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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5日讯（通讯员 邓道理 记者 廖声田）4月4日上午，在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袁家界景区，几名美国游客兴高采烈拍照留念。受“中美旅游年”影响，张家界今年美国游客明显增多。据武陵源吴家峪门票站工作人员介绍，第一季度从该门票站进山游览的美国团队游客达到2000人次，和去年同比增长接近1倍。
张家界旅游开发30年来，在美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日益攀升。早在1986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女州长南希·迪克访问武陵源时，被景区纯净的空气所陶醉，称“每呼吸一次，要付5美元。”此后，张家界世界特技飞行大奖赛、世界翼装飞行大奖赛、国际乡村音乐周等营销创意活动，先后吸引了多名美国选手和音乐团队参加，被誉为美国“乡村音乐之父”的马克·力文先生7年时间内曾6次访问张家界，不仅为张家界创作音乐歌曲，还出版书籍向国际推介张家界。特别是2010年，取景于武陵源的美国科幻电影《阿凡达》热播后，更是迅速提升了张家界在美国乃至整个欧美的影响力，使一些欧美游客出游中国主选张家界。
据位于武陵源宝峰湖景区入口的青年旅行社称，2015年度该旅行社接待了30多个欧美国家的游客2000多人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美国，达到了470人次。业内人士预测，“中美旅游年”将为张家界稳定和开拓欧美客源市场带来新契机，2016年外国游客将迎来新的突破。
红网邵阳4月6日讯（通讯员 胡晓建）4月5日，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安监局成立督查组，对12个乡（街道）的安监机构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进行督查，重点检查各乡（街道）的执法车辆、执法仪器装备、执勤服和安全防护用品等硬件的配备情况。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是第一要务。以往，乡（街道）、村（居）层级是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成为安全监管力量和责任难以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为打通这“最后一公里”，按照省市政府相关要求，3月底，大祥区安委会在全区全面实施安全监管规范化建设。
为确保大祥区规范化建设工作有序开展，该区印发了《大祥区安全监管规范化建设推进方案》的通知，阐述了开展安全监管规范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工作原则及实施步骤，要求到2016年底前，在区、乡（街道）、村（居）全面落实“三级三覆盖”责任体系建设，各区域安全监管实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体系健全，各项安全监管制度完善，安全监管制度运行顺畅，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明显提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管理进一步增强。
该区安委办将在规范化建设中进度快、质量标准高的乡（街道）、村（居）和安委会成员单位、企业中，选树典型，采取现场观摩、对口培训、经验交流、效果评估等多种有效形式，推广其做法和经验，使所有乡（街道）、村（居）、部门的规范化建设工作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张丽萍是“百名红通人员”发布以来第25名到案的。她的到案， 标志着潜逃或藏匿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百名红通人员”已有四分之一到案。原标题：细数那些落网的“红色通缉犯”
法治周末 记者 高原
2016年3月27日，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中号码为A-752/4-2007的张丽萍，在出逃17个年头之后，选择了回国自首。
现年65岁的张丽萍，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于2015年4月22日集中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的第63号。
她也是“百名红通人员”发布以来第25名到案的。她的到案，标志着潜逃或藏匿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百名红通人员”已有四分之一到案。
法治周末记者通过梳理发现，这25名到案人员中，有两人在国内被缉捕，两人死亡，11人被劝返，10人被遣返；而他们涉嫌的罪名以贪污为主；潜逃国家多为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
劝返成为新形式
潜逃17年之后，张丽萍从秘鲁被成功劝返回国。
和张丽萍一样选择回国自首的“红通人员”并不在少数。在已经落网的25名“红通人员”中，有11人是通过劝返落网的。
“因为没有身份，英语又不会说，反正很辛苦，打工钱给得也少。”2015年10月13日，涉嫌贪污犯罪的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沙河支行保卫科原工作人员朱振宇，在潜逃13年之后被成都市检察院成功劝返。
据报道，朱振宇逃往美国后曾于2004年5月21日从广州白云机场入境，此后再无出境记录。而警方了解到，朱振宇父母退休后在上海生活，朱振宇可能与其父母及家人保有联系。
在上海、浙江、深圳等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下，专案人员确定了朱振宇家人在上海的生活轨迹，了解到朱振宇的母亲患病、小孩正在上学。
专案组分析，朱振宇潜逃13年没有归宿，此时如果由朱振宇的父母配合检察机关做朱振宇的劝说工作，则劝返归案的成功率较高。于是，专案组制定了对朱振宇“劝返为主、追逃为辅”的追逃策略。
最终，朱振宇在家人的劝说下投案自首。
据了解，目前我国追逃贪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引渡、遣返和劝返。
遣返是没有条约的引渡，即发生在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两个国家之间；引渡是指国家根据条约或基于其他理由把在其境内而被别国指控或判定犯罪的人，应该国的请求，移交该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是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形式。
目前，我国已与近两百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多国派驻了警务联络官，为境外追逃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面对增多的外逃贪官，或是外逃贪官到国外后“安分守己”的情况，追逃难度很大，通过引渡、遣返等方式，不仅时间漫长，而且成功率有限，因此，劝返成为一种新模式。
出逃加拿大、新加坡居多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落网的25名“红通人员”中，逃亡国家以新加坡和加拿大占比较多。
其中，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天成集团原董事长黄水木、河北宇海文汇投资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韩建鹏、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和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原出纳张清曌潜逃新加坡；太原迎宪焦化开发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牛丽英、安徽瑞泰药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立虎、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财务部原高级主管方翠英、青岛安华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储士林、深圳市中油器材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常征潜逃新加坡。
以李华波为例，2015年5月9日，潜逃新加坡4年之久的李华波被遣返回国。这是中新两国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积极开展的司法执法合作。
李华波此时的身份不再是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而是编码为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A-1256/2-2011的红色通缉犯。这个“股级”干部，凭着一枚假公章，伙同他人于数年间侵吞公款达9400万元，相当于鄱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2011年，李华波留下3封信后杳无踪影，与许多外逃人员一样，李华波早就谋划获取了新加坡投资移民身份。
在长达4年的作案时间里，李华波为举家潜逃做好了精心安排。在先后以虚假身份申请办理全家移民新加坡手续，并全家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资格后，2011年春节前，李华波以全家要到海南过年为幌子，潜逃新加坡。
2011年2月，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李华波、其妻徐爱红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对二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由于中国与新加坡没有缔结引渡条约，也没有签署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这次追捕异常艰难。
包括李华波在内的不少贪官，就是料到了这些艰难，所以将外逃的目的地选定新加坡。
李华波出逃一个多月后，便被新加坡警方以涉嫌洗钱罪拘捕。2014年7月，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李华波即日入狱服刑。
根据新加坡法律，李华波在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后出狱并被遣返回国。
转折发生在2015年3月。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2015年3月，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裁定认为，被新加坡警方查封的李华波夫妇名下的财产，以及李华波在新加坡用于投资的150万新加坡元，均系李华波的违法所得，依法均应予以没收。
上述裁定让李华波一家在经济上真正陷入绝境。
李华波最终写下致检察机关的自首书，表示自愿服刑完毕后回中国投案自首，自愿撤销在新加坡的所有诉讼，并配合新加坡司法机关将涉案资产悉数归还中国政府。
2015年5月9日，李华波被成功遣返。
检察机关通过支持新加坡对李华波洗钱行为的刑事调查和追诉，使得李华波逍遥法外的幻想破灭。在新加坡的几年，李华波过得并非如设想般安逸，监控和监禁成为他在新加坡的生活常态。
一般而言，外逃人员会在伪造移民身份、洗钱等方面触犯躲藏地国家的法律。在李华波案中，新加坡警方就是以涉嫌洗钱罪拘捕李华波，继而对其异地追诉。
“异地追诉让李华波丧失了在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创造了将其作为非法移民遣返回国的法律条件。”参与了李华波案国际司法合作诸多环节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长、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认为，李华波案已成为2015年中国外逃腐败分子在境外服刑后被强制遣返的样本式案例。
12人涉嫌贪污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落网的25名“红通人员”中，有12名涉嫌罪名是贪污。
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的涉嫌罪名就是贪污。
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杨秀珠与杨进军姐弟俩双双“上榜”。
同年9月18日，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被强制遣返回中国。当天上午10时45分，杨进军到达福州长乐机场，媒体对他的描述是“个子不高，身穿牛仔T恤，飞机的舷梯只有10节，他走下飞机时面容略显憔悴”。
据中纪委官网介绍，杨进军，男，浙江温州人，1958年出生，涉嫌贪污贿赂犯罪，2001年逃往美国。
杨进军出逃前的身份是温州市明和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据报道，1996年底，杨进军经商亏本，杨秀珠找来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几个高管，说她弟弟急需1000多万元还银行贷款，想从公司里弄点钱。她盯上了开发温州水心汇昌小区时的那笔土地配套费。经过几个人的运作，1100多万元的巨款全部落入了杨家姐弟口袋里。
值得注意的是，杨进军并非公职人员，其曾经经营的公司为私营性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案件定性为“涉嫌贪污贿赂犯罪”。
刑法对贪污贿赂罪的定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实施的贪污、受贿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以及与贪污、受贿犯罪密切相关的侵犯职务廉洁性的行为。
私营企业主为何会涉嫌“贪污贿赂罪”，还上了国际红色通缉令？浙江律师吴建胜解释，这其中很大可能是他给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提供协助，那也会定性为“贪污贿赂”。
原标题：新媒：中国消费者眼里并无不景气 娱乐花销有增无减
新加坡《海峡时报》3月21日文章，原题：哪里来经济减速？中国消费者的SPA、旅游和娱乐花销有增无减 现如今，中国消费者眼里没有不景气。麦肯锡咨询公司提醒称，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到本10年末，中国消费者花销将每年增加10%。约55%的消费者预计今后5年工资会大涨。
装满购物车的不仅仅是日常用品。中国人如今花在SPA、旅游和娱乐等奢侈品上面的开支也日渐增多。这种转变再度显示，中国经济正告别重工业和出口驱动模式，向消费和服务驱动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消费者接受新产品、服务和零售体验之快，在发达市场前所未有。这是中国市场欣欣向荣的又一迹象。在中国，移动支付使用从2011年的零增长到2015年的占人口25%。
麦肯锡称，“不加选择购物的日子一去不返。如今中国人已把焦点转向购买优质产品，过更平衡、健康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
中国领导层誓言确保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今年前两个月，中国零售增速放慢，但仍在两位数范围。
不过，对于希望抓住更大市场份额的外国竞争对手来说，（中国市场的）前景有好有坏。目前，尽管外国品牌是高端部分的主角，但本土公司在市场的大众部分正不断增加份额。
麦肯锡称，“从过去15到20年的情况看，规模、速度和简单性具有优势。现在，中国消费面貌正在发生改变，从前的一些巨头会倒下，新的领军者将兴起。”麦肯锡公司调查了中国44个城市的1万名年龄介于18岁至65岁的消费者。（陈俊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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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渔船为何 不远万里去南美
近海渔业资源锐减，中国渔业企业不得不把渔枪“瞄准”丰富的远洋渔业资源
章轲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日前证实，中国渔船“鲁烟远渔010号”3月14日在阿根廷渔场作业时，被阿海警船追赶数小时，后阿方开枪射击，导致船体进水并逐渐沉没。船上4名中国船员被阿海警船救起，其他28名船员被附近中国渔船救起，未发生人员伤亡。
事实上，我国远洋捕捞人员近年来已多次遭遇人身和财产威胁，此前也不乏人员伤亡的情况。这类事件频发背后的现实是，中国渔业企业已身陷近海渔业资源日益枯竭、不得不到海外“开疆拓土”的窘境。
河北省滦南县南堡村渔民许爱发曾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每次出海打回来的鱼都很少，个头也比不上一二十年前。”在许爱发房前的空地上，晒着小鱼小虾，“晒干了，只能作饲料。”他说。
近海渔业遭遇“三面夹击”
“我们每天都要出海，捞些小鱼和螃蟹晒干后拿到市场上去卖，能捞到的鱼越来越少了。”北堡村渔民周建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北堡村所在的黄渤海区域内，由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压力，大规模滩涂围垦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片滩涂变成了盐池、水产养殖池、农田、休闲娱乐区或工业区。
著名鸟类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正旺对本报记者表示，渤海湾是我国人口密集、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渤海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非常担忧地看到，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不断丧失。”
张正旺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小组调查发现，无节制的围填海后，许多鱼、虾、蟹和贝类等重要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被破坏，渔业资源延续困难。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海洋课题组的一份报告也显示，目前我国“渔业资源已进入严重衰退期”。
围垦滩涂发展经济的同时，渔业企业的船队和捕捞能力却在不断壮大，导致过度捕捞。
国合会海洋课题组的一项统计显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全面开发利用期，之后海洋捕捞机动渔船的数量持续大量增加，上世纪60年代末尚仅1万余艘，90年代中期就已达20余万艘。
由于捕捞船只数和马力数不断增大，加之渔具现代化，导致对近海渔业资源进行掠夺式捕捞，资源衰退加剧。
捕捞对象也由60年代大型底层和近底层种类转变为以鳀鱼、黄鲫、鲐鲹类等小型中上层鱼类为主，经济价值大幅度降低。
环境污染则是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锐减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渤海三大湾之一的莱州湾是山东重要的滨海湿地分布区、产卵场及渔场。环保部门调查发现，2006年以来，莱州湾主要河流入海断面水质多为劣五类，面积约占整个海湾面积的30%，鱼卵仔鱼数量持续下降，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传统产卵场、索饵场、渔场功能受到破坏。
远洋渔业“大跃进”
近海渔业资源锐减，使中国的渔业企业把渔枪“瞄准”了丰富的远洋渔业资源。
2011年以来，我国远洋渔业进入“大跃进”时期，新建造专业远洋渔船达1300多艘。2015年，全国作业远洋渔船数量达到2500艘，总功率220万千瓦，总产量205万吨，总产值190亿元。
“我国渔业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已成为全球海洋渔业第一大国。”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崔利锋说。目前，我国远洋渔业作业海域已扩展到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和南极海域。
在各省市远洋渔业中，山东省发展最快。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介绍，截至2015年6月底，该省具有农业部远洋渔业资格企业31家，远洋渔船发展到434艘、总吨位25.9万吨、总功率46.6万千瓦。
“鲁烟远渔010号”所属的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官网一篇文章介绍，“阿根廷渔场汛期产量比较高”“在阿根廷渔场作业期间，日产经常几十吨甚至上百吨”。在秘鲁渔场，中心渔场范围小、船只多，已经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场面。
这家公司的“长顺2号”，2014年在阿根廷渔场汛期生产中产量达到2530余吨，列该公司阿根廷渔场20艘鱿钓船之首。该公司当年鱿钓船队产量超过8万吨。
其他沿海省市的远洋捕捞也成绩“不俗”。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介绍，青岛市远洋捕捞公司从俄罗斯购置的1艘7700吨级大型拖网加工船，去年4月抵达南极公海海域从事磷虾生产，不到一个月就捕获南极磷虾1300余吨，加工冻虾500吨、虾粉130吨。
浙江省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介绍，去年，宁波市实际投产的远洋渔船约30艘，远洋渔业总产量3.25万吨，产值2.03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约45%和40%。
如何避免远洋捕鱼纠纷
远洋丰富的渔业资源确实让中国渔民和渔业企业尝到了甜头，但类似“鲁烟远渔010号”事件的渔业纠纷也在增多。
“基于我国远洋渔业起步较晚的现实，以及国际社会对渔业资源‘先占先得’的历史分配格局，我国在国际渔业资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原副部长牛盾曾说。
相比阿根廷、日本等国家，虽然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一处大洋型海洋资源区。这种绝对量的差距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因素，使中国的人均海洋资源拥有量处于明显弱势。也正是在这种格局中，远洋渔业引发的海外冲突成为中国政府部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海洋局研究员周遒麟介绍，中国渔民对赴他国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规定知之甚少，有些也存在侥幸心理。
2015年10月，农业部办公厅下发《关于严格遵守北太平洋渔业管理组织有关管理措施的通知》（农办渔[2015]64号）称，对于未经批准在北太平洋公海违法从事公海渔业生产的中国渔船，扣除涉事渔船当年全年政策性补贴，并依法追究企业法人的法律责任。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林建议，我国应积极开展渔业资源的国际和区域间的各方面合作。他说，渔业资源的流动性和洄游性，使得一些渔业资源成为几个国家的共有资源，决定了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必须要进行国际和区域间的密切合作。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远洋渔船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远洋渔业工业总产值有望超过650亿元，较2015年年复合增速为20%。
红网岳麓站4月6日讯（通讯员 唐仙蕾 刘霞）4月5日，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成立并在岳麓区政府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湖南省摄协副主席、长沙市摄协主席翟健、长沙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裕高，区领导林俐俐、戴德泉等参加会议。
会上，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关于同意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的批复》，审议通过了《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章程（草案）》《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七项制度（草案）》《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选举办法（草案）》，选举产生了长沙市岳麓区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监事长，并召开了协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彭勇智当选岳麓区摄影家协会主席。
林俐俐对区摄协筹备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区摄影家协会主动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先进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为繁荣发展全区文化事业，促进大岳麓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据介绍，岳麓区是文化大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遗迹，都是很好的拍摄素材。区摄影家协会将紧跟时代、围绕主题，通过镜头捕捉大岳麓人品格中的真善美，展示大岳麓历史的深厚重，讴歌大岳麓发展的新成就，描绘大岳麓美好的新未来。
每年3?15前夕，不少公关团队都会提心吊胆，不少公司行事也异常谨慎规矩，生怕自家被曝光。打假之风刮过后，立马长舒一口气，旧态复萌。
这样的情形，官场亦有之。
最近，很多小伙伴们都在问，中央巡视还没全覆盖为何又要“回头看”？第一批“回头看”的省份为何偏偏是这几个，莫非是打的老虎不够多？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早就说过，打虎不是搞摊派凑数字，而是要形成震慑作用。全国两会期间，中纪委的官网比较平静，鲜有打虎消息传出，不过却特别刊登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透彻地说明了“回头看”的意义。
这篇文章说，巡视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仍有一些“两面人”，中央巡视组一进驻就开始“颤抖”，一撤离却又开始重新“嘚瑟”。所以，巡视之后绝对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常常“回头看”、及时抓整改抓落实，十分必要也非常重要。
熟悉中纪委文风的小伙伴一看便知文章的分量，也深知中纪委绝不是说说而已，其中必有明确所指。到底是什么人中巡组一来就“颤抖”，一撤离又“嘚瑟”呢？
此前说过，进驻辽宁的巡视组人员配备异常强大，两名资深副部级大员坐镇。果然，这一路的动静最大，进驻没几天，前省委书记王珉落马，又过了十多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阳落马。一时间，辽宁成为了巡视“回头看”的示范样本。
王珉经历的省份众多，最终因何事落马，暂且不说。王阳深耕辽省大地40余年，从没挪过窝，所犯之事也必是在辽宁。中央第一轮巡视辽宁的时间是2014年3月至5月，巡视反馈时即措辞严厉。在之后的两年里，辽宁落马干部不断，连王阳在鞍山的老搭档谷春立也落马了。从结果看，王阳并没引以为戒。
中央在通报四川原省长魏宏的案情时曾说他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王阳也是同理，中央巡视过后，震慑之意明显，两年时间里，民主生活会都开了两次，他还能无动于衷，看来侥幸落网的他，仍然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得瑟”。
除了辽宁之外，中央巡视组此次还要“回头看”安徽、山东、湖南。安徽淮南市委书记方西屏，也是巡视之后不收手、狠嘚瑟、抗拒审查的典型。
2013年10月，中央第七巡视组进驻安徽，但方西屏的大拆大建并没有收敛。他不但继续拆旧楼，还爆破了一座已建了10层高的规划五星级酒店。据一位淮南基层干部透露，爆破的原因仅仅是酒店影响了政府大楼的风水。
10个月后，因为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财物，方西屏被安徽纪委立案调查。据《安徽商报》报道，当知道组织对他进行调查时，方西屏百般抗拒，进行了股东变更，还试图通过协调口径、建立利益同盟蒙混过关。
作为资深反面典型，山东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也是爱嘚瑟之人，2014年5月底，中央巡视组刚刚撤出山东，王敏就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对八项规定要求遏制“会所中的歪风”置若罔闻。6月，他趁着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潜入北京的会所吃喝玩乐。直到与其交往密切的商人赵晋被带走，王因为害怕被牵连，多次情绪崩溃，真正“颤抖”起来。
有熟悉纪委工作的小伙伴说，“回头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看看上一次巡视整改情况落实得如何，既有检查之意，也有督促之意。有的地方，上一次发现的问题多，但整改始终不见响；有的地方，整改之后，又暴露了许多新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回头看”的视野。
在这次“回头看”的四个省份中，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辽宁和安徽都是去年一年刚换的党政主官，因此在落实巡视整改工作的衔接上，就更需要有督促检查的环节。而辽宁的前主官在上一轮巡视后还出了问题，他领导下的巡视整改工作自然不能让人放心，这两年来辽宁频有重量级地方官落马，更说明了“回头看”的必要性。
习总说，“回头看”要把政治纪律摆在首要位置，要看问题有没有见底，整改不力的要问责。此前，他也多次说过这一问题，在听取十八大以来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汇报时，他就要求“巡视整改落实的情况都要‘回头看’，要揪住不放”。听取中央第四轮巡视情况汇报时，他再次强调“要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让心存侥幸的感到震慑常在”。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透露，在四个省的巡视动员部署会的分组讨论中，以及接着召开的巡视办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不仅承担“回头看”任务的中央巡视组同志感到突然，表示“责任很重、压力很大”，相关省份巡视办的同志也感到有些意外，表示“事前并不知情、压力很大”。
开展工作，有时确实要打破按部就班的节奏，多有点“意外”是好事。但“意外”的结果，并不代表“意外”地推动巡视。从辽宁的样本来看，巡视组开展工作节奏感十足，其他三省虽暂没有重磅传出，但按照中央的高标准，“回头看”的效果定将很快展现在大家面前。（来源：长安街知事）
4月2日，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不少人已经外出踏青、祭祀先祖。
在成都华阳，42岁的金桂花（化名）却一脸疲态，没有心思外出。就在前一天晚上，她才替一户人家哭丧。现在，她的声音已经明显沙哑。
不过，这场声泪俱下的嚎啕大哭，带给她的回报是120元。“哭丧的价格随缘，死者的家属愿意给多少就多少。”
金桂花从事职业哭丧，至今已有19个年头。
替人哭丧至今已有19年
金桂花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虽然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却一直酷爱文艺表演。她的丈夫也是文艺爱好者，擅长乐器表演。
19年前，丈夫的父亲去世。按照当地的习俗，家属们办丧事时花了大价钱请来当地一支乐队来完成丧礼。受此启发，夫妻俩也萌生了组建乐队的想法，“凭借咱俩的演唱和吹奏实力，成立这样一支乐队，肯定能挣钱养家。”
丧事操办完后，两人找来一帮能歌善舞的朋友，成立“狂潮乐队”，操办婚嫁、丧葬等红白喜事。
由于金桂花天生一副好嗓音，加上模仿能力强，很快就能融入角色。
不过，第一次去哭丧，金桂花才23岁。站在灵堂前看着陌生的遗像，她还是有些紧张、害怕。“毕竟是女生，胆小，怕死人，怕黑。”但是想到要赚钱养家，她还是硬着头皮开始哭丧。
这一哭，就是19年。如今她已42岁。她的女儿已21岁，在一家婚庆公司工作。
哭是技术 声泪俱下唱念悼词
“哭丧，要带入真情实感，才有感染力。”金桂花说，哭丧并非人们所想象那般容易，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哭的情况大概分三种：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嚎”。
每次哭丧，金桂花不仅要声泪俱下，还要高声唱念悼词。记者曾亲眼目睹过金桂花的哭丧场景。
一袭白色丧衣、头挽古典发髻、略施粉黛，灵堂前的金桂花宛若戏剧舞台上的小旦。待司仪宣布葬礼开始，唢呐锣鼓奏起哀乐，金桂花跪倒在逝者遗像前，手执话筒高声唱念——“儿女们跪灵前，独自悲伤，只说是同福享，万不料丢儿女尽往西归……”随即嚎啕大哭。只见她时唱时哭，时立时跪，哀唱声令闻者无不落泪。
接着，乐队奏响《白毛女》喜儿哭爹的前奏曲——“霎时间，天昏地又暗……”金桂花凄厉一声放腔，将悲伤气氛再次推向高潮，逝者亲属们顿时悲从心来，呜呜恸哭。
长期流泪她曾患高度近视
据金桂花讲述，哭丧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死者生前抚养子女的艰辛，二是表达子女的伤心悲痛，三是祝愿死者一路走好，并保佑子孙后代。
“我从来都是真流眼泪，把自己的情感带入。”金桂花说，为了更加融入角色，她会在前期详细了解逝者的生平经历，并贯穿到唱词里。“把自己当成老人家的后人，想起逝者生前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情绪自然就上来了。”
然而，由于在烟熏火燎中长期流泪，金桂花曾经几乎“哭瞎”了。2010年前后，她的视力明显下降，成了深度近视，不得不去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后虽有好转，但是视力再也不如从前。
金桂花一天最多只接一场活，“不然，身体实在受不了。”
长期沉浸在悲伤哀乐中，会不会抑郁？金桂花说，入行这么多年，她已经学会了控制情绪。“我就把这当成一份工作，工作和生活要分开，不能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
竞争激烈收入完全“随缘”
在金桂花看来，多久能“哭一回”是不定的，“这得靠缘分”。但是，她也能明显感到，来找自己哭丧的人逐年减少。
早在2010年前后，找金桂花哭丧的人挺多，“那时一个月，能哭十几二十次。”而现在，每个月大约只有一两次。“以前做这行的人少，找我的人自然多；现在这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很激烈。”据她讲，仅华阳一带，就有至少20名职业哭丧人。
哭丧的收入也没有严格要求，“都是随缘，看逝者家属愿意给多少就是多少。”金桂花说，家属会给她封一个红包作为回报，红包从100甚至上千不等。
金桂花介绍，找她哭丧的人，多是来自农村或郊区。“城区的人很少找我哭丧，他们不重视这种形式。”
对于这份职业，她觉得没有什么不光彩的，甚至觉得“很高尚”。
“现在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哭灵，年轻人都不懂这些老习俗。现代人感情压抑，在灵堂前哭不出来，把悲伤都憋在心里。我引导大家的情绪，让他们哭出声来，发泄情绪，也是减轻他们的悲痛。”
金桂花说，这份职业她会一直从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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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哭丧
哭丧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习俗。资料显示，挽歌入礼，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流行于南北朝。不同的民族、地区有不同习俗。改革开放后，表演形式的哭丧又悄然盛行起来。业内人士认为，尽管这个行业一直处于尴尬境地，但市场的需求很大。也有人认为，雇人哭丧实际上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对孝道的玷污。对老人尽孝不在乎豪华葬礼，而应当倡导移风易俗、厚养薄葬的孝道观念。(记者 朱建国 张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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