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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４月５日电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５日发布消息称，食药监总局近期组织抽检水果及其制品、焙烤食品、粮食及粮食制品和薯类及膨化食品等４类食品３３６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３３２批次，不合格样品４批次。
其中，水果及其制品６８批次，不合格样品３批次；焙烤食品２９批次，不合格样品１批次；粮食及粮食制品１４８批次，薯类及膨化食品９１批次，均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不合格情况如下：
苏宁易购焙尔倍味销售的标称运城市闻喜甜甜食品有限公司分装的山楂饴苯甲酸检出值为１．２ｇ／ｋｇ，比标准规定（不超过０．５ｇ／ｋｇ）高出１．４倍。
合肥清溪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杭州姚太太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韩式半梅（李制品）日落黄检出值为０．１４ｇ／ｋｇ，比标准规定（不超过０．１ｇ／ｋｇ）高出４０％；同时检出相同色泽着色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为１．４，比标准规定（不超过１）高出４０％。
梧州亿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标称贺州市浮山果蔬有限公司生产的川贝黄皮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检出值为３４４．６ｍｇ／ｋｇ。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
北京市石门莉莉食品批发店销售的标称河北马大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妈妈饼（红豆味）酸价检出值５．９ｍｇ／ｇ，比标准规定（不超过５ｍｇ／ｇ）高出１８％。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地河北、山西、浙江、广西等省（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责令企业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并分析原因进行整改；经营单位（包括第三方平台）所在地北京、江苏、安徽、广西等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要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并依法予以查处。
原标题：湖南邵阳一建筑物突发坍塌事故 13人送医抢救
新京报快讯（记者林斐然 程媛媛）今晚19时许，湖南省邵阳市湘西南物流中心一建筑物发生坍塌事故。新京报记者从邵阳市委宣传部获悉，该建筑目前尚在施工阶段，事故导致13名施工人员受伤送医。
邵阳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晚19时许，湘西南物流中心一在建建筑物在混凝土施工过程中，通道发生了坍塌，当时现场共有17名施工人员，其中13名施工人员受轻伤，被送往医院抢救。
这名负责人称，该建筑物尚在施工阶段，未投入使用。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住建、公安、武警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目前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新京报记者从邵阳市急救部门了解到，13名伤者第一时间已分别被送往邵阳市中心医院、医专附属医院、肿瘤医院和第二人民医院。
蓝莓苗圃园
村民使用微耕机松土
蓝莓种植基地一片繁忙
蓝莓素有“水果皇后”和“浆果之王”之称，蓝莓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具有防止脑神经老化、保护视力、强心、抗癌、软化血管、增强人机体免疫等功能，营养成分高。
为帮助村民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安井村于2015年11月25日成立安井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制定合作社五年发展规划，计划到2019年修建一栋以办公、销售中心，仓库为主的综合服务楼，规范生产基地达到3000亩以上。合作社实行“六统一免”的管理模式，采取“合作者+农户+基地+技术”的创新模式，严格按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标准。力争5年内实现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每亩产量15000元，实现总产量150吨以上，实现产值4500万元以上。
陆晓栋资料图今天（29日）下午，上海静安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静安区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区长、副区长，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院长。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第一时间获知：李葳萍当选静安区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晓栋当选静安区区长。
大会还选举出静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坚华、宋震、冯璐、段文龙、吴丽萍、杨志健、江天熙、严俊瑛、曾晓颖；静安区副区长邓小冬、刘燮、鲍英菁、潘子罕、周海鹰、姚凯，静安区人民法院院长孙培江，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恒进。
李葳萍，女，1955年12月生，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共党员，1973年11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政工师。
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委书记，顺昌路街道党委书记，区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委、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政协副主席、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长宁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市侨联党组书记等职务。
2012年任静安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静安、闸北“撤二建一”后，担任人大联合党组书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组长。
新一届静安区政府班子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梳理发现，在静安区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中，陆晓栋、邓小冬、周海鹰来自原静安区，刘燮、鲍英菁、潘子罕、姚凯来自原闸北区。 除了鲍英菁为党外人士，其余都为中共党员。陆晓栋、鲍英菁、潘子罕为60后；邓小冬、刘燮、鲍英菁、姚凯为70后，年龄最小的是44岁的姚凯。
陆晓栋，男，1960年4月生，汉族，上海市人，中共党员，1982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法学硕士，高级政工师。
历任南市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南市区豫园街道党工委书记，南市区政府外事办主任，南市区协作办、招商服务中心主任，黄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驻会）、区协作办（招商中心）党组书记，黄浦区副区长，静安区副区长，静安区委常委、副区长、行政学院院长等职。
2014年6月任上海市静安区委副书记。2015年6月，任上海市静安区委副书记、代区长。2015年7月，任静安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党组书记。静安、闸北“撤二建一”后，任静安区委副书记。
从履历看，陆晓栋是从基层一线走出来的干部，且有着丰富的中心城区工作经验。据与陆晓栋共事过的工作人员说，陆晓栋非常务实，说话有条理，而且语速快，一般工作人员很容易跟不上他的节奏。有人回忆说，在任原静安区副区长时，陆晓栋到恒隆视察工作，里面每一家企业，他都知道其发展的来龙去脉，企业对其评价是，“工作很认真，而且务实。”
去年7月，在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前，时任静安区区长的陆晓栋曾走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室，参加夏令热线大型访谈节目，现场接听市民电话，了解居民投诉情况，第一时间连线区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影响居民生活、居住、出行“急、难、愁”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陆晓栋多次说到的一句话是“静安区没有理由做不好。”他说，静安百姓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是政府团队的责任，必须要做好。 有 市民打进电话投诉消防通道被封闭，给自己居住的小区带来安全隐患。陆晓栋现场连线相关部门时一点也不客气，“群众反映问题，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和不 到位，必须要迅速处理好。不管是消防通道还是非消防通道，静安区居民区内的所有通道都必须畅通。” 访谈中，陆晓栋多次表示，任何一项设施的建造以及一切 政府工作都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邓小冬，男，1970年11月生，山东齐河人，199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毕业，经济学硕士。
历任共青团闸北区委副书记，团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挂职），团市委地区工作部（郊区部）副部长、权益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权益部部长、市社区 青少年事务办副主任、团市委地区工作部（郊区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团市委副书记，原静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区委常委、副区长等职。
刘燮，女，1970年2月生，汉族，河南浚县人，研究生，法学博士，199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市国资办秘书处副处长，市国资委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市国资委副主任、原闸北区委常委、副区长等职。
鲍英菁，女，1960年3月生于上海，汉族，浙江鄞县人，学历大学，学士，中学高级教师，1998年5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80年7月参加工作。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市委常委，民进区委主委。
历任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副校长、闸北区实验小学副校长、校长、原闸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文化局局长，区红十字会会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区长等职。
潘子罕，男，1961年1月生，汉族，上海市人，在职大学，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8月参加工作。
历任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局长助理（副处级），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总队长、党委委员、人口管理办公室主任、市公安局副巡视员。原闸北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
周海鹰，男，1971年10月出生，汉族，籍贯江苏淮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工学硕士，工程师，1992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上海外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原静安区副区长等职。
姚凯，男，1972年9月出生，汉族，籍贯安徽庐江，全日制硕士研究，工学硕士，在职博士研究生，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1997年5月参加工作，199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详细规划管理处处长、原闸北区副区长等职。
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张正在广东普宁市沙河镇轻纺厂的工作照。图|受访者提供张正的婚事
——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文|龚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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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位于安徽西北部蒙城县的农村在这一天异常热闹，他们有一个上千年的传统：男婴出生后，蓄一根小辫，直到6岁的“龙抬头”这一天，在众人的瞩目和祝福下，一并剪去。主人家要大宴亲朋，以庆贺这个男孩度过了容易夭折的年纪，茁壮成长，当地人叫“办事酒”。
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
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
“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
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
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
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
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
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
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
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
研究人员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姜全保判断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还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80后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的大龄剩男比重要高得多。
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
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
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
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
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
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
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
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
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
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
城乡之间，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
张正，作为何素梅唯一的亲生儿子，他的娶妻成了这个64岁母亲的最后使命。
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难的因素就变得多元起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利鸽，曾撰写过《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一书。从2008年8月开始，她在相距蒙城不过百余公里的安徽和县4个乡镇下的38个行政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1701份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娶妻困难主次上，家庭和个人经济排第一，兄弟数量第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第三，年龄第四。
从2000年开始，张正就跟着一班亲戚进了广东普宁市流沙镇的纺织厂，手头有了技术，他的月薪达到4500元左右，可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几乎没有女工。每年年底，他将一年的收入交给母亲。他独居的两层小楼，几乎全是靠他挣的钱盖起来的。张家在经济上不算困难，现在，哥哥张勇在屋后另起了三层楼，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
张正的邻居吴楷，29岁，因为早年丧父，母亲又积劳成疾，不能劳作，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尽管他有一门电焊的技术，收入也不错，但结婚也成了难题。
兄弟多结婚难的情况在桔园不少见，李小军家因为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已经28岁了，却没有一个说上媳妇，甚至没有人给他们做媒。兄弟多，意味着不能独享男方父母的劳动和家产，在彩礼上也会少一些。张家有两兄弟，这多少影响了张正的婚事。
大哥张勇比张正活络许多，能言善道，媳妇也是自己找来的。2007年，大哥张勇结婚，彩礼花了3万元。之后，张家开始给张正物色对象，女孩都厌烦张正沉默寡言，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到2010年，80后出生的男孩开始步入大龄青年阶段，也是从那时起，农村彩礼突然高涨，两三年间已经涨到了8万左右。张正那年25岁，这个年纪还没结婚让家里有些担忧。
这年，何素梅通过远房亲戚介绍，一个丧偶的女人刘霞走进了张家视野，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28岁的刘霞颇显年轻，何素梅让张正从广州赶回来相亲，刘霞竟然很快就答应了，但要6万元的彩礼。张家觉得要得多了，但为了尽快结婚，还是答应了。
张刘从见面到摆喜酒，不过两周时间。一切都来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气。
结婚当天，刘霞就不愿意与张正同房。没几天，张正要求刘霞一块返厂上班，刘霞不愿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冲突后，刘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镇。没几个月，刘霞就以怀孕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突然一天，刘霞趁何素梅夫妇不在，领着女儿，独自来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随后，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因为没有结婚证，彩礼也追不回来。2012年，何素梅听说，“她嫁了一个蚌埠人，都40岁了，在市里做买卖的。她还是想进城。”
蒙城县和周边一样，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5年前开始了新城区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区正在向桔园挺进，殡仪馆和公交枢纽也新建起来，桔园距离县城不过2公里，从外部看，连排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城区的差别也不大。可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的排泄口直对着马路边的大沟，这条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沟，村民缓解恶臭的办法，就是将相近窗门紧闭。路边数个旱厕密集陈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
城乡间的差异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轰隆隆的挖掘机正在铺设村后的那条道路，但张正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了。
何素梅觉得，“水泥路是2年前铺的，如果早点建好的话，说不定刘霞不会走。”
这么拼命地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问为什么，她靠生肖记年岁，靠节气做农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务，并把这一切规律复制到子女身上。她把这么做的原因归结为“一代传一代”。她也在这种如节气一样的循环重复中，获得自己生命的价值。
她说，“孩子就是更年轻的自己。”张正不仅在秉性与外貌上与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续的任务，并陪伴她终老，这种满足感填补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带来的恐惧。
此后，张正每年春节都被家人安排了数场相亲。离城远近，道路好坏，婆婆年纪大小都成了农村人相亲女孩必要的考察条件，相亲的花费也涨了起来。
付不起的彩礼
2012年的春节，张家认为既然张正不爱说话，就也找个不爱说话的对象。在邻镇，他谈了一个女孩，叫吴梅，聋哑人士，21岁。吴梅说自己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聋哑人，但尽管有风险，何素梅挺喜欢她的，因为她“眼睛亮，反应快”。
两人见面不久，吴梅就要求张正给她买苹果手机，后来又买了笔记本电脑，好几套名牌服装，并陆续借给她几次钱。到2013年年末，张正去提亲，却被拒绝了，她觉得张正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吴梅还了向他借的钱，结束了这段感情。
2013年，蒙城县的彩礼已经升到了15万，还有附带的车房要求，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从而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在蒙城，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则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同在安徽北部地区的砀山县，在2015年3月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现象。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做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
可就在该月的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有调查显示，在青海省西宁市周边农村，结婚彩礼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结婚费用从2012年的10万元增至2014年的25万元左右。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的剩男们处境更为艰难。
如果有恋爱对象的，他们首先想到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桔园邻村的陈瓦房村，25岁的张明辉和女友杨庆子相恋多年，未能结婚，就是因为张明辉无法拿出“万紫千红”的彩礼，并买房买车。张明辉还有一个27岁的哥哥，也未婚，张家父母更无法先答应为小儿子付出天价彩礼。直到杨庆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杨家父母只好忿忿地收了5万元彩礼，嫁了女儿，但在婚礼当天拿走3万元的全部份子钱。从此杨庆子成了不被娘家欢迎的人。
第二种办法就是借“小利贷款”。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而且手续复杂。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第三种办法就是娶外省媳妇。在熟人社会中，本地女子仍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婚娶外省媳妇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何素梅觉得，刘霞是亲戚介绍的本地人，但也是半跑半骗的，和外地媳妇也没什么差别。
2014年夏天，在张正打工的流沙镇，工友给张正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四川口音，叫胡丽（化名），23岁，浓妆艳抹的，张正觉得她显老，不止23岁。他告诉母亲后，何素梅鼓励他们交往试试，但别乱花钱。之后，胡丽隔三差五地到厂里给张正做饭洗衣，两人发生了关系，一起住了一段时间。胡丽还表示，年底想去张正家看看。
就在年底到来前，胡丽说父亲病了，还带着张正到医院挂号，但只是让张正排队，并没有进到病房。胡丽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张正，提出要借5万块钱给父亲看病，5万就算是彩礼的一部分，她一共只要8万元彩礼。
张正仍旧如实告诉了妈妈何素梅，何素梅约来亲戚商量，大家都提醒她别上当，她心里也感觉不妥，刘霞的事已经让这个家损失惨重了。张正也有些犹豫，何素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感觉就像赌博，但不赌怎么会有机会。”
张正将自己一年的工钱5万元转给了胡丽。两周后，胡丽不见了。她用一个广州的号码打电话告诉张正，父亲的病情恶化，转院到了广州，还需要3万元救命钱。她还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何素梅，并改口叫了“妈”。何素梅疑心更重了，亲戚也都提醒她不要相信。但何素梅觉得，这3万要是不转的话，之前的5万也白花了。
于是何素梅从家里又转给胡丽3万元。一周后就是新年了，何素梅非常期待这个还未谋面的儿媳妇能够早点到家。胡丽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表示为了给父亲看病，已经身无分文，需要5000元路费。何素梅已经感觉到上当了，但还是寄给了她5000元。就像要抓住渺茫的翻本期望，奋力押上最后的筹码。
之后，胡丽和那个介绍人同时消失，杳无音讯。张正报警后才得知，胡丽同时欺骗了好几个厂的大龄未婚男工人。虽然立案了，可案子到现在仍没有进展。
2016年1月初，河北邯郸市警方破获一起跨国新娘诈骗案，那是在2014年11月轰动一时的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入狱，新娘飞走了，28个光棍被打回了原形。
根据刘利鸽教授统计，1998至2007年间，安徽和县共有22102名女性因婚姻迁入和县，占因婚姻迁入外来人口总数的70%。她们主要来自云贵川等西部省份。而在对38个村庄共计102个村干部的调查中，有90%的村干部表示，自己所在村里有西部省份媳妇的情况，其中40%的村干部表示有外省媳妇逃婚或者骗婚的情况。
3月10日的这场相亲，何素梅已经提前刨根问底，说对方也是老实人。但张正不是很满意，觉得女方长得太“黑”了，孩子还有慢性病。但对方还是开口要了8万元的彩礼。
张正算了一下，父亲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8万的话，还需要借6万元的“小利贷款”。何素梅在一家早点铺子帮工，每天凌晨3点起干到下午3点，一天能挣60元，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张正有些犹豫。
3月14日，消息来了，相亲的女子已经谈妥另外的对象，准备嫁给县城的一个残疾人，35岁，但有一处店面，男方彩礼能给10万元。
3月16日，流沙镇的老板打电话来，问张正还回不回去上班，现在不景气，很多厂要裁人了，因为他有技术，可以留下来。
姐姐张敏在昆山的电子厂务工，何素梅说，“那里面女工多，听说很多人很容易就带老婆回家了。”她让张敏打点好了关系，让张正尽快过去面试务工。张正只能做普工，每月工钱不到3000元，还不管吃住。但何素梅觉得他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物色对象。
何素梅说，明年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再催这些亲戚帮她儿子物色人了。她叹息道，“社会变得太快了，那么多亲戚，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最终，张正买了17日回流沙镇的汽车票。这是他第一次不听从家里安排，他说，“没钱更没机会了。
继穆迪之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日前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虽然两家机构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只是调整评级展望，但还是引起不少关注。那么，如何看待两家机构的评级？
主权信用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对一国中央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还债务责任的能力与意愿的评估。此次两家机构下调评级展望，主要是基于对我国金融运行中风险的担忧。分析两家机构报告可以发现，以消除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为己任的信用评级，本身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两家机构的评级调整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发展趋势，也没有反映出我国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的最新进展。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总体经济形势而言，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虽然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乏力，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特征日益凸显。当前正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增强发展动力。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实，经济运行中向好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事实上，与两家机构的评价迥然有异，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表明，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实现了良好开局，呈现企稳向好态势。比如，3月份制造业PMI为50.2%，自去年8月以来首次回到荣枯线以上；1月至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8%，改变了2015年全年利润下降的局面；1月至2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3%，高于去年财政收入增速。
评级机构担忧我国债务水平问题，也是不必要的。我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0%、赤字率3%，两个指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均处于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我国虽然扩大了财政赤字规模，但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这一举措无疑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得到有效控制，通过新预算法建立了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在金融领域，目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超过13%，高于国际标准；拨备覆盖率达到180%以上，高于监管机构设定的150%的标准。实体经济企业资产负债率约为60%，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70%相比处于合理水平，同时正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市场化债转股等途径逐步降低杠杆率。
实际上，尽管主权信用评级在揭示信用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评级方法技术不足、利益冲突损害评级独立性等问题，导致其准确性和客观性经常受到质疑。回顾过去，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事前均未能成功预警，危机爆发后又过度反应、急剧调低有关国家评级，加剧了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动荡，其表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世界银行有关专家曾表示，“信用评级机构迷失在他们自己的评级方法里”。
因此，对市场人士和投资者而言，应以理性态度对待有关机构发布的评级结果，不宜人云亦云，更不能惊慌失措。再权威的信用评级也不能代替自己对经济的客观、审慎评估。
持续稳健的发展是对各类外部评估的最好回应。我们既要坚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判断，也要对面临的矛盾、风险隐患保持清醒认识，努力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深入推进财税、金融、国企等领域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工作，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湖南日报4月2日讯（陶芳芳 谢昌友）昨天上午，全国工商系统广告工作会议暨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现场会在长沙召开。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甘霖出席会议。会上，快速崛起的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受到赞肯。
广告业的发展，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繁荣的程度。2011年，国家工商总局启动“国家广告产业园区”试点工作。2012年4月，长沙广告产业园获批为全国首批、中南地区唯一的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是全国首批9家“国家广告产业园”中唯一先挂牌后建设的园区。园区分先期园区、核心园区、拓展园区三阶段建设。核心园区已于2015年11月21日正式开园。
自获批以来，园区坚持以“创新 创意 创业 创投”为导向，重点发展“文化广告创意、新媒体、移动互联网”三大主导产业，并以此为核心进行上下产业链延伸。湖南卫视广告经营中心、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天娱广告、清华启迪等企业加速在园区集聚，截至2015年底，园区自主培育引进企业411家，实现园区广告经营额36.4亿元，同比增长8%。天心区区委书记、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管委会主任曾超群表示，园区力争今年引进培育广告及相关企业500家，预计实现广告业产值100亿元。
“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个大坑，还在打基础；现在，这里的发展态势令人振奋。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与学习。”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司长张国华对园区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家食药监总局：上海假冒奶粉不存在安全风险。针对此前媒体报道的“上海1.7万罐假奶粉流入多地市场”一事，4月4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在官网做出回应称，上海公安部门已经对查获的假冒乳粉进行了产品检验，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国务院食安办已派员赴上海实地督查。（4月5日《新京报》）
此前据媒体报道，2015年9月，上海市公安部门依法查处一起跨全国多省市仿冒品牌婴儿奶粉案。请注意，是“婴儿奶粉”。于是，不少宝妈又在为孩子的健康担心了。现在，国家权威部门通过产品检验，给出了“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的结论，想必公众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可是且慢，我们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有这么一句话：“犯罪嫌疑人陈某等人仿制多个品牌奶粉罐，并收购低档、廉价或非婴儿奶粉灌装生产假冒著名品牌奶粉。”其中提到有“非婴儿奶粉”。查找相关资料可知，“婴儿奶粉”又称母乳化奶粉，它是为了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在普通奶粉的基础上加以调配，使其接近人乳成分，再加入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适宜于喂哺婴儿。也就是说，“婴儿奶粉”跟“非婴儿奶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配方和成分，当然也应该有不同的国家标准，绝不能将“非婴儿奶粉”等同于“婴儿奶粉”，否则必然会给食用的孩子带来或多或少的伤害。
那么问题来了：不法之徒以“非婴儿奶粉”冒充“婴儿奶粉”，真的符合国家标准吗？符合的是普通奶粉的标准，还是婴儿奶粉的标准？假冒奶粉真的不存在安全风险？还记得曾经沸沸扬扬的“大头娃娃”事件吗——从2003年5月起，安徽阜阳地区相继出现婴幼儿因饮用劣质奶粉而腹泻、重度营养不良的情况，甚至出现多起死亡案例。充斥安徽阜阳农村市场的劣质奶粉被人们称为“空壳奶粉”，食用“空壳奶粉”的婴儿由于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根本不能满足婴儿的生长需要，身体瘦弱，脑袋尤显偏大，被当地人称为“大头娃娃”。“非婴儿奶粉”未曾加入婴儿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长期食用会不会也跟“空壳奶粉”一样造成不良后果？
这样说，绝非抠字眼，更非无理取闹、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出于最基本的常识。如果“非婴儿奶粉”可以符合“婴儿奶粉”的国家标准，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专门开发“非婴儿奶粉”，干脆只生产一种男女老少通用的“万能奶粉”岂不省事？因此，一定要慎言“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哪怕是权威部门、哪怕是为了“安定民心”，也应当在表述时更科学一些、更符合逻辑，否则很可能适得其反，给公众制造新的困惑。
1.7万余罐假冒婴儿奶粉销售给郑州、徐州、长沙、兖州等地经销商，并进一步销售到全国多个省市，会给多少孩子的身体健康安全造成威胁！假冒奶粉从收购到灌装，再到运输、批发和零售，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要经过很多环节才能来到家长手中，当中涉及工商、食药监等多家监管部门。如果那些监管部门有一个尽到了职责、及时发现了问题，就能截断这条黑色产业链，而不至于让那么多孩子面临食用假冒奶粉的风险。因此，解决此次假冒奶粉事件，除了追查奶粉流向之外，还有两点必不可少，一是信息发布要更为公开透明，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二是要倒查责任，通过责任追究倒逼监管部门恪尽职守。
文/乔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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