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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运行中天子山“土豪金”索道
红网张家界站4月3日讯(通讯员 吴勇兵)2月6日正式开通的升级版张家界天子山“土豪金”索道经过近两个月的运行目前已进入佳境,各类机电设施全部实现“零故障、零差错”。据统计,至3月底,“土豪金”索道今年共安全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全新升级的天子山因外表进行了“土豪金”包装,索道春节前亮相后引起旅游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得名“土豪金索道”。特别是运载量大大提速,舒适量明显提升,令无数中外游客乘坐后叹感不虚此行。
索道运行后,不断对各类设施进行了优化,最大程度满足了游客乘坐所需。同时,对一线岗位人员进行精细化服务培训,从着装、手势、用语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让各地游客感受到升级后的“土豪金”服务。索道自改造开放至今,无一起投诉,游客满意率达100%。
原标题:城管粗暴执法可责令辞职
南都讯 记者薛冰妮 实习生邓晶晶 广东修法,新增粗暴、野蛮等不文明执法将被追责。近日,《广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获得表决通过。该条例将于今年7月1日施行。条例新增了借执法牟取私利以及粗暴、野蛮等不文明执法的责任追究的两种情形。不文明执法带来严重不良后果,重则受到责令辞职、罢免、处分等处罚。
该条例的前身是1998年施行的《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相比原条例,新修订的《条例》将各级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权的组织,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职责的行为全部纳入监督范围,还将人大常委会、司法机关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等纳入了监督主体。
为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条例》增加了借执法牟取私利的,粗暴、野蛮等不文明执法的两种情形。新条例施行后,城管执法人员若有粗暴执法,执法证可能会被吊销。按照《条例》规定若有粗暴、野蛮等不文明执法等情形,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责令书面检查、批评教育、通报批评、离岗培训或者暂扣行政执法证;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行政执法证。
在追究责任上,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破坏行政管理秩序或者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后果的,按照行政过错责任追究以及相关问责规定,通过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处分等方式,追究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责任。“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处分”这些处罚都是原条例所没有的,属于《条例》新增内容。当然,更严重的就是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不但会被处罚,还会被曝光。《条例》规定,政府法制机构、上级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将执法检查、行政执法评价、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典型案例通报、行政执法督察等情况或结果,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布。
案例
小贩卖果汁 城管致其伤判赔
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度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城管违法执法致小贩受伤一案入选。
2013年2月13日12时许,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天河分局执法人员在花城广场博物馆附近巡查时,发现王国防正在摆卖榨果汁,而后驾驶电动车追赶王国防,并将电动车向王国防快速行驶的三轮车靠近,导致王国防三轮车开上路边绿化带撞到树后发生侧翻跌落受伤。医院诊断:王国防左胸、左上腹、左大腿多处挫伤;左第4肋骨骨折。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天河分局执法人员驾车追赶王国防的执法方式超越了法定职权范围,具有危险性和侵犯性。在王国防受伤后未采取任何施救措施,罔顾王国防的生命健康安全,属于严重违法。向王国防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医疗费共计27125.26元。


原标题:陈满申请966万国家赔偿案海南听证 是否赔偿370万误工费双方存较大分歧
海南高院:将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3月30日上午9点,绵竹人陈满申请国家赔偿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听证,陈满向海南高院申请国家赔偿金共966万余元,陈满及其代理律师王万琼、易延友就具体的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等进行了阐述。
据了解,陈满提出的966万余元国家赔偿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3777.64 元 ,申请人误工费3707555.28元,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23年的申冤费用支出100万元。
虽然当天的听证会没有达成实质的赔偿意见,但听证结束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表示将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观点交锋
申请300万精神损害抚慰金
海南高院:请求没有依据
从上午9点一直到中午12点过,陈满申请国家赔偿案在海南高级人民法院的听证会一直在进行着,陈满及其代理律师与海南高院国家赔偿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着激烈的观点交锋。
据陈满的代理律师王万琼介绍,对于赔偿金额的分歧,主要集中在370万元的误工费和30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王万琼说,法院认为不应当支付误工费,“他们认为造成人身伤害,影响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才赔偿误工费。我们认为他们把人羁押起来,陈满丧失了劳动的机会,就应当进行赔偿。”
王万琼说,误工赔偿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有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的权利,且“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陈满被羁押以前,就已在海南省开办了自己的装修公司并承接了多处工程,事业已有起色。如果不是这23年的牢狱,相信陈满有能力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工资水平也肯定远远超出常人。同时,陈满申请赔偿没有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5倍计算,而是2倍计算其误工费3707555.28元。
对于30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海南高院认为这项请求没有依据。王万琼表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事实上陈满确实含冤入狱被无辜羁押了23年,在这段时间里,成日背负着故意杀人、放火的罪名与多名真正的罪犯为伍,受世人唾弃、被家人担忧,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身心均遭受严重摧残,缺失了普通人拥有的完整家庭、稳定事业,哥哥也因此造成精神失常,所以赔偿30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无法弥补因此冤狱给请求人带来的伤痛。
“而且我们提出的300万,没有超过赔偿总额的35%,也没有超过其他所有赔偿请求的总额,是符合相关规定的。”王万琼说。
索赔请求
代理律师称索赔并非最多
“是一个体现诚意的数字”
据了解,陈满提出的966万余元国家赔偿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3777.64 元 ,申请人误工费3707555.28元,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23年的申冤费用支出100万元。
那么,这966万是高还是低呢?陈满代理律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介绍说,966万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但他们充分征求了陈满及家人的意见,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过往的赔偿情况等,“这是一个公允的数字,代表了我们公允的诉求。”
易延友表示,多提也是可以的,但考虑到实际情况,觉得提多了也没有多大意义,也不想损害陈满的形象,“不希望陈满洗刷冤屈后成为一个漫天要价的形象,所以提出了一个体现诚意的数字。”
记者了解到,陈满提出的966万国家赔偿申请并不是最高的。2014年12月,因涉嫌投毒案而被冤判死刑后被判无罪的念斌及其律师向福州中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申请福州中院赔偿念斌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及其他物质损失等共计人民币15321605.15元。最终念斌获得了119万余元的国家赔偿。
消除影响
申请媒体上公开道歉遭拒
陈满:口头道歉不能代表书面道歉
记者了解到,在当天的听证会上,陈满及其代理律师提出的在包括人民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申请,海南高院方面没有接受。
海南高院认为,陈满无罪释放后,海南高院的副院长已经代表法院向陈满鞠躬道歉了,并且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从一定层面上讲,已经消除了影响。
据王万琼介绍,法院方面还列了一个清单,将20多家媒体报道的内容都进行了摘录。
不过,陈满对此也表示不认同,他认为口头道歉并不能代替书面道歉,“其实该道歉的不是你们,而是当年让我冤屈入狱的办案人员和法官,如果他们当面向我道歉,我能接受。”
对话当事人
陈满称请求合情合理合法,“自己失去的太多太多了”
陈满告诉记者,他以及他的代理律师提出的这些国家赔偿请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作为一个蒙受冤屈的人,自己失去的太多太多了。”
在陈满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中写道,陈满1992年12月27日晚被抓,至今年2月1日洗冤,失去自由约23年,共计8437天,是国内已知服刑时间最长的蒙冤者。
在当天的听证过程中,海南高院认为陈满被关押天数为8436天。
王万琼律师说:“法院算的比我们少一天,因为法院是按照公安机关出具的刑拘通知书上的日期1992年12月28日计算,但实际上陈满在前一天的晚上就被抓了,就已经失去了自由。”随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表示将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新闻人物
绵竹人陈满,国内服刑时间最长的蒙冤者
1992年12月25日,海南海口市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陈满被锁定为凶手。案发两天后,陈满被警方带走。
1994年11月9日,海口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数罪并罚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99年4月15日,海南高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陈满坚称蒙冤,与其家人持续申诉。
2001年11月8日,海南高院经复查驳回陈家的申诉。
2013年4月9日,海南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陈满案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
2015年2月10日,最高检以海南高院对陈满案的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最高法提出抗诉。
2015年4月27日,最高法指令浙江高院异地再审。
2016年2月1日,浙江高院依法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
2016年3月14日,律师王万琼代表陈满向海南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在陈满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中写道,陈满1992年12月27日晚被抓,至今年2月1日洗冤,失去自由约23年,是国内已知服刑时间最长的蒙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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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冤错案当事人获赔情况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工作报告提到,去年,共审结国家赔偿案件5439件,决定赔偿金额2.4亿元。
以下是近年来获得国家赔偿的冤错案当事人获赔情况:
“川版赵作海”王本余案,案发1996年,判处死缓,洗冤后获赔150万元;
呼格案,案发1996年,判处死刑,洗冤后获赔205.9万元;
佘祥林案,案发1998年,判处有期徒刑15年,洗冤后提出437万余元国家赔偿,获赔90万元;
赵作海案,案发1999年,死刑缓期执行,洗冤后提出100万元国家赔偿,获赔65万元;
浙江张高平叔侄案,案发2003年,分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有期徒刑15年。洗冤后提出702万元国家赔偿申请,获赔221.1万元;
念斌案,案发2006年,判处死刑,洗冤后提出1532万余元国家赔偿,获赔119万余元。
华西都市报记者唐金龙
4日,上海市食药安办表示,对于有关部门此前破获的1.7万罐冒牌乳粉案件,上海市食药安办正协调相关7个省彻查假冒乳粉流向。
此前,上海市公安部门破获了生产、销售假冒“雅培”乳粉案件,检察机关已批捕6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表示,正协助公安部门根据国务院食安办的督查要求,协调相关7个省彻查假冒乳粉流向,特别是追查网络销售假冒乳粉流向的同时,依法严惩冒牌乳粉犯罪行为。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4日表示,总局已在第一时间责成上海市食药监局立即向有关公安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协助公安机关追查涉案冒牌产品流向,控制风险,对涉案企业严肃查处。国务院食安办已派员赴上海实地督查,并要求相关省份彻查乳粉流向,严惩冒牌乳粉等欺诈行为,确保婴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
2015年9月,上海相关部门接到报案后调查发现,多名犯罪嫌疑人仿制多个品牌奶粉罐,并收购低档、廉价或非婴儿奶粉灌装生产假冒著名品牌奶粉,并进一步销售到全国多个省市,造成较大影响。
食药监总局发言人表示,经初步了解,上海市公安部门已经对查获的假冒乳粉进行了产品检验,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据新华社
原标题:市长调走书记落马 又一大城市没了主
宁波、珠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也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市。3月,两地可谓经历了人事巨震,一时间党政主官双双空缺,这一现象实属罕见。
长安街知事此前曾介绍过,全国两会前,宁波市委书记刘奇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两会后,宁波市长卢子跃落马;而在珠海,市长江凌于今年1月调任韶关市委书记,以省委常委身份兼任市委书记的李嘉,昨晚被中纪委通报落马,也出现了“双空”的局面。

与宁波不同的是,珠海落马的是书记,因此补位的速度也更快:今天上午,珠海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广东省商务厅长郭元强任珠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嘉被免。
听闻李嘉落马消息,小伙伴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人,便是前几天刚被“双开”的朱泽君,两人在梅州搭班子2年,朱两次接班李嘉。2010年,梅州市长李嘉出任市委书记,朱泽君由增城市委书记调任梅州市长;2012年,李嘉调任珠海市委书记,朱泽君由梅州市长接任市委书记。
李嘉的仕途,可谓一直与“老虎”为伴。1987年到1994年,李嘉在中山大学团委工作,他有一位名叫刘惠祥的同事,梅州大埔人,后担任广东肇庆常务副市长,去年10月落马。这两位曾作为优秀校友,同时成为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特邀人员。
1994年至2002年,李嘉一直在广东团省委工作,曾经历过两位顶头上司,一位是潘逸阳,一位是万庆良,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省部级大员,此前已先后落马。
李嘉在梅州工作了9年,历任梅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常务副市长、市长及梅州市委书记等职,而那几年也正是梅州发展迅猛时期。当时李嘉提出了“全力加快绿色的经济崛起、建设富庶美丽幸福新梅州”的发展思路,在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交通建设、扶贫开发、宜居城乡建设等方面颇有作为,逐步探索出了山区科学发展路子,调任珠海市委书记亦是对他个人工作的肯定。
他和朱泽君虽然只有短短两年的共事时间,但知情人透露,性格张扬跋扈的朱泽君与李嘉配合不错,两人经常一起下基层调研。2012年1月18日,李嘉与朱泽君联合给梅州网民发出新春拜年信,鼓励网友多“拍砖问政”,期待网友为“梅州的发展助威‘打帖’、加油‘给力’,同创富庶,hold住美丽,网住幸福”。两人交接时,朱泽君在讲话中说,“接过李嘉书记的接力棒,自己深感责任重、压力大 。”

临别感言时,李嘉说:“这九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是我事业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是我工作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如果说,湖南岳阳老家是生我、养我、育我的第一故乡,那么,锻炼我、磨炼我、修炼我的梅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他还即性赋诗一首:千年榕树共条茎,九载梅州一生情;今日话别众乡里,隔山隔水难隔心。
珠海特区报显示,被通报落马前一天,李嘉还参加了广东省扶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见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主党干部考察团一行两个公务活动。而今天出版的珠海特区报,则在头版左下角低调披露了李嘉被查的消息。目前,珠海市官网,已将李嘉的简历撤下。

主官缺岗,对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有多大?珠海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可谓是产城融合、人口规模控制和精细化管理的典范,特别是横琴岛的建设,有效地推动了珠海和澳门的深度合作,这些成绩归根到底靠得是中央对特区的支持政策以及良好的发展传统。不过,如果主官出了问题,带坏了干部队伍,不仅对经济建设不利,反而会迟滞发展的速度。

郭元强长期在科研院所工作,进入政坛后,先后出任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茂名市委常委、高州市委书记,省外经贸厅长、商务厅长等要职,是一名65后官员。
来源:长安街知事
通讯员 廖湖波 兰志荣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年仅49岁的沅陵县审计局原局长李逢琪,在扶贫路上因公殉职。4月5日,省审计厅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李逢琪的先进事迹。不久之前的3月18日,国家审计署追授李逢琪同志一等功,称其为“新时期审计干部的典型代表”,并要求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学习李逢琪的典型事迹。
6年走访700余户人家,他倒在扶贫路上
春风化雨,在沅陵县杜家坪乡政府前,10亩苗木基地里的红豆杉、梓木、楠木正在悄悄地抽枝长叶。然而,当年一手“栽培”它们的李逢琪,却再也无法看到这片喜人景象。
时间回溯到2015年6月24日。那天上午,李逢琪带领扶贫工作队来到杜家坪乡,走访了12户贫困户,然后召集大金坪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发展魔芋产业。
“穷山恶水”如何变身“金山银山”?李逢琪想借齐眉界林场申报国家森林公园的机会,将大金坪村、岩湾村等地,和齐眉界林场一起纳入国家级森林公园申报规划。省里催得紧,加上扶贫、环保、林场等部门集中在一起不容易,匆忙吃完中饭的李逢琪,便提议去岩湾村实地察看申报规划中环境监测点的布点情况。
监测点在山上,不通车,只能步行进山。山路窄且险,包括李逢琪在内的6人,进到山里已是下午4点多了。
进山后,齐眉界林场场长向尚福催促大家快点,他担心天黑了走不出来。下午5点多,考察结束回程。李逢琪在经过一段湿滑路段时,失足摔下溪谷。山里交通不便,120急救车到达时,已近晚上10点。由于受伤较重,李逢琪在当晚离开了这个世界。
年仅49岁的李逢琪倒在了扶贫的路上,而这条路,他已经扎扎实实走了6年。
按照县里统一安排,沅陵县审计局是杜家坪乡的扶贫后盾单位。李逢琪任职局长后,将扶贫工作纳入审计局的重要议事日程,亲力亲为。
杜家坪乡是沅陵县最边远林区乡之一,从县城到乡里来回大约要5个小时。为了解真实情况,做到精准扶贫,李逢琪每次去扶贫点都是逐一上门拜访。在杜家坪乡怡溪、柳林、大金坪3个村扶贫的6年间,他先后走访群众700余户。
村里这些年不断有了新变化——
怡溪村的木电线杆全部换成了水泥杆;新建了通信塔;修了一条13公里长的道路;还栽植了10多亩珍稀苗木,办起全乡第一个集体经济示范基地。
在柳林村,县审计局挤出办公经费为村部装上了路灯。2014年6月,扶贫点换村前最后一次走访,李逢琪坚持跋涉4个多小时赶到罗贞太家了解情况后,当场解决了2000元生活救助金,并把老罗作为自己的结对扶贫户。
换点联系大金坪村后,李逢琪2个月内带领工作队3次进村摸底,为大金坪村35户特困村民免费送去50头猪仔,还筹资4万元帮村里建起腊肉烤房……
在李逢琪追悼会开会那天,村民自发赶来送他最后一程,送葬队伍排起长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望不到头……
敢于审计,5年核减工程项目资金上亿元
走进李逢琪曾经的办公室,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内只有一套旧的办公桌椅和一个文件柜,桌上的台式电脑已使用多年。
在同事们的心中,李逢琪对工作要求严格,是一把业务好手。
2015年2月,湖南省审计厅对全省15个移民大县的移民资金开展审计,在上级人员紧张的情况下,李逢琪专门派人进行协助,并要求相关人员严格执行审计纪律,严防“跑风漏气”,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为审计事项去说情。这个审计项目最终取得重大成果。
他创新经济责任审计方法,对审计项目计划拟定、召开进点会、审计业务会及结果报告出炉等实行全过程参与,特别是邀请组织、纪检部门负责人参与审计业务会,不再只是审计部门闭门开会,提高了审计质量。探索投资审计的事前事中跟踪,将关口前移,长期派员入驻项目建设现场,5年间核减工程项目资金上亿元。
在2013年一项专项财政资金审计过程中,李逢琪不放过任何疑点,为县财政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2014年1月,李逢琪在地方政府债务审计中被省审计厅记三等功。作为一个基层审计机关,2014年一年就移送了多条违法违纪案件线索。
李逢琪对自己要求严格,每次去长沙出差,他都和司机住在一个房间,在路边小馆吃便餐。
他对家人有时“不近人情”。李逢琪大哥的女婿患了尿毒症,想要李逢琪帮他给镇里打个招呼,帮忙解决低保。李逢琪拒绝了,让他们写申请,按程序来。



今年以来,各地人事调整频繁。仅上个月就有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4地党政“一把手”的6个职位(党委书记或省级行政一把手)发生变动。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是十八大以来第三波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季度的人事调整涉及多位党政“一把手”,从人员来源来看,异地调动和中央“空降”也变得更为频繁。据北青报记者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十八大后31个省区市党委班子调整至少涉及223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各省常委总人数的一半。
十八大后第三波“密集调整”
3月中下旬,各地党政“一把手”进入密集调整期。
陕西和河南两省的省委书记赵正永、郭庚茂到龄卸任,两地原省委副书记、原省长娄勤俭(陕西)、谢伏瞻(河南)分别接任省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胡和平任陕西省代省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润儿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并提名省长候选人。
此外,甘肃省长刘伟平不再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另有任用,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林铎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赴国家民委任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小林任代主席。加上1月出任四川省长的尹力,今年以来,在省委班子成员的调动中,已有7个党政“一把手”岗位换人。
今年一季度的人事变动是十八大之后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省委常委调整。
十八大召开后到2013年3月的这段时间内,省级党委班子共调整成员30人,其中24人是省级党政“一把手”。2015年4月到6月,曾有一次涉及40人的党委班子调整,但涉及党政“一把手”职位的调整数量并不多,仅有安徽省委书记、省长和辽宁省长的变化。此外,那次调整的人员主要涉及省内副省级干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仅有3人,异地调动者6人。
今年以来,各地常委班子已调整30人,3个月内的人员调整数量仅次于2015年4月到6月。
“空降兵”和异地调动频繁
今年以来的省级常委班子调整中,涉及5名中央“空降”官员和8名异地调任官员。
本轮调整中,高校的工作履历成为部分“空降”官员的共同特征。
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务委员会委员梁言顺今年1月出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曾提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和“关于可持续发展两循环三增长”理论,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我国部分两院院士的关注。同样在1月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调任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李书磊也曾在中央党校工作20年,并成为副校长。值得一提的是,李书磊14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人称“北大神童”。另外,在今年4月1日下午召开的福建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原中国社科院秘书长(副部长级)高翔的新职位披露,公开报道显示他已履新福建省委常委一职。
而在异地调任的官员中,“履历丰富”则成为他们身上的显著标签。
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孙金龙早年曾在中国地质工程公司工作并升至总经理,后进入团中央工作,2001年,39岁的孙金龙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副部长级),两年后调任安徽省委常委,先后担任安徽、湖南省委副书记。今年2月,孙金龙前往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被明确为正部级。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这些异地调任的官员,有的在十八大后还经历了多次职位的调整,获得了多个省份的履职经验。
3月26日下午,官方发布消息陈润儿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提名省长候选人。现年59岁的陈润儿是湖南人,此前长期在湖南工作。2013年从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任上调往黑龙江,出任省委副书记。此次河南履新,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
22个省份超半数常委已调整
据北青报记者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十八大后31个省区市党委班子调整至少涉及223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各省常委总人数的一半。
按照目前的情况,各省常委人数(含书记、副书记)在10人到15人不等,有22个省份超半数的常委已经进行了调整。
其中,青海调整的人数最多,有11人,新常委仍以本地官员为主。四川和福建调整的人数也较多,均有10人。四川原省长魏宏于2013年1月任省长后,今年1月在中央纪委的发布会上被披露“涉嫌严重违纪,正在反省”,目前已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位。
现在,四川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均为曾经的“京官”。2012年11月出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王东明原为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长尹力曾担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2015年3月赴四川担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后,今年1月接替魏宏成为省长。另外一名副书记刘国中则在今年2月刚刚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任上调到四川。
在四川调整的10名官员中,共有5名从中央和外地调来的“外来官员”。像四川这样,“外来官员”占到调整官员一半以上的还有山东、山西、河北、湖南、广东等省份,这其中,外来官员最多的是山西。
十八大之后,山西省委班子的调整共涉及8人。除了已经落马的原统战部部长白云(2013年1月任山西省委常委,十八大后进入山西省委班子)以外,其他人均为异地调任。这样的安排与山西的塌方式腐败不无关系,山西的“老省委班子”中,原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在内的多位高官均落马。2014年6月到9月期间,异地调动或“空降”的7名新常委陆续到山西任职,构成了山西党委领导班子的大多数。其中,省委书记王儒林原为吉林省委书记,纪委书记黄晓薇为中央纪委常委、原监察部副部长。
“空降”官员中纪检和宣传系统人最多
从十八大后调整的省委常委的来源看,223人中约有38人来自中央部委,49人来自外省,2人来自央企。本地官员升任常委,从副省长进入常委的情况较多。整体来看,通过进入常委班子升入副部级的人较少,不超过30人,大多数人都是平级调整。
其中,从中央“空降”的省级党委常委中,纪检系统和宣传系统的人最多。
中央纪委常委黄晓薇、崔少鹏、姚增科分别到山西、吉林、天津任纪委书记,监察部原副部长于春生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书记,曾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王拥军目前担任西藏自治区纪委书记,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傅奎去年8月调任湖南省纪委书记。
宣传系统方面,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和于绍良先后在去年8月和今年2月担任广东宣传部部长、湖北组织部部长。早在2013年,国家广电总局原副局长李伟出任北京市宣传部部长,中宣部原副秘书长张西明任青海省宣传部部长,新闻出版总署原新闻发言人范卫平担任辽宁宣传部长。
范卫平是为数不多的在“空降”时“升级”为副省部级的官员。类似的情况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部部长喻云林,在到广西任职前他担任中组部干部三局局长。喻云林的“老领导”、中组部原副部长陈向群在去年11月平调至湖南担任常务副省长,不过他的地方经验更丰富,曾在广西工作过16年,2010年到中组部工作,此番是他第二次到地方任职。
来自异地的省委常委中,黑龙江和湖北外调人数最多,均为4人。北青报记者注意到,由于最近两个月黑龙江原政法委书记杨东奇和原省委副书记陈润儿先后调任山东和河南,目前黑龙江的省委常委总人数较少,仅有10人,云南的省委常委人数与之相同。除此之外,其他省区市的常委人数均在11人以上。
超半数新任常委为“60后”
十八大后的各省常委调整中,“60后”占到了一半,至少有112 人。其中,出生于1963年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各省党委常委班子的中央委员当中,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河南省委常委毛万春是“60后”,黑龙江省长陆昊则是唯一一位“65后”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方面,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和海南副省长毛超峰均为“65后”,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赵爱明(女)、江西省副省长毛伟明、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统战部部长李康(女)和自治区副主席蓝天立均为“60”后。
十八大后,有16位“65后”进入各省常委班子,构成了目前各省常委“65后”的绝大多数。
有几位“65”后虽然年轻,但是政坛履历十分丰富。
辽宁省委秘书长、常务副省长谭作钧出生于1968年10月,是目前最年轻的省委常委。谭作钧最早在船舶业工作,曾在香港的船舶公司有过三年工作经验,2008年7月,不到40岁的谭作钧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相当于副部级。2012年6月,谭作钧走上仕途,成为辽宁省副省长,2015年1月进入常委班子,担任省委秘书长,今年1月又被任命为常务副省长,职务调整较为频繁。
还有一名出生于1968年的省委常委是西宁市委书记王晓。王晓在共青团系统履职多年, 2013年调至青海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后于2015年担任西宁市委书记。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超超,以及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都出生于1967年。陆昊目前是最年轻的省长,张超超在到宁夏之前,曾为山东省最年轻副省长,慎海雄此前为新华社最年轻的副社长。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一博 朱欣悦)泸州老窖二曲酒事件沸沸扬扬,更有媒体报道称,泸州老窖悄然更换了旗下二曲酒的标签。为此北京商报记者在清明假期间走访京城超市发现,泸州二曲酒配料中依然标注有粮食成分,“伪纯粮酿造酒”仍在京销售。记者购买了一瓶售价为12.8元的泸州老窖二曲酒,该酒瓶身上注明产品标准号为GB/T20821,即“液态法白酒”,但配料中却标明:水、高粱、大米、玉米、食用酒精、食用香料。为此记者向泸州老窖发去采访邮件求证此事,并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复。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白酒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3〕244号)规定,使用食用酒精勾调的白酒(液态法白酒),其配料表必须标注食用酒精、水和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不得标注原料为高粱、小麦等。
据了解,在此之前有消费者以泸州老窖“涉嫌欺诈”将其告上法庭,随后大连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判决泸州老窖败诉,责令其对消费者进行“退一赔三”的赔偿。
中国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朱丹蓬表示,泸州老窖二曲酒在市场上销售多年,市面上有大量社会库存,短期内全部更换标签并不现实;另外,二曲酒给食用酒精勾兑酒披上了纯粮酿造的外衣,属于打擦边球“低质高价”的问题,并不涉及食品安全,因此让全部库存下架也不现实。但是作为知名白酒企业,泸州老窖应将此次事件作为警钟,提高对产品管控力度以及消费者的体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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