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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
作为长江的一级支流，湖南母亲河——湘江，整个流域占了湖南全省40％的土地面积、60％的人口、80％的经济总额。然而，与之并存的，也集中了全省80％的重金属污染。
近年来，湖南省坚持一江同治共享的原则，坚持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齐头并进，以“抓源头、畅河道、建制度”为重点，把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以“堵源头”“堵源头调结构并举”“巩固提升”为阶段目标，滚动实施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初步构建了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碧水蓝天，一年多过一年。
源头治理保护湘江
沿湘江而下，曾密布着上千家涉重金属企业，形成了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株洲清水塘、娄底锡矿山、湘潭竹埠港、长沙七宝山和岳阳桃林铅锌矿等7大重点片区。由于长期无序开采，随意排放，大量锌、铅、砷等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废水废渣直接向湘江排放，不仅对当地的饮水、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也对沿江地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损害和困扰。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若毁绿水青山，宁弃金山银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的表态掷地有声。2007年12月，长株潭获批国家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实验区，湖南以此为契机，启动了为期3年的“碧水湘江千里行动”。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规划投资595亿元彻底消除污染源。2013年9月，湖南省政府将湘江保护和治理列为“一号重点工程”，并成立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统筹协调湘江保护工作。由杜家毫任主任，省直26个部门和流域8市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水利厅。
随后，湖南开始滚动实施3个“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治理湘江。其中，“源头治理”是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2013年－2015年）的关键词，“源头治理”的重点在“两头”，工业点源、农业面源。按照“流域、控制区、控制单元”三级分区，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目标，湖南确定了湘潭竹埠港、株洲清水塘、娄底冷水江、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等五大治污“主战场”，将湘江治理任务分解至各市县。
据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介绍，湖南按照“一部法统领、一把手推动、一盘棋谋划、一江水同治”的方针，经过近3年共同努力，湘江保护工作机制初步建立、工作合力基本凝聚、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记者了解到，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主动、密切协同、整合资源，全力配合和指导污染防治工作。与此同时，湖南根据不同的污染成因和治理重点，积极探索建立重点区域污染治理多方协同和生态补偿等多种治理机制。省级和流域内大部分市县建立了由环保部门和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组成的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意见》，设立了省公安厅驻省环保厅工作联络室，有效强化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
污染治理初现成效
闻名遐迩的清水塘工业区，曾聚集着172家企业，其中央企3家，省属企业1家，规模以上企业40家，企业以金属冶炼、化工为主打，废气、废水、废渣长期直排。
“以前在清水塘工作时，感觉这边的天都比别的地方黑得早，早上‘白衬衫’出门，晚上‘黑衬衫’进门，因为这里烟囱林立，整片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湘江沿岸各个排污口流出的工业和生活污水，黑的、白的、红的，什么颜色都有，有时候甚至都不敢喝自来水。”曾在株洲工作过的湘江“绿色卫士”肖力扬介绍说，经过5年环境治理，城区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烟囱，清水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乌烟瘴气，湘江沿岸的各个排污口也不再排污，湘江水质也是一年比一年好。
在湘潭市岳塘区竹埠港化工区，记者沿着湘江一路前行，映入眼帘的，是一些早已被关停的企业和被拆除的厂房。记者了解到，2014年9月，湘潭市岳塘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一举将竹埠港地区28家化工企业全部关停到位，冒了半个多世纪黑烟的竹埠港终于不再冒黑烟了。
据湖南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近3年来湘江流域共关闭淘汰涉重金属企业1034家，湘江干流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出。同时通过堵疏结合，积极引导、支持优势企业入工业园区转型升级，不仅使原有的重化工业得到了改造提升，还腾出空间发展引进了大批科技含量高、环境影响小的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商贸流通等产业，尤其是通过污染治理还带动了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展，近年来全省环保产业连续保持25％左右的增长速度，2014年生产总值达1352亿元，2015年预计能达到1600亿元。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近3年来，湘江干流18个省控断面水质连续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其中重金属镉、铅、六价铬、汞和砷的平均浓度逐年下降，2015年各因子较2012年分别下降54．6％、52．8％、36．8％、15．1％和4．4％。支流24个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比例逐年上升，2013年为79．2％、2014年为87．5％、2015年为91．7％。流域内环境风险和环境污染信访投诉也逐年大幅下降。
“目前，湘江保护与治理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湖南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湘江流域畜禽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饮用水污染、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不少历史遗留问题仍有待解决；保护与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加快完善。
为此，2015年12月26日，杜家毫省长主持会议部署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提出要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源头控制，水陆统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两手并重，“治”“调”并举。
红网辰溪站4月6日讯（通讯员 刘电才）4月6日，笔者从湖南辰溪县人社局获悉，为期3个月的2016年辰溪县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工作从本月起启动。在今年的认证工作中，为进一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更好地为退休人员服务，该局特别推出了手机App认证平台，企业退休人员足不出户便可办理认证手续了。这是该局推出的又一个便民服务新措施。
凡是已经在企业社保局进行了人脸建模的退休人员，可以用智能手机（带摄像头）打开浏览器，输入“老来网”的网址http://www.laolai.com，点击进入“手机App”进行系统安装（苹果手机可在AppStore内搜索“老来网”三个字，查找到老来网App进行安装），注册成功后登录社保认证模块，按照说明和页面操作即可完成认证。即使老人不会操作也不要紧，只要老人本人在身边，子女、亲友都可以帮助其完成认证。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手机号只能为一位退休人员注册，如果有多个人员需要认证，可以用家人的手机号注册并完成认证，但一台智能手机可以为多个老人办理注册和认证。
原标题：教育部：职业教育生源下降主因是人口下降
新京报快讯(记者信娜)今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职业教育生源下降主要因为人口数量下降。中职高中、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也在下降。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待职业教育生源下降?葛道凯回应，职业教育生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下降，除中等职业教育，中职高中、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也在下降。
如何解决?葛道凯认为，学校应拓展功能，承担其他教育任务。他表示，学历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任务，目前，其他教育任务快速增长，如老年教育等，中职院校和高职院校也可承担社会教育的功能。
原标题：一些国有僵尸企业破产为何那么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宁迪 实习生 陈雨兵
企业申请破产，为何却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谈起国企破产问题时，一家央企董事长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烦心事。
两年前，这家央企下属的一家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重组失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这家企业终于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业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无奈之下，该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业办‘出生证’容易，办‘死亡证’难。”这家企业的故事引发了政协委员们20分钟的讨论。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费时费事不讨好，影响结案率，所以没有积极性。”说起破产二字，一位政协委员一脸无奈。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坤成处理破产案件长达16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部分国企破产程序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业难，清理国有僵尸企业更难。
企业敢破产 法院不敢接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但该法仅适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而且是试行。2006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数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请破产的企业少，也包括有的企业被一些法院拒之门外。“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在赵坤成看来，这首先反映出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审判力量不足。
“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赵坤成说。
“还有法官内部考核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产案件。”新《破产法》对案件受理作出了相应的限期规定，但赵坤成发现，自己遇到的案子极少能在期限内立案。
一位有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的减少，既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法院内部问题。
“一些法院的考核体系是以数量论英雄，办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这影响法官去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在这位法官看来，越是没人愿意受理，问题就积得越多；问题越多，法院处理就越难。“这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赵坤成说，按规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的企业申请破产时，才需要最高院批准。“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产案件再上报给上级法院。”“法院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说，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赵坤成寄望于法院“破产庭的建立”，希望这能为僵尸企业破产打开一条通道。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赵坤成表示，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政府哪些该管 哪些不该管
赵坤成发现，在破产过程中，国企很难给自己做主。
比如在破产路径选择上，是清算还是重整？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较劲”得厉害。去年他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央企申请破产，就出现了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打架”的现象，主管部门想清算，地方政府坚决不同意：必须重整！
考虑到税收和就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希望企业“活”下来。最后，地方政府赢了。在清算还是重整这个问题上，企业足足耗费一年，法院因为没有地方政府同意，一直没立案。
赵坤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和民企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求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
尽管新《破产法》实施后，为了让一些僵尸企业顺利进入破产程序，政府在后面“推了一把”。对员工多、小额债权人多、股东多的企业，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起到很大作用。
李曙光认为，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至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赵坤成认为，在国企破产问题上，政府首先要解决好和法院的分工问题。“法院做程序上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比如，在管理人选择和重组方选择上。”
在李曙光看来，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通过摇号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来应对破产问题。政府介入在个案中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围采用，就意味着破产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他建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
“资产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不能有效盘活资产，无法充分发挥资产的造血功能。”赵坤成认为，国有资产的处置，在新法没有出台之前问题很多，现在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规范、严格，问题也在减少。
“虽然问题少了，但形势仍然严峻，要多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行政审批与司法裁判的冲突问题、国资监管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问题。”赵坤成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安置员工问题上，政府也要多些行动。“一涉及员工，问题就特别复杂。”比如，没有签合同的员工算不算国企员工？哪些人留哪些人走？员工欠薪欠保的问题如何解决？“法院一般只看企业有没有相关的处置预案，还有就是政府给不给兜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赵坤成建议，这笔钱应该优先给实施破产清算的企业用。“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比如维稳预案的制定、安置补偿等。”
尽管严格来说，破产是市场化的选择，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对于国企的破产，李曙光认为，现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帮他们再就业。
国企破产处理要提高效率
国企破产周期长，有的长达两年甚至更久。这在法学界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国企面临的困难，往往比民营企业多。
比如对重整方案的选择。赵坤成说，国企要重整，谁来接盘很重要，这不仅要看是来自哪个行业的企业，还要看企业的资产规模、营利能力等，有的甚至要看是否愿意帮地方政府承担社会责任。
在资产处置上，一些老国企，资产来源“五花八门”，很难界定。
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上，更需要加以平衡。“国企的债权人可能有银行、供应商，甚至可能有高利贷。还债资金的来源从哪儿来，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也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赵坤成认为，每个债权人的诉求都不一样，而且涉及现金、股票、股权等。
李曙光认为，破产法已运行9年，还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的地方。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设立破产管理局。“建立破产管理局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它是专门处理破产问题的机构。”
此外，李曙光发现，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坤成认为，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规定还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实施。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比如，有房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有民事诉讼，相关法院对房产进行了冻结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30多道查封令，涉及近20个法院。”按照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这些法院应该主动解除查封。但赵坤成发现，实践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过协调解决，“浪费审判资源。”
另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是，破产案件的处理时间，对于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十分关键。比如上市企业因为净资产为负被停盘，要想恢复上市必须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转为正，如果在下一个年度，资产由负转正，就需要企业在做年度报表之前把破产重整的流程走完。“这有时间上的要求，需要在案件受理、决策过程中，提高效率，但一些国企有时候效率低，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工作，是一个问题。”赵坤成说道。
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更关注的，则是僵尸国企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通过破产重整完成改革。
当前中央拨款的1000亿元，应该给哪些企业先用？赵坤成说，在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上，千万不要从上到下下指标，通过上报的方法或许更好。
乐视控股集团CEO贾跃亭在近日预言，免费电视时代即将到来，这一表态再次引爆了三年之前业内对于未来硬件能否免费的大讨论。事实上，互联网电视企业不断拉低彩电售价，目前的市场距离免费电视时代也只有“最后一公里”了。
如果硬件(电视)可以免费，这对传统彩电企业来说可谓末日浩劫。不过，这些企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努力向互联网企业学习，积极布局服务、内容市场。因此，硬件行业的交锋已经有了蔓延到服务领域的明显趋势。
轮番低价
贾跃亭在微信朋友圈总结个人对彩电业近期发展状况的看法，“电视看的是内容不是硬件，超级电视可以低于量产成本进行，乐视生态圈补贴硬件”，“负利时代到来，免费还会远吗?”
这一表态和今年3月以来的电视市场风向契合。日前包括乐视、小米、风行在内的互联网企业，不断刷出彩电价格新低。乐视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小米推出的小米电视3S新款电视43英寸，售价仅为1799元，65英寸曲面电视售价8999元，70英寸的小米电视3售价9999元。
这一连串的数字已经让业内惊诧，《中国经营报》记者对比发现，如此定价，比传统彩电品牌的产品价格低出三分之一。
乐视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小米之后，乐视随即发布了65英寸和55英寸两个规格的电视，上市价格分别是7999元和4999元。其中，65英寸价格足足比小米便宜1000元。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价格战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互联网企业确实“赔本赚吆喝”，小米电视负责人之前就表示，像小米一样互联网出身的企业，硬件赔本很正常，靠的本来就不是硬件赚钱，而是通过电视产品的输入，占领家庭终端地位，输出产业链资源。
家电分析师刘步尘也认为，不管是乐视还是小米在构建一种类似于广电运营商歌华一样的服务模式，送机顶盒，但凭借收视费盈利的模式。
风向生变
面对互联网企业的大举进攻，传统彩电企业则表现得较为淡定，一年前跟风似的降价潮此次没有出现。对于免费硬件模式能否出现，一年前多数彩电企业负责人还显得较为激动，多表示根本不可能，传统企业的制造能力不可小觑。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多数彩电企业负责人不愿对这一话题做出表态，只是希望消费者能多关注传统彩电企业的行动。有不愿具名的彩电企业负责人表示，不管是买服务送电视，还是买电视送服务，消费者都需要支付费用，目前移动和联通均有充话费赠手机的活动，但并不意味着手机是免费的，只是用话费冲抵了硬件的支出。但总要找到一个出口，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意义并不大。
北京高盛吉狮文化传媒公司首席顾问马俊颖认为，传统彩电企业态度生变，是因为一直依赖硬件盈利的模式正在暗中生变。
在乐视的新品发布会上，作为乐视的战略合作伙伴，传统彩电企业代表TCL在现场。在乐视宣布入股TCL多媒体三个月后，双方宣布将联合TCL共同掘金院线领域，TCL旗下的全球播将与乐视超级电视，实现与院线电影档期同步。此外，双方还将在用户运营、电视内容等方面展开合作。
自去年双方牵手之后，乐视与TCL的合作和盈利模式就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但双方讳莫如深。此次，乐视致新总裁梁军首度透露了与TCL的具体合作细节，“乐视电视端的院线和TCL在实体院线是同步的，在分成上，发行方拿走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我们跟TCL之间会有分成的比例”。
TCL选择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的方式，分享内容获利。长虹也未对价格继续跟进，而是针对今年行业大热的HDR技术，根据用户家庭观影的需求，从画质、声音、内容等方面入手，推出了UMAX影院系统。此外，长虹推出物联运营支撑平台(United Platforms，简称UP平台)。长虹首席技术官阳丹介绍，通过UP平台，运营智能硬件、O2O服务等内容数据，可以了解用户需求，也可以跨界协同各方社会资源。简言之，就是长虹依托智能制造、软件开发、大数据运营、军工信息技术、安全技术等优势，释放数据的潜力，加速智能战略落地。
马俊颖认为，不管是TCL，还是长虹都采用的是“敌进我退、避其锋芒”的方式，在互联网企业死拼价格的同时，传统彩电企业采用“硬件+服务”的模式。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企业与硬件企业的硬件战将延伸至服务领域。不过，刘步尘认为，未来传统企业和服务商很可能植根于不同的细分市场，直接竞争不会再出现，不过，不排除两派势力合作的局面。为了提升服务品质，选择传统企业的产品赠送或者代工，增加服务盈利的诱惑性。而服务也将成为传统企业的营销噱头。硬件免费不是不可能。
差异化竞争是出路
由于互联网企业介入彩电领域，一年之前，小米、乐视等一在价格上“挑逗”，传统彩电企业就必然跟风降低，一年之后，不少传统彩电企业已经陷入利润惨淡甚至亏损的境地。
有业内人士表示，多年来中国彩电企业打着“创新无止境”的幌子，最终不得不用价格战促营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核心竞争力、没有不可替代性，所以，遭遇挑战只能被动应对。
还有观点认为，乐视、小米亏本卖电视，可以用内容收费弥补亏空，彩电企业却颇有黔驴技穷的感觉，实际上是因为彩电企业没有看到自己的长处，或者是根本没有发挥自身的长处;彩电企业与互联网企业需要拼的不是价格，更多的应该是产品研发、设计能力，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近年以来国内彩电企业在工业设计和功能研发上是有较大突破的，未来，这或许将成为传统彩电企业与服务类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的主要“卖点”。
其实，小米、乐视等亏本卖电视的本质是在“抢用户”。对于传统彩电企业来说，数量庞大的电视保有量是其比较竞争优势，如何盘活既有用户资源是彩电企业的当务之急。传统企业需要调整思路，要向互联网企业学习，将之前的一次买卖关系，慢慢转变成为一种可循环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才是在硬件免费时代的前夜，彩电企业真正需要改变的。(孙聪颖)
清明节回家在先人坟前敬献一柱香，烧一刀纸，放一挂鞭炮，磕三下头，默哀几分钟，以表达我们的哀思，这是传统的清明祭祀活动。为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能够回家祭祀，高速路“添堵”了，（当然也有利用清明小长假外出踏青郊游的原因）“北京小长假首日8条高速拥堵”“沪宁高速车祸”等，加上“奢侈品”祭祀的悄然抬头，如此“添堵”的清明节一点也不“清爽”。
清明祭祀要与时俱进。国家殡葬改革之后，生态葬成为大势所趋。水葬、树葬、花葬等将让传统的墓葬一去不复返。假以时日，当又是一年清明到的时候，我们又去哪里为仙人“点香、烧纸、放鞭炮”寄托哀思呢？因此，我们应该转变传统清明祭祀风了，这也是响应国家殡葬改革制度。
栽下一株树，寄托哀思。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划定的植树区，或者在家乡允许的地方栽一棵树，精心浇灌，不仅可以寄托我们对先人们的哀思，而且还能植绿一片，让我们的哀思与大地同心同存。
用照片制成MV寄托哀思。在现有的坟墓前拍照，与先人在世时留下的照片，合成MV，配上我们喜欢的音乐，写上我们对先人思念的话，既能够何时何地表达我们对先人的哀思，又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时尚简便。
看望亲人用感恩寄托哀思。清明节回家，不仅是为了祭祀先人，更应该是借此机会回家看望亲人，陪伴亲人。缅怀祖先，寄托哀思，不忘祖先的养育之恩，更要学会感恩，关心、照顾好亲人，“常回家看看”。
忆亲旧事梦里梦外，数度清明今又来。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这不仅是先人遗愿，更是我们的责任。那就让我们告别传统祭祀，与时俱进，过一个“清爽”的清明节吧！
文/长安濮存
近日，一则关于清明扫墓的安全公告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该公告称“上坟祭祖时如引起火灾，除追究刑事责任外，并铲除祖坟。”3日下午，记者从湖北省随州市安居镇负责林业工作的范先生处证实：网络流传的公告属实，主要作用“为提醒村民注意防火。”（4月4日《华商报》）
不知是村里的“刺头”忒多，实在不好治，还是现在的某些村镇干部爱出奇招，讲求话语分量，反正，当下各地的一些宣传标语或安民告示中，总有那么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句，会让你时不时打个冷颤。这不，刚刚福建长汀的南山镇冒出一幅“做麻黄碱，生孩子不长屁眼”的禁毒标语，眼下湖北随州的安居镇又来凑热闹，祭出“上坟失火将被铲除祖坟”的防火公告，让人看了一准目瞪口呆。
要说两者的用语之“毒”，当是“半斤八两”：前者把禁毒宣传变成“泼妇骂街”，警示涉毒者可以，“咒”人家孩子干啥？而后者则在防火责任上搞起了“株连”，连其祖坟也不能幸免。要知道，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一旦有人“咒人家儿女”或“刨人家祖坟”，极易引发“家仇大恨”。身为当地村镇干部，何不掂量掂量？莫非在他们眼中，这类“触及灵魂”式的骇人话语，才是遏制“毒祸”或“火患”的“锐器”？
笔者曾听过这样的段子：一个小巷的角落，因为位置偏僻，常被人扔垃圾。于是，有人贴一纸，上书“请爱护环境”，无效；遂改为“此处禁倒垃圾”，依旧；再来点斗硬的，“此处倒垃圾罚款5元”，照常；后来写字的人火了，直接写“乱倒垃圾、全家死绝”，呵呵，再没人扔垃圾了。莫非，上述两地的村镇干部，就是受了此段子的启发？
不过，段子就是段子，笑谈可以，万不可当真。其实，“咒孩子”也好，“刨祖坟”也好，无非是些街头对骂的“混混用语”，要说其有多大的震慑力，我看未必：面对类似“咒语”，或许有人笃信，有人忌讳，但欲以此让绝大多数人“就范”，则很可能是一厢情愿。若上述这些村镇干部，以为靠一“咒”二“吓”就可止住“毒祸”或“火患”，那社会管理就忒简单了：村镇干部什么工作都不必做，只须每天吼几嗓子，外加几句“狠”话，不就平安无事了么？
何况，放出去的那些“狠”话，敢兑现么？依法治国的今天，若有人上坟失火，或承担刑责，或按规赔偿，自当依法行事，什么时候“刨祖坟”也成了惩罚手段？当然，正如安居镇相关人员所说，此举只是“为提醒村民注意防火”。但俗话说的好，言必行、行必果，就连出家人也言“不打诳语”，作为村镇干部又岂会不知？若类似话语仅是没有后文的“诳语”，那么，事不过三，今后哪怕你放出更惊世骇俗的“狠”话，相信村民也不会拿正眼瞧你了。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有人想动“刨祖坟”的真格，动得了么？不说村民不答应，法律也不会允许。
更重要的是，视村民为“刁民”，动不动就以“刨祖坟”相威胁，不仅谈不上依法行政，更可能让干群关系就此蒙上阴影。试想，成天将“生孩子不长屁眼”以及“刨祖坟”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的干部，能与村民打成一片？此外，正所谓南辕北辙，一个乡镇，或者说一个村社，若总是以这类“面目”示人，不仅不会给当地政绩“增光添彩”，就算对防火安全亦于事无补。因为，没有人相信，不下真功夫，单靠吼几声“铲除祖坟”，就能恐吓出防火安全。
文/徐甫祥
中安在线讯 据安徽商报消息，2月中旬，一网友在天涯论坛上爆料，安徽医科大学2011届硕士研究生喻晓东的论文《当涂县农村外来媳妇艾滋病行为干预模式研究》疑抄袭其同门师兄洪航的论文《皖北农村已婚妇女艾滋病行为干预模式研究》。喻晓东现任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卫计委副主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安医大撤销喻晓东公共卫生硕士学位，注销其学位证书，撤回其在中国学位论文网等上传的学位论文；并停止其导师公共卫生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两年。
1、样本不一，结论相同
网友“正义侠客1897”在爆料中说，两篇论文“如出一辙”。
其中，喻晓东论文提交时间为2011年11月6日，洪航论文提交时间为2009年4月10日。两人的论文导师是同一人，两篇论文均被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记者对比两篇论文发现。在研究对象上，喻晓东论文为“农村外来媳妇”，洪航论文为“农村已婚妇女”；研究对象所在区域，一篇为“皖北地区”，一篇为“皖南地区”，样本不一样。但在调查结论上却一致。
洪航论文中，“获取艾滋病防治知识的途径”，农村已婚妇女获得艾滋病防治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电视(95.5%)，其他途径如报刊(24.7%)、宣传画(21.0%)、朋友(20.7%)、广播(19.8%)、医生宣传(16.0%)、学校老师(6.8%)、专家讲座(6.6%)。喻晓东论文中，同样如此，只不过是“已婚妇女”换成了“外来媳妇”。
2、大段雷同，顺序调换
两篇论文存在着大量雷同，仅部分顺序调换。
洪航论文中写道，“本研究创立了符合农村已婚妇女需求的宣传教育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以农村已婚妇女为中心、充分了解农村已婚妇女对于艾滋病知识方面的意见和需求基础之上，实现多部门合作，整合区、乡、村三级计生网络以及乡镇卫生技术资源下为农村已婚妇女服务，利用计生部门农村外来媳妇孕检集中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利用卫生系统疾控部门的丰富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经验和宣传手册向农村已婚妇女宣传。”
这一整段表述，喻晓东除把“农村已婚妇女”换成“农村外来媳妇”，其它文字完全一样。在绘图等方面，两篇论文也高度相似。
3、结论：撤销学位，本人沉默
事件曝出后，喻晓东表示：“没有这个事情。我已向学校作了说明，其他不便多说。 ”安医大宣传部门也表示，学校正在调查处理此事。
昨日，安医大已对涉嫌论文抄袭的2011届在职公共卫生硕士(MPH)研究生喻晓东作出处理：撤销喻晓东公共卫生硕士学位，注销其学位证书，撤回其在中国学位论文网等上传的学位论文；并停止其导师公共卫生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两年。目前，喻晓东本人暂未对此事做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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