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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马尼拉4月4日电 (记者 张明)菲律宾军方4日透露，2名政府军士兵和1名警察3日在途经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设置的“检查站”时遭到绑架。
菲律宾武装部队东棉兰老地区司令部官员巴拉格泰称，两名休假的政府军士兵3日在菲南部南阿古桑省骑摩托车经过“新人民军”设置的“检查站”时遭绑架，“当时两人仍在休假，都没穿制服，也未随身携带武器”。
菲军方透露，这两名遭绑架的士兵均来自菲陆军第23步兵营，事发时正要从家里前往部队驻地报到。
巴拉格泰称，另有一名警察3日在菲南部东米萨米斯省遭“新人民军”绑架。当时“新人民军”在路上设置了路障，把这名骑摩托车经过的警察拦下并绑架。
菲军方表示，目前已开始采取搜救行动。
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新人民军”成员近日来多次在菲国棉兰老岛北部一些地区的道路上设置所谓“检查站”，向过路的民众散发传单，宣扬有关选举的所谓“革命政策”。当地军方与警察则严阵以待，防范袭击事件。
“新人民军”是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与菲律宾政府军缠斗40多年。据菲当局估计，“新人民军”武装目前总共约有4000多人。菲军方之前曾扬言在2016年年底前击溃“新人民军”武装。今年2月以来，“新人民军”武装已多次与政府军及警察交火，双方均有伤亡。3月份，“新人民军”武装分子还曾打劫菲国中部东萨马尔省一个警察局，抢走大批枪支。(完)
2014年开始，在杭州许多社区门口都出现了废旧衣物回收桶，成为市民捐赠旧衣物给有需要的人的主要渠道。这个由环保组织、废品回收企业以及民政、城管委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公益项目大受好评，自启动后废旧衣物回收桶的数量从最初的20只增长到了目前的近2000只，几乎覆盖了整个主城区。可是，有媒体暗访发现，这些废旧衣物并没有实现老百姓的爱心心愿，流向困难人群，而是被企业变卖牟利，一时间废旧衣物回收桶“蒙尘”，质疑声、愤怒声不绝于耳。（4月2日《北京青年报》）
不少人家里都有一些穿不着的衣物，就放在那里，或者干脆丢掉，造成了浪费。而那些困难群体，实际上非常需要这些衣物。此前两者之间缺少联系的渠道和桥梁，没能让旧衣物充分发挥作用，也没能很方便地满足市民献爱心的愿望。在此背景下，打着爱心捐赠旗号的废旧衣物回收桶出现在社区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捐赠的热情非常高。没想到，这些满含市民爱心的捐赠衣物，却并没有完全交到需要它们的困难群体手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企业变卖牟利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废旧衣物回收项目的运营机构解释说：“我们是一家专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把能够捐赠的较新衣物拿出来做公益是公司业务衍生出的‘附属品’。”原来如此，经营盈利才是主业，公益只是“附属品”而已。可问题在于，在企业宣传推广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故意放大公益属性，甚至只宣传公益却对经营行为避而不提的现象？这是否侵害了市民的知情权，甚至有忽悠、误导之嫌？
更值得追问的是，此类挂羊头卖狗肉的废旧衣物回收项目，是如何堂而皇之进入社区、得到推广的？相关部门在其中又充当了什么角色？面对民众提出“企业把公益和经营混淆，到底是谁的责任”这样的疑问，相关管理部门各执一词。那么，是管理上存在漏洞，还是另有其他问题？据了解，这些旧衣物经过倒卖，一吨可赚四五千元，除了涉事企业，是否还有其他人也从中分了一杯羹？
现如今打着“公益”旗号赚钱的现象却并不罕见，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更是精于此道，他们或借助社会福利机构、或干脆公关某些政府部门，通过精心包装给自己的经营项目穿上公益外衣，藉此牟取暴利。拿爱心赚钱最可耻，不仅亵渎了爱心，也伤害了社会诚信和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其中还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公权为经营活动背书等更严重的问题。
捐赠衣物不能被企业变卖牟利，经营牟利活动也不能打着“公益”旗号，所谓的“废旧衣物回收项目”存在的问题值得警醒。首先，监管部门要对现有类似项目进行摸查，哪些是纯公益项目，哪些是经营、公益两者兼而有之，哪些是挂羊头卖狗肉，及时面向社会公示，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坚决取缔。同时，更要对类似行为出台管理规范，到底是经营行为还是公益项目，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予以认定，更不能轻易就以行政手段为其经营推广提供便利。
文/乔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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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第一周 《西学东渐记》
作者：（清）容闳 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
ISBN：9787553804262
《西学东渐记/周读书系》为容闳晚年用英文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书中回顾了容氏一生以“西学东渐”之志，寻“维新中国”之路，却屡遭曲折磨难的生命历程，饱含着他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忧心瞩望。作者纵横四海，遭遇众多世界大事，对祖国的忠诚却始终不渝，加之其在西学东渐与维新自强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触目所在，都是中国近代变革的丰富细节，本书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名著。
点评：虽然种种波折坎坷，依然泯灭不了拳拳的赤子之心，容闳，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励志典范。
各省十八大后党委班子调整人数，其中数字标示阴影的２２个省份半数以上常委已调整
今年以来，各地人事调整频繁。仅上个月就有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4地党政“一把手”的6个职位（党委书记或省级行政一把手）发生变动。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是十八大以来第三波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季度的人事调整涉及多位党政“一把手”，从人员来源来看，异地调动和中央“空降”也变得更为频繁。据北青报记者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十八大后31个省区市党委班子调整至少涉及223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各省常委总人数的一半。
十八大后第三波“密集调整”
3月中下旬，各地党政“一把手”进入密集调整期。
陕西和河南两省的省委书记赵正永、郭庚茂到龄卸任，两地原省委副书记、原省长娄勤俭（陕西）、谢伏瞻（河南）分别接任省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胡和平任陕西省代省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润儿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并提名省长候选人。
此外，甘肃省长刘伟平不再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另有任用，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林铎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赴国家民委任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小林任代主席。加上1月出任四川省长的尹力，今年以来，在省委班子成员的调动中，已有7个党政“一把手”岗位换人。
今年一季度的人事变动是十八大之后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省委常委调整。
十八大召开后到2013年3月的这段时间内，省级党委班子共调整成员30人，其中24人是省级党政“一把手”。2015年4月到6月，曾有一次涉及40人的党委班子调整，但涉及党政“一把手”职位的调整数量并不多，仅有安徽省委书记、省长和辽宁省长的变化。此外，那次调整的人员主要涉及省内副省级干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仅有3人，异地调动者6人。
今年以来，各地常委班子已调整30人，3个月内的人员调整数量仅次于2015年4月到6月。
“空降兵”和异地调动频繁
今年以来的省级常委班子调整中，涉及5名中央“空降”官员和8名异地调任官员。
本轮调整中，高校的工作履历成为部分“空降”官员的共同特征。
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务委员会委员梁言顺今年1月出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曾提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和“关于可持续发展两循环三增长”理论，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我国部分两院院士的关注。同样在1月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调任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李书磊也曾在中央党校工作20年，并成为副校长。值得一提的是，李书磊14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人称“北大神童”。另外，在今年4月1日下午召开的福建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原中国社科院秘书长（副部长级）高翔的新职位披露，公开报道显示他已履新福建省委常委一职。
而在异地调任的官员中，“履历丰富”则成为他们身上的显著标签。
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孙金龙早年曾在中国地质工程公司工作并升至总经理，后进入团中央工作，2001年，39岁的孙金龙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副部长级），两年后调任安徽省委常委，先后担任安徽、湖南省委副书记。今年2月，孙金龙前往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被明确为正部级。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这些异地调任的官员，有的在十八大后还经历了多次职位的调整，获得了多个省份的履职经验。
3月26日下午，官方发布消息陈润儿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提名省长候选人。现年59岁的陈润儿是湖南人，此前长期在湖南工作。2013年从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任上调往黑龙江，出任省委副书记。此次河南履新，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
22个省份超半数常委已调整
据北青报记者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十八大后31个省区市党委班子调整至少涉及223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各省常委总人数的一半。
按照目前的情况，各省常委人数（含书记、副书记）在10人到15人不等，有22个省份超半数的常委已经进行了调整。
其中，青海调整的人数最多，有11人，新常委仍以本地官员为主。四川和福建调整的人数也较多，均有10人。四川原省长魏宏于2013年1月任省长后，今年1月在中央纪委的发布会上被披露“涉嫌严重违纪，正在反省”，目前已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位。
现在，四川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均为曾经的“京官”。2012年11月出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王东明原为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长尹力曾担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2015年3月赴四川担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后，今年1月接替魏宏成为省长。另外一名副书记刘国中则在今年2月刚刚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任上调到四川。
在四川调整的10名官员中，共有5名从中央和外地调来的“外来官员”。像四川这样，“外来官员”占到调整官员一半以上的还有山东、山西、河北、湖南、广东等省份，这其中，外来官员最多的是山西。
十八大之后，山西省委班子的调整共涉及8人。除了已经落马的原统战部部长白云（2013年1月任山西省委常委，十八大后进入山西省委班子）以外，其他人均为异地调任。这样的安排与山西的塌方式腐败不无关系，山西的“老省委班子”中，原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在内的多位高官均落马。2014年6月到9月期间，异地调动或“空降”的7名新常委陆续到山西任职，构成了山西党委领导班子的大多数。其中，省委书记王儒林原为吉林省委书记，纪委书记黄晓薇为中央纪委常委、原监察部副部长。
“空降”官员中纪检和宣传系统人最多
从十八大后调整的省委常委的来源看，223人中约有38人来自中央部委，49人来自外省，2人来自央企。本地官员升任常委，从副省长进入常委的情况较多。整体来看，通过进入常委班子升入副部级的人较少，不超过30人，大多数人都是平级调整。
其中，从中央“空降”的省级党委常委中，纪检系统和宣传系统的人最多。
中央纪委常委黄晓薇、崔少鹏、姚增科分别到山西、吉林、天津任纪委书记，监察部原副部长于春生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书记，曾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王拥军目前担任西藏自治区纪委书记，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傅奎去年8月调任湖南省纪委书记。
宣传系统方面，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和于绍良先后在去年8月和今年2月担任广东宣传部部长、湖北组织部部长。早在2013年，国家广电总局原副局长李伟出任北京市宣传部部长，中宣部原副秘书长张西明任青海省宣传部部长，新闻出版总署原新闻发言人范卫平担任辽宁宣传部长。
范卫平是为数不多的在“空降”时“升级”为副省部级的官员。类似的情况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部部长喻云林，在到广西任职前他担任中组部干部三局局长。喻云林的“老领导”、中组部原副部长陈向群在去年11月平调至湖南担任常务副省长，不过他的地方经验更丰富，曾在广西工作过16年，2010年到中组部工作，此番是他第二次到地方任职。
来自异地的省委常委中，黑龙江和湖北外调人数最多，均为4人。北青报记者注意到，由于最近两个月黑龙江原政法委书记杨东奇和原省委副书记陈润儿先后调任山东和河南，目前黑龙江的省委常委总人数较少，仅有10人，云南的省委常委人数与之相同。除此之外，其他省区市的常委人数均在11人以上。
超半数新任常委为“60后”
十八大后的各省常委调整中，“60后”占到了一半，至少有112 人。其中，出生于1963年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各省党委常委班子的中央委员当中，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河南省委常委毛万春是“60后”，黑龙江省长陆昊则是唯一一位“65后”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方面，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和海南副省长毛超峰均为“65后”，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赵爱明（女）、江西省副省长毛伟明、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统战部部长李康（女）和自治区副主席蓝天立均为“60”后。
十八大后，有16位“65后”进入各省常委班子，构成了目前各省常委“65后”的绝大多数。
有几位“65”后虽然年轻，但是政坛履历十分丰富。
辽宁省委秘书长、常务副省长谭作钧出生于1968年10月，是目前最年轻的省委常委。谭作钧最早在船舶业工作，曾在香港的船舶公司有过三年工作经验，2008年7月，不到40岁的谭作钧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相当于副部级。2012年6月，谭作钧走上仕途，成为辽宁省副省长，2015年1月进入常委班子，担任省委秘书长，今年1月又被任命为常务副省长，职务调整较为频繁。
还有一名出生于1968年的省委常委是西宁市委书记王晓。王晓在共青团系统履职多年， 2013年调至青海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后于2015年担任西宁市委书记。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超超，以及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都出生于1967年。陆昊目前是最年轻的省长，张超超在到宁夏之前，曾为山东省最年轻副省长，慎海雄此前为新华社最年轻的副社长。
演播室主持人 劳春燕：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甘肃临洮是六盘山片区的贫困县之一，这里的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并不算高，但近年来，每年春天都会有一个月，这些所谓“吃财政饭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都会被扣掉一部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解说：
据甘肃省临洮县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反映，每年春季有一个月发的工资，都会比其他月份工资少几百块钱，而且这种情况已经连续有两、三年了。
一年扣几回？
甘肃省临洮县 教师：
一次。
按比例扣多少？
10%，扣一个月的工资
一个月10%，一年扣一回。
一年扣一回，吃财政饭的都扣。
真会有这样的事吗？记者走访了几家单位的财务部门，看到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的工资单上，确实都会有一个月有一项扣款。
甘肃省临洮县一中会计：
我给你找一下工资表看一下。
好。
去年6月份扣的。
6月份，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按照工资的10%。
应发工资的10%，去年扣了115940元。
115940块5毛5，这是整个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扣的。
这是2014年5月份扣的。
5月份扣的。
109000
那么这每年一次的扣款究竟扣的是什么钱呢？
直接名目就是绿化费，这是2014年5月份。每年扣的月份还不一样。
一般5月份。
在另一个单位的财务部门，记者看到，这笔钱是以树苗费的名义扣的。那么，这笔钱是谁扣的呢？
拨过来这个经费上直接写了拨入经费扣树苗款167800元钱。
临洮县医院会计：
这个跟我们扣的钱是一样的。
等于拨过来的时候这钱就已经扣走了，就没有到医院手里面。
临洮县一中会计：
因为我们工资是统发的，直接扣的应该财政上的，扣留部分全部就留到财政上了。
记者通过对临洮的几家单位走访调查发现，每年的4、5月份，县里所有拿财政工资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都会以绿化费或者树苗费的名义，被扣掉一个月工资的10%，平均人均400元左右。这笔钱根本就不会发到各单位，而是由县财政局直接扣除。
整个临洮县所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每年一个月都会扣绿化费和树苗费这个钱扣了以后是用在什么地方？
甘肃省临洮县财政局农财股长 符天军：
在我们国库的专户上。
一共扣的多少钱？
符天军：
这三年下来是扣了1380万。
这个1380万扣了以后，用到了哪儿呢？
就是全县的植树造林。
全县的植树造林，经费的去向能给我们看一下吗？有没有截留。
没有截留，现在还有结余280万。
还结余280万，没有用完的。
没有用完的。
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那只能在报账中心。
在报账中心？
对。
财政局的负责人向记者出示了2013年到2015年间扣掉的绿化费的使用账目。
临洮县财政局国库股长 羊建萍：
我们这个资金的使用，国库这儿只是拨付资金，我们资金使用是由林业局提出用款计划，我们农财股它审核，是这样的。最终资金按照审核的资料拨付到林业局或者是按照国库进行集中支付，拨付项目施工单位或者是供货单位，是这样的。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临洮县林业局，林业局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这笔绿化费的用途。
临洮县林业局副局长 杨烜艺：
我们搞规划设计，按照我们的县情，按照荒山荒地的情况，每年把规划设计做出来以后，栽什么树，到哪个地方栽，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县情，按照因地制宜和适地树这个原则，把规划拿出来以后我们组织实施，这个苗木采购还是全部通过财政公开招标这个办法。我们完成以后通过检查验收达到设计的标准，成活率达到国家的标准，我们出验收报告，通过审计部门进行审计，最后我们从财政上报账的办法。
按照财政局和林业局两位负责人的说法，2013年种的树，到2015年就已经完成了树木成活率的验收。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钱款的用途和去向，记者随机选取了之前已经验收完成的定临路行道树工程，进行实地调查。
你种树几年了？
当地农民：
在山上种了三年。
你就是临洮人。
我就是这庄子上的。
以前这儿有树吗？
没有树。
这些树都是哪年种的？
去年、前年。我们是打工的。
雇你来种这个树的？
雇我。
演播室主持人：
看来临洮县扣的这笔绿化费确实用在了雇人植树造林上，种的树木也确实是适合当地的耐旱品种。看上去，这件事的出发点就是搞绿化，没有错，可是，县里搞绿化，为什么要去扣干部职工的工资？这工资扣得有依据吗？
记者查阅了国家林业局的网站，原来这“绿化费”的全称应该是“义务植树绿化费”，这个费用的出处来自1982年《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办法提出，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11岁到60岁，女11岁到55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每人每年植树3-5棵。如果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植树义务，需要缴纳绿化费。此后，一些地方纷纷制定义务植树的条例，“绿化费”的征收标准也不一样，这些都是为了督促公民履行植树义务的一个手段。
新华社武汉3月25日电 据湖北省纪委监察厅25日通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光合等两名厅官正接受组织调查。
通报显示，武汉市洪山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光合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贾曙光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今日从各汽车站获悉，清明节期间，各大车站迎来出行高峰，车站方还特意增开了班次，以应对出行高峰。
“4月1日当天，就加开了600个班次，达到1850个班次，发送旅客5.7万人次。”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客运站（即新汽车西站）工作人员介绍，4月1日至4日，该车站发送旅客16万多人次。
此外，4月1日至4日，长沙汽车南站累计发送旅客有8万人次左右，其中1日当天增开170班次；长沙汽车东站平均每天发送旅客上万人次。■记者 丁鹏志
现代快报3月29日南京电（记者 孙玉春 实习生 汪阳）最近在南京六合发生一起车祸，一名66岁的清洁工被撞伤，至今昏迷不醒。肇事司机弃车逃离，第二天上午去交警大队自首。随后交警确认肇事者 构成酒驾和肇事逃逸，初步认定其负事故全责。据了解，肇事司机是六合区人社局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一名科长，这段时间一直在单位上班。不过昨天现代快报就此事 采访时，单位决定暂时让其停止工作，并在研究如何进一步处理。
轿车将老人撞飞后逃逸
事故发生在3月15日，当天21点50分左右，一辆银白色大众轿车沿雄州东路向西行驶，将路上一名老人当场撞飞，随后逃离现场。事发后，老人被送到六合人民医院抢救。经检查医院发现老人颅内出血、肋骨骨折、盆骨骨折，现仍昏迷不醒。
昨天下午，现代快报记者来到六合人民医院ICU病房。伤者家属告诉记者，老人姓汤，今年66岁，在雄州东路上一处工地周围负责清扫路面，当晚老人应该在工作时被疾驶的轿车撞飞。
肇事者已经垫付了十万元医疗费，但老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肇事者是社保中心科长
据知情人透露，肇事司机谢某是六合区人社局社保中心稽查科科长。谢某涉嫌酒驾，事发后逃离现场，第二天才去六合交警大队自首。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六合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谢某的确是该中心稽查科科长，不过其办公室里没人，同事称“临时有事出去了”。对于谢某交通肇事，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称有所知晓，在事发后谢某请过两天假，后来就回来上班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六合区社保中心一位副主任。对方称正在交警大队了解事故情况。至于对谢某如何处理，对方表示，将“依法依规”处理，单位会研究。
不过，记者从知情者处了解到，昨天中午单位刚刚开会研究，决定让谢某暂停工作。
逃逸后照样能认定酒驾
对于这起交通事故，目前六合区交警大队已经确定，驾驶员谢某在3月15日晚酒后驾车途经雄州东路，将清洁人员汤某撞伤，谢某肇事逃逸，于次日上午9点钟到交警大队自首。初步确定谢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相关交警告诉记者，通过调查已经确认谢某酒驾。因为谢某当时离开了事故现场，是否醉驾已无从确定，但是通过调查走访，已经确定谢某是酒后驾车。
现在，交警正在对伤者做伤情鉴定，一旦确定为重伤，再加上有酒驾、肇事逃逸等行为，谢某很可能涉嫌交通肇事罪，还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记者从警方处确认，确实有一些酒驾司机为了躲 避检测，发生事故后会逃逸。但认定酒驾，并不仅靠血液里的酒精含量，警方在调查后，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当事司机在事发前喝了酒，就可以认定为酒驾。“我 们认定的方式有很多种。”南京一名交管人士表示，比如可以调查司机事发当晚的行动轨迹，在哪里吃的饭，同桌还有谁，有没有喝酒等，只要形成证据链，就可以 认定为酒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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