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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1 06:49:01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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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光椋鸟(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4月的第一周是湖南的“爱鸟周”,4月的天空应该是属于雀形目的。

  春日风暖,草长莺飞,鸟叫声似乎也在等待了一个冬天后越来越欢畅。此时节洞庭湖湿地的冬候鸟多已北迁,天空的主角不再是冬候鸟,换成了夏候鸟和留鸟,其中最多的就是雀形目鸟类。

  “春天是鸟类的求偶繁殖季节,鸟类叫得特别欢,所谓鸟语花香。”湖南师范大学邓学建教授说,4月大部分鸟类已经或即将进入繁殖期,求偶的叫声处处可闻。

  在大围山上,湖南的“省鸟”红嘴相思鸟也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迁徙——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迁徙。这种“有爱”的鸟儿,喜欢成双成对,彼此形影不离。它们体型小又喜欢隐蔽在僻静处,因而很难被人发现。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张志强教授从2011年开始对相思鸟进行专题研究,他介绍,相思鸟是湖南的本土物种,冬天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越冬,到了4月就开始成群上山,准备繁殖。繁殖季节,它们在灌木间高声鸣唱,发出悦耳的“微归—微归—微归—微微归”的叫声,并不断抖动着翅膀。

  “春的使者”家燕已经飞回湖南。家燕是我们最常见的夏候鸟之一,它们有着狭长而尖的翅膀、叉状尾巴,飞行迅速灵巧,轻捷地从树梢掠过,传递着春的讯息。

  邓学建说,湖南最常见的有两种燕子,一是家燕,还有一种是金腰燕。金腰燕最显著的标志是有一条黄色的腰带,生活习性与家燕相似,不同的是它们常停栖在海拔较高的地方,有时和家燕混飞在一起,却不如家燕迅速,鸣声较家燕稍响亮。

  4月也是麻雀的婚期。据说麻雀的配偶是终身的,这种从嘴到尾尖还不到15厘米的小鸟,喜欢与人类为伴,喜欢啄食粮食、 拔起秧苗和咬断刚结的幼果,曾一度被认为是“害鸟”,但其实它们主要的食物还是害虫和杂草籽。

  不过,麻雀并不是湖南数量最多的鸟类。邓学建说,棕头鸦雀才是湖南境内群体最庞大的鸟,它们栖息在林缘灌丛地带,也栖息于竹丛和高草丛以及果园、庭院、苗圃甚至城镇公园。它们活泼大胆,不甚怕人,常在枝叶间攀缘跳跃,边飞边叫,鸣声低沉而急速,较为嘈杂。

  此时节还有一种体态美丽的雀形目鸟类适合观察,名叫红嘴长尾蓝鹊,尾羽长而秀丽,是鹊类中鸟体最大和尾巴最长、羽色最美的。它们会发出粗哑刺耳的联络叫声,还很会模仿其它鸟的叫声。

  在湖湘大地活跃的雀形目还有叽叽喳喳的喜鹊、歌声婉转的画眉、喜欢成群结队的丝光椋鸟等等。目前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南分布有鸟类463种,其中雀形目鸟类最多,有32科88属235种,物种数量占全省鸟类总量的半数。雀形目鸟类大多小而活泼,善于鸣啭,飞行轻快,让4月的天空无比灵动。

  【生物小名片】

  雀形目为中、小型鸣禽,喙形多样,适于多种类型的生活习性;鸣管结构及鸣肌复杂,大多善于鸣啭,叫声多变悦耳;筑巢大多精巧,雏鸟晚成性。种类及数量众多,适应各种生态环境。有100科5400种以上,是鸟类中最为庞杂的一目,占鸟类全部种类的一半以上。

  原标题:广东东莞一分局长受贿为赌场充当保护伞受审

  东莞市公安局道滘分局原局长邹应溪涉嫌受贿罪,昨日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邹应溪在道滘分局任局长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为赌档充当“保护伞”。公诉机关起诉称,邹应溪多次通过下属收受赌档贿赂9万元,请求依法判处。法庭上,邹应溪对收取贿赂一事供认不讳,但不承认自己为赌档充当“保护伞”。法院未当庭宣判。

  涉金牛新村赌档案被捕

  1963年5月出生的邹应溪,原系东莞市公安局道滘分局局长。因涉嫌受贿罪,经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邹应溪去年2月3日被东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去年6月10日被移送审查起诉。同年7月15日,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本案由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昨日,此案在惠州中级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提到,经查明,2013年4月温某耀(另案处理)在东莞市道滘镇开设赌场期间,为了得到时任东莞市公安局道滘分局局长邹应溪庇护,通过原东莞市公安局道滘分局行政执法大队队长黄某堂(另案处理)找到邹应溪说情,提出赌场每开一天都给邹应溪2000元好处费,邹应溪表示同意。2013年4月至2014年9月,温某耀等人在道滘镇大罗沙村、金牛新村等地开设赌场,多次通过黄某堂行贿邹应溪共计9万元。

  在庭审中,公诉人指出,根据黄某堂在侦查机关所做供词供述,2014年年初他找到邹应溪,提出自己的表妹夫温某耀想在道滘开赌档,每天给其2000元,要求关照。黄某堂供述,约定赌场每开档10天给一次钱,温某耀前后共给了9次,他自己收受3.5万元,邹应溪收受18万元。

  多名警员曾经参与其中

  公诉人提到,根据黄某堂的供词,刚开始黄某堂拿到钱后给邹应溪打电话,询问其是否在办公室,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用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牛皮信封,包了1万元放在邹应溪办公室抽屉。此前,邹应溪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承认2013年1月至2014年9月共收黄某堂7次钱。

  在法庭调查环节上,公诉人提到,温某耀供述其赌档刚开始每天给出4500元保护费,其中2300元给了东莞市公安局道滘分局。此后,保护费又提高到6900元/天,其中2500元给东莞市公安局道滘分局。该分局多名警员曾经参与金牛新村赌档(涉案警员另案处理)。

  公诉人指出,该分局原教导员严某也有参与。据多名警员供述相互印证,2014年9月8日,在赌档暂停4个月后,温某耀找到严某说想重新开放赌档。严某让对方“先搞定老板,老板同意了再开”。温某耀称:“老板已经搞定了”(严某所称的“老板”就是邹应溪)。严某通过警员刘某收取温某耀的好处费。

  金牛新村辖区派出所多名警员收过严某送过来的钱,提到分局领导知道温某耀的赌档,要求进行关照。

  庭审现场

  被告人当庭承认受贿9.3万元

  在庭审中,被告人邹应溪辩称,自己收受温某耀的贿赂,但一直不清楚温某耀从事何种职业,不了解其有开赌档,没有给温某耀开赌档充当“保护伞”,“前面两次黄某堂送钱过来,我以为是黄某堂作为下属自己送的。到第三次才知道是温某耀送的,我只知道温某耀经营沙场,并且有协助其姐夫经营酒店,我以为温某耀是要求我在这些方面关照”。收受温某耀的钱大多数时候是中秋及春节前后,以为是过年过节送的。

  不过,公诉人当庭表示,根据侦查机关侦查及邹应溪此前供词,邹应溪十分清楚温某耀开赌档的事情。侦查机关调取黄某堂与邹应溪的手机短信通讯记录,2014年5月2日黄某堂发短信给邹应溪:“药店昨晚已开始,其他没有变”。2014年5月13日黄某堂发短信给邹应溪:“昨晚金牛已经开始了”。黄某堂在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提到知道温某耀在金牛新村、大罗沙新村开赌档。同时,公诉人播放邹应溪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做笔录的录像视频。

  对此,邹应溪当庭对收受贿赂认罪,共收受9.3万元,表示自己法律意识、廉政纪律意识不够强,很后悔。在主审法官、公诉人提问时,邹应溪多次表示“没听清”或“没听明白”。在辩护人为其做辩护时,他的目光一直望着辩护人。邹应溪说身体不好,被拘留期间曾住院,年迈父亲逝世,他未能见最后一面,现在母亲84岁,身体不好,他希望法庭能综合这些因素给予从宽处理。邹应溪辩护律师称,邹应溪的妻子已经向东莞市廉政账户退还赃款9万元。

  公诉人回应,邹应溪受贿事实清晰,有完整证据链,构成受贿罪,考虑到其具有相关坦白情节,依法从轻处罚。

  采写:南都记者 李更祥 通讯员 卢思莹

  湘潭在线4月3日讯(记者 刘崇婉)“我父亲被一家按摩店的员工骗了3000元。”近日,网友王丽(化名)拨打湘潭在线新闻热线0731-58276731称,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陆陆续续被一家按摩店的店员骗走了3000多元。王丽的父亲有轻度老年痴呆,她认为按摩店员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已向雨湖区广场派出所报案。

  王丽的父亲今年67岁,最近一个多月经常去一家位于南盘岭的按摩店,并且找各种理由多次向家人要钱。王丽觉得不对劲,找出父亲的存折一看,发现少了3000多元,而这一个月父亲并没有什么大的花销。王丽详细询问父亲才得知,这一个多月父亲经常光顾一家叫做福康的按摩店,而且长期与该店一名姓王的店员有接触。王丽说:“我父亲告诉我,他第一次去是路过那家店被店员拉进去做按摩,之后几次再去做按摩的时候,一位姓王的女店员就找各种理由问他要钱,3000多元都是给了这个姓王的女店员。”

  4月2日上午,王丽的父亲再次光顾这家按摩店,来找这个姓王的女店员按摩。父亲去之前,王丽多次劝阻,但执意要去,无奈之下,王丽只好尾随父亲来到了南盘岭附近。到了现场,王丽发现这样的按摩店在这条路上有5、6家,早上8点多钟,不少老人在按摩店内出出进进。王丽担心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和其他老人可能遭遇欺骗,随即向派出所报案。

  随后,记者采访了福康按摩店老板郭女士。郭女士表示按摩店是正规场所,已经营业五六年,关于姓王的女店员与王丽父亲之间的经济纠纷,她并不知情。“这个店员刚来按摩店,王丽的父亲也是最近几天才来按摩店按摩,双方可能以前就认识。”郭女士说。

  现在此事已由广场派出所介入,民警找双方做了调查笔录,该事件正在积极处理当中。

红网道县站4月6日讯(通讯员 周贤华 张海英 谭诚)4月5日,湖南省道县农业部门发出通报称,今年以来,道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通过引导、支持发展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县财政从中央支持农业补贴拿出一部分资金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适当的资金补贴,县农业局整合项目资金,实施“万千百”粮食高产创建评比活动,对新型经营主体进行50%不等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物化补贴,一季度全县新增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200余个。
  
  今年,道县通过与神农大丰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开展“一站式”服务模式,为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包括良种、农资、农机、技术服务、金融服务和加工销售服务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综合性、专业化、标准化的一站式供应链管理服务。引进长沙拓航农业科技服务公司开展“飞防”服务,为高产创建示范区、新型经营主体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支持四马桥燕山脚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了水稻集中育供秧服务示范中心,代育商品秧3000多亩。寿雁新村的种粮大户陈波涛承包水田2000余亩,在县农业部门支持下全部实行专业化集中育秧。
  
  同时,道县将继续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时完成土地确权颁证任务,切实做到确实地、赋真权、准登记、颁铁证,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固化到户。贯彻落实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作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还原土地的资本属性,真正让土地活起来。发挥农村土地流转平台作用,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推动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温家宝工作照温家宝工作照
温家宝工作照温家宝工作照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最近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公开发行。

  本书收入温家宝同志1968年至1985年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工作、学习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这是作者从现存45本、400多万字的笔记中摘选的。本书还收入作者撰写的回忆文章24篇,照片50余幅。全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四个部分,真实记录了作者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本书所收笔记、回忆文章及照片均为首次公开发表。

清明节回家在先人坟前敬献一柱香,烧一刀纸,放一挂鞭炮,磕三下头,默哀几分钟,以表达我们的哀思,这是传统的清明祭祀活动。为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能够回家祭祀,高速路“添堵”了,(当然也有利用清明小长假外出踏青郊游的原因)“北京小长假首日8条高速拥堵”“沪宁高速车祸”等,加上“奢侈品”祭祀的悄然抬头,如此“添堵”的清明节一点也不“清爽”。
  
  清明祭祀要与时俱进。国家殡葬改革之后,生态葬成为大势所趋。水葬、树葬、花葬等将让传统的墓葬一去不复返。假以时日,当又是一年清明到的时候,我们又去哪里为仙人“点香、烧纸、放鞭炮”寄托哀思呢?因此,我们应该转变传统清明祭祀风了,这也是响应国家殡葬改革制度。
  
  栽下一株树,寄托哀思。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划定的植树区,或者在家乡允许的地方栽一棵树,精心浇灌,不仅可以寄托我们对先人们的哀思,而且还能植绿一片,让我们的哀思与大地同心同存。
  
  用照片制成MV寄托哀思。在现有的坟墓前拍照,与先人在世时留下的照片,合成MV,配上我们喜欢的音乐,写上我们对先人思念的话,既能够何时何地表达我们对先人的哀思,又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时尚简便。
  
  看望亲人用感恩寄托哀思。清明节回家,不仅是为了祭祀先人,更应该是借此机会回家看望亲人,陪伴亲人。缅怀祖先,寄托哀思,不忘祖先的养育之恩,更要学会感恩,关心、照顾好亲人,“常回家看看”。
  
  忆亲旧事梦里梦外,数度清明今又来。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这不仅是先人遗愿,更是我们的责任。那就让我们告别传统祭祀,与时俱进,过一个“清爽”的清明节吧!
  
  文/长安濮存

红网岳麓站4月6日讯(通讯员 唐仙蕾 刘霞)4月5日,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成立并在岳麓区政府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湖南省摄协副主席、长沙市摄协主席翟健、长沙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裕高,区领导林俐俐、戴德泉等参加会议。
  
  会上,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关于同意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的批复》,审议通过了《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章程(草案)》《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七项制度(草案)》《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选举办法(草案)》,选举产生了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监事长,并召开了协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彭勇智当选岳麓区摄影家协会主席。
  
  林俐俐对区摄协筹备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区摄影家协会主动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先进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为繁荣发展全区文化事业,促进大岳麓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据介绍,岳麓区是文化大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遗迹,都是很好的拍摄素材。区摄影家协会将紧跟时代、围绕主题,通过镜头捕捉大岳麓人品格中的真善美,展示大岳麓历史的深厚重,讴歌大岳麓发展的新成就,描绘大岳麓美好的新未来。

  “校企合作是一个老话题。”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首席技能培训师曹晶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断地重复道,“但这又是一个一直缺乏制度约束和引导、急需解决的问题。”

  不仅仅是曹晶,包括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委员等在内的许多代表委员都注意到了“校企合作”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加强校企合作的相关提案或建议。

  其实早在2010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致命弱点是校企合作。为了推进校企合作,教育部在2015年更是专门印发文件,要求推动1000多个职教集团(覆盖60%以上的职业院校,参与企业近3万家)进一步加强建设、拓展功能。

  那么,校企合作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的校企合作模式中普遍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企业内生动力不足、校企合作“两张皮”等问题。

  法律法规不完善,成校企合作最大拦路虎

  在校企合作具有典型代表的德国,现代学徒制被看成德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国家崛起的“秘密武器”。多年来,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提出要学习“德国经验”,但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委员发现,现在制约校企合作的最主要因素还在于国家尚未出台专门法律法规,各省、区、市也普遍缺乏相应扶持制度。

  钟秉林的观点也得到了众多企业的认可。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王文槿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被调查的135个企业中有70%认为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影响校企合作的最大因素。由于缺乏政策的具体措施,校企合作无法制度化、规范化,只能依靠人为维持。

  由于企业、行业等参与办学的权责利没有法律明文界定,具体政策缺乏吸引力、可操作性,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校企合作往往成为学校方面的“单相思”。

  曹晶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学校一头热,企业一头凉的现象长期存在。”他从企业效率和学生安全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是担心学生到工厂学习会影响产量,造成废品损失。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参与校企合作不仅意味着降低生产效率,还要增加企业管理成本,如果没有政府激励和法规约束,它们往往会选择趋利避害。

  另一方面是如果学生实习期间发生安全事故,很难处理。这一点在王文槿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65%的被调查企业提出,目前对实习生的安全问题没有一定的措施保障,“如实习生的意外保险费,有的是学校交,有的是企业交,有的没交。”

  许多企业不愿意参与校企合作,而已有的校企合作大多难以摆脱“两张皮”的尴尬。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等方面都与企业的需求脱节,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体制机制没有形成。“校企合作沦为基于情感的偶然性支持,甚至退化为短视的功利性资助。”

  对于院校专业设置脱节这一点,2015年从福建一所高职院校的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毕业的吴杰深有感触。他对《工人日报》记者坦言,“学校里学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基本没怎么用到。”而且学校学的东西很多都大大滞后于企业的现实,他举例说,有一门两个学分的精工课要求“我们手工制作一些小锤子、小螺丝,可是现在的汽车维修已经用芯片来组装这些东西,手工的东西根本没必要。”

  深度融合,政府要牵线搭桥

  面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种种老大难问题,究竟应该从何处进行突破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和震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学生等五大层面的问题,“任何单一方面都无法有效解决这一跨部门、跨领域问题。需要国家统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进行顶层设计。”

  事实上,国家也看到了校企合作中相应法律法规的缺失,关于从199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一直处在修改和完善之中。而早在2014年两会期间,曹晶就曾提出了一个《关于修改、增加<职业教育法>有关内容的建议》,建议希望能够针对校企合作进行体制机制立法,明确双方的责任、立法、义务关系,健全学校和企业双主体的保障体系。“校企合作需要制度保障。”曹晶斩钉截铁地说。

  “鉴于职业教育法修订周期较长,而校企合作需求迫切,建议尽快启动制定实施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在今年两会上,钟秉林委员则建议,要发挥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作用,给予企业办职业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同等的法律地位,运用税收减免、金融支持等手段,明确支持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他认为,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激励和保障,才能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关于校企合作的具体模式,包括曹晶在内的代表委员都提到,要借鉴德国的学徒制。在德国学徒制中,由德国行业组织制定的全国统一的“职业培训条例”是企业培训的依据。其具体做法是:由企业发布学徒岗位,行业协会负责注册,学徒所在的职业学校负责学籍注册。企业本位培训是主要模式,学徒参加完行业协会组织的中期考试和毕业考试,通过了才能获得相应的证书,学徒制才算完成。

  王文槿通过对135家企业进行调查后认为,应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共同商定对校企合作的审批、备案、监管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对校企合作的管理,必要时成立专门的机构。同时,要按照“订单”、工学交替、“2+1”等模式分别制定如“实习生行为规范”、“实习生管理手册”、“驻厂教师工作手册”、“企业对实习生管理规定”等文件,使校企双方对实习生的管理有依据、可操作,增加校企合作的可实施性。

  曹晶认为,校企合作要走向深度融合,除了在老师与工程师、学校课程与企业需求、学生与岗位进行对接之外,还应该设计合理的框架模式并指导实施,既调动学校,也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相关部门要起到引导作用,牵线搭桥做好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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