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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游客救活了日本静冈机场
中新网3月21日电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日本的地方机场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赤字不断的包袱，不过随着近年中国游客的涌入这一现象正在逐渐被改变。静冈县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6月起的一年间利用静冈机场的58.7万人次中，中国旅客数量约占三成，达到约16.7万人次。据估算，由中国旅客带来的经济波及效应达9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7亿元），为2012年6月起的一年间的上回估算值的32倍。
位于富士山附近的静冈机场自2009年启用后，最初两年每年有50万旅客出入，但到前年只有40万。因旅客太少，该机场每年亏损4亿到5亿日元。2009年静冈机场开业时与中国仅有1条定期航线，每周4个航班。随着包机的增加，2015年增至6条航线，每周23个航班。
据了解，静冈县以减少着陆费为卖点展开攻势，往返于中国的定期航班从原先的仅上海一地扩展至南京、天津等多地。游客如利用东名高速公路，乘坐巴士即可轻松抵达东京和大阪，游览富士山也很方便，该县宣传了这一地理优势。
静冈机场总体经济效应估算额为312.4亿日元，较上回增长了约94.5亿日元。据估算，机场还创造了2150个就业岗位，税收增加了21.4亿日元。
据日本观光厅介绍，2015年静冈县外国游客住宿人数较上年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175万人，增幅达123.8%，增幅居全国之首。这其中，有7成是中国人游客。而推动这一增长的原动力是静冈机场的新增航线。（孙辉）
原标题：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张正在广东普宁市沙河镇轻纺厂的工作照。图|受访者提供张正的婚事
——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文|龚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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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位于安徽西北部蒙城县的农村在这一天异常热闹，他们有一个上千年的传统：男婴出生后，蓄一根小辫，直到6岁的“龙抬头”这一天，在众人的瞩目和祝福下，一并剪去。主人家要大宴亲朋，以庆贺这个男孩度过了容易夭折的年纪，茁壮成长，当地人叫“办事酒”。
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
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
“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
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
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
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
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
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
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
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
研究人员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姜全保判断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还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80后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的大龄剩男比重要高得多。
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
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
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
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
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
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
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
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
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
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
城乡之间，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
张正，作为何素梅唯一的亲生儿子，他的娶妻成了这个64岁母亲的最后使命。
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难的因素就变得多元起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利鸽，曾撰写过《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一书。从2008年8月开始，她在相距蒙城不过百余公里的安徽和县4个乡镇下的38个行政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1701份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娶妻困难主次上，家庭和个人经济排第一，兄弟数量第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第三，年龄第四。
从2000年开始，张正就跟着一班亲戚进了广东普宁市流沙镇的纺织厂，手头有了技术，他的月薪达到4500元左右，可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几乎没有女工。每年年底，他将一年的收入交给母亲。他独居的两层小楼，几乎全是靠他挣的钱盖起来的。张家在经济上不算困难，现在，哥哥张勇在屋后另起了三层楼，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
张正的邻居吴楷，29岁，因为早年丧父，母亲又积劳成疾，不能劳作，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尽管他有一门电焊的技术，收入也不错，但结婚也成了难题。
兄弟多结婚难的情况在桔园不少见，李小军家因为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已经28岁了，却没有一个说上媳妇，甚至没有人给他们做媒。兄弟多，意味着不能独享男方父母的劳动和家产，在彩礼上也会少一些。张家有两兄弟，这多少影响了张正的婚事。
大哥张勇比张正活络许多，能言善道，媳妇也是自己找来的。2007年，大哥张勇结婚，彩礼花了3万元。之后，张家开始给张正物色对象，女孩都厌烦张正沉默寡言，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到2010年，80后出生的男孩开始步入大龄青年阶段，也是从那时起，农村彩礼突然高涨，两三年间已经涨到了8万左右。张正那年25岁，这个年纪还没结婚让家里有些担忧。
这年，何素梅通过远房亲戚介绍，一个丧偶的女人刘霞走进了张家视野，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28岁的刘霞颇显年轻，何素梅让张正从广州赶回来相亲，刘霞竟然很快就答应了，但要6万元的彩礼。张家觉得要得多了，但为了尽快结婚，还是答应了。
张刘从见面到摆喜酒，不过两周时间。一切都来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气。
结婚当天，刘霞就不愿意与张正同房。没几天，张正要求刘霞一块返厂上班，刘霞不愿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冲突后，刘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镇。没几个月，刘霞就以怀孕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突然一天，刘霞趁何素梅夫妇不在，领着女儿，独自来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随后，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因为没有结婚证，彩礼也追不回来。2012年，何素梅听说，“她嫁了一个蚌埠人，都40岁了，在市里做买卖的。她还是想进城。”
蒙城县和周边一样，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5年前开始了新城区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区正在向桔园挺进，殡仪馆和公交枢纽也新建起来，桔园距离县城不过2公里，从外部看，连排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城区的差别也不大。可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的排泄口直对着马路边的大沟，这条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沟，村民缓解恶臭的办法，就是将相近窗门紧闭。路边数个旱厕密集陈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
城乡间的差异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轰隆隆的挖掘机正在铺设村后的那条道路，但张正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了。
何素梅觉得，“水泥路是2年前铺的，如果早点建好的话，说不定刘霞不会走。”
这么拼命地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问为什么，她靠生肖记年岁，靠节气做农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务，并把这一切规律复制到子女身上。她把这么做的原因归结为“一代传一代”。她也在这种如节气一样的循环重复中，获得自己生命的价值。
她说，“孩子就是更年轻的自己。”张正不仅在秉性与外貌上与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续的任务，并陪伴她终老，这种满足感填补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带来的恐惧。
此后，张正每年春节都被家人安排了数场相亲。离城远近，道路好坏，婆婆年纪大小都成了农村人相亲女孩必要的考察条件，相亲的花费也涨了起来。
付不起的彩礼
2012年的春节，张家认为既然张正不爱说话，就也找个不爱说话的对象。在邻镇，他谈了一个女孩，叫吴梅，聋哑人士，21岁。吴梅说自己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聋哑人，但尽管有风险，何素梅挺喜欢她的，因为她“眼睛亮，反应快”。
两人见面不久，吴梅就要求张正给她买苹果手机，后来又买了笔记本电脑，好几套名牌服装，并陆续借给她几次钱。到2013年年末，张正去提亲，却被拒绝了，她觉得张正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吴梅还了向他借的钱，结束了这段感情。
2013年，蒙城县的彩礼已经升到了15万，还有附带的车房要求，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从而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在蒙城，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则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同在安徽北部地区的砀山县，在2015年3月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现象。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做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
可就在该月的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有调查显示，在青海省西宁市周边农村，结婚彩礼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结婚费用从2012年的10万元增至2014年的25万元左右。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的剩男们处境更为艰难。
如果有恋爱对象的，他们首先想到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桔园邻村的陈瓦房村，25岁的张明辉和女友杨庆子相恋多年，未能结婚，就是因为张明辉无法拿出“万紫千红”的彩礼，并买房买车。张明辉还有一个27岁的哥哥，也未婚，张家父母更无法先答应为小儿子付出天价彩礼。直到杨庆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杨家父母只好忿忿地收了5万元彩礼，嫁了女儿，但在婚礼当天拿走3万元的全部份子钱。从此杨庆子成了不被娘家欢迎的人。
第二种办法就是借“小利贷款”。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而且手续复杂。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第三种办法就是娶外省媳妇。在熟人社会中，本地女子仍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婚娶外省媳妇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何素梅觉得，刘霞是亲戚介绍的本地人，但也是半跑半骗的，和外地媳妇也没什么差别。
2014年夏天，在张正打工的流沙镇，工友给张正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四川口音，叫胡丽（化名），23岁，浓妆艳抹的，张正觉得她显老，不止23岁。他告诉母亲后，何素梅鼓励他们交往试试，但别乱花钱。之后，胡丽隔三差五地到厂里给张正做饭洗衣，两人发生了关系，一起住了一段时间。胡丽还表示，年底想去张正家看看。
就在年底到来前，胡丽说父亲病了，还带着张正到医院挂号，但只是让张正排队，并没有进到病房。胡丽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张正，提出要借5万块钱给父亲看病，5万就算是彩礼的一部分，她一共只要8万元彩礼。
张正仍旧如实告诉了妈妈何素梅，何素梅约来亲戚商量，大家都提醒她别上当，她心里也感觉不妥，刘霞的事已经让这个家损失惨重了。张正也有些犹豫，何素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感觉就像赌博，但不赌怎么会有机会。”
张正将自己一年的工钱5万元转给了胡丽。两周后，胡丽不见了。她用一个广州的号码打电话告诉张正，父亲的病情恶化，转院到了广州，还需要3万元救命钱。她还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何素梅，并改口叫了“妈”。何素梅疑心更重了，亲戚也都提醒她不要相信。但何素梅觉得，这3万要是不转的话，之前的5万也白花了。
于是何素梅从家里又转给胡丽3万元。一周后就是新年了，何素梅非常期待这个还未谋面的儿媳妇能够早点到家。胡丽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表示为了给父亲看病，已经身无分文，需要5000元路费。何素梅已经感觉到上当了，但还是寄给了她5000元。就像要抓住渺茫的翻本期望，奋力押上最后的筹码。
之后，胡丽和那个介绍人同时消失，杳无音讯。张正报警后才得知，胡丽同时欺骗了好几个厂的大龄未婚男工人。虽然立案了，可案子到现在仍没有进展。
2016年1月初，河北邯郸市警方破获一起跨国新娘诈骗案，那是在2014年11月轰动一时的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入狱，新娘飞走了，28个光棍被打回了原形。
根据刘利鸽教授统计，1998至2007年间，安徽和县共有22102名女性因婚姻迁入和县，占因婚姻迁入外来人口总数的70%。她们主要来自云贵川等西部省份。而在对38个村庄共计102个村干部的调查中，有90%的村干部表示，自己所在村里有西部省份媳妇的情况，其中40%的村干部表示有外省媳妇逃婚或者骗婚的情况。
3月10日的这场相亲，何素梅已经提前刨根问底，说对方也是老实人。但张正不是很满意，觉得女方长得太“黑”了，孩子还有慢性病。但对方还是开口要了8万元的彩礼。
张正算了一下，父亲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8万的话，还需要借6万元的“小利贷款”。何素梅在一家早点铺子帮工，每天凌晨3点起干到下午3点，一天能挣60元，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张正有些犹豫。
3月14日，消息来了，相亲的女子已经谈妥另外的对象，准备嫁给县城的一个残疾人，35岁，但有一处店面，男方彩礼能给10万元。
3月16日，流沙镇的老板打电话来，问张正还回不回去上班，现在不景气，很多厂要裁人了，因为他有技术，可以留下来。
姐姐张敏在昆山的电子厂务工，何素梅说，“那里面女工多，听说很多人很容易就带老婆回家了。”她让张敏打点好了关系，让张正尽快过去面试务工。张正只能做普工，每月工钱不到3000元，还不管吃住。但何素梅觉得他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物色对象。
何素梅说，明年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再催这些亲戚帮她儿子物色人了。她叹息道，“社会变得太快了，那么多亲戚，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最终，张正买了17日回流沙镇的汽车票。这是他第一次不听从家里安排，他说，“没钱更没机会了。
原标题：处理交通罚单 重庆8日起进入 “刷脸卡”时代
处理交通罚单的“刷脸卡”时代终于来了——昨天上午，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对外公布：因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升级改造，4月8日起，驾驶员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时，除驾驶证行驶证处，还需出示身份证、现场拍照，并与违法现场图片比对，只有“人像合一”（处理者与违法者为同一人）时，才能接受处理。
升级后的交通罚单处理流程有哪些？车主哪些情况下会被拒绝处理？冒用他人身份处理违章会有哪些法律后果？重庆晚报记者昨日专门采访了市交巡警总队法制支队副支队长李函。
记者：此次系统升级，主要针对哪些交通违法行为？
李函：仅针对电子警察抓拍的非现场交通违法，因为民警现场执法已确认驾驶员信息，不存在假冒情况。
记者：4月8日后，去处理交通罚单需带哪些证件？
李函：本人身份证、驾驶证，以及车辆行驶证，即“三证合一”。
记者：处理流程与以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李函：与以前拿驾照、行驶证接受违章处理相比，此次最大变化是——民警在作出裁决处罚前，增加了信息采集、信息审核环节，包括读取、拍摄当事人二代身份证、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及当事人现场照片。信息采集完成后，民警审核身份证、人像照片、驾驶证为同一人，并和违法现场照片比对之后，确认“人像合一”后才能进行处罚。
简单地说，这就是网友们所说的“刷脸卡”。一方面可避免驾驶员信息被盗用，驾照被“盗扣分”现象，另一方面能让代扣分者“现形”。
记者：处理罚单时间会不会明显延长？
李函：民警处理违章时不再手动输入驾驶人信息，而是扫描录入。系统运作正常后，最多增加1分多钟时间。
记者：会不会存在无法处理的情况？
李函：遇到以下三种情况不予处理，需驾驶员完善证件后才能处理：一是因当事人提供的二代身份证损坏，无法通过前端设备扫描读取身份信息的；二是驾驶证处于扣留、满分、暂扣、吊销、注销等状态的；三是二代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遗失的。
记者：该举措目的何在？
李函：主要在于防止驾照信息被他人冒用、打击网络买卖驾照分数、让交通违章处理更加公开透明。此举最大作用还在于打击卖分黄牛。以前他们收一堆驾照来处理违章，现在必须驾照本人来现场处理，他们买卖分数的空间将逐渐被压缩、消失。
记者：对卖分黄牛如何处理？
李函：当一个人连续处理3辆及以上车辆违章，或者一辆车有3个以上驾驶人去处理违章时，警方就会重点对其核实，如核实为买卖分数的黄牛，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拘留、罚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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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人像识别镜头投用 “刷脸卡”完全没问题
重庆晚报2016年2月10日报道，九龙坡区警方推出的人像识别镜头，能将驾驶员拍得一清二楚。从2月22日起，九龙坡区交巡警支队将启用人像对比功能，对扣分违章处罚和10条以上非现场违章处理的，将结合身份证、驾驶证信息、违章处理人员面部特征进行比对，一旦发现面部不符将拒绝处理，如果涉嫌违法犯罪将一律严处。
据悉，从去年起九龙坡区警方先后在辖区设置3023个高清摄像头，还在33条城市主干道安装超高清人像识别镜头。“人像识别镜头是高科技研发产品，只要在1000米距离，无论白天黑夜，不受任何客观条件影响，都能抓拍车辆，驾驶员脸部轮廓、发型、着装等细节特征都一清二楚。”
湖南出台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办法
红网长沙讯（潇湘晨报记者 梁美兰） “十三五”期间，湖南要完成近80万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总投入达480亿元，人均投入6万元，比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均投入标准增加10倍。如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管理，切实保障项目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湖南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扶贫办近日发布的《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出了明确要求。
480亿元如何筹集?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及农户自筹建房资金约80亿元，需通过省级投融资主体筹措资金400亿元。省财政拟通过地方政府债券筹集资金78亿元，专项建设基金筹集资金40亿元，长期政策性贷款筹集资金约282亿元。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湖南省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为全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省级投融资主体。
《办法》要求，省扶贫公司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到达账户后，原则上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至县(市、区)融资平台公司或县级项目实施公司。各县(市区)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资金拨付至项目。
资金监管方面，《办法》明确，县级项目实施公司应当在每季度终了后5个工作日内，向当地财政、发改、扶贫部门和省扶贫公司上报项目进度及各类资金使用情况。省扶贫公司汇总后应及时向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扶贫办等部门报送。
新华社万象3月27日电（记者荣忠霞 李莎）在23日晚老挝枪击过往车辆事件中受伤的3名中国公民27日下午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航班回国接受治疗。
据记者了解，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当天乘机回国的3名伤员中有一人尚有一枚子弹残留体内，回国后将在国内医院接受手术取出子弹。其他两名同机回国的伤员在枪击事件中腿部受伤，他们将在国内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另据了解，24日被转至泰国乌隆接受救治的伤员尚未脱离生命危险。25日被转运回国的伤员已在中国云南昆明得到妥善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另有一名轻伤员已出院。
遇袭车辆属于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总经理熊传辉告诉新华社记者，在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和东方航空公司的全力支持以及在老挝中国同胞 的大力帮助下，伤员转运工作已顺利完成。公司将不计代价让伤员得到更好治疗。目前昆明开往万象的国际班车仍在正常运营，但在老挝境内夜间不再行车。
当地时间23日21时许，一辆从中国云南昆明开往老挝首都万象的国际班车，在行驶至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与万象省交界处的卡西县境内时，遭不明身份人员枪击，车上6名中国公民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一辆跟在班车后行驶的当地皮卡车的老挝司机不幸中弹身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日说，事件发生后，中方即向老方提出交涉，要求老方派军警救援，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安置其余乘客，抓紧调查清楚有关事件，严惩凶手，并采取切实、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保护当地中国公民安全。（完）
红网长沙4月6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肖懿）近日，湖南省食药监局发布了《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化妆品生产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湘食药监公告〔2016〕第9号），全面启动了新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核发、换发工作。
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化妆品生产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要求，自2016年起，化妆品生产企业统一核发、换发新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原《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停止发放。
取得原《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化妆品生产企业，必须于2016年12月31日前换发新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新办企业一律按新办法办理卫生许可证。未按照规定时间完成更换的企业，原《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自动废止，自2017年1月1日起将一律不得从事化妆品的生产。
现在起，企业可在国家总局化妆品网上审批系统进行注册申报，同时向湖南省食药监局提出书面申请，省局将根据《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组织对企业进行审核，达到要求的发放《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原《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自动顺延的，其有效期可顺延至2016年12月31日。
为适应换证工作要求，省食药监局在国家总局《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的基础上，起草了申请化妆品生产许可证须知、许可检查要点等文件，细化了生产许可审批指南，优化了审批流程及审查细则，缩短了审批时限。省食药监局还将通过统筹协调帮助和指导生产企业，确保《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换发以及新办、变更、注销等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原标题：今年北京高考考生6.1万 比去年少6000余人
新京报快讯（记者黄颖）今日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北京市的高考报名总数为61222人，其中报名参加全国统考的55680人，报名参加高职单考单招5542人。与去年的6.7万人报名相比，今年北京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了6000多人。
据介绍，从考生类别看，应届生58557人，往届生2665人；男生29315人，女生31907人；城镇考生45930人，农村考生15292人；在报名参加统考的考生中，文史类考生18425人，理工类考生37255人。
市考试院介绍，今年北京继续实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职招生考试政策，共有422名考生提出申请。经过市教委、市公安局、市人力社保局和各区县街道、乡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审核，符合条件考生245人，参加高考报名243人。
中国经济网昆明3月23日综合报道 据《云南日报》报道，22日，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率云南党政代表团赴广西学习考察。李江、黄毅、赵金、李培、程连元、刘慧晏、董华、白成亮，李邑飞、何金平、李正阳等云南省领导一同考察。
上述报道中，程连元排在省委常委李培之后，副省长刘慧晏之前。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人物资料库显示，程连元，1961年12月出生，曾任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由于张田欣、高劲松连续两任昆明市委书记接连落马，在市委书记一职空缺三个月后，2015年7月程连元调任昆明市委书记。
程连元简历
程连元，男，汉族，1961年12月出生，北京市人，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市委党校研究生文化程度（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北京市二轻机械厂技术员，北京市二轻工业总公司干部、副处长、副总经理兼北京白菊电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二轻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北京京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朝阳区委副书记、朝阳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区长。
2012年7月起，任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
2015年7月，昆明市委书记。
2016年3月，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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