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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白俄罗斯将对中国团体游客免签
新华社明斯克3月17日电 (记者钟忠) 白俄罗斯体育和旅游部官员17日宣布，今年四五月份将开始对中国团体游客实行免签政策。
据白通社报道，体育和旅游部旅游司司长卡尔马津说：“白俄罗斯已同中国签署政府间团队旅游免签协议，预计今年四五月份将开始实行。”
卡尔马津说，白中两国还计划成立一个联合旅游公司。此外，白俄罗斯将在中国举办旅游推介会，并将邀请中国一些旅游公司代表到白俄罗斯访问。
据报道，卡尔马津此前曾表示，白俄罗斯将为中国游客提供专门的旅游线路和导游。
自2015年8月起，白俄罗斯对获得欧盟国家或申根协定成员国签证、乘坐北京至明斯克直航航班的中国公民实行3天过境免签政策。
红网通道站4月6日讯（通讯员 粟康敏）“换届选举关系全局，利在长远。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中央“九严禁”等换届纪律要求，坚决与不正之风作斗争，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5日，通道县纪委对全县干部职工群发廉政短信，提醒干部职工县乡换届工作在即，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换届工作，通道县纪委不断创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形式，充分利用现代通讯工具快捷、方便、覆盖面广的优势，不定期发送廉政提醒短信，敲响廉政警钟，打好廉政预防针，提醒干部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红网衡阳4月5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彭双林）据衡阳市纪委消息，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研员刘佑德涉嫌违纪，现正接受组织调查。
刘佑德，男，汉族，1968年5月出生，湖北天门市人，大学文化。199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10月入伍，历任战士、机械师、技术员、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组织干部股股长、副营职干事、副营级政治教导员、大队党委书记、团党委委员、组织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委员、团党委书记、师党委委员等职。2011年1月转业任衡阳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2013年12月至2015年4月任衡阳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2015年4月至今任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研员。
原标题：如何实现干部能上又能下
作者 徐辉
北京市日前下发《北京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提出进一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及时将那些锐意改革的干部大胆使用起来，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明确违纪违法免职等七种“下”的渠道。
自去年7月中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以来，31个省区市均采取问责追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方式，调整了大量干部。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至少12个省市出台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这是风向、是标准，更是铁律。
1 干部不是不能下，而是难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能上能下，本来应该是干部人事工作中的常态，然而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干部能上不能下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2008年至2012年，中组部曾连续五年委托国家统计局独立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干部能上不能下，老实人吃亏，一把手权力过大”等。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表示，当前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领导干部下不来、不愿意下，下的渠道不畅，机制不健全。
梳理媒体报道，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以前，除了因违纪违法、年龄、任期届满、身体状况等问题不得不下以及主动辞职之外，其他因素的“下”鲜有耳闻。但即便是这样的“不得不下”，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也会变形走样。
一些干部退而不休，实质是恋钱恋权，美其名曰“扶上马、送一程”；个别违纪领导干部暂时被免职，待遇不变，待汹涌舆论平静后，悄悄易地任职，有的甚至还被提拔重用……
“下”的渠道少、代谢慢，让本应上下畅通的“双向道”变成日益堵塞的“单行道”，在干部队伍中严重损害公平，打击士气。
一位基层干部表示，单位里面的领导职数和非领导职数相对固定，空出来一个，才能补一个。没有空缺，大家一起熬年头。等有空缺时，只能按资排辈。
干部只上不下、职级不降的做法，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思进取，饱食终日的“南郭先生”有了生存土壤，负面影响不容小视。
安徽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沈小平认为，好干部不能上，存在问题的干部不能下，就无法保证干部队伍充满生机活力。干部队伍中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庸懒散浮拖等，莫不与此有关。
2 能上不能下的固有观念亟须打破
思想观念是影响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受“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的陈旧观念影响，不少干部存在着“下了就是犯错误”的惯性思维，使得干部不愿“下”、不能“下”。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索耀乐表示，从个人成长进步的角度讲，干部多以职位的升迁衡量事业的成功程度，认为被调整下来是件不光彩的事；从组织选人用人的角度讲，总认为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除非所犯的错误严重，一般不会调下去，对推动干部能下难以下大决心。
此外，社会舆论对于干部“上”、“下”的认知偏差，也对一些想“下”、想“出”的干部造成压力。
一位辞职的基层干部曾坦言，作为单位一定层级的干部，辞职面临很大压力。不光单位领导不希望自己走，更重要的是难过家人这关。“我们是从乡下考出来的，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很不容易。我酝酿了很久，才敢鼓起勇气跟父亲说。”
然而，辞去公职并非大家想象的无其他路可走。去年9月，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投身民企，成功转型成企业高管。他很坦然地对记者表示，他辞去公职进入企业任职，是一种“理性回归”，更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畅通干部“上”和“下”的通道，陈旧的思想桎梏、观念束缚必须打破。
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突破“不到年龄不能下，不犯错误下不了”的传统思维，树立“无功便是过，平庸便是错”的为政观念。另一方面要广泛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熟悉了解干部能上能下的有关情况，为干部能上能下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消除人们对“上”与“下”的误解和偏见。
其实，在群众眼里，干部没有职务的高低，只有为民办事的多少。每天能多为群众办一件事，多为一个群众解决困难，都是干部的进步，那些心里没有群众的干部，即便“上”得再快，也只能是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对于一些因为专长、性格、年龄、身体等因素与现有岗位不相适应，攒不上劲，发不了力的干部，不如主动申请或调整到更适合的地方和岗位上去发光发热。为工作而下，为事业而退，下得其所，退得光荣。
3 用人改革逐步推进
今年1月，中央纪委通报了受到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10名中管干部，其中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礼祖更是连降7级，成为科员。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遭遇级别“跳水”的中管干部已达15人，其中7人被开除党籍。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看来，“断崖式”降级处分是中央在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上的一种新的制度探索。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党中央的步伐始终未曾停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时隔一年，2014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再次提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建设，并要求“大力推进”。
去年7月，中央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更是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规范，明确了“下”的标准，规范了“下”的方式，疏通了“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预示着那些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干部，即便没有严重违纪或者违法，也一样可以降级降等，调离职务。
在中央的压力传导下，一些地方先行的试点同样引人关注。
浙江省瑞安市实施科级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工作机制，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依据。截至目前，已有70多名科级干部主动退出领导岗位，92名优秀干部转任或提任到重要领导岗位，初步打通了能上能下规范化通道。
在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努力下，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把“做官”作为最大目标的观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今年2月，湖南省保靖县一位纪检组长因年龄偏大，主动到县委组织部递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让贤。同事们在替他惋惜的时候，纷纷向他表达了敬意。
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对于不求上进的干部，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开出了“药方”，庸政懒政怠政必须继续坚决加以整治。国务院将继续开展大督查，该处理的处理，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
可以预见，随着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改革的逐步推进，能上能下必将成为新常态。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原标题：捷克政要热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梦有利于全世界
【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记者 张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10月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关注，不但成为2015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图书，而且以多语种发行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发行量达540多万册，多国政要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海内外主流媒体刊发了600多篇报道进行推介或评论。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
3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中捷各界人士围绕该书所阐述的重要内容深入交流，“一带一路”、中国梦、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等引发了捷克政要和学者的热议。
“一带一路”成为关注焦点
捷克各界非常关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捷克应积极参与建设。捷克议会众议院副主席菲利普说，“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沿线国家40多亿人的利益，就其规模而言，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项目。他建议将捷克的多瑙河—奥得河—易北河水上走廊项目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他对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的话非常赞赏：“‘一带一路’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菲利普说：“很明显，这样的投资对于公司和单个国家新技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
捷克布拉格“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总统顾问、前外交部长科胡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的政策框架，体现了中国最新的外交政策，更体现了中国共赢、包容、对话、平等、互利的原则。他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逐步落实，沿线各国的合作空间将不断扩大。“这一系列项目并不限于基础设施建设，还覆盖通信、信息、航空等领域，合作将会非常广泛。”
捷克查理大学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巴拉班认为，习近平主席2013年秋天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这项倡议覆盖了占全球经济总量约30%的国家和地区，沿线有近63%的世界人口，拥有75%已知的能源资源。巴拉班表示：“作为一名安全分析师，我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甚至有助于提高一些地区的安全程度，目前那些地区的安全局势并不稳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在发言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据清华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在各类讲话中74次提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正是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与包括捷克在内的世界各国坚持合作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正如捷克驻华大使利博尔·塞奇卡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捷克已做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准备，并希望在能源、科技、健康、铁路运输和环保技术领域与沿线各国深入合作。
中国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阐述了中国梦的具体内涵，中国梦也成为此次研讨会上中捷双方嘉宾讨论的热点。
捷克议会众议院副主席菲利普在发言中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幸福未来。”菲利普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不仅为中国人民创造财富，也有利于全世界。他说：“没有中国的参与，几乎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将是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国际不同场合反复阐释中国梦的内涵和真谛：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相通，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用5个专题的篇幅，对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了阐释。通过阅读这些章节，人们能清楚了解到中国主张，真切感受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和心声，充分体会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治理模式值得西方借鉴
与会的不少捷克政要和学者曾多次到访中国，对过去30多年里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讶和敬佩，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捷克查理大学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巴拉班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从改革之初的数亿下降到5000多万，意味着有6亿多人挣脱了贫困。“中国实现了大多数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巴拉班表示：“没有完善的治国理政模式，中国是很难取得这些成就的。”他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的管理模式值得引起西方的重视。
布拉格“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科胡特几周前刚刚研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习近平主席在书中的一句话引发了他的强烈共鸣。习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这一表述我尤为认同，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能够成为终极文明。同时，我也高度评价习主席在中国实施的卓有成效的治国方针以及过去数年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政策。它使得这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摆脱了贫困和饥饿，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并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治国理念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的结果，每个国家都应该去探索和实践自己的治国方法。”
捷克议会参议院副主席什克罗马赫表示，中国和捷克的国家治理模式虽然不同，但是相互合作可以带来新的认知和启迪，为未来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什克罗马赫指出，当前在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环境下，欧洲福利国家的运作出现了问题，其基本思路可谓陷入了僵局。“我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理念，将有助于在国际语境下感知中国的政治体制。我们双方可以围绕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经验展开专业的探讨。”
习近平主席在书中指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驻捷克大使马克卿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内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对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将为包括捷克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重要发展机遇。
科胡特说：“或许很多人都会问，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大国将会给世界格局带来什么变化？在读完并学习完此书之后，我想说，今天的中国张开双臂欢迎与世界各国的合作，相互学习。”
上市银行高管“降薪榜”：
五大行遭腰斩 股份制银行降薪最高177万元
随着银行年报的逐一披露，限薪令后首年的银行高管薪酬也浮出水面。意料之中的是，银行高管们的薪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平安银行和招商银行一向是高薪酬的代名词，在2015年，两家银行的高管薪酬均下降或持平。
意料之外的则是，国有大行高管薪酬的腰斩，以工商银行为例，董事长姜建清和行长易会满2015年的税前合计总薪酬都是54.68万元，其中已支付的税前薪酬为44.8万元，与2014年的113.9万元和108.9万元相比，缩水近一半。
按照国家统计局2005年发布的收入定位，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人群定位为中等收入人群。此外，《家庭金融财富报告》也将富裕人群定义为年收入最低为56万元，也就是说部分银行高管们的薪酬水平距离富裕人群仍有一定距离。
降薪力度空前
根据有关规定，2015年1月1日起，国有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的薪酬，按照国家关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执行。
在相关银行年报的披露中，全部写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2015年1月1日起，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的薪酬，按照《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执行，本行已据此发放工资”。
数据显示，国有大行此前披露的2014年高管薪酬基本在100万元人民币左右，与2013年相比有一定增长，例如，建设银行时任行长张建国2014年年薪微涨2.1%到113万元，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年薪微涨5.4%到109万元。
在限薪令出台后，有机构预测，国有大行薪酬最终会降至60万元左右，而从2015年年报来看，高管薪酬几近腰斩。
其中，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2014年的税前薪酬为108.32万元，2015年则为61.33万元，降幅达43.48%；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的2014年税前薪酬为108.9万元，2015年则为54.68万元，降幅达49.79%；交通银行行长彭纯2014年税前薪酬为100.76万元，2015年则为52.57万元，降幅达47.83%；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于2015年6月任职，2015年发放薪酬为税前36.46万元。
此外，农业银行高管薪酬尚未全部披露，农业银行年报显示，“高管2015年最终薪酬仍在确认过程中，本行将另行发布公告披露”。不过从农业银行披露的部分高管数据来看，高管薪酬降幅也在50%左右。农业银行副行长蔡华相和楼文龙2014年的税前薪酬均为97.74万元，2015年则都为52.21万元，降幅为46.58%。
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2015年年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人数到2015年底将达到1,528万人，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将达到114.5万亿元。据一份关于北亚地区的中产阶级调查则显示，中国大陆自认为是中产的家庭月收入在45202元，年收入要达到50万元。而中国统计局此前对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定义为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人群，也就说，银行高管们年收入仅达到了中产家庭水平。
平安银行领跑
与以往情况相同，按照已经披露的年报数据，平安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三家银行的高管薪酬依旧领跑全行业，其中平安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占据了高管薪酬“TOP 10”。
平安银行行长绍平的2015年税前薪酬为710.45万元，比2014年的835.27万元减少了14.94%，绝对值也减少了近125万元。而其高管第一薪酬的位置也被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所取代，赵继臣2015年的税前薪酬为711.66万元，比2014年微增0.2%。
此外，暂列薪酬榜单第三名到第五名的三位平安银行副行长的薪酬都较2014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孙先硕2015年的税前薪酬为693.87万元，比2014年下降2.56%；胡跃飞2015年的税前薪酬为593.53万元，较2014年下降1.11%；副行长蔡丽凤的薪酬下降幅度则最为明显，为25.24%，其2015年的税前薪酬仅为509.31万元。
招商银行则是2015年高管薪酬下降幅度最大的银行，仅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常务副行长李浩和副行长丁伟三人，2015年的薪酬就合计减少了441.82万元，平均降幅高到27%。
其中，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2015年税前薪酬为474.6万元，比2014年的651.33，减少了177万元，降幅为27.13；常务副行长李浩2015年税前薪酬为379.68万元，同比减少27.13％；丁伟副行长2015年税前薪酬为332.22万元，同比减少27.13％。
招商银行监事长刘元的薪酬在2015年增长可观，其2015年的税前薪酬为379.68万元，比2014年的199.86增长89.97万元。
民生银行方面，董事长洪琦2015年税前薪酬为448.35万元，同比微降0.53个百分点。监事会主席段青山税前薪酬为366.92万元，同比微增0.52个百分点。
不过，按照惯例，年报中高管年薪仅为首次披露，在中报发布时，会有最终的高管薪酬确认。
延期支付雾里看花
早在2010年初，银监会就出台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引导银行建立高管薪酬特别是可变薪酬与风险相挂钩的有效机制。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此前，有多家银行执行高管薪酬延期支付方案，包括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等。
中信银行执行的“5113”延期支付方案，即当年仅支付高管绩效奖金的50%，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再支付10%，剩余的30%在第四年支付。
农业银行2015年年报显示，根据考核结果确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年薪及任期激励收入，任期激励收入分三年延期支付。
平安银行年报也显示，高级管理人员的部分绩效薪酬将进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期限为3年。高级管理人员从本行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中包括了进行延期且尚未支付的绩效薪酬。
虽然多家银行在年报中披露执行延期支付，但是大多对于具体数据并未进行披露。
央企高管薪酬新政已经满一年。2015年1月1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国资委知情人士处获悉，新政满一年后，计入年底绩效工资，央企高管在2015年普遍降薪三成。
其中，金融央企四大行的高管收入降薪比例最大，而部分退居二线的高管的年底绩效奖金也被取消。
大幅降薪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执行去年的方案后，2015年年底的绩效奖金都已经降了。”一位近距离接触央企高管人士向记者透露。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8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2015年1月1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改革首批将涉及72家央企的负责人，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
“降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普遍在30%左右。”前述人士表示，“但是央企老总们还是比较理解的。”
“很多老总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进行薪酬管理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做法。”该人士透露。
据了解，《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最核心的内容是对行政任命的央企高管人员以及部分垄断性的高收入行业的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实行限高，以此来抑制央企高管获得畸高薪酬，缩小央企内部分配差距，使得央企高管人员薪酬增幅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权是企业的法定权利，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完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
改革后的薪酬结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三年兑现的任期激励绩效工资组成。
其中基本工资为每月8000元左右。“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三年任期激励绩效工资加在一起，整体降薪了30%~50%。”前述人士表示。
记者向国资委求证，未得到明确答复。
对于每月的基本工资，早在2015年，就有多位央企董事长向外界证实，已经正式实施每月8000元的基本工资。
而绩效工资和三年兑现的绩效工资则与企业当年效益挂钩。
金融系统降薪力度大
“其 中金融系统是降薪大户，主要是四大行，执行了国家降薪的指导思想，股份制银行高管薪酬是按照董事会决议决定的。”前述人士表示。大部分银行都曾在2014 年年报中表示，“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的薪酬将按照国家关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意见执行，最终标准在确定中。”
有报道称，建行董事长王洪章2013年税前年薪为214万元；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最终薪酬核定为税前199.56万元；2013年5月底才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田国立8个月的薪酬则为税前135.82万元。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则拿到了179.22万元的薪酬。
“金融行业的高管降薪力度最大，从过去的200万元降到了70万元左右。”前述人士表示。
不仅如此，在高管降薪的同时，董事长以下级别岗位也都出现了不同情况的逐级降薪。
高管退居二线后绩效奖金被取消
而这种高管降薪不仅仅只停留在现任高管身上，记者了解到，高管退休后，仍任职务的，仍然有绩效奖金，但是，今年这一奖金已经被取消。
“之前，前任的领导一般都是即使不在领导岗位，基本薪酬和绩效奖金也都给，但是现在绩效奖金已经不给我们了。”一位从央企高管岗位上退下来的人士向记者表示。
此外，由于能源矿业企业在2015年效益普遍没有大的增长，甚至一些企业处于亏损的边缘，因而绩效奖金很难上涨。
记者采访东北一家央企二级子公司，其管理层人士表示：“在薪酬制度上，目前最大的变化是，限定了工资总额。”
而在此之前，该央企二级公司并没有工资总额的限定，职工的工资上涨可以由企业内部决定。
限定工资总额后，“收入与效益直接挂钩了”。同时该人士表示：“其实，企业内部的员工收入差距并不大，两倍左右，我们管理一直很严格。”
国资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增收节支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再次规定：严格落实工资总额和效益挂钩机制，企业工资总额增幅不得超过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业工资总额必须下降。
“现在一系列的规定都明确了一个信号，央企不要总想着涨工资，经济状况不好，是要降工资的。”参与政策制订人士表示。
原标题：全球能源互联网到底有多神奇
2015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热议不断。
全球能源互联网到底意味着什么？实现的路径在哪里？3月份的最后两天，北京汇集了世界能源领域的各路精英，对此进行了探讨。
全球能源互联网呼之欲出
“飞机再快，从北京机场起飞还得十三四个小时到纽约，如果把电从北京输送到美国去，每秒30万公里，用多长时间？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电力资源就是这么快捷。”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3月30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了非常生动的说明，“全球能源互联网建成以后，全球的电力资源在世界范围配置，完全可以做得到。”
能源和空气、水、粮食是人类生存必需的基本资源。到目前，地球已经诞生了46亿年，大规模开发使用化石能源不足300年，但已经面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三大严峻挑战。
“联合国将支持和推动把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作为加快能源转型、实现清洁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解决方案。”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在3月30日开幕的2016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上明确表示，通过全球能源互联网，可在满足世界能源需求，提供充足可持续能源的情况下，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利用，最终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目标。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的能源系统，在这套系统中，智能电网是基础，特高压电网是关键，而清洁能源则是根本。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覆盖全球的能源基础设施，涉及电源、电网、装备、科研、信息等多个领域，投资需求大、产业链长、带动力强。到2050年，全球能源互联网累计投资额将超过50万亿美元。”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
创新模式解决能源的永续供应
“能源是关乎各经济体生死存亡的命脉。全球目前仍有近1/5的人未能享受现代电力服务，仍有30亿人在燃烧木材，使用污染性燃料。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能源互联网要让全人类共享资源，有巨大意义。”国际电工委员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弗朗斯·弗雷斯维克说。
按目前的开发强度，全球已探明煤炭储量只能开采110多年，石油和天然气只能开采50多年。此外，化石能源的大量开发和使用，对大气、水质、土壤、地貌等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
2016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信息显示，通过全球能源互联网，从现在起全球清洁能源只需保持12.4%的年均增速，到2050年比重可提高到80%以上，实现能源永续清洁供应；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115亿吨左右，仅为20世纪90年代初排放水平的一半，可以实现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以内。
埃塞俄比亚水、灌溉和电力部部长莫图马·梅加萨表示，埃塞俄比亚尼罗河上游具有丰富的水资源，被称为“非洲水塔”，有巨大的外输潜力。希望将本地区的区域联网规划纳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规划，并且将东非地区有关电网跨国互联项目作为全球能源互联网首批合作项目，加快推进实施。
非洲、亚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清洁能源丰富，通过全球能源互联网，可将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惠及全民的经济优势，并缩小地区差异。
合作构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系统
弗朗斯·弗雷斯维克认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系统，将进一步提升“系统的系统”概念。全球能源互联网还带来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挑战，今后如何突破和发展？
刘振亚表示，技术基础已经有了，还要尽快取得共识，要加强团队的协调与合作，要选好起步工程，这就需要各方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如果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据介绍，全球能源互联网将分为国内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三个阶段协调推进，目标是到2050年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
3月30日，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电网公司共同签署了《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东北亚联网将把蒙古、我国东北和华北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基地与我国华北、日韩等负荷中心连接起来，实现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为加强国际合作，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同日揭牌成立，首批会员80家，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五大洲国家，标志着全球能源互联网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在31日举行的2016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闭幕式上，《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宣言》发布，提出了加强合作发展的8点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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