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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张正在广东普宁市沙河镇轻纺厂的工作照。图|受访者提供张正的婚事
——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文|龚龙飞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2016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位于安徽西北部蒙城县的农村在这一天异常热闹，他们有一个上千年的传统：男婴出生后，蓄一根小辫，直到6岁的“龙抬头”这一天，在众人的瞩目和祝福下，一并剪去。主人家要大宴亲朋，以庆贺这个男孩度过了容易夭折的年纪，茁壮成长，当地人叫“办事酒”。
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
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
“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
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
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
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
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
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
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
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
研究人员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姜全保判断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还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80后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的大龄剩男比重要高得多。
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
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
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
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
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
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
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
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
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
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
城乡之间，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
张正，作为何素梅唯一的亲生儿子，他的娶妻成了这个64岁母亲的最后使命。
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难的因素就变得多元起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利鸽，曾撰写过《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一书。从2008年8月开始，她在相距蒙城不过百余公里的安徽和县4个乡镇下的38个行政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1701份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娶妻困难主次上，家庭和个人经济排第一，兄弟数量第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第三，年龄第四。
从2000年开始，张正就跟着一班亲戚进了广东普宁市流沙镇的纺织厂，手头有了技术，他的月薪达到4500元左右，可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几乎没有女工。每年年底，他将一年的收入交给母亲。他独居的两层小楼，几乎全是靠他挣的钱盖起来的。张家在经济上不算困难，现在，哥哥张勇在屋后另起了三层楼，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
张正的邻居吴楷，29岁，因为早年丧父，母亲又积劳成疾，不能劳作，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尽管他有一门电焊的技术，收入也不错，但结婚也成了难题。
兄弟多结婚难的情况在桔园不少见，李小军家因为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已经28岁了，却没有一个说上媳妇，甚至没有人给他们做媒。兄弟多，意味着不能独享男方父母的劳动和家产，在彩礼上也会少一些。张家有两兄弟，这多少影响了张正的婚事。
大哥张勇比张正活络许多，能言善道，媳妇也是自己找来的。2007年，大哥张勇结婚，彩礼花了3万元。之后，张家开始给张正物色对象，女孩都厌烦张正沉默寡言，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到2010年，80后出生的男孩开始步入大龄青年阶段，也是从那时起，农村彩礼突然高涨，两三年间已经涨到了8万左右。张正那年25岁，这个年纪还没结婚让家里有些担忧。
这年，何素梅通过远房亲戚介绍，一个丧偶的女人刘霞走进了张家视野，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28岁的刘霞颇显年轻，何素梅让张正从广州赶回来相亲，刘霞竟然很快就答应了，但要6万元的彩礼。张家觉得要得多了，但为了尽快结婚，还是答应了。
张刘从见面到摆喜酒，不过两周时间。一切都来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气。
结婚当天，刘霞就不愿意与张正同房。没几天，张正要求刘霞一块返厂上班，刘霞不愿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冲突后，刘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镇。没几个月，刘霞就以怀孕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突然一天，刘霞趁何素梅夫妇不在，领着女儿，独自来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随后，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因为没有结婚证，彩礼也追不回来。2012年，何素梅听说，“她嫁了一个蚌埠人，都40岁了，在市里做买卖的。她还是想进城。”
蒙城县和周边一样，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5年前开始了新城区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区正在向桔园挺进，殡仪馆和公交枢纽也新建起来，桔园距离县城不过2公里，从外部看，连排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城区的差别也不大。可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的排泄口直对着马路边的大沟，这条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沟，村民缓解恶臭的办法，就是将相近窗门紧闭。路边数个旱厕密集陈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
城乡间的差异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轰隆隆的挖掘机正在铺设村后的那条道路，但张正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了。
何素梅觉得，“水泥路是2年前铺的，如果早点建好的话，说不定刘霞不会走。”
这么拼命地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问为什么，她靠生肖记年岁，靠节气做农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务，并把这一切规律复制到子女身上。她把这么做的原因归结为“一代传一代”。她也在这种如节气一样的循环重复中，获得自己生命的价值。
她说，“孩子就是更年轻的自己。”张正不仅在秉性与外貌上与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续的任务，并陪伴她终老，这种满足感填补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带来的恐惧。
此后，张正每年春节都被家人安排了数场相亲。离城远近，道路好坏，婆婆年纪大小都成了农村人相亲女孩必要的考察条件，相亲的花费也涨了起来。
付不起的彩礼
2012年的春节，张家认为既然张正不爱说话，就也找个不爱说话的对象。在邻镇，他谈了一个女孩，叫吴梅，聋哑人士，21岁。吴梅说自己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聋哑人，但尽管有风险，何素梅挺喜欢她的，因为她“眼睛亮，反应快”。
两人见面不久，吴梅就要求张正给她买苹果手机，后来又买了笔记本电脑，好几套名牌服装，并陆续借给她几次钱。到2013年年末，张正去提亲，却被拒绝了，她觉得张正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吴梅还了向他借的钱，结束了这段感情。
2013年，蒙城县的彩礼已经升到了15万，还有附带的车房要求，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从而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在蒙城，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则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同在安徽北部地区的砀山县，在2015年3月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现象。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做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
可就在该月的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有调查显示，在青海省西宁市周边农村，结婚彩礼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结婚费用从2012年的10万元增至2014年的25万元左右。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的剩男们处境更为艰难。
如果有恋爱对象的，他们首先想到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桔园邻村的陈瓦房村，25岁的张明辉和女友杨庆子相恋多年，未能结婚，就是因为张明辉无法拿出“万紫千红”的彩礼，并买房买车。张明辉还有一个27岁的哥哥，也未婚，张家父母更无法先答应为小儿子付出天价彩礼。直到杨庆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杨家父母只好忿忿地收了5万元彩礼，嫁了女儿，但在婚礼当天拿走3万元的全部份子钱。从此杨庆子成了不被娘家欢迎的人。
第二种办法就是借“小利贷款”。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而且手续复杂。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第三种办法就是娶外省媳妇。在熟人社会中，本地女子仍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婚娶外省媳妇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何素梅觉得，刘霞是亲戚介绍的本地人，但也是半跑半骗的，和外地媳妇也没什么差别。
2014年夏天，在张正打工的流沙镇，工友给张正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四川口音，叫胡丽（化名），23岁，浓妆艳抹的，张正觉得她显老，不止23岁。他告诉母亲后，何素梅鼓励他们交往试试，但别乱花钱。之后，胡丽隔三差五地到厂里给张正做饭洗衣，两人发生了关系，一起住了一段时间。胡丽还表示，年底想去张正家看看。
就在年底到来前，胡丽说父亲病了，还带着张正到医院挂号，但只是让张正排队，并没有进到病房。胡丽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张正，提出要借5万块钱给父亲看病，5万就算是彩礼的一部分，她一共只要8万元彩礼。
张正仍旧如实告诉了妈妈何素梅，何素梅约来亲戚商量，大家都提醒她别上当，她心里也感觉不妥，刘霞的事已经让这个家损失惨重了。张正也有些犹豫，何素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感觉就像赌博，但不赌怎么会有机会。”
张正将自己一年的工钱5万元转给了胡丽。两周后，胡丽不见了。她用一个广州的号码打电话告诉张正，父亲的病情恶化，转院到了广州，还需要3万元救命钱。她还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何素梅，并改口叫了“妈”。何素梅疑心更重了，亲戚也都提醒她不要相信。但何素梅觉得，这3万要是不转的话，之前的5万也白花了。
于是何素梅从家里又转给胡丽3万元。一周后就是新年了，何素梅非常期待这个还未谋面的儿媳妇能够早点到家。胡丽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表示为了给父亲看病，已经身无分文，需要5000元路费。何素梅已经感觉到上当了，但还是寄给了她5000元。就像要抓住渺茫的翻本期望，奋力押上最后的筹码。
之后，胡丽和那个介绍人同时消失，杳无音讯。张正报警后才得知，胡丽同时欺骗了好几个厂的大龄未婚男工人。虽然立案了，可案子到现在仍没有进展。
2016年1月初，河北邯郸市警方破获一起跨国新娘诈骗案，那是在2014年11月轰动一时的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入狱，新娘飞走了，28个光棍被打回了原形。
根据刘利鸽教授统计，1998至2007年间，安徽和县共有22102名女性因婚姻迁入和县，占因婚姻迁入外来人口总数的70%。她们主要来自云贵川等西部省份。而在对38个村庄共计102个村干部的调查中，有90%的村干部表示，自己所在村里有西部省份媳妇的情况，其中40%的村干部表示有外省媳妇逃婚或者骗婚的情况。
3月10日的这场相亲，何素梅已经提前刨根问底，说对方也是老实人。但张正不是很满意，觉得女方长得太“黑”了，孩子还有慢性病。但对方还是开口要了8万元的彩礼。
张正算了一下，父亲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8万的话，还需要借6万元的“小利贷款”。何素梅在一家早点铺子帮工，每天凌晨3点起干到下午3点，一天能挣60元，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张正有些犹豫。
3月14日，消息来了，相亲的女子已经谈妥另外的对象，准备嫁给县城的一个残疾人，35岁，但有一处店面，男方彩礼能给10万元。
3月16日，流沙镇的老板打电话来，问张正还回不回去上班，现在不景气，很多厂要裁人了，因为他有技术，可以留下来。
姐姐张敏在昆山的电子厂务工，何素梅说，“那里面女工多，听说很多人很容易就带老婆回家了。”她让张敏打点好了关系，让张正尽快过去面试务工。张正只能做普工，每月工钱不到3000元，还不管吃住。但何素梅觉得他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物色对象。
何素梅说，明年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再催这些亲戚帮她儿子物色人了。她叹息道，“社会变得太快了，那么多亲戚，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最终，张正买了17日回流沙镇的汽车票。这是他第一次不听从家里安排，他说，“没钱更没机会了。
原标题：北师大人大今年招生专业增加
北京晨报讯（记者 徐虹 丰伟宏）昨天，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栏目，介绍今年的招生政策。两校招生负责人透露，本科招生专业均有增加，在京招生计划今年和去年保持稳定。
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主任虞立红介绍，为让学生有更广泛的选择，学校继去年新成立社会学院之后，今年停招社会工作专业，同时新增社会学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苗苗老师也表示，今年人民大学在提前批和第一批均有一个专业增加。提前批专业为小语种西班牙语专业；第一批专业则是由去年自主招生专业转为面向全体考生招生PPE专业，即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
两校均表示，今年学校的招生计划还在制定中，规模上应该会和去年保持稳定，一旦计划制定将第一时间发布。
北京晨报记者发现，就考生关注的招生政策和录取规则，两校大同小异。需要指出的是，在专业级差上，两校还是稍有差别。
虞立红主任介绍，北京师范大学各专业志愿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数级差，一般为2、1、0、0。即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相差2分，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相差1分，之后就没有了；而中国人民大学相邻志愿之间的级差为1分。
就考生关心的准确选择理想学校和专业的问题时，两校招生负责人均强调，除关注分数和录取分数线之间的差距外，更要关注自己的排名，把分数和排名综合起来选择填报院校、专业将会更有胜算。
北师大招办主任虞立红介绍，去年学校录取考生分数排名文科为全市380名之内，理科为1340名以内。
相较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文科录取分数排名237名，理科录取分数排名640名，人大招生负责人苗苗老师建议，文科在全市400名内，理科在900-1000名内的考生都有可能报考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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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新雅书院首次面向全国招生
北大去年北京考生全部实现第一志愿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招办负责人近日做客《教育面对面》。据介绍，北京大学去年采取出分后对考生一对一辅导报考，去年北京100%考生满足了第一志愿。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从今年开始面向全国考生首次招生，并且文理兼收。
清华： 新雅书院是一个新学院
清华大学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清华大学的理科一批计划160人，文科一批计划10人，共计170人，实际录取总共300多人。2016年，清华大学在京招生计划将保持稳定。
“清华大学从2014年开始就探索通识教育跟专业教育，课程教育和养成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开设了新雅书院。这个书院在2015年开始将面向校内全体的新生，自愿报名的方式来招收。”清华大学招办负责人介绍，从2016年开始面向全国考生首次招生，是文理兼收的，它是一个新的学院设置。新雅书院未来的学生专业分流方向是没有限制的，在全校50多个专业内可以自由选择，另外它的师资和课程体系都是在清华大学精心设计的，挑选的最优师资。学习年限是4至5年弹性制。新雅书院内部设有两个专业，其中有一个专业叫做创业设计与智能工程，它是5年制，毕业后可以拿到工程和设计的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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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记者 王刚
清明时节，记者来到长沙市望城区远近闻名的“鲜花盛开的村庄”银孔围组踏青，不料却看到这样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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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来看到这情景，我真的好心痛啊！”银孔围打造“美丽村落”的创始人胡丙炎面对一桌子饭菜，捶胸顿足，气得吃不下饭。
村里的鲜花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采花大盗”了。据胡丙炎介绍，自银孔围出名后，来此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周边村庄、集镇的人也爱来此休闲散步，来的人多了，自然也来了一些素质低下或意图不轨者，有的“顺手牵羊”摘走几朵花，有人甚至半夜潜入村里将一大片花挖走，让村民们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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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浏阳：“七个一律”严处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吸毒行为
吸毒涉毒是涉法涉刑的违法行为，少数参与吸毒的公职人员不但对个人、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3月29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启动“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党员干部吸毒涉毒行为成为本次整治重点。
2015年，浏阳市查处吸毒涉毒的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有37名。同年10月，浏阳市就公职人员赌博和吸毒案件的处理问题召开了特约审理工作会议,统一了量纪标准。今年3月，浏阳市纪委牵头召集组织、人社、公安等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制定出台了《浏阳市关于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吸毒行为的监督处理办法(试行)》。
《办法》规定：发现市管干部有吸毒行为的，一律给予免职等组织处理;凡有吸毒行为记录的一律不予以提拨重用;党员存在吸毒行为的，当年度一律评为不合格党员;干部职工存在吸毒行为的，当年度考核一律评为不称职(不合格);凡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不合格)等次，一律予以辞退或解聘;凡复吸人员一律从重处分;单位中层干部、二级机构负责人以及下属党组织负责人存在吸毒行为的一律予以免职。
《办法》明确，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发生吸毒行为，所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和具体管理人员为直接责任人。同时，在对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吸毒行为监督处理过程中，存在教育监督管理不力、瞒报吸毒人员信息、为吸毒人员说情、对处分决定执行不力等6种行为的，该市将对相关单位和个人予以责任追究。
浏阳市纪委书记谭果认为，《浏阳市关于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吸毒行为的监督处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切合省委省政府“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将有利于浏阳市落实“两个责任”和践行“四种形态”，最大限度推进“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在浏阳区域内落到实处。(浏阳市纪委)
来源：长沙廉政网
机构称深圳房价收入比偏离合理值高达111%
5日，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偏离度排行榜，指出2015年35城房价收入比均值为8.7，目前偏离合理值的幅度为12%。但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分化愈加剧烈，以深圳为例，深圳房价收入比偏离合理值高达111%，而沈阳房价收入比偏离合理值却仅为-14%，致使房价进入了“跌无可跌”的底部状态。此外，由于房价连续数月上涨，多地房价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幅出现了“倒挂”。
据悉，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其指标主要用于衡量房价是否处于居民收入能够支撑的合理水平，直接反映房价水平与广大居民的自住需求相匹配的程度。
报告显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口径的数据，2015年全国商品住宅房价收入比为7.2，其中，35个重点城市房价收入比为8.7，偏离合理值的幅度为12%。
“从平均水平来看，我国房价收入比较合理值只是稍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城市具体看，区域分化愈加剧烈。”易居研究院研究员曹倪娜介绍称。
曹倪娜说，通过2015年与2014年的数据对比，2015年35城房价偏离度的中位数是12%，相比2014年的18%，下降了6个百分点，35城房价收入比偏离度有所收窄，说明2015年的房地产市场回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并非全国市场范围内的统一高度反弹。
数据显示，从房价收入比来看，与全国均值7.2相比，深圳房价收入比高达23.2，厦门房价收入比为15.3，北京方面房价收入比达14.5，上海方面达14.0，福州、杭州、广州分别为11.2、10.7、10.4。房价收入比偏离值方面，35城中超四分之一城市偏离值幅度达25%。深圳房价收入比偏离合理值的幅度高达111%，厦门方面房价收入比偏离合理值的幅度也达70%，北京方面偏离合理值的幅度达45%，石家庄偏离度也高达45%，上海、福州方面，分别偏离40%左右。而沈阳房价收入比仅为6.0%，房价偏离值幅度更是为-14%。
曹倪娜表示，2015年因中央到地方各方面楼市利好政策不断出台，释放了挤压几年的楼市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加之2015年上半年股市避险资金流入楼市，使得以深圳、上海、北京为首的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大幅攀升，助推房价出现前所未有的井喷式增长。在此背景下，小幅上涨的收入水平大大落后于房价的上涨幅度，也是该类城市偏离合理值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在连续数月上涨的房价面前，不仅仅是深圳，多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幅出现了“倒挂”情况。上海方面，2015年上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增长8.4%，但当年新建住房价格同比增长18.2%。
对此，曹倪娜指出，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偏离度区域分化加剧。房价收入比偏离度处于负值的城市，如银川、沈阳、哈尔滨，基本可以判定没有房价泡沫。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日后拥有更多的反弹空间，因为高企的库存和低迷的市场环境，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其次，与之相反的，房价收入比偏离度较大的城市，例如深圳、上海、厦门基于坚挺的住房消费需求和投资投机性需求，房价收入比的偏离度可能再次扩大或者持平，但换角度而言，短时间内飙升的房价亦透支着未来上涨的动能，同样存在盘整的风险。
红网浏阳站4月6日讯（浏阳日报记者 唐娇）湖南浏阳市卫计局和长沙卫生职业学院联合开办2016级“浏阳市三年制大专临床医学专业定向委培班”，计划招生40人。4月5日报名时间结束，共有81人报名。
此次招生采取网络报名加现场确认的方式，面向已参加2016年高考报名，且户籍在浏阳市乡镇，同时志愿扎根村卫生室从事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的学生。
据介绍，考生一经录取，将由市卫计局负责统筹安排学费5000元/年，其他相关费用由学生自理。学生同时享受普通专科在校学生同等的奖、助、贷学金政策。这批定向委培医务人员取得毕业证书和执业资格后，将由市卫计局统一安排到村卫生室工作，服务期不少于5年。
市卫计局政工人事科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定向委培的方式培养医务人员，可满足目前村卫生室医疗、预防、保健、公共卫生等工作的需要。
原标题：600万劳斯莱斯保养时摔落 4S店：承担所有责任
4月1日中午，成都市民李先生和朋友将公司一辆价格593万元的白色劳斯莱斯定制版古思特轿车，开到位于机场路的成都三和劳斯莱斯4S店做常规保养。不料在保养过程中，升举机发生故障，导致轿车突然从高处摔落下来，车头着地，车身受损。
4月3日，三和方面发表了声明，称此次事故责任在公司一方，公司会承担车辆损失的所有责任。
保养过程中 劳斯莱斯意外摔落
根据当事人的描述，4月1日中午11点过，这辆白色劳斯莱斯定制版古思特轿车开到成都三和劳斯莱斯4S店做常规保养。该车是2014年订的车，2015年提到车，就是在该店所购。目前该车里程已有1万多公里，这是第二次做保养。
中午1点过，当事人去店里取车，但却没看到车子。这个时候，4S店工作人员告诉他出了一点状况，车子从升举机上掉了下来。“那天愚人节，我以为他们跟我开玩笑呢，完全不敢相信。”当事人不敢相信，赶紧要求调看监控视频。
记者随后看到了视频显示，当天中午12点50分，车辆在升举机操作下慢慢上升时，突然向左侧翻掉落，车头先着地，整个车身重重摔落下来。当事人告诉记者，车子意外摔落，导致车身底盘、车玻璃、轮胎等多处受损，车门部位也凹进去一大块。目前，该车暂存放在4S店内，等待进一步的协商处理。
华西都市报记者3日傍晚联系到车主方一位处理此事的人士得知，此事的解决方案，双方还在协商中。
4S店回应：我们承担所有责任
4月3日下午，成都三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接受采访时，就劳斯莱斯古思特汽车在车间意外摔落地面一事做出回应。公司方面表示，对李先生送修的劳斯莱斯车意外摔落受损一事深表歉意，此次事故责任属于公司，公司会承担车辆损失的所有责任。
针对接下来如何处理，公司方面表示，已和车主签订协议暂时封存事故车辆，等待权威机构鉴定车辆损伤程度，协商后续修复方案。“希望在相关信息确认后，再次协商能够使双方接受的合理方案。同时，我们已经采取严格措施，杜绝此类意外事故的发生。”
劳斯莱斯中国区：力促此事尽快解决
这起发生在成都的意外车损个案，也引起了劳斯莱斯汽车（中国）的重视。3日傍晚，劳斯莱斯汽车（中国）公关部接受华西都市报独家采访回复：4月1日，客户车辆因右后轮扎钉到经销商维修中心更换新轮胎及进行常规保养，在保养过程中，车辆从举升机上摔落，造成车辆受损。
针对此事，劳斯莱斯汽车已督促相关经销商按照标准售后服务规范尽快与客户协商，妥善处理客户车辆问题。后续，劳斯莱斯汽车将持续关注问题解决情况，切实保护客户利益。同时，劳斯莱斯汽车会力促此事的尽快解决，并及时与关心此事的媒体和公众保持沟通。 华西都市报记者李逢春
图片来源：卫星网参考消息网3月31日报道 俄媒称，克里米亚“泰甘”和“童话”两家动物园的园长奥列格·祖布科夫向俄新社表示，这两家公园将为中国的动物园饲养老虎和狮子。
据俄罗斯卫星网3月29日报道，祖布科夫称：“中方有意购买大批的老虎和狮子。双方将签约，出售老虎和狮子。我们在大量进行繁殖。”据他介绍，已就此达成协议。
园长指出，与此同时，在于其它国家动物园合作的框架下，已签署合同，从印度向克里米亚运送三头大象。
祖布科夫强调：“我们与印度公园签署合同，向‘泰甘’公园供应三头大象，但暂时搁置了该项目，因为没有地方安置，由于地质结构无法完成围栏的修建。这一合同被搁置，无法继续履行。”
“泰 甘”野生动物园是不同品种的狮子和许多其它种类动物的最大的繁殖场，主要饲养大型哺乳类猛兽。公园位于克里米亚的别洛戈尔斯克区，在泰甘湖附近。“童话” 动物园临近雅尔塔。两个公园的园区内均自由自在地生活着60只狮子、40只老虎、35头熊、美洲虎、美洲狮、狼，以及其它物种的动物和鸟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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