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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如实申报个人重大事项 昭通4名拟提拔干部被暂停提拔任用
据昭通市纪委消息，去年以来，昭通市委组织部牵头市住建局、公安局、工商局等多家单位，根据各自职能，对拟提拔和交流任用的214名市管干部人选进行抽查核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对新提拔和交流任用的市管干部人选的房产、持有股票基金期货和经商办企业等情况进行了核实，4名不如实申报个人重大事项的拟提拔干部人选，被暂停提拔任用。市委组织部采取两种方式，对新提拔和交流任用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情况进行抽查核实。按10%的最高比例分级分类在新提拔和交流任用的市管干部中开展随机抽查；根据干部考查、巡视、举报等工作需要，对新提拔和交流任用的市管干部进行了重点抽查。市纪委加大对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行为的查处力度，对4名漏报个人有关事项情况较严重的干部进行诫勉谈话。
昭通市还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昭通市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结果处理办法》，对不如实填报或者隐瞒不报的，不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对涉嫌违纪违法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此外，核实结果还将作为评价识别干部是否忠诚老实、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带病”的重要依据，以发挥抽查核实的警醒作用，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来源：云南信息报
面对不断攀升的肿瘤发病率和当下备受关注的肿瘤防治现状，为进一步探讨姑息治疗和生物免疫研究对肿瘤病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由湖南省医学会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湖南省医学会化疗治疗专业委员会主办，爱尔健康·珂信肿瘤连锁——长沙珂信肿瘤医院承办，以“生物免疫疗法在肿瘤姑息治疗中的地位”为主题的高峰论坛于2016年3月26日上午在长沙珂信肿瘤医院隆重举行。
高峰论坛全景(一)
高峰论坛全景(二)
据了解，此次高峰论坛的参会人员都是来自湖南省各大医院的生物治疗专家及肿瘤名医，其中包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3医院等30余名知名肿瘤专家参会。
当日论坛内容精彩纷呈，高潮迭起。首先在此次论坛的承办方——长沙珂信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刘兴东先生的主持下拉开了帷幕。据刘院长介绍，本次高峰论坛主要围绕肿瘤生物治疗的新理论、新技术方面的热点问题以及姑息治疗和生物免疫研究对肿瘤病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进一步推动肿瘤生物治疗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同时长沙珂信肿瘤医院院长胡振华先生也表示相信此次高峰论坛必将激起推动湖南省生物免疫疗法的前进步伐，为全省各地各单位发展生物免疫机制提供借鉴。
长沙珂信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兴东主持高峰论坛
长沙珂信肿瘤医院院长胡振华致辞
随后，湘雅医院肿瘤科主任钟美佐教授，湖南省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罗以教授，长沙珂信肿瘤医院生物免疫中心主任祝和成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分别作了题为《生物免疫治疗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免疫治疗的临床病例分享》、《免疫细胞治疗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专题讲座，介绍了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的革新、进展、转化以及临床应用，分享和交流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的前沿学术成果和未来趋势。
钟美佐教授：《生物免疫治疗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
其中湘雅医院肿瘤科主任钟美佐教授在讲座中指出，生物治疗作为继手术、放疗、化疗治疗后第四类治疗手段，在近30年里取得了飞速发展，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认可，它是目前知道的唯一一种有望完全消灭癌细胞的治疗手段，而生物免疫治疗是生物治疗的基础，避免免疫摧毁是肿瘤恶性生长的关键之一。
湘雅医院肿瘤科主任钟美佐教授专题讲座
罗以教授：《免疫治疗的临床病例分享》
湖南省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罗以教授在讲座上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CIK细胞疗法的现状以及总结临床工作的基本情况，并且对CIK细胞疗法在临床应用当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例如缺乏有效的管理评价体系、缺少严格的对照研究支撑等作了一个综述。
湖南省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罗以教授专题讲座
祝和成教授：《免疫细胞治疗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长沙珂信肿瘤医院生物免疫中心主任祝和成教授在专题讲座上说到：“生物免疫治疗是指采集人体自身免疫细胞，经过体外培养，使其数量成千倍增多，靶向性杀伤功能增强，然后再回输到人体来杀灭血液及组织中的病原体、癌细胞、突变的细胞，打破免疫耐受，激活和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兼顾治疗和保健的双重功效。由于它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绿色治疗模式，受到了国内外众多科学家和专家的充分肯定，目前已经在医学上被广泛应用。”同时祝教授还表示长沙珂信肿瘤医院已率先成熟开展了生物免疫治疗技术，并且已经收治了很多患者，部分患者疗效显著，已出院。
长沙珂信肿瘤医院生物免疫中心主任祝和成教授专题讲座
在论坛的尾声，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近年来广泛应用于临床的生物免疫细胞治疗领域的新技术和新问题，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分享经验。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为推动生物免疫疗法的科技进步和地方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并且对肿瘤学领域的新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临床实践的病例讨论
高峰论坛参会全体专家合影
相关介绍：
爱尔健康·珂信肿瘤连锁医院——长沙珂信肿瘤医院是爱尔医疗集团旗下的三级肿瘤专科连锁医院，也是湖南省肿瘤医院的联盟医院，医院的业务院长、科主任、医疗专家由湖南省肿瘤医院直接委派。特聘中国工程院付小兵院士为首席科学家，在以院士为首的科研团队的指导下，珂信肿瘤医院按照GMP实验室质量标准建立了国内一流的免疫细胞制备室，还与澳洲Ludwig国际肿瘤研究所合作，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和成果，率先开展了生物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并达到成熟运用阶段。爱尔健康·珂信肿瘤连锁医院——长沙珂信肿瘤医院致力于为肿瘤患者提供安全、绿色、全新的治疗模式，更多生物免疫治疗信息或预约来院就诊可拨0731-88000120.
今天侠客岛想聊一个社会话题。
3月30号是国际医生日。《钱江晚报》则翻出了一则“旧闻”：大年初一，宁波一家三甲医院的十几位产科医生连夜救治一名高危产妇，四个多小时手术坐下来成功保住了大人和孩子；结果5天之后病人跑了，欠下了2万多的医药费。根据医院规定，欠费的20％要由科室承担，所以几位医生就只能平摊了4000多块钱的医药费。
听起来真不是一个具备多少正能量的故事。
规模
翻翻知乎，上面医务工作者讲了很多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故事：救治的急救病人欠费了，家里人死活联系不上，结果去世之后子女却跑到医院来讹钱；有的医生看病人困难做了手术，结果欠下的费用要全科室承担；有的病人欠了一点钱跑掉了，结果因为信用记录差被停掉了医保，得不偿失……
岛叔的一个朋友在基层医院做管理者，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她告诉岛叔，前些年医保、农合没有现在这样规模的时候，医院成立“追债组”跑去要账也是常有的事儿。如果病人欠费跑路了，科室里的医生护士奖金停发也是虽然无奈但不得不为之的惯例。
《钱江晚报》的报道则说明了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浙江的两家知名三甲医院，已经有超过千万元的逃费；而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医院一年“三无”病人（无家属、无身份、无钱）的欠费则有三四十亿元。
机制
救治了病人，医护人员自己还要赔上金钱，看上去不是太合理的事情。
欠费的大概都是什么人？
在医护人员看来，有医保、农合、商业保险的患者欠费的几率比较小，因为报销的比例较高，自己承担的金额相对有限；但如果遇到经济困难、多方纠纷、或者是恶意拖欠者，医院的手段也很有限。
比如前面说到的医院“追债部门”，如果患者留下的地址电话之类比较明确还比较容易找，如果模糊，首先是找不到；找到了之后手段也极其有限，毕竟也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岛叔的朋友则表示，即使是因为家庭困难拖欠医药费，民政、公安、司法部门也很少干预此类事件。
所以吃亏的只能是医院：如果是医保病人，一旦欠费，就没办法办理出院手续，医院就没法跟医保部门对账报销，可能病人只欠了100块钱，但产生的几千块治疗费用只能自己承担；如果是自费，就更加只能吃哑巴亏了。
而这种情况大部分还发生在公立医院。有人说，公益性的公立医院不是应该国家财政支持发展的吗？
事实是，许多公立医院几乎都是自负盈亏的状态，财政给予的相当有限，大概10%都不到。除去医疗设备购置这些必要的开支，医院的建设、人员的工资，也全都是医院自行负担。因为，虽然他们是事业编制，但是这部分开支也是医院交给财政之后再返还回来。
背锅
“在手术台上，没有任何人比你的主刀医生更希望你活下去。”
治病救人当然是医生的天职，治病贴钱恐怕就不是。医生也需要养家糊口，而医疗从来就是一个社会话题。所以，国家才会规定公立医院的药费要实行“零利润”而提高诊疗的费用，而对于急难危症的病人，医院也都需要无条件收治。
所以，这个锅应该谁来背呢？
按照律师的解释，医院对于医生垫付病人欠款的规定没有什么违法之处。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其在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救治后发生的急救医疗费用，“将由专门设立的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这个救助办法的初衷当然很好。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这种申请的条件比较严格，另一方面如果地方财政困难，就比较难落实了。
话又说回来，经济困难负担不起的、或者是涉及多方纠纷产生欠费的，多少还情有可原；但对于恶意拖欠的、甚至在产生一定后果之后大闹医院的，就很难让人产生同情甚至是生出厌恶了。
制度有漏洞吗？当然有。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完全覆盖就是足够大的可以完善的问题与；而同样，对于恶意欠费者的约束不足，就足以折射出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漏洞。媒体举出了加拿大的例子：在完善的公众医疗保险体系下，如果逃费，就会列入个人信用记录，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知乎网友Mr Hu的一番话更让人深思：
“医生能做的只不过是肉体上医治，对于残缺的灵魂和堕落的道德，我们也无能为力，对于整个社会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相互间的不信任感，我们也很难开出处方，这也不是仅仅一个医生群体能够改变的，需要所有人不懈的努力，医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只管救治病人，而不受任何其他东西的影响。对于建立更加完善的医疗体制，我们比谁都更渴望，我希望所有病者能有所依，而不是靠恶意逃单这种方式，我希望以后的收入都是我提供专业技术的回报，而不是被贴上拿药品回扣吸血鬼的标签。”
文／明日绫波
来源：侠客岛
昨日，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南粤清风”通报称，2015年，全省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558人，有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 9058.3万元。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收送“红包”问题724件，处分743人。
今年年初，省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已将整治收送“红包”礼金问题列为作风问题重点治理项目。省纪委强调，今后对收送“红包”行为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对管党治党不严、履行“两个责任”不力实行问责，进一步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
■新快报记者 黄 琼
通讯员 粤纪宣
30名领导因红包被追究“领导责任”
据悉，201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基层党员干部“吃、拿、卡、要”等作风问题拍摄专题暗访片308期，处理1255人。
另据介绍，2015年，市县两级纪委共集中报告线索处置1902条、报告立案和处分625件，上级纪委通过审核，纠正问题162个。对于“红包”问题治理 不力一律实施“一案双查”，严肃追究有关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2014年至2015年，因下属违规收送“红包”问题，已有30名领导干部被追究领 导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时，凡涉及违规收送“红包”问题，一律从严处理。
5名厅官被审计出“红包问题”
针对基层领导干部收送“红包”问题比较突出的实际，省审计厅实施异地同步审计，重点推进22个县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异地同步审计，截至目前累 计完成对81名省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督促整改并处理了一批违规设立“小金库”、挪用专项资金问题，着力强化对基层党政“一把手”使用公款行为的监督。去 年以来，根据审计移送问题线索，省纪委已查处并追究5名地厅级干部领导责任。
针对领导干部收送“红包”等违纪行为集中发生在“八小时以外”的情况，广东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工作。聚焦社交圈、生活 圈和休闲圈，盯住重要时段、重要场所、重点对象，制定重点监督清单，努力规范党员干部在“八小时以外”行为。目前全省建立试点单位147个，其中省级试点 单位9个，市级试点单位107个，县级试点单位31个。
案例
原乐昌市委书记收送“红包”牵出四套班子成员27人
去年省纪委查处原乐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维员收送“红包”礼金、买官卖官腐败案，顺着收送“红包”礼金问题线索深挖出市四套班子成员27人，乡 镇（街道）和市直部门乡科级干部45人，涉案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李维员等4名主要涉案人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其他涉案人员均受到党政纪处分。
当地时间3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巩固扩大中美共同利益，推动两国关系继续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合作、可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更何况历史和现实都已经明确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换句话说，就是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此次“习奥会”是继“白宫秋叙”后两国元首仅时隔半年的又一次重要会晤，甚至还被《纽约时报》形容为“一场展现中美关系突出重要性的元首会晤”，对打造中美关系“升级版”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进共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中美携手合作，必须增进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欢迎一个和平、稳定、成功的中国崛起，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成功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诸如双方高度评价中美元首发表第三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宣布将于4月22日同时签署《巴黎协定》，两国元首同意发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共同推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取得成功等等，都堪称增进共识的表现。
管控分歧。不可否认，中美之间存在着分歧，但分歧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从长远来看，中美双方就应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习近平主席强调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或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敏感问题，奥巴马也明确表示美方愿同中方一道建设性地管控分歧，就已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务实合作。2014年11月11日在中南海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就曾明确强调：现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清楚的，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向前走。此次“习奥会”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安排好今年两国高层交往和机制性对话，深化经贸、两军、人文、执法、网络安全等广泛领域合作，加强在伊朗核、阿富汗、维和、发展等一系列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这桩桩件件也都是在务实合作中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前发展。
共赢发展。“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希望美方继续支持中方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推动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劲动力。奥巴马总统则表示，美方支持中国经济转型、包括供给侧改革的努力，希望同中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美方支持中方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共同向国际社会发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信息。从上述来看，中美双方共赢发展基石已经渐趋牢固。
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事实上，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近来中美关系也的确已经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两国贸易额、双向投资额、人员往来均创历史新高。以“习奥会”为契机，相信只要双方牢牢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不动摇，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聚焦合作，增进互信，积极拓展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和分歧，就必能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打造中美关系“升级版”。（南方网杨飞）
广为流传的网文对锂电池的质疑还包括：锂电池剧毒、短命、易爆炸，使用条件苛刻；无法回收利用，造成巨大环保压力……果真如此吗？人民日报“求证”栏目继续采访多位业内专家，探寻真相。
锂电池是剧毒危险品？
回应：锂电池不含剧毒物质，影响远小于铅酸电池
“锂离子电池和锂电池严格说在概念上还是有区别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动力电池领域首席专家、电池测试与应用技术联盟秘书长、高级工程师王芳说，锂电池通常指由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使用非水电解液的电池。锂离子电池指可充二次电池，负极不采用金属锂，依靠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移动来工作。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把锂离子电池简称为锂电池或锂电。
据了解，目前我国推广的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大多都采用锂离子电池，其中磷酸铁锂占到80%—90%，三元锂电池在乘用车上也开始大规模应用。
针对网传文章中指出的锂电池是“剧毒危险品”的说法，王芳驳斥说，锂电池相比如铅酸、镍铬、镍氢等传统电池，不产生任何铅、汞、镉等有毒有害重金属元素和物质，相对污染较小。且其电解液为有机溶剂和锂盐，大多为无毒或低毒；但锂电池分解或水解产物为氢氟酸和其它含氟化合物，具有一定腐蚀性和毒性。
就“锂电池剧毒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八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刘浩杰表示，锂离子电池本身不含剧毒物质，负极的碳和正极的金属氧化物基本是无毒的。由于锂离子电池属于密封体系，正常使用是不会接触到这些物质的。“无论如何，其影响远小于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铅酸电池。”
锂电池寿命短、使用条件苛刻？
回应：动力锂离子电池寿命可达2000次循环，电池管理系统可限制“过充过放”
目前锂电寿命有多长？浅充浅放和过充过放是否会对电池安全和寿命产生影响呢？
“决定动力锂离子电池使用寿命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体系本身的特性，也包括制造工艺、使用工况等。优质的电池体系，外加科学的系统管理，可以达到很长的使用寿命。”王芳介绍说，按照容量衰减至80%作为截止条件、按照100%的放电深度测试，目前动力电池的寿命基本都可以达到2000次循环。
“过充过放指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电压超过或低于规定的截止电压，对电池性能和寿命会带来危害。”王芳说，但电池中的BMS电池管理系统会加以限制和保护，低温时限制对电池充电，加热至合适温度时再充电。王芳说，为了确保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从电池单体、模组再到电池系统有一系列的安全保护设计，防止电池过充过放过温，在出现异常时及时报警和保护。
网文中提到：曾有媒体报道，“天津十八所证明了锂电池在高温高压、穿刺撞击、过充过放几乎所有项目中都发生了燃烧及爆炸”。
对此，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彦龙说，2014年5月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八研究所接受媒体专题采访，但节目中电池发生燃烧爆炸的现象是根据节目录制要求，将保护电路拆除后，进行滥用实验造成的。这次实验主要目的是让广大使用者了解没有保护措施的三元锂电池在滥用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
“锂离子电池安全性理论上是可控的，引发安全问题多是在产品缺陷和滥用的情况下。”刘彦龙说。“但单纯电池单体、模组和系统的安全，还不足以保证搭载锂电池的电动汽车的绝对安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CATL）董事长李平介绍，目前顶配的Model—S使用了7104块松下三元锂电池，在电池安全保护方面做足了功夫，包括设置传感器、由电池控制系统控制、大量使用高强度铝合金等材料的碰撞防护等。在采取这些安全设计的情况下，安全事故的概率还是达到了万分之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八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王庆华也指出，目前电动汽车电池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一些厂家生产的电池存在一致性差的问题，且管理系统的功效发挥不大，一个单体发生问题会对电池组的整体寿命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王庆华建议政府提高相应的试验验证标准，加强对电动汽车市场的管理监督和检测。
废旧锂电池污染不可控？
回应：因环境风险相对较小，锂电池尚未纳入危险废物管理，但应尽早布局回收再利用体系
锂电池目前是否有强制回收政策？是否像网传文章中所说，废旧锂电池会造成巨大的环保压力呢？王芳说，现阶段被环保部门纳入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废旧电池包括废镉镍电池和废铅酸蓄电池。对于一次性电池、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等，因其环境风险相对较小，并未纳入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不过，废旧锂离子电池进入环境，由电极材料、电解液与环境中其他物质发生水解、氧化等反应，可能会造成镍、钴、锰等重金属离子污染、氟污染以及一些有机物污染。那么，这些污染可控吗？
王芳说，针对锂离子电池的处理，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起草的《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政策（2015年版）》中规定，鼓励采用湿法冶炼技术处理废旧锂离子电池，要求镍、钴、锰的综合回收率应不低于98%。“针对锂离子电池的处理技术，我国一直有高校科研团队进行研究，并与美国开展了合作交流。”王芳说。
工信部1月8日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委托相关专业机构负责协助做好公告管理相关工作。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专家、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胡树清说，对于以磷酸铁锂、锰酸锂及低钴含量三元材料等为正极活性物质的锂离子电池，由于回收商业价值低，企业兴趣不高。这些废旧电池回收必须由国家出台政策，才能顺利实现产业闭环。现在我国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标准，如废旧电池的分类、储运规范，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等，但还不充分。
“锂离子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工作，要尽早布局。”国家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项目监理咨询专家组组长王秉刚说，建立动力电池回收体系，需要完善电池的标准化、建立编码追溯系统、实施严格的奖惩措施以及对再生利用企业进行资质管理等。(王 政 朱 虹)
本期统筹：胡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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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统高克20日晚偕夫人前往簋街就餐 餐厅供图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颖川 马晓晴 石爱华 实习生 汪璟璟 黄小妹）20日晚，德国总统高克夫妇在簋街一家餐厅的四合院包厢内就餐的消息，让这个闹中取静的餐厅成了关注焦点。
《法制晚报》记者昨日回访这家餐厅得知，虽然仍全程使用刀叉吃这顿中餐，但这不妨碍高克被老北京特色菜尤其是烤鸭所折服，他甚至饶有兴致地自己尝试包烤鸭卷。
不过，按照西方惯例，簋街最负盛名的小龙虾未能进入菜单。
讲述 看到四合院 总统眼神瞬间亮了
据这家花家怡园餐厅的店长南先生介绍，餐厅为高克一行安排了餐馆后面四合院的正屋包间，并按照中国的待客礼仪，给高克安排了一个东面首桌的主位。
抵达餐厅后，高克和夫人看到整个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后，“高克总统的眼神瞬间就亮了，我向他介绍这个院子有300多年的历史。他听后不停地点头，称赞四合院很大很漂亮”，当晚负责翻译的工作人员郝女士回忆。
经过挂着烤鸭的后厨时，已经70多岁的高克总统停下来，“跟小孩子一样瞪大眼睛，几乎是贴在后厨落地玻璃上看着厨师们料理烤鸭。”郝女士说，高克总统还笑着跟厨师们点头招手示意。
自己卷烤鸭 每盘菜都“光盘”
当天负责服务的前厅主管陈女士表示，当晚菜品“都是带有老北京特色的。”不过不论是店长还是负责服务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总统特别中意北京烤鸭。”
郝女士称，当烤鸭上桌时，高克就称赞摆盘很精致很新颖。第一份烤鸭卷是她帮忙包的，然后高克用刀叉将烤鸭切成小块后再吃。高克也对卷烤鸭产生了兴趣，第二份便要求自己来包。“虽然包得不是特别好，但他吃得很开心。又连着吃了两份烤鸭卷，每次都称赞其味道好极了。”郝女士说。
吃饭期间高克会去和同行其他人所坐的桌子聊聊天，餐厅也特意在每张桌子旁为高克留了一个空位，方便他们交流。据店员回忆，高克总统对工作人员态度很和蔼，很有绅士风度。
整个过程，高克一行都使用刀叉就餐，最后每盘菜都“光盘”。就餐完毕后，高克和在场所有工作人员握手并合影，“他主动和我握手，并夸赞了我们这的食物，特别热情和真诚。”南先生回忆。
追访 前来打听者多 餐厅将推出“总统套餐”
高克并非第一个在簋街吃饭的外国首脑。意大利总理伦齐、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等外国政要也曾光临过簋街。
昨天下午，德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这家餐厅的原因，首先是该餐厅距离德国大使馆约两公里。其次是该餐厅为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风格，有老北京特色。“价位也合适，人均消费为300元，符合德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的要求。”负责人说。
这家餐厅在一周之前就接到通知，以做好迎接准备。德国驻华大使馆先提前点菜，菜单选好后发至柏林得到确认后，方才下单。
今天上午，餐厅的店长南先生介绍，自高克总统来了之后，很多市民都慕名来到店里，专门挑高克吃过的菜点，比如脆瓜安格斯牛柳粒 、抓炒明虾。
因此，餐厅打算明日推出总统套餐，里面包括高克总统品尝过的菜品，整个套餐可供市民自由选择，不需要全套点餐，价格是按照菜的单价来叠加的。
解读
小龙虾为何落选菜单？
出于口味与仪态考虑
由于菜单属于宾客隐私，餐厅店长未透露当晚的全部菜单，但可以肯定的是，簋街最有名的小龙虾并不在其中。
“因为我们考虑到小龙虾受众面不适合外宾，我们安排了一道抓炒明虾来代替，他们也更喜欢这种口味。”他表示。
今天上午，外交部礼宾司前代司长鲁培新分析，一般情况下宴请外宾的正式场合会非常讲究，除了食物本身味美以外，还要保证外宾用餐时能够保持好的仪态。诸如螃蟹、虾等食物都需要处理，是否加入菜单就得慎重。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接待日本外宾时，中国礼宾司安排了阳澄湖的螃蟹，日本方面就曾提出仪态方面的担忧，于是厨师将外宾的那份螃蟹做了特殊处理，用筷子掀开螃蟹盖就直接能吃了。
鲁培新表示，如果不是正式的国宴，外宾也比较随意，就餐的食物和地点多是外宾自己的选择，当然也多少会考虑“吃相”，这次德国总统夫妇选择簋街和烤鸭可能就是出于个人喜好。
文/记者 张颖川 马晓晴 石爱华 实习生 汪璟璟 黄小妹
个人信息泄露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频繁的推销电话与垃圾邮件让大多数人见怪不怪。不过，买卖孩子信息的行为你们见过吗？只需花32000元，就能买到济南市20多万条1-5岁的婴幼儿信息，顾客还可以选择买哪个区的。更可怕的是，除了孩子姓名、家长电话，这些关于孩子的信息甚至还能够精确到每个家庭的门牌号！
报价：80000条信息，最低价21000元
“请问您是胡静瑶的家长吗？”5日上午，市民刘女士再次接到了这种电话，半年多来，她已经记不清接到过多少次电话，问她是否是胡静瑶家长。“每次都是不同的培训机构或者什么单位打来的。”
让刘女士感到纳闷的是，她虽然有孩子，但并不叫胡静瑶。后来接到电话的这几次，刘女士都问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联系方式，得到的答案一般是各个培训机构之间有合作，互相交流信息。“我认为这些培训机构应该都是从一些途径买的信息，只不过登记在我电话号码下的信息是错误的而已。”
除此之外，刘女士还接到过一些短信，能够准确说出她和孩子的姓名。“有一段时间比较密集，几乎每天都有人给我发短信，说是孩子的提分班、什么名师讲课什么的。”
那么，抛开刘女士并非“胡静瑶”家长一事不谈，“胡静瑶”的信息是不是被买卖了？
5日，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竟真有人在网上公开表示自己手头有省城婴幼儿的信息，还在网上留了自己的QQ号。
记者便以要开游泳馆想要购买婴幼儿信息为由，加了卖家的QQ。
当记者表示想要购买济南市槐荫区和市中区1-5岁的婴幼儿信息时，对方表示济南市全市的1-5岁的婴幼儿信息手头上有20多万条，打包价32000元。如果只要这两个区的，总数大约有80000条，最低价21000元。
卖家：信息来自“疫苗方面”
那么，这名“信息贩子”掌握的信息是不是真的？
“电话号码都是哪里来的？准吗？”当记者这样问时，对方答道：“疫苗方面了，不能给你说具体，你知道这个违发（法）。”
在付款方式上，对方拒绝支付宝交易，只接受打款。面对记者要求见面交易，对方表示：“违发（法）的，不见面不电话。我是公务员，不会为了这点钱冒险，进去了我的人生就毁了。”并且问记者什么时候可以打款：“晚了我办公室人多。”
在记者表示价格能够接受，下午就可打款之后，对方发给记者一个表格截图，里面有七条信息，供记者测试其准确性。这些信息都来自槐荫区，里面有孩子的姓名、年龄、性别、父亲姓名以及父母联系电话。最可怕的是，这些孩子的家庭住址全部精确到户。
随后记者拨打了信息中孩子家长的联系方式，有两条是准确的。随后，记者对卖家表示信息不够准确。为了证明自己信息的准确性，对方又发给记者两组市中区和一组槐荫区孩子的信息，加上第一次发给记者的，总共有29条。
“都是各个办事处报上来的，各个办事处认真程度不一样。”对方表示。
记者按照29条孩子的信息一一给家长打电话，经核实，18条是准确的，还有一个孩子只是家庭住址信息有出入，准确率达到了60%以上。
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这位出售儿童信息的卖家不仅出售济南的信息。在网上有人发帖想购买南昌、长沙、扬州等地婴幼儿名单的时候，他均表示手头有信息。而且，他从2012年便开始回复这一类信息。
家长：三拨人打电话让领“疫苗补贴”
在记者拨打家长电话确认过程中，一名女童的家长崔先生仔细回忆了在哪里填写过孩子的准确信息。崔先生最终给了记者一个肯定的答案：“打疫苗的时候，肯定是那时填写的信息被泄露了。”
崔先生表示，记者拿到的名单中所登记的女儿的名字只用过几个月，“打疫苗时因为急着写名字，就临时写了那个名字，后来马上就改了，也没在别的地方登记过孩子的信息，所以只有打疫苗时用过这个名字。”
还有多位家长表示，曾接到过与打疫苗相关的诈骗电话。“一共有三拨人打过电话想要骗我，都说是打完疫苗之后让我去领取补贴。”一名信息被泄露的孩子家长尤先生说，一次是安徽的，一次是广东的，还有一次是济南的。
其他接到电话的家长也表示，只有在填写出生信息、打疫苗时填写过这么精确的信息。但经进一步了解，这些孩子的出生医院并不在一处，唯一有交集的地方，就是注射疫苗时登记过信息。
对此，张女士表示，关于自己的事情还比较了解，如果是关于孩子的诈骗，可能会让她的甄别能力降低。“一说孩子的事情，家长肯定都着急，如果孩子的这些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买去，说孩子出了什么危险，我肯定一下子就蒙了。”
此外，被出售信息当中列有详细的家庭住址，这也让张女士很担心：“如果能说出孩子的准确姓名，很容易让家长为其打开自己家的大门。”
“现在大人的个人信息被到处贩卖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没想到孩子的信息也丝毫没有安全可言。”尤先生表示，“对于这些官方机构，我们老百姓都是很信任的，可孩子的信息这样被出售，说明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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