出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具有满足审核需求的经国家或省级网络视听节目行业协会培训合格的审核人员”“应组织3名以上审核员进行内容审核,审核一致通过后由本单位内容管理负责人复核、签发”。而业内人士指出,自审机制很容易使网站在商业利益面前有意或无意地放宽审查尺度,从而使网剧屡屡踩线或打擦边球,观众对网剧和电视剧在内容上的差异化感知就油然而生。

  “实际上,网剧和电视剧在内容审查的标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同一个体制下,电视台不能播的网络上本来也不能播,这应该是一种行业自觉,只是因为机制不一样,电视剧审查具有更多行政强制色彩,网剧审查更多依靠网站自律,就给了一些网站钻空子的机会。”优酷土豆自制剧中心总监袁玉梅曾经在传统影视行业工作8年,在她看来,对网剧内容审查标准和尺度的把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些网剧之所以“踩雷”,除了利益驱使下的侥幸心理,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从业者经验不足,对审查标准不够敏感。仔细分析近期遭遇下架危机的几部网剧,《太子妃》涉及道德风化,《无心法师》《探灵档案》涉及封建迷信,《心理罪》《暗黑者》涉及凶杀暴力,《盗墓笔记》涉及违法犯罪,无不是传统影视剧的“雷区”。

  产业发展不能靠踩线

  网剧内容审查权是否将交由政府?其行政化色彩和强制性是否会加强?对于新的管理细则,业界揣测不一,但总体仍保持乐观态度。

  袁玉梅表示,在网剧市场尚不成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网剧会因为各种踩线和擦边球吸引眼球、占得先机,但随着市场逐渐成熟,尤其是趋于饱和的时候,哗众取宠的伎俩和踩线试水的侥幸心理就不再有用,真正能赢得观众和市场的只有节目自身的实力。“所以我觉得网站不应当去利用审查机制上那点尚可游离的尺度和监管漏洞,去做那些在市场上苟且盈利的内容和题材,而是应该努力去关注任何平台、任何时候都适用,更适合现在的年轻人、适合互联网受众的内容和题材,这才是真正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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