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河子私人侦探Tel: 187-5837-6061- QQ:173906704】【不成功不收费】公司竭诚为您提供:私人侦探,私家侦探服务,婚外情调查,手机清单查询,微信信息查业从事婚外情调查取证,婚姻调查,外遇调查取证,商业调查,定位找人等私人侦探调查业务
原标题：地方换届工作中央提出9严禁
据新华社电近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要求突出抓好地方领导班子换届风气监督工作，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
会议要求，各地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严明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作为今年干部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层层传递压力、层层狠抓落实，真正把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和各有关方面的具体责任落到实处。要突出警示教育，强化纪律约束，从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中深刻汲取教训，教育引导领导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要严格督查督导，聚焦换届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作用，织密换届风气监督之网。
要严肃查处问责，以“零容忍”的政治态度，坚决查处违反“九严禁”的行为。要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对出现问题的实行“一案双查”，既查处追究选拔任用之责，又查处追究风气监督之责，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9个严禁
严禁拉帮结派 严禁拉票贿选 严禁买官卖官 严禁跑官要官 严禁造假骗官 严禁说情打招呼 严禁违规用人 严禁跑风漏气 严禁干扰换届
楼市 资料图京华时报讯（记者潘秀林）“北京的限购政策已经很严格，未来可能会强化执行，但再加码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著名独立经济学家马光远表示，目前北京的房价并不存在疯涨，“北京的房价还是能走一阵子。”
近日，一场主题为“领袖对话府上争鸣——房地产才是经济晴雨表”的论坛在西宸原著私人俱乐部“西宸会”举行。马光远在此次论坛上表示，“现在大家都说北京五环已经到6万元/平方米等等，其实是数学没学好，每个楼盘都不一样”，马光远说，房地产发展到今天，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统计体系指标系统，“在投资选择里面，住房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至于2017年甚至更远的未来，马光远认为政策周期、政治周期、经济周期、房地产自身的周期到2017年以后，都显得比较微妙。“那时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从来不去预测，第一个根本预测不到，第二个没有意义。”
马光远用三个“百分百”来概括自己的基本观点：中国房价百分百最高，如果影响高房价的因素继续存在，房价还会更高；中国房地产市场迟早有一天百分百会崩盘，所有国家的房地产经过繁荣经济发展以后，最终的命运只有一个，没见过第二种死法；中国房地产市场究竟什么时候崩盘，百分百没有人知道。
不过，他表示，中国房地产崩盘的迹象暂时是看不到的，所以所有城市的人，都应该买房子，居住在任何城市都可以。“一线城市、热点城市、人口未来流入的三类城市，无论投资还是自住，都应该买。”马光远说，2016年所有的政策会让购房成本非常低，但是千万不要期待房价会降，因为还没有到崩盘的时候。每天喊房地产要崩盘，预测房地产崩盘的人，都是骗子。
对于当前沪深两市的楼市调控，马光远认为，房价的暴涨之后都跟随着暴跌，中央是希望整个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希望今年一线城市的热销能够带动二线三线往上走，把库存消化一部分，但不希望疯涨以后，整个市场崩溃。马光远认为当前的政策并非要打击市场，反而是在稳定市场。
“中国现在的两大风险，银行的风险，企业债的风险，大量的企业去产能，大量的企业员工分流都要靠房地产的稳定来对冲与缓解。2016年的房地产市场，从政策预测、经济大局、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来讲，大家都希望市场政策稳定。简而言之，就是疯涨不可持续，崩盘绝无可能。”
近日，公安部网站首次推出“我们的英雄”牺牲公安民警纪念墙，缅怀因公牺牲的公安英烈。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去年共有438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4599人因公负伤或致残。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共有近1.3万名民警因公牺牲，近18万名民警因公负伤，警察已成为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牺牲最大的职业群体。另一方面的统计显示，10年来，杀人、抢劫等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总量呈明显下降走势，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连日来，北京、上海等全国公安机关，以及公安民警和社会各界纷纷走进烈士陵园，追思公安英烈事迹，以各种形式向公安英烈表达哀思和敬意。公安部网站首次推出“我们的英雄”牺牲公安民警纪念墙，集中展示2015年因公牺牲的438位公安民警照片和感人事迹，开通网民“献花”和留言系统，对公安英烈进行网上祭奠和深深追思。
楼市正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受上海、深圳等地收紧房地产政策影响，此前上升势头强劲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降温。上海佑威房地产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28日至4月3日当周，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8.36万平方米，环比前周下跌60.44%；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2916元，环比前周下跌3.42%。
与此同时，一线城市周边和部分重点二线城市成为此轮涨价生力军。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3月重点监测的100个城市房价数据显示，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1303元，环比上涨1.9%，连续11个月上涨，涨幅较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涨幅位列前十位的城市中，一线城市仅有上海与深圳，分别排在第五位与第八位。数据显示，3月百城(新建)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为60个，较上月减少1个。涨幅前十名分别为东莞、惠州、苏州、昆山、上海、中山、合肥、深圳、保定、南京。其中，广东东莞、广东惠州、江苏苏州分别以6.72%、6.05%、5.79%的涨幅领跑全国。
从成交面积看，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3月，重点监测的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563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33.0%，同比增长82.9%，创历史月度成交最高水平。具体来看，30个城市中，除深圳略有下跌外，其余29个城市的成交量均出现环比增长态势。杭州环比增幅为30个城市最高水平，达到322.1%，天津次之，增幅达到260.7%。
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表示，在政策收紧的影响下，一线城市投资门槛提高，金融资金便转向有发展空间的二线城市，提早进行布局。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在一线城市暴涨的带动下，部分城市出现了恐慌性交易，且一线城市率先收紧，部分购房者担心二线城市后续也会收紧政策，因此购房交易热度很明显，带有很强的“抢收”特征。
play原标题：李克强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工商、金融、智库、媒体界人士举行对话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日下午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中外工商、金融、智库、媒体界人士举行对话会。各国各界知名人士150余人出席。
美国德勤全球主席柯 睿尚、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会长内山田竹志、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哈萨克斯坦欧亚资源集团董事长马奇科维奇、《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美国彭博新 闻社总编米思伟分别就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创业创新、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对外经济合作和如何看待现行国际体系等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李克强一一回应了他 们提出的问题。
李克强表示，改革是 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积极推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中包括让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在市场竞争中 提高竞争力；也包括对民营和外资企业放宽市场准入。但放权不是放任，对于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特别是侵害人民健康安全的事情，要坚决依法管好、管住。 最近中国一些地方发生非法疫苗案。我们已经严令彻查，对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惩处，对相关责任者进行严肃处理。这实际上也是给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公平竞 争的机会。是改革就会触动利益，但只要是有利于提升人民福祉的事情，我们不会犹豫，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去推进，而且言必信、行必果。
李克强指出，当前中 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口。我们选准了方向，就不会改变，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这激发了千千万万 人的创造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兴起，同时改造和提升了传统动能。经过这种转型，将实现产业的浴火重生。中国经济也将闯过关口，向中高端迈进。
李克强强调，中国已 经深入融入世界经济，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和建设者。我们希望世界平衡发展，同时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但这是在现行国际体系内，不是 要另起炉灶。中国的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营造一个和平、和谐、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
与会代表们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作用十分重要。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决策，并已收到成效。他们愿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支持、参与中国发展进程，同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杨晶、周小川出席活动。
原标题：一些国有僵尸企业破产为何那么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宁迪 实习生 陈雨兵
企业申请破产，为何却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谈起国企破产问题时，一家央企董事长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烦心事。
两年前，这家央企下属的一家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重组失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这家企业终于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业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无奈之下，该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业办‘出生证’容易，办‘死亡证’难。”这家企业的故事引发了政协委员们20分钟的讨论。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费时费事不讨好，影响结案率，所以没有积极性。”说起破产二字，一位政协委员一脸无奈。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坤成处理破产案件长达16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部分国企破产程序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业难，清理国有僵尸企业更难。
企业敢破产 法院不敢接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但该法仅适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而且是试行。2006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数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请破产的企业少，也包括有的企业被一些法院拒之门外。“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在赵坤成看来，这首先反映出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审判力量不足。
“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赵坤成说。
“还有法官内部考核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产案件。”新《破产法》对案件受理作出了相应的限期规定，但赵坤成发现，自己遇到的案子极少能在期限内立案。
一位有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的减少，既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法院内部问题。
“一些法院的考核体系是以数量论英雄，办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这影响法官去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在这位法官看来，越是没人愿意受理，问题就积得越多；问题越多，法院处理就越难。“这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赵坤成说，按规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的企业申请破产时，才需要最高院批准。“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产案件再上报给上级法院。”“法院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说，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赵坤成寄望于法院“破产庭的建立”，希望这能为僵尸企业破产打开一条通道。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赵坤成表示，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政府哪些该管 哪些不该管
赵坤成发现，在破产过程中，国企很难给自己做主。
比如在破产路径选择上，是清算还是重整？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较劲”得厉害。去年他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央企申请破产，就出现了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打架”的现象，主管部门想清算，地方政府坚决不同意：必须重整！
考虑到税收和就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希望企业“活”下来。最后，地方政府赢了。在清算还是重整这个问题上，企业足足耗费一年，法院因为没有地方政府同意，一直没立案。
赵坤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和民企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求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
尽管新《破产法》实施后，为了让一些僵尸企业顺利进入破产程序，政府在后面“推了一把”。对员工多、小额债权人多、股东多的企业，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起到很大作用。
李曙光认为，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至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赵坤成认为，在国企破产问题上，政府首先要解决好和法院的分工问题。“法院做程序上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比如，在管理人选择和重组方选择上。”
在李曙光看来，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通过摇号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来应对破产问题。政府介入在个案中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围采用，就意味着破产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他建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
“资产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不能有效盘活资产，无法充分发挥资产的造血功能。”赵坤成认为，国有资产的处置，在新法没有出台之前问题很多，现在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规范、严格，问题也在减少。
“虽然问题少了，但形势仍然严峻，要多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行政审批与司法裁判的冲突问题、国资监管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问题。”赵坤成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安置员工问题上，政府也要多些行动。“一涉及员工，问题就特别复杂。”比如，没有签合同的员工算不算国企员工？哪些人留哪些人走？员工欠薪欠保的问题如何解决？“法院一般只看企业有没有相关的处置预案，还有就是政府给不给兜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赵坤成建议，这笔钱应该优先给实施破产清算的企业用。“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比如维稳预案的制定、安置补偿等。”
尽管严格来说，破产是市场化的选择，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对于国企的破产，李曙光认为，现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帮他们再就业。
国企破产处理要提高效率
国企破产周期长，有的长达两年甚至更久。这在法学界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国企面临的困难，往往比民营企业多。
比如对重整方案的选择。赵坤成说，国企要重整，谁来接盘很重要，这不仅要看是来自哪个行业的企业，还要看企业的资产规模、营利能力等，有的甚至要看是否愿意帮地方政府承担社会责任。
在资产处置上，一些老国企，资产来源“五花八门”，很难界定。
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上，更需要加以平衡。“国企的债权人可能有银行、供应商，甚至可能有高利贷。还债资金的来源从哪儿来，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也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赵坤成认为，每个债权人的诉求都不一样，而且涉及现金、股票、股权等。
李曙光认为，破产法已运行9年，还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的地方。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设立破产管理局。“建立破产管理局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它是专门处理破产问题的机构。”
此外，李曙光发现，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坤成认为，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规定还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实施。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比如，有房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有民事诉讼，相关法院对房产进行了冻结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30多道查封令，涉及近20个法院。”按照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这些法院应该主动解除查封。但赵坤成发现，实践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过协调解决，“浪费审判资源。”
另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是，破产案件的处理时间，对于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十分关键。比如上市企业因为净资产为负被停盘，要想恢复上市必须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转为正，如果在下一个年度，资产由负转正，就需要企业在做年度报表之前把破产重整的流程走完。“这有时间上的要求，需要在案件受理、决策过程中，提高效率，但一些国企有时候效率低，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工作，是一个问题。”赵坤成说道。
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更关注的，则是僵尸国企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通过破产重整完成改革。
当前中央拨款的1000亿元，应该给哪些企业先用？赵坤成说，在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上，千万不要从上到下下指标，通过上报的方法或许更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8日至30日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杨燕怡大使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欧关系进入新十年的开局之年。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对捷克的访问可谓是新时期新阶段中欧关系的开篇之作、开局之旅。
杨燕怡说，当前，中捷关系已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新阶段。这次访问是中捷建交67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捷克的国事访问，将使中捷关系有一个新提升。她说，中方愿同捷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原则基础上，加强高层交往和各层级对话，巩固双边政治互信，加强各自发展战略对接，深挖潜力，扩大合作，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让两国务实合作更多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杨燕怡说，中方赞赏捷克积极致力于促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合作。捷克是中东欧地区重要国家和欧盟成员，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中方重视捷克在欧盟内的独特作用，愿以双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为契机，同捷方共同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共建联通亚太和欧洲两个经济圈的“一带一路”，共同挖掘中欧合作的新机遇，把发展的蛋糕做大，激发亚欧大陆市场的巨大潜力。
她说，中方重视欧洲的地位和作用，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看好欧洲发展前景。中方愿同包括捷克在内的欧盟成员国一道，加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共筑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深化和扩大中国同欧盟和欧洲各种力量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杨燕怡说，“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五大理念，这样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对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世界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和积极影响。
在谈到中欧双方如何加强协调合作时，杨燕怡认为，中欧可以在国际贸易与投资、金融、环境、气候变化、互联网、反恐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推动制订公正、合理、有效的规则。她表示，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原则，加强同欧盟的反恐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标本兼治，反对“双重标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各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杨燕怡还提到，二十国集团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平台。作为今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主席国，中方将以主办此次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引导全球经济议程，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她表示，中方期待加强同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有关方面的沟通协调，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拿出新方案，为完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谋划新路径。
二线楼市资料图导读
在东部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以往很少出现十几家企业竞争同一宗地块的现象，价格也甚少出现翻倍。这种情况从去年年底就已出现，今年以来尤甚。中信建投认为，随着一线城市调控政策加码，二线城市具有更大的杠杆空间。
本报记者 张敏 北京报道
3月24日，合肥举办2016年春节后首场土拍，在“政务区ZWQTA-027-1”地块的出让中，融创力压其余12家竞争对手，以27.51亿元的价格拿下，折合楼面价3.9万元/平方米，溢价率高达400%。
这成为近期二线楼市火爆的缩影。在上海、深圳等地陆续出台紧缩政策之后，东部核心二线城市开始“接棒”，出现住宅、土地市场双双大涨的行情。
有业内人士将之称为资本传导效应，即在一线城市门槛渐高、政策压力的背景下，过剩资金流向周边，并将这些经济体量较大、供需关系偏紧的二线城市作为“避风港”。机构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种趋势可能还将延续。
二线城市“接棒”
在合肥拍出高价地之前，南京、杭州等地的“地王”已经陆续面世。
3月18日，南京迎来节后首批土地拍卖，6宗土地共拍出92.72亿元。其中，“鼓楼滨江G01商住混合用地”成交楼面价达29899元/平方米，成为鼓楼区“地王”；“江浦G02宅地”成交楼面价22435元/平方米，成为江北“地王”。
前者共吸引了23家企业前来竞拍，最终溢价率为86.2%；后者则有19家企业竞买，溢价率达到163.5%。
3月23日，杭州机床厂地块也拍出“天价”。经过56轮竞价，绿城以37.35亿元竞得，楼面价达45368元/平方米，刷新杭州宅地楼面价纪录。参与该地块竞拍的企业有16家，溢价率109%。
另一个热点二线城市苏州，近期并未大规模推地。但在2月26日，苏州“摩天轮公园”地块曾以10.25亿、溢价181.91%的价格竞出，其间共经过120轮激烈竞价。且按照要求，开发商要支付约1.1亿元给园区政府指定的单位。
某上市房企华东区域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东部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以往很少出现十几家企业竞争同一宗地块的现象，价格也甚少出现翻倍。他表示，这种情况从去年年底就已出现，今年以来尤甚。
与 此同时，二线城市住宅市场同样火爆。来自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3月以来截至20日，全国54个城市的住宅签约套数高达22.9万套，同比上涨72.3%。 其中，一线城市的同比涨幅为43.8%，二线城市涨幅达106.7%，三四线城市的涨幅分别为5.3%和4.6%。
而在今年1-2月，54城市合计住宅签约达41.4万套，同比上涨11%。其中，一线城市涨幅为11.0%，二线城市涨幅15.5%。
也即，二线城市住宅成交的升温，是从3月开始出现。按照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的说法，出现这种情况，既有恐慌性心态作祟，也和一线城市门槛渐高、政策打压力度较大有关。
错位的周期
在这背后，是一种错位的周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相比很多中西部城市，自2012年以来，南京、苏州、天津、杭州等二线城市的土地供应相对节制，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处于健康状态：供需关系平衡，房价未现大幅波动。
以南京为例，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自2012年至2014年，南京市成交的住宅用地规划建筑面积维持在3000-3500万平方米之间的稳定水平。
因2014年房地产市场交易低迷，南京市政府调减了2015年的供地规模。当年南京的宅地实际成交量为2680万平方米，降幅接近20%。
但在国家层面，除连续降息外，首套房和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也明显下调，并刺激需求大量释放。
这一变化令市场猝不及防。去年南京商品住宅成交量升至11万套，同比涨幅超过40%，供应出现明显缺口。按照当地一名从业者的观点，此前“节制和理性”的供地节奏，反而因政策周期的调整而打破，导致市场短期供应不足，并间接推动了房价上涨。
与之相对应的是，前几年供地并不节制的长沙、贵阳、沈阳等二线城市，本轮房价并未出现大涨。
根据易居克而瑞统计，截至今年2月，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规模已出现连续5个月环比下跌、连续7个月同比下跌。其中，南京、苏州、合肥等二线城市的去化周期不足4个月。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造成该现象的主因，在于去年来的大量去化，并非由于供应端出现问题。
因此，尽管二线楼市存在一定程度的过热现象，仍有不少业内人士看好这些市场。
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近日在“致股东函”中表示，当前是“中国数代以来最健康的楼市，尤以最主要的二线城市为然。”其理由在于，二线城市出现了过去20多年来少见的理想状况：价格未大起大落，房屋和土地成交均适度旺盛。
陈启宗认为，一线城市仍然炽热；三四线城市则存在严重的供过于求，可能需要四至五年方能纾解。以金额计算，迄今中国楼市的最大销量来自二线城市，而其整体供求情况较为平衡。他还表示，部分发展商预期今年二线城市的前景颇佳。
资本溢出效应
历史上，二线城市的楼市变化有迹可循。在本轮大涨之前，杭州、南京等二线楼市曾在2008年遭遇重创，房价也一度出现断崖式下跌。此后直至2015年上半年，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对 于此轮二线楼市升温，中信建投认为，从人口迁徙角度，省会城市或者区域核心城市往往是迁徙者的第一目的地，其次才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因此，即 使处在人口净流出的大环境下，这些城市依然能把握住产业和人口的机遇。其代价是，周边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失难以逆转。
从市场传导角度，该机构指出，一线城市因具备更高的政策、金融敏感性，趋势变化领先于全国，二线城市往往在这种传导作用下随之升温。
中信建投认为，随着一线城市调控政策加码，二线城市具有更大的杠杆空间。也即，在市场反弹期，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共振更为迅速。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将其称为“溢出效应”，或“传导效应”。意为在流动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这类二线城市最容易作为“避风港”，承接从一线城市溢出的资金。
这部分资金不仅来自房企、保险机构等，还有大量的民间投资需求。“恐慌”和“敏感”是共同特征。
有业内人士将东部二线楼市特征称为“类一线城市”，具体表现为：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区域吸引力强、供需关系相对紧张。因此其成为资本觊觎的对象并不为怪。
中 信建投指出，国内房地产市场走进了新的一段以政策为先导的产业大周期：近期持续宽松的流动性环境，10年以来难出其右的行业扶持政策。在目前整体经济增速 下滑的考验下，房地产基本面继续升温是大概率事件。因此该机构认为热度的传导与扩散还有延续性，二线城市承接实属必然。
但严跃进指出，二线城市已进入新的周期。后续要健康发展，增加土地供应量是关键。更为重要的是，鉴于二线城市整体购房环境较宽松，所以后续市场层面需要警惕投资投机需求的释放。有业内人士还担心，若二线楼市持续高温，有可能也招来政策压制。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