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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5日讯（李伟锋 郑旋 刘育华）今天，前来长沙市税务、房产等部门办理二手房交易手续的人突然增多，导致各办理窗口异常拥挤。税务、房产部门赶紧张贴“安民告示”：正确理解营改增政策，不必急于买卖房屋。
记者采访获悉，不少二手房交易者担心，5月1日全面推行营改增之后会增加相应税负，急于在此前办理过户手续。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3月24日对外公布的营改增全面推行细则以及两部门最新公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规定》，对个人住房转让实施差别政策。其中，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之外的非一线城市，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对北上广深四城市，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针对个人转让住房由缴纳营业税转为增值税会增加税负的担心，税务部门专家指出，从方案细则看，对于长沙等非一线城市而言，个人购房如果不满2年进行交易，实际和此前的营业税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持有时间超过2年的住房进行交易，则进行免征。此类政策和过去的营业税政策保持了一致的特点，而且从税费效应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完全没必要赶在5月1日前急于交易。
资料图：蔡希有经研究，免去蔡希有的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党组成员、董事职务。
来源：@国资小新
蔡希有简历：
2014年8月出任中化集团总裁。
此前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先后担任锦州石油化工公司副总经理，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代总 经理，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党组成员、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等职务。兼任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金茂（中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毕业于抚顺石油学院，后获中国科技大连培训中心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简历摘自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网站）
延伸阅读
沪指4月5日分时图
新华网北京4月5日电 今日两市早盘涨跌不一，盘中沪指震荡走高，深成指高开高走，创业板指数涨幅最大。多个热点板块表现活跃，两市成交量放大。截至收盘，沪指报3053.07点，上涨43.54点，涨幅1.45%，成交2767亿元；深成指报10640.27点，上涨260.62点，涨幅2.51%，成交4370亿元；创业板指数报2279.52点，上涨74.15点，涨幅3.36%，成交1224亿元。
板块普涨，电子制造、计算机应用、非汽车交运、汽车零部件、种植业与林业涨幅居前。
个股方面，ST股除外，远兴能源、三花股份、洲际油气、顺发恒业、日出东方等近90股涨停；金亚科技、科泰电源跌停。
原标题：沪牌参拍人数创新高，中标率创新低
记者 徐妍斐
晨报讯“20万、21万、22万……”昨天的沪牌拍卖过程中，参拍人数不断创下新高。随着11:30分来到，3月沪牌拍卖落槌定音，221109人“抢拍”8310辆牌照，中标率仅3.8%创下“史上最低”。最终，3月沪牌最低成交价83100元，比上个月的83200元减少100元； 平均成交价为83148元，比上个月的83244元减少了96元。
据悉，本月沪牌拍卖共投放额度8310张，比上月减少53张，警示价仍为80600元。有拍牌者面对这残酷的中标率无奈摇头：“史无前例的人数，比上月增长拍牌人数将近25000人，100个人里只有3.8个人能中，这是在选精英啊。”
记者注意到，上个月沪牌中标率为4.3%，追平历史最低，一年来中标率最高的为去年3月的5.6%，其余去年4月、去年9月、今年1月也分别达到了5%以上，而昨天的3.8%无疑又大幅拉低了中标率的下限。
白热化的“战斗”也让一些拍牌者萌生退意。参拍的叶先生表示，昨天的拍牌可用“惨烈”形容，“我已经拍了大半年了，公司里还有拍了两年没中的，最后一分钟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真是不想再体验了，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再战。”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清明小长假期间，广铁集团共发送旅客562.2万人，同比增长12.3%，日均发送旅客140.6万人，超过春运期间日均113万人的客发量。
据介绍，广铁集团4月2日发送旅客158.8万人，超过春运最高峰客发量1.05万人，创历年清明小长假单日旅客发送新高，也是今年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的一天。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黎磊 胡湘江
原标题：机关单位发百元津贴也要报备 南京纪检网上监管平台启用
中新网南京3月21日电 （记者 申冉 鼓纪宣）“即使是100元的补助津贴，因发放依据不足，不符合相关津补贴发放规定，纪委建议严格履行主体责任。”今天，记者从南京市纪委了解到，该市鼓楼区纪委开发的“集中派驻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启用，成为江苏省首个用于派驻机网上纪检监管平台，目前已覆盖该区所有77家基层单位。该平台将通过对下级单位“人、财、物”使用的全程监督，对企事业单位“突击花钱”、“三公经费畸高”等问题第一时间掌握。
据南京纪委介绍，南京市鼓楼区纪委开发的“集中派驻信息管理系统”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今后，该区各基层单位如果要对本单位“三重一大”（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事项进行研究决策，必须提前3个工作日通过该信息管理系统向纪委派驻纪检监察工作室报备，报备内容包括举办相关事项的政策依据、实施方案、决策过程，以及执行结果等。
记者在监管平台上发现，今年1月初，该市某街道曾以工作人员参加南京国际马拉松赛事保障、国家公祭日值班保障为由，计划发放每人100元、总额约数万元的加班补助。接到该事项报备后，纪检监察工作室向其反馈了“发放依据不足，不符合相关津补贴发放规定，建议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的监察建议。该街道根据监督建议，随后主动停止了这一重大事项的实施。
“基层单位的权力主要就是人、财、物三个方面。我们梳理出来的‘三重一大’事项的31个子项，其实就是各单位的一个权力清单。我们要求包括科级干部的任免、10000元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所有公务接待、每次固定资产的处置等等事项，都必须通过集中派驻信息管理系统上报。”系统研发带头人、南京鼓楼区纪委副书记朱建宁说。
此外，就基层单位提交的报备事项，纪检部门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纪检监察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会对该事项依据是否充分合理、流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等进行把关。而对于依据不充分、流程不合规的事项，派驻工作室工作人员将会反馈监督建议。
“管理系统实现了全程留痕，所有数据一经提交无法删除，每次更改都会留下记录。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非常便于查询，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监督执纪有很大的帮助。”
据朱建宁介绍，该系统还基于大数据集成了预警提醒、统计分析功能。月度内没有重大事项报告、事后补充报告比例过高等情况都会触发系统设定的预警提醒功能，相关单位必须及时就相关情况作出说明和解释。同时，通过对各单位大额资金支出的数额和支出方向进行不同时间段的纵向和同类别单位的横向比较分析，诸如“年底突击花钱”、“三公经费畸高”等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完）
编者按/ “房姐”龚爱爱、“首长身边人”马茂根、全国人大代表刘某某……应邀，或主动杀入的各路神秘人物，在对动辄百亿级别的煤田利益中，各显神通，导致己方或 对手，频频涉罪羁押，但又不时脱身出来，再寻高人或误遇恶魔。争斗不断升级，期间相应股权由于有人“两头吃”，变得异常纷乱复杂，在大陆、香港发起诸多诉 讼，周永康则被认为是这场争斗最后一个干预的“大佬”，然而周落马之后，于司法中留下的旧迹难除，争斗僵持，但无法解局。
一线调查
港区人大代表联名指周永康干涉
李嘉诚旧部陕北遭遇十年煤矿纠纷
在发函指出调解内容操作中“可能”违法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出一份没有文号的通知，指导五家当事企业如何履行调解书。针对陕北煤田纠纷的这一罕见操作，被 指与最高院原副院长奚晓明有关。而那份由陕西省高院主导的民事调解，更被指责以利益相对方代表港商，存在恶意串通。
“我能问到的所有律师，都觉得这太荒诞。”过去十年，港商高海燕谢和平夫妇深陷陕西常乐堡煤矿纠纷，甚至一度被通缉、被打伤。高曾在和记黄埔进入大陆早期 担任高管，她无法理解自己投资十年后非但没有回报，却接连落难。过去两年，数十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向最高法去信，为这位李嘉诚旧部发声，希望纠正案 件中多处明显错误。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常乐堡煤矿长达10年的纠纷中，曾有大量官员参与，亦有“房姐”龚爱爱、全国人大代表刘某某、“神秘人物”马茂根等人参与，极为曲折离奇。
暗藏多名官员
高海燕1991年赴港，1994年受和记黄埔委派返回大陆，担任公司高管，帮助集团拓展大陆业务。如果就此打住，这位经济学女博士，绝不会至今奔走于香港、北京、陕西三地 “喊冤”。改变一切的，是十年前那场回乡投资。
2003年，陕西榆林市有关部门前往香港、上海招商，祖籍榆林的高海燕受到邀请。“当时有十几个煤矿，都需要改制、扩建，希望我们能够参与，但我说只做一个。”高海燕与丈夫谢和平决定只投资榆阳区人民煤矿（后改为常乐堡煤矿）。
彼时，坑口价只有40元/吨，该矿负债且职工闹事，是政府眼里的大麻烦。2004年12月，高、谢所在的香港中信矿业集团（以下简称“中信矿业”，BVI 公司）与榆阳区政府签订改制合资扩建协议，约定由中信矿业和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公司（即原人民煤矿，以下简称“常乐工贸”）共同合资成立榆林市常乐 堡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乐堡公司”）。其中，中信矿业出资4970万元，占股70%，常乐工贸出资2130万元占股30%。外方委派谢和平，代表大 股东，担任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中方则由原矿长张新田担任合资公司总经理。
2005年1月，常乐堡公司在工商部门完成登记注册。期间，由于矿上负债，常乐工贸向工人集资800万元，其余资金则找当地官员、商人集资而来。高海燕、谢和平则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采矿证件。
此时，煤价开始上涨，但矛盾也涌来。就在改制后不久，由于老矿工不满改制举报，2005年8月，总经理张新田因涉嫌贪污被刑拘，但不久又被取保候审。也是这一年，坑口价翻倍，变为80元/吨。
“当时常乐工贸被查出有几十名官员参股。”多名当事人证实了这一说法，常乐工贸随即为部分官员办理了退股，但至今仍有人未退股、未分红，变为纠纷。矿工举报、官员退股，尚与高海燕无关，高、谢二人则忙于申请扩大井田面积，申办矿权。
但此后，危机频现。2005年9月，谢和平在西安酒店门口被人打伤，2005年11月，总经理张新田等人将常乐堡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变更，试图让高、谢二人出局。
面对这一变故，高海燕、谢和平耗费三年时间，向陕西省工商局及国家工商总局举报，最终得到纠正。但张新田等又对省工商局提起行政诉讼，并败诉。2008年2月，工商资料变回原状，谢和平为法定代表人。
此时，煤炭坑口价已一路升至300元/吨，而常乐堡开采深度100米，成本则在百元左右。“他们所有变更文件都是假的，就这样，还是耗了三年才打赢官 司。”高海燕称彼时深感疲惫，但好在当年矿产相关证件完成了办理，常乐堡煤矿从原来的四平方公里，变为17平方公里（探矿权）。需要提及的是，2005年 之前，中信矿业原系香港百浚天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浚天成”，2002年由高海燕与谢和平在港注册成立）全资拥有，但2005年后，安哥拉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ANGOLA GROUP HOLDINGS LIMITED香港注册，以下简称“安哥拉”）与百浚天成签订协议，欲入股中信矿业。
“说定两天签协议，十天打款进来，但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履约。”高海燕称，双方曾就此在香港有诉讼，但安哥拉却来到大陆与张新田联手发起多个诉讼。中信矿业在2005年注入2000万元后，由于中间存在官司，2008年则由百浚天成代中信矿业注入356万美元。
“血光之灾”
“办理完相应采矿证后，就有朋友劝我们夫妇赶紧撤出来，说煤矿这个黑窟窿，我们这种白面书生是要遇到麻烦的。”高海燕说。此话一语成谶，整个2008年发生的事，可谓噩梦连连。
2008年3月，常乐堡煤矿出现透水事故，当地政府要求法人谢和平担责。但最终因该矿平时均由张新田经营而作罢，但治水迫在眉睫，于是高、谢二人带领江苏治水专家及施工队伍进驻。
“小股东给的坐标，后来都被证实是假的，过了一个月，我们都没找到出水点！”高海燕称，随后的5月20日，针对治水及管理等问题，各方聚集召开董事会，但 当天不欢而散。高海燕、谢和平作为大股东要求对账目进行审计，并提议设置董事长助理一职，希望尚在取保候审的总经理张新田能够服从这一安排。
高海燕回忆，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夫妇二人即抵达榆林机场准备飞往西安，但在过了安检之后，突然接到张新田姐姐的电话：“她说张新田被人打了，危在旦夕，说 如果不是我们干的，让我们回来处理，如果是我们干的，就赶紧跑。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就立即沟通机场，让把行李退出来，不飞了，让谢一个人去西安。”
但随后高海燕在机场外被警方控制，警方还将谢和平拦下一并带走。“来的车和司机，都是张新田的，但里面却坐着警察。”高海燕、谢和平自此被关在看守所长达6个月。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各方各有表述，网络上一度描述此事为“董事长雇凶砍伤总经理”，高、谢请来的治水及审计人员，被指认为“只削头皮”的凶手。
“20公里外住所中，工人买回来用于支蚊帐的43根1.2公分空心铁管，被说成是现场凶器。”高海燕称，她和律师查看全部卷宗后，发现公安既没有抓到现场凶手、更未查获现场凶器。
在两人被关看守所期间，2008年7月，张新田任法人代表的常乐工贸作为原告、安哥拉作为第三人发起了一场诉讼：请求法院认定356万美元系虚假注资，并 希望获得这笔出资相对应42%股份的有限购买权。高海燕在看守所得知该诉讼后，以绝食要求公正审理。最终，榆林市中级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求。
“我们在里面始终不让见律师，市里又说这是大案、要案，家人很担心误判，有人推荐全国人大代表刘某某过问此事，他最初说自己信佛，乐于助人，可以把我们的 遭遇反映给陕西高层。”高海燕称，刘某某后又要求将百浚天成过户在他名下，以方便向领导说事，否则难以营救，于是高海燕的亲属与其签署转让协议，将百浚天 成转让到刘某某控制的多家BVI公司，但约定对价待高、谢二人出来后协商。此后又前往香港办理“过户”。
最终，在当地检察院“调解”下，高、谢二人向张新田等赔偿600万元。而这600万元则被刘某某认为是过户百浚天成的“对价”。
事后高海燕查明，刘某某当年在尚未出手施救的情况下，即已将百浚天成再度转卖。2011年12月，港高等法院已批准执行回归。2016年1月港法院审理后认定刘某某的“转卖”无效。
“原路退回”
从看守所出来一个多月后，谢、高与刘某某协议未果。当地检察院第二次以“涉嫌雇凶伤人”受理案件，并对谢和平实施通缉。“很蹊跷，受理通知都没有给过我们。”高海燕称此后她一个人应对常乐工贸和安哥拉的上诉，以及刘某某的问题，一度昏厥街头。
“雇凶伤人”案最终反映到最高检，省市两级检察院被要求带卷审查，最终得以撤销。有趣的是，高海燕后来从香港诉讼中获得证据显示，就在2009年5月，刘某某将百浚天成又以1.5亿元卖给了张新田。而安哥拉则被其股东曾卫、李东、陈木以1.4亿元转让给张新田。
至此，常乐工贸的代表张新田，实际拥有了中信矿业的“爹企业”控制权——百浚天成过去100%控股中信矿业，而安哥拉与其合资后，持股50%，但因未支付任何对价，仍在香港诉讼、效力待定。3月25日，张新田在接听记者电话后，表示不愿再谈此事。
高海燕称，在2009年及之后很长时间，他们夫妇并不知道这一变故，获得上述证据则是在三年之后。
于是，常乐工贸与安哥拉针对“虚假注资”在陕西省高院的上诉，变得“妙趣横生”：原告一审要求认定“虚假出资”及“享有优先购买权”，但陕西省高院却以另 一诉请“原路退回出资”进行调解；而判决书中，常乐堡公司法人代表为谢和平，但委托代理人却是“对头”张新田；安哥拉一审中被认定“不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第 三人的法定条件”，则变为原告出现在调解书中。
谢和平曾向最高院出具证明，称自己对该调解完全不知情，更不可能委托与自己权益有着尖锐对立的原告张新田。而中信矿业的代理律师刘建仓则在调解前数次邮件表示根据公司法及外汇管理规定，注资资金不可以退回再注入。
三页纸的（2009）陕民三终字19号民事调解书显示，双方达成三条内容：1。常乐堡公司将百浚天成代中信矿业出资的356万美元退回，再由中信矿业股东 协商后重新注资356万美元；2。常乐工贸不再追究中信矿业逾期出资的违约责任；3。常乐工贸及安哥拉放弃优先购买股权及其他诉求。
判决书是2009年6月29日作出的，五方企业分别为上诉方常乐工贸、安哥拉，被上诉方中信矿业、百浚天成，第三人常乐堡公司。“现在从证据来看，这是一 次恶意串通，张新田从刘某某处买了百浚天成，而中信矿业的律师又是刘某某的堂弟。”高海燕称，他们并未接到开庭通知，更不知为何会有调解：“对方针对 356万美元的注册资本金，原告咬定虚假注资，被告坚持真实有效，你让双方怎么调解？”
不过，刘某某600万元“买来”百浚天成一事，则在2010年6月3日被西安仲裁委员会裁定无效。知名法学家江平担任首席仲裁员，仲裁书则对那次“转让”认定为“趁人之危，显失公平”，予以撤销。
最高院公函
2010年4月，最高院受理中信矿业再审申请。当年8月，最高院民四庭作出59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356万美元“先退出再注入”并不违反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相关法律规定；陕西省高院未通知开庭不构成程序违法。
至于常乐堡公司委托张新田一事，裁定书称“该授权委托书虽然没有法定代表人谢和平的签名，但谢和平在二审期间并未提出异议，故张新田可以代表常乐堡公司参与调解”。
对于调解协议是否已经生效，最高院认为“如果中信公司在调解协议签署后反悔，可以不签收陕西高院制作的调解书，但是，中信公司仍然签署了该调解书，故该调解书已经产生法律效力”。
借此，最高院驳回中信矿业的再审申请。但在同一天最高院给陕西省高院的文件（编号同为596）中，最高院则改口称陕西省高院制作的调解书中第一项356万 美元先退回、后注入，“虽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存在原出资款项退回后，不能重新注资的情形，从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为防止抽逃出资的情形出现，请你院在该民事调解书执行过程中，要求中信公司先向常乐堡公司汇入356万美元之后，再将原出资款项退 回。”
简言之，最高院把调解书里的“先退回、再注入”改成了“先注入、再退回”。这一顺序变化之外，则丢掉了原调解书中“中信矿业股东协商重新注资”这一表述。
“一边在裁定书中认定陕西省高院调解内容不违法，一边又发文说如果执行调解，就可能违法，还热心指导该怎么应对，太荒诞了。”高海燕称，但这依然不算是最 蹊跷的一幕，几年后她发现，在作出上述裁定一年后的2011年7月，最高院曾再次向涉事五家企业发没有文号的“通知”。
该通知称“上述内容虽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存在原出资款项退回后，不能重新注资的情形，从而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于是，最高院再次强调了要本案各方当事人依照“先进后退”的顺序履行陕西省高院调解书第一条。高海燕称，最高院制发多份法律文书，旨在“原路退 回”2008年2月的那笔外汇资本金，无论是先退出，后汇入，还是先注入，后汇出，都是违反国家行政法规和条例的，更会触犯刑法，将构成抽逃注册资金罪。
“我咨询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得到很明确的答复，这是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也是违反公司法的，但最高院却一而再再而三要求这么做。”高海燕称，因张新田又将 百浚天成卖给他人，目前针对中信矿业的归属在香港有多个案件正在审理，故而这一判决对常乐堡煤矿最终去向颇为重要。
2011年12月，最高院发文（法联复[2011]第501号）称“内部函”和“通知”与596号裁定不存在任何冲突，且认为中信矿业的代表人和代理人并 非高海燕与谢和平。并称“调解书实质上确认了该356万美元的出资义务及其赌赢的股权仍属于中信矿业而与常乐工贸无关，亦与白浚天成公司和安哥拉公司无 关”。
纠纷难解难平
“既然安哥拉是案外人，与国内注册资本金案无关，而且一审时就已认定，那么陕西省高院为何将其列入“上诉人”，白纸黑字地写入调解书，最高院不仅不予以纠 正，而且在596号《民事裁定书》上记载着安哥拉的“辩称”。高海燕称一审胜诉认定356万美元出资真实有效，二审未推翻这一结论，却调解要求退出境外， 令人费解。
2012年，最高院又在一份文件中针对此事说道：“在再审审查案件中，如果发现原审判决或者调解书存在一定瑕疵，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理由又不符合启动审判 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条件的，我院的通常做法是在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同时，以内部函的方式向原审法院指出相应问题并提示其予以注意”。
高海燕认为这意味着最高院将陕西省高院的调解书视为有一定瑕疵。2013年3月，最高院以（2012）民监字第132号通知中信矿业和常乐堡公司，驳回其申诉。“此时我们掌握了常乐工贸与其他几家串通的证据，但最高院几乎复制了之前裁定内容。”
该132通知文末强调，当年与裁定书同日发出的596号通知，“不具有改变调解书内容的效力，亦不应作为执行的依据”。
而在香港，由于张新田后期又将百浚天成转给神秘人马茂根，马又转给“房姐”龚爱爱等人，相关诉讼变得复杂起来，中信矿业因为成为争夺标的，自2008年 11月起，即由“接管人”接管，2016年3月的一次开庭中，曾经自称中央首长身边人的马茂根承认自己并无背景，且另有证据证实其曾伪造多个身份证、一度 牵涉杀人案。
而7年前由陕西省高院作出、被认为是争议焦点的那份调解书，高海燕称谢和平至今未收到，当然，这七年中亦未有人申请执行，倒是最高院一再发文指导如何履行，令人费解。
“我曾向陕西省检察院申请发起对法院的监督，但后来不了了之，结果在香港和马茂根交换证据，却发现了他竟然有一份陕西省高院做出来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我作为申请方却至今没有收到。”高海燕称。
此外，张新田已将常乐工贸转让给刘小平等人，后又发起诉讼要求撤销转让，最高院的相关裁定中，龚爱爱的好友王鲜也出现在其中，其占股10.99%，仅次于刘小平。
不过，张新田在2011年9月被西安市中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资料显示，外资方举报张新田挪用资金数亿元，公诉2000多万元，法院最终认定50万元。
3月25日，记者联系最高院曾审理该案的一位法官采访，他称不便就此评论，一切以法律文书为准。
记者证实，2016年两会期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再次向最高院过问此案，但得到的答复与上述最高院文件类似。此前的2015年两会期间，十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向最高院去信，信中直指周永康曾干预该案走向。
高海燕、谢和平在2013年申办完高家堡煤矿采矿证，17平方公里矿区除了2008年透水事故外，始终在开采，多方将巨额收益转走，高、谢二人投资十年未见分红，至今仍处股权争夺战中。
资料图：达尔文港。参考消息网3月27日报道 美媒称，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口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偏远地区，基本就是一座衰败的老码头，一直延伸到鳄鱼出没的水域。不久前的一天，这里蒸腾着令人窒息的热气，却看不到一艘船。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3月22日报道，财政吃紧的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很高兴能在去年10月以3.61亿美元的低廉价格把它租给一家中国公司，从而为当地的基础设施项目筹集到建设资金。然而，上述决定让达尔文港卷入了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
本月，美国称其担心“中国取得港口使用权后，可能更加便于搜集驻扎在附近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军队的情报”。批评人士称，中国买下了刺探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军动向的前排座位。
澳大利亚国防部秘书长丹尼斯·理查森不接受这一批评。他表示，中国人只需“坐在码头上那家炸鱼薯条店的长凳上”，观察进入港口的船只，就可以了解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报道称，中国在世界各地投资了20多座境外港口，其中一座位于吉布提，与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毗邻。但为期99年的达尔文港租约，意味着中国首次从美国的亲密盟友手中买到了一座驻扎着美军的港口。
报道称，尽管达尔文港的硬件不怎么样，但它长期以来一直具有战略价值。1942年，日本人在这里投的炸弹比在珍珠港的还多。
曾在澳大利亚国防部任职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詹宁斯表示，令人担心的一个具体问题是，美军使用的燃料储存罐就位于岚桥集团租下的区域里。
为了表达自身的愤怒，美国人委托相关方面在澳大利亚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认为这份租约让国家安全面临“极大风险”，90%的受访者认为它至少会带来一些风险。
澳大利亚政府在18日改变了这项政策，表示从现在起，联邦投资审查委员会将评估所有向私营公司出售国有关键基础设施的交易。港口经理特里·奥康纳称，澳大利亚人会继续运营这座港口。
报道称，尽管有这些保证，美国官员仍表示，他们会密切关注达尔文港，他们也在观察中国公司是否会购买澳大利亚的其他重要基础设施。
报道称，当奥巴马去年11月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在马尼拉会面时，他在得知有关达尔文港口租约的消息后流露出了不悦。据一名美国高层官员透露，奥巴马表示：“下一次，记得提前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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