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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4月6日电 （张文婷）医疗责任保险保障范围在不断扩大。据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透露，2015年，我国医疗责任保险保费收入23.64亿元，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风险保障506.1亿元。
他提到，医疗责任保险防范化解医疗纠纷的作用不断增强，保监会鼓励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试点探索，涌现出“宁波解法”、“天津模式”、“宁夏模式”、“启东模式”等典型经验。例如宁波地区协商调解结案率从2008年的86.56%上升到94.8%，医疗机构的保险满意度近100%，患方满意度达97%以上；天津地区2015年医疗纠纷较2008年下降38%。有力地支持了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产品开发方面，保监会将指导行业协会开发行业示范条款，推动形成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体，医疗意外险为补充，其他险种共同发展的局面；在配套制度方面，有的以地方法规、政府令的形式印发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有的多部门联合出台配套制度，有的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共同承担保费，有的将医责险和第三方调解机制一并纳入医疗纠纷调解体系，提高医患纠纷处理效率和效果。
陈文辉指出，当前，医疗责任保险发展迎来难得的机遇。要充分认识医疗责任保险在预防和化解医疗纠纷、提升医疗风险管理水平、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保监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作，争取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政策保障、搭建平台等形式，共同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此外，保险公司要提高医疗责任保险专业化程度。保监会将指导保险公司加强产品服务创新，满足医、患多方位需求；完善医疗责任保险相关条款设计，持续改善理赔服务；督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医疗纠纷调处的各个阶段，提高纠纷处理的能力和水平。
原标题：沈有四星酒店婚宴价格跌回5年前
随着春天到来，沈城也迎来了今年首个结婚高峰期。细心的市民可能会发现，酒店LED屏上打出的价格可便宜了不少。
近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沈阳市婚宴预订依旧火爆，但价格却已跌回5年前的水平。
星级酒店推出799元/桌婚宴
“大东区有家挺有名的饭店，推出了每桌799元的特价婚宴，这也太便宜了。”市民马先生表示。
记者咨询了沈阳各区多家星级酒店，多数价格为1099元、1199元、1299元、1388元，少部分酒店会有千元以下的888元、799元特价婚宴。
沈阳市庆典行业商会秘书处葛东亮介绍，如今沈阳婚宴市场的价格已经跌回五年前，多数在每桌1000元~1500元，超过2000元的已经属于非常贵的。
“婚宴最贵的时候在2013年，那时候四星酒店一桌都得2000元以上。”葛东亮提醒，所谓“特价婚宴”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准新人需要打听清楚，“酒店可能限制只能下午或者周一到周五这种不抢手的时间段使用。”
对于价格普遍降低的原因，葛东亮分析，最主要在于政府八项规定缩减大量公务消费，这样就空出了很多宴会场次，酒店需要扩展婚宴业务，因此纷纷降价来抢占市场。另外，如今经济大环境下，大小酒店的竞争非常激烈，同行间也不敢贸然抬价。
预定火爆 “好日子”几乎抢光
别看价格呈走跌态势，但沈阳婚宴市场的预订情况依旧火爆。葛东亮认为，按照北方习俗，准新人都喜欢上午、周末结婚，而且愿意挑好日子，“所谓的‘好日子’一年也就20多天，非常抢手，因此这样的日子是怎样也不会便宜的。而对于普通的日子，顾客就可以多砍砍价。”
据了解，目前今年上半年的“好日子”已几乎抢光，“有办婚礼意向的可以抓紧考察下半年的婚宴场地了，像9月、10月的好日子也已经所剩不多了。”葛东亮说。
附加服务：赠婚房、满20送1
记者了解到，如今酒店在推广婚宴时会有附加服务，如赠送婚房、赠送婚礼套装、满20桌送1桌等。
葛东亮介绍，酒店赠送的婚房一般都是市场价每晚2000元的套房；婚礼套装则是喜品、红包、礼袋等婚礼必需品，酒店提供一站式服务，新人无需自己准备这些琐碎的物件；满20桌赠送的1桌多数为团圆饭，或者这一桌可以下回有活动时使用。
“这些都是酒店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吸引用户而推出的。”葛东亮表示，在婚宴市场最为火爆的时候，酒店则不会有这些优惠。
另外，以往酒店的婚宴套餐都是一种套餐，想预定场地就只能吃这些菜，而现在多数酒店会有2~3种套餐供选择，如有特殊需求，还可对菜品进行微调。酒水方面，现在多数酒店推出软饮畅饮三小时、白酒红酒可自带。
婚庆公司方面，以往酒店都为顾客指定某一家婚庆公司，现在一些酒店会签约10家婚庆公司，为顾客提供更多选择，个别酒店允许自带婚庆，但收取3000~5000不等的进场费。
葛东亮认为，这都是顾客话语权增多的表现，用户可以享受更个性化的服务。
■建议
对于婚宴消费，葛东亮给准新人几点建议。首先，要对不合情理的捆绑消费说“不”，“有些酒店看似每桌饭钱很便宜，但指定的婚庆收费昂贵，乱七八糟加起来也很不合理。”
第二，要多选几个日子，不要挤在高峰期，“每年的日子那么多，避开高峰有很多议价空间。”
此外，葛东亮认为，酒店行业也需自律，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树立口碑，拉回头客，比拓展新客户容易，且回报更大。”葛东亮说，如果酒店不为用户考虑，只做“一锤子买卖”，将来也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3月12日，上汽大众长沙工厂首次对外开放。图为导游向游客讲解大众厂区模型。
房子如何一天“长”三层，建筑真的可以自己保温吗……很多人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相关报道，但没机会亲临现场。4月3日，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将首次组织旅游团前往远大集团进行工业旅游，为游客解开这些秘密。
前些年很多工业园区也曾推广工业游，但因发展情况良莠不齐，不少企业并未对外开放。长沙经开区委托展会企业组织游客前往园区工业游企业参观，赢得市场追捧。为何过去很多企业对工业游并不感冒？新推行的工业游模式和以前有何不同？发展工业游有哪些积极意义？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像游乐园一样游工厂
“混凝土长臂架泵车的‘胳膊’为什么这么长？”、“世界泵王是哪一台？”、“这些机械车辆能组成《变形金刚》里的大力神吗？” ……
3月26日，数十名小学生和家长深入三一智能制造工厂，进行了一场神秘而有趣的“工业游乐园” 。在设备展示区，车载泵、混凝土长臂架泵车、挖掘机、拖泵等大型工业设备引起孩子们浓烈的好奇心,围着讲解员问这问那。
“混凝土长臂架泵车通过它的钢铁巨臂，可以源源不断地将混凝土输送到高层建筑……”孩子们一 边听着戴眼镜的博士讲解员介绍，一边将新学到的知识仔细记录下来。
此后，旅游团又前往湖南中粮可口可乐公司，在公司的品牌文化展示馆看到了家喻户晓的圣诞老人。工作人员介绍，“很多人并不知道，80多年前，圣诞老人一直是个又高又瘦、时常穿着黄色或绿色衣服的形象。直到1931年，可口可乐公司请来插画师海顿珊布设计圣诞广告画，首次将圣诞老人打扮成红色和白色造型。从此，大家便只记得这个笑容可掬、胡子花白、穿红衣坐驯鹿雪橇车的圣诞老人了。”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游客们进入生产车间参观。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在操作仪器。焦糖色的液体从自动化流水线上经过装瓶、压盖、打码、封装、检测等工序变成平日里常见的可乐， 许多人表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感到非常震撼。
“鸡肋”变成香饽饽
以前包括长沙经开区在内的不少工业园区都开展了工业游，但有些企业开展不久后就处于“停摆”状态，一直在坚持的一些企业，因为各自为政、独立作战，缺乏系统运作和整体品牌打造，并没有形成真正富有竞争力的旅游品牌，工业游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最乐于向市民宣传和推广的湖南中粮可口可乐公司，其游客数量也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数据显示，长沙县每年游客都有数百万，但大多数是奔乡村旅游而来，工业旅游成为“鸡肋”。
为改变这种尴尬现状，长沙经开区从今年开始，委托园区所属企业——湖南力量之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下简称“力量之都”）负责园区工业游。“以前游客报名工业游是单独和企业联系，很多游客不知道如何报名。现在通过‘力量之都’集体报名，然后统一时间组织参观，这样不仅能一次看两家企业，还能保证旅游质量。为了让游客有直观感、体验感，在参观过程中设置一些参与性环节，满足游客的需求，同时丰富了活动的趣味性。此外，‘力量之都’还根据团队不同，从幼儿到退休老人，都制定了不同的接待方案，围绕企业的文化内涵将活动环节细分设计。”“力量之都”工业游负责人罗玲玲介绍说。
长沙经开区之所以如此看重工业游，是因为发展该项目可以一举多得。对于游客来说，近距离参观工厂体验工业文明，比传统旅游项目更具有新鲜感；企业可以借此推广自己的产品；同时，发展工业旅游还是长沙经开区打造园区品牌文化认同感的举措之一。目前，“力量之都”整合了区内一批优质企业，精心设计了几条精品旅游线路，未来还将推出定制工业游，以满足不同团体需求。
观察
工业游为何出现早但发展慢
“在10多年前，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企业，因为前来参观和考察的团队很多，企业和政府都在筹划发展工业游，但多年过去了，工业游一直发展缓慢。”湖南旅游研究院首席专家马昕认为，工业游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是重要原因。
2010年，长沙县引导区县企业正式启动工业旅游。之后，娃哈哈、中粮可口可乐、口口香食品等企业响应号召，积极争取，并获评湖南省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随后，三一重工、广汽菲亚特、远大空调等，也陆续加入了工业旅游的队伍。
“长沙知名企业云集，不少工程机械和汽车企业知名度虽高，但如想将其辉煌的历史展现出来，需要展览室、博物馆等载体，其基础设施和前期准备需要很大投入。”马昕从事旅游行业多年，“旅游产业是个回报周期很长的产业，不符合企业迅速实现盈利的需要，受冷遇也在预期之中。平时参观的游客不多，但只要有游客来，公司就必须要安排专人负责接待和解说，这也是企业积极性不高的原因。由于投入和准备不足，旅游形式单一，缺乏互动，使得工业游更缺乏吸引力。”
此外，部分重型工业企业还存在保密问题，不适合开展工业旅游；还有企业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意向公众开放。作为旅游市场的催化剂，长沙市的旅游公司因为难以找到利润点，对工业旅游并不热情，加剧了工业旅游的冷清。
说法
企业要有长远眼光发展旅游
据悉，长沙县的工业旅游，主要客源是市县的大中小学生，以及有业务往来的客商，以教育参观目的为主，并没把市场定位于面向全国游客，其品牌形象、对外宣传仍大有文章可做。
“关键在于一些企业还没有发现商机，缺乏经营理念的创新，没有看到工业游的长远利益。”长沙县旅游局旅游科科长张文超说，受传统观念影响，大企业把工业游视为副业，认为自己不缺这个“ 小钱”，对工业游不屑一顾。而小企业认为，开发工业旅游，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短期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们更希望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生产中。“殊不知，开发工业游是企业提升自身形象和实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马昕指出，长沙工业游发展成熟后，主管部门和园区可以考虑组织工业企业、农业 企业、房地产企业、主流媒体、旅游机构及行业协会共同打造产业游，把现代服务做进多种现代产业。
手记
抱团促工业游升级为产业游
单个工业游企业能吸引到的游客是有限的，游客偏少又严重制约工业游的发展。因此工业游企业有必要抱团发展。
很多人喜欢去超市购物，是因为商品齐全，可以一次性买到想要的各种商品，并且有多种选择。工业游同样如此，大多数工业企业位于市郊工业园区，独自开展工业游难以吸引市民前往。长沙经开区园区组织企业抱团，打造工业游“超市”，这有助于丰富和提升产品质量，完善用户体验。
工业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应当与农业游、科普游、房产游相结合，能有力促进工业游转型升级为产业游，探索出一条一、二、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模式，这样才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旅游的需求。
原标题：黑龙江就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成立专案组 进行全面排查
中青在线哈尔滨3月22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吕博雄）22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已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部署要求和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的非法经营疫苗案件线索，印发了《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疫苗经营和使用情况检查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启动了相关疫苗经营使用核查工作，并成立了案件查处领导小组和专案组。
《通知》要求各疫苗经营和使用单位要立即开展自查，凡与涉案嫌疑人员有过疫苗交易或存在从非法渠道购入疫苗、向个人销售疫苗情形的，应在2016年3月25日前主动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报告。
《通知》要求各地监管部门要立即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疫苗经营和使用单位进行全面排查，不留死角。要根据相关线索及时查明流入本行政区域的疫苗产品情况，对尚未使用的立即查扣。对向非法经营疫苗嫌犯销售产品的疫苗经营企业，以及从其购入产品的经营、使用单位，由所在地监管部门立即立案调查，依法严肃处理。
《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总局公告及通知精神，彻底查清山东省济南市非法经营疫苗涉案产品来源去向，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规范和整治疫苗经营和使用秩序。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称，已成立案件查处领导小组和专案组，专案组已会同市（地）局对相关企业和单位进行现场核查。该局提醒公众，如了解掌握涉案嫌疑人员情况，可拨打投诉举报电话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举报，也可向当地公安机关反映。
据了解，根据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局提供的非法经营疫苗线索，涉案人员中共有11名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归属地为黑龙江。
中新网3月18日电 据湖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消息，湖南省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忏悔称，“妻子和女儿是我连累和加害的，请求组织对她们从轻从宽，使家庭免遭灭顶之灾。”
案情简介：
李自成，男，怀化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历任沅陵县委副书记、县长，沅陵县委书记，溆浦县委书记等职。2013年元月任怀化市副市长。2015年5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省纪委立案审查。2015年12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自2015年5月21日接受纪律审查以来，我主动交代违纪事实。这些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事实性质是严重的，影响恶劣；是逐渐演变，由量变升质变的；自己是主犯，责任更大，错误更严重。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曾被纪委查处，但好了伤疤忘了痛”
没下县里工作前，我曾经因收受红包礼金被市纪委查处，但好了伤疤忘了痛，没有深刻吸取教训。
在担任县长、县委书记之后，随着权力增大，地位提高，我逐渐开始放松、放任自己。从收受土特产、到烟酒、到红包礼金、到受贿，胆子越来越大，次 数越来越频繁，利欲熏心、变本加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四有”自己都没做到。根本原因，是我的思想上出了问题，在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上出了问题，最终走上违法违纪的邪路。
一是政绩观出现偏差。担任县委书记后，头脑中想搞大项目、大活动，产生大影响，留下大名声，不从实际出发，脱离现实，急功近利。
二是权力观发生偏差。高高在上，前呼后拥，一呼百应。权力不受制约，没有敬畏权力，权力任性酿苦果，深陷其中不能自拨。
三是法纪观念丧失。犯下的错误，是不敬畏法纪，胡作非为的结果。不能拿的拿了，不该收的收了，明知道这是违纪的，仍是胆大妄为。
“鬼迷心窍，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这几年，我以守住既得利益，扩大既得利益作为导向。看到别人贪财犯罪，也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到了自己身上，却鬼迷心窍，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家庭家族过去因我而自豪，而我现在惶惶终日，痛不欲生，家人亲人无一幸免。
96岁的老父亲知道我被关起来了还能活多久？2岁多的小外孙，我在被接受纪律审查的前一天，还在陪他玩耍，现在怎么办？83岁的岳母腿脚不便，失去了依靠怎么办？特别是女儿和妻子，这样的打击能否经得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的罪。
“请求组织宽大为怀，不让家人流浪街头”
要说感受，我首先是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关心。接受调查以来，我深刻认识错误，解剖思想、深刻反省、自首、主动交待。我还要继续认真回忆、坦白交待，坚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第二是对不起家人亲人。妻子和女儿是我连累和加害的，请求组织对她们从轻从宽，使家庭免遭灭顶之灾。请求给家人家庭留一条出路，留下简单的生活安排，有栖身之所、不流浪街头，让我今后在牢里改造也求得一点心安。
第三要认错、悔错，重新做人。我违纪违法的收入家庭没有大肆挥霍，全部上缴国库。我今年56岁，身体落下很多疾痛，今后既使能从牢里改造出来，也是风烛残年，请求组织宽大为怀、网开一面。
白培中资料图。
郭海资料图。
吴永平资料图。3月31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称，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茂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杨茂林曾在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中的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担任重要职务，而早前落马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吴永平也曾是省属七大煤炭集团之一的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的一把手。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中，仅两家无主要领导落马。其余五家中，落马的现任或原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达8人之多。
此外，在媒体描摹的山西煤炭系统图景中，一些煤炭集团与山西官场、商界的关系可谓横纵相连、千丝万缕，不少落马官员、涉案富商也曾与煤炭集团有密切往来。
山西七大煤炭集团5集团高管沦陷
在煤炭业内，通常将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同煤集团”）、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山西焦煤”）、晋能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晋能 集团”）、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潞安集团”）、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晋煤集团”）、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阳煤集团”）和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煤集团”）等7家以煤炭生产和销售为主业的公司，称为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
记者梳理山西省国有煤炭腐败案件发现，截至目前，山西省七大国有煤炭企业中，落马的官员多大几十位，其中仅阳煤集团、晋煤集团无主要领导落马。
其余五家中，落马的现任或原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达8人之多，分别为白培中、杜建华、任润厚、刘建中、曹耀丰、吴永平、郭海、杨茂林。
山西焦煤董事长落马引发多米诺效应
山西系列腐败案的序幕，似乎是由4年前，两个窃贼无意扯开的。
2011年11月，时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盗，其妻报案称被抢300万元。窃贼被抓获后却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近5000万元。
有媒体报道称，警方指出得以迅速破案的原因在于“疑犯均认为白培中这些钱是贪污受贿来的，不敢报案，所以才在得手后公然开着抢来的奥迪车，连车牌都不换，逍遥而去，根本没有隐藏”。
2011年12月，白培中被免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
而随着盗窃案的进一步调查，也牵出白培中违纪行为，经山西省纪委研究并报请批准，决定给予白培中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据官方所谓的查明结果，被抢财物中，除白培中本人及家属合法收入及其妻子两次开颅手术期间亲友援赠款项外，有84万余元财物涉及违纪。其中，白培中 在担任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接受公务活动中馈赠贵重物品价值14.79万元，未按规定上交组织；白培中妻子收受其属下礼金共计70万元。不 管白培中是否知情，都严重违反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构成违纪。
之后，被免职的白培中牵扯出了涉嫌包庇他的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后者的落马，又拉下山西焦煤国际贸易公司原董事长胡建伟、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原副总经理姚海平、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和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
而在金道铭其被调查后半年内，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省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4位省委常委，以及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原副省长任润厚共计6位省级领导，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相继被带走。
而今年3月31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称，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茂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杨茂林曾任山西焦煤集团公司董事、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山煤集团两任董事长均落马
2015年10月26日中午，山煤国际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10月25日上午，“集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会议由集团总经理苏清政主持。省国资委企业 领导人员管理处处长彭柏青宣读了省国资委党委的有关决定：因工作需要，免去郭海同志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由省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 刘峰同志临时主持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全面工作”。
有媒体报道称，郭海落马或由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团”）原董事长、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前厅长吴永平腐败案牵出。
在郭海之前，任山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杜建华也已落马。
有媒体报道称，杜建华因卷入山西女商人丁书苗腐败大案被查。而纵观丁书苗的发家史，亦涉足煤炭行业颇深。
同煤集团昔日董事长落马
2014年12月12日，据山西省纪委消息：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吴永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将其“双开”。
2015年8月7日，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中共山西省纪委对第十届山西省委委员、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吴永平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吴永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欺骗组织，长期非法持有假身份证，隐瞒不报个人重大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卖官鬻爵，官商勾结进行利益输送，收受贿赂。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继续收受贿赂，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中，受贿问题涉 嫌犯罪。
公开资料显示，吴永平在担任陕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之前，曾任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有媒体报道称。而吴永平案又很可能是张新明案的持续发酵，山西原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因煤炭发家，曾有“山西首富”之名。
晋能集团首任董事长落马
身为山西第二大煤炭企业，晋能集团除经营煤炭业务外，还涉足电力、房地产、清洁能源等领域。
刘建中为晋能集团首任董事长。之前，刘建中分别担任山西煤运集团董事长、山西国际电力集团董事长。两家企业同为山西省特大型煤炭及能源企业，最终合并重组为目前的晋能集团。
在早前媒体的报道中，刘建中被誉为山西煤销集团转型发展的领军者。
2014年9月，刘建中被山西省纪委带走调查。而就在刘建中被带走调查之前，晋能集团总经理曹耀峰已于20多天前被带走调查。
2015年5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发布消息称山西省纪委对山西省晋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曹耀丰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并将其双开。
2015年5月底，山西省纪委通报对刘建中的调查处理结果称，刘建中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购物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随后，刘建中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2015年10月20日，山西省太原市检察院决定，对刘建中以受贿罪向山西太原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太原市检察院指控，刘建中在担任山西煤运集团及 晋能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188.5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欧元及5万美元，共折合人民币 544.0651万元。
目前，刘建中案尚未宣判。
潞安集团原董事长官至副省长落马
早前有媒体报道称，有着博士头衔的任润厚被视为能源专家、“救火大队长”，享受国务院津贴。
《中国矿业报》2005年8月一篇有关任润厚的特稿称，当时山西煤干院曾是一个濒临绝境的单位。
时任山西省煤炭厅厅长的王纪仁将任润厚调到山西煤干院任院长。任润厚在山西煤干院进行了“百日革新”，山西煤干院立刻秩序井然。
两年之后，刚入不惑之年的任润厚再次赴企业任职。
从2000年6月起，任润厚调任山西潞安集团，任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半年之后，任润厚便开始了长达十年半的潞安矿业董事长生涯。
有着实业管理经验与理论研究基础的任润厚逐渐被视为能源专家，曾荣获中国上市公司“杰出企业家”、“全国最受关注企业家”、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2010年第6期的《中国煤炭工业》曾刊发有关任润厚的人物特稿，称其“立足煤、超越煤、延伸煤，全力打造煤、电、油、化、硅产业链”，“带领一个庞大国企实现了凤凰涅槃”。
2011年6月，他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分管煤炭等领域。
而在2013年3月，任润厚曾经的下属，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原副总经理刘仁生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山西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4年8月29日，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一个月后，57岁的他因癌症去世。
2015年4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并开除党籍。
经查，任润厚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贪污公款；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向他人行贿。其中，贪污、受贿、行贿问题涉嫌犯罪。
（上游新闻记者 张曼双）
个人信息泄露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频繁的推销电话与垃圾邮件让大多数人见怪不怪。不过，买卖孩子信息的行为你们见过吗？只需花32000元，就能买到济南市20多万条1-5岁的婴幼儿信息，顾客还可以选择买哪个区的。更可怕的是，除了孩子姓名、家长电话，这些关于孩子的信息甚至还能够精确到每个家庭的门牌号！
报价：80000条信息，最低价21000元
“请问您是胡静瑶的家长吗？”5日上午，市民刘女士再次接到了这种电话，半年多来，她已经记不清接到过多少次电话，问她是否是胡静瑶家长。“每次都是不同的培训机构或者什么单位打来的。”
让刘女士感到纳闷的是，她虽然有孩子，但并不叫胡静瑶。后来接到电话的这几次，刘女士都问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联系方式，得到的答案一般是各个培训机构之间有合作，互相交流信息。“我认为这些培训机构应该都是从一些途径买的信息，只不过登记在我电话号码下的信息是错误的而已。”
除此之外，刘女士还接到过一些短信，能够准确说出她和孩子的姓名。“有一段时间比较密集，几乎每天都有人给我发短信，说是孩子的提分班、什么名师讲课什么的。”
那么，抛开刘女士并非“胡静瑶”家长一事不谈，“胡静瑶”的信息是不是被买卖了？
5日，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竟真有人在网上公开表示自己手头有省城婴幼儿的信息，还在网上留了自己的QQ号。
记者便以要开游泳馆想要购买婴幼儿信息为由，加了卖家的QQ。
当记者表示想要购买济南市槐荫区和市中区1-5岁的婴幼儿信息时，对方表示济南市全市的1-5岁的婴幼儿信息手头上有20多万条，打包价32000元。如果只要这两个区的，总数大约有80000条，最低价21000元。
卖家：信息来自“疫苗方面”
那么，这名“信息贩子”掌握的信息是不是真的？
“电话号码都是哪里来的？准吗？”当记者这样问时，对方答道：“疫苗方面了，不能给你说具体，你知道这个违发（法）。”
在付款方式上，对方拒绝支付宝交易，只接受打款。面对记者要求见面交易，对方表示：“违发（法）的，不见面不电话。我是公务员，不会为了这点钱冒险，进去了我的人生就毁了。”并且问记者什么时候可以打款：“晚了我办公室人多。”
在记者表示价格能够接受，下午就可打款之后，对方发给记者一个表格截图，里面有七条信息，供记者测试其准确性。这些信息都来自槐荫区，里面有孩子的姓名、年龄、性别、父亲姓名以及父母联系电话。最可怕的是，这些孩子的家庭住址全部精确到户。
随后记者拨打了信息中孩子家长的联系方式，有两条是准确的。随后，记者对卖家表示信息不够准确。为了证明自己信息的准确性，对方又发给记者两组市中区和一组槐荫区孩子的信息，加上第一次发给记者的，总共有29条。
“都是各个办事处报上来的，各个办事处认真程度不一样。”对方表示。
记者按照29条孩子的信息一一给家长打电话，经核实，18条是准确的，还有一个孩子只是家庭住址信息有出入，准确率达到了60%以上。
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这位出售儿童信息的卖家不仅出售济南的信息。在网上有人发帖想购买南昌、长沙、扬州等地婴幼儿名单的时候，他均表示手头有信息。而且，他从2012年便开始回复这一类信息。
家长：三拨人打电话让领“疫苗补贴”
在记者拨打家长电话确认过程中，一名女童的家长崔先生仔细回忆了在哪里填写过孩子的准确信息。崔先生最终给了记者一个肯定的答案：“打疫苗的时候，肯定是那时填写的信息被泄露了。”
崔先生表示，记者拿到的名单中所登记的女儿的名字只用过几个月，“打疫苗时因为急着写名字，就临时写了那个名字，后来马上就改了，也没在别的地方登记过孩子的信息，所以只有打疫苗时用过这个名字。”
还有多位家长表示，曾接到过与打疫苗相关的诈骗电话。“一共有三拨人打过电话想要骗我，都说是打完疫苗之后让我去领取补贴。”一名信息被泄露的孩子家长尤先生说，一次是安徽的，一次是广东的，还有一次是济南的。
其他接到电话的家长也表示，只有在填写出生信息、打疫苗时填写过这么精确的信息。但经进一步了解，这些孩子的出生医院并不在一处，唯一有交集的地方，就是注射疫苗时登记过信息。
对此，张女士表示，关于自己的事情还比较了解，如果是关于孩子的诈骗，可能会让她的甄别能力降低。“一说孩子的事情，家长肯定都着急，如果孩子的这些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买去，说孩子出了什么危险，我肯定一下子就蒙了。”
此外，被出售信息当中列有详细的家庭住址，这也让张女士很担心：“如果能说出孩子的准确姓名，很容易让家长为其打开自己家的大门。”
“现在大人的个人信息被到处贩卖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没想到孩子的信息也丝毫没有安全可言。”尤先生表示，“对于这些官方机构，我们老百姓都是很信任的，可孩子的信息这样被出售，说明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
编者按/ 我国外贸已走过高速增长期，更为平稳的增长有待供给侧革新发力，更需要国际化的、顺畅的“道路规则”建设，比如纠纷解决机制、有保障的支付办法、司法合作规则……当然，相应的改变正在发生，刚刚过去的两会上，也有多个涉及外贸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而近几年来，外贸纠纷、诈骗一度在部分地区出现猛增，福建曾一度出现翻倍增长。专家也指出诈骗的手法趋于复杂化，但其背后“原理”“类型”并未有本质变化。我们拣选一起高增长期出现的诈骗案件，以期通过细节回顾，为多方带来思考、借鉴。价值两亿元的泰国大米，通过复杂的“贸易渠道”进入国企，但中间环节最终“卡壳”，并让多方陷入纠纷中。回望整件事，除了当时较为常见的走货、支付“路径设计”问题外，官员、国企则被指责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线调查
泰国大米贸易案牵出国企深粮集团
2015年末，62岁的许宝仪又一次站在深圳街头。许宝仪是泰国人，泰国名为巴拉·玛那探亚，是泰国正明有限公司（Chia Meng Co., Ltd.，下称“泰国正明公司”）董事长。泰国正明公司是泰国正明集团的下属公司，这是一个家族企业，经营大米业务逾70年，是泰国十大出口商之一，它还有一个下属公司，是挽赐正明火砻有限公司（Bangsue Chia Meng RiceMill Co., Ltd.，下称“挽赐公司”）。
泰国正明公司与挽赐公司正处于麻烦当中，声称在深圳遭遇贸易诈骗，被“诈骗”大米数量50000多吨。“按照当时的汇率，价值人民币2亿多元。”深圳警方自2010年立案侦查，至今未有结案，泰国公司在广东信访数年亦无果，泰国正明集团因此承受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不能不使许宝仪深感忧虑。
许宝仪所述“诈骗”案件发生于2006~2007年间，涉及泰国、中国香港及深圳三地，其中有两个关键当事人，一个是泰国籍男子陈壁明（泰国名：他纳·汤翁倩），另一个是法国籍男子杨基威（老挝名：乌告·陶堪），中国国企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粮集团）也在其中扮演着一定角色。
资料显示，有“东南亚粮仓”之称的泰国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大米进口国，21世纪以来，一直位居中国大米进口国的前三位，在2012年被越南、巴基斯坦超越前，更是中国大米进口的最主要来源国。但是，这其中不再有泰国正明公司的身影，自经历这番波折后，这家公司不再出口大米到中国内地。
两单大米生意
在出口大宗的大米到中国内地之前，泰国正明公司曾与陈壁明做过两单大米生意。
泰国正明公司与挽赐公司曾于2009年在香港发起对陈壁明的民事诉讼。据许宝仪向香港高等法院所作陈述，是在2005年11月，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陈壁明，他们在泰国暖它武里（Nonthaburi）陈的千亿实业有限公司（Jessy James Corporation Ltd.，下称“千亿公司”）办事处见面。陈告诉许，之前他曾出口另一家泰国公司的大米到中国，在深圳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销售渠道，他需要在2006年中国农历新年之前在中国推出一个新的大米品牌。许宝仪认为陈的建议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替我的公司打开新的业务渠道。”于是，经几次谈判，陈以香港千亿公司为买方与泰国正明公司先后签了两个订单，共计购买2725吨泰国大米，总价1435339.50美元。
根据陈壁明于2009年在香港高等法院所作陈述，他是中国血统，1955年生于泰国，在泰国长大，在台湾接受大学教育，后来曾到日本学习和到美国做生意，1995年回到泰国，做餐饮和高尔夫球练习场业务。2002年，他通过在泰国或中国香港的千亿公司出售橡胶和木材到中国。据许宝仪回忆，她曾见到过陈壁明持有的泰国籍护照和美国籍护照。
2005年12月，在这两个订单的大米交付发运前，陈壁明提出将买方由千亿公司变更为其所拥有的香港富欣贸易有限公司（Joy Rich Trading Co., Ltd.，下称香港富欣公司），原因是“这更方便从香港汇款来支付大米货款”，泰方同意，交易顺利完成，泰方也于随后收到了香港富欣公司以电汇汇来的全额货款。由于这个交易的成功，包括许宝仪在内的泰方高管“都觉得可以信任跟陈在一起做生意”。
许宝仪提到，由于这是第一次与陈壁明做生意，泰方曾要求陈对付款做出保证，陈曾提供千亿公司的支票作为担保。“当我们准备装运货物时，除了千亿公司的支票，并没有别的保证，为什么我们对陈有这么大的信任呢？”许宝仪说，“通常我们的公司跟香港、新加坡的中国客户或泰国供应商做生意，都是出于纯粹的信任，是‘中国传统式的商务’，其中涉及到很多万吨大米的口头议定，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电话。泰国正明集团通常是不会向其他定期客户要求任何付款的保证，如银行信用证或者其他担保，只因为陈是一位新的客户，所以才要求他提供了支票作为担保。”
在与陈壁明做成前述两单生意之前，泰国正明公司与中国内地的生意“做得很少，较多的是香港与新加坡，”所以很想开拓中国内地市场。2006年2月，陈壁明邀请泰国正明公司高管到深圳，目的是考察大米市场，许宝仪告诉本报记者，这是她第一次到中国内地。就在这次考察中，陈向许一行介绍了杨基威，声称杨是他的朋友和商业伙伴，也是他的销售经理，处理他在中国的大米业务。
根据杨基威在2016年1月6日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的讲述，他生于老挝，父母皆为华人，在上世纪70年代老挝政局动荡时到法国，入法国籍，曾在法国做电脑生意。2004年到深圳，先是在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做进口水果生意，2005年，因为一个机会，他拿到了一万吨大米的配额，这才开始与陈壁明一起做大米生意。杨基威告诉本报记者，正是在做大米生意期间，他认识了深粮集团的人。“深粮的董事长、总经理也都认识。”
据陈壁明在香港高等法院的陈述，他认识杨基威是因为杨是他朋友的弟弟。“再次与杨相遇是在深圳，当时他做水果生意，”陈、杨讨论了“做大米生意的可能性”，“最初的想法是以一家中国公司从泰国购买大米和在中国转售。”陈自述，正是听了杨的建议，他才在之后与泰国正明公司洽谈，完成了前述两宗大米生意。
每吨米2美元“中介费”
许宝仪回忆，2006年的一天，她在杨基威处获知，同年4月，陈壁明在深圳成立了深圳泰正明有限公司（下称深泰正明公司），方泽平、马振强为股东。“实际上，方与马是在为陈和杨持股，因为作为外国人，他们被中国法律阻止在一家中国公司直接持股，据我所知，陈是实际控制人和决策者，杨负责运营。”许宝仪回忆说。但是许的这一说法本报记者未能得到证实。而深圳的这家公司也以“正明”为名，据许宝仪回忆，事前并未向她告知，当时泰国正明集团的管理层还以为是陈壁明他们“希望与我们建立强大的业务伙伴关系”。
2006年7月，泰国正明集团希望能够出售约40000吨2004年至2005年份的陈米，许宝仪等高管与杨基威在深泰正明公司见了面，杨即向许介绍了时在深粮集团任经营部长的梅国辉，并在深泰正明公司与梅见了面。“梅先生说，他得到深粮集团的授权向海外供应商购买高至100000吨的大米，”许宝仪回忆。
梅国辉表示有意购买泰国正明公司的陈米。同月某天，许宝仪再次飞到深圳，在杨基威的陪同下到了深粮集团梅的办公室，梅看了大米样品后，同意购买3万吨陈米，杨基威要求付予深泰正明公司每吨2美元的“中介费”。
许宝仪回忆：“泰国正明集团早就知道深粮集团是中国值得信任的经营大米业务的大型国企，过去我们也曾卖过大米给深粮，数量不大，为了在中国得到一个更大和更持久的事业，我当时很高兴能有深泰正明公司来充当像这样大型交易的中间人。”
许宝仪一回到泰国，即叫人把一份《销售报价单》电邮给杨基威，让杨转交深粮集团签名盖章，很快，泰方收到发回的《销售报价单》，发现买方签名变成了杨基威，而不是梅国辉，所盖公章也来自深泰正明公司。
许宝仪回忆，之后不久，杨基威即在电话中向她解释，由深泰正明公司作为中间人先买后卖，对泰国正明公司和深粮集团做成这单生意来说都更方便、更有保证，这样做，深粮集团既可省去办理大米出口手续的许多麻烦，也可避免美元结算的汇率风险，深泰正明公司作为泰国正明公司的合作伙伴，这样做也将显著增加深泰正明公司的商业信誉，对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有利。
对于杨的这个解释，许宝仪没有怀疑，她与泰国正明公司及挽赐公司的董事局讨论这一情况，双方董事局均认为，因为这次交易涉及的是数量非常大的大米，深泰正明公司需要在中国落实买家，必须要与深粮集团签订背靠背合同，由深粮集团购买泰国正明集团卖给深泰正明公司的全部大米，因为这样可使“不付款的风险降到最低。”许据此电话告知杨，如果深泰正明公司不能与深粮集团签订背靠背合同，泰国正明集团将不发任何大米给他们的公司。2006年8月19日，泰方收到了深泰正明公司传来的与深粮集团签订的编号为G-0047的《粮油购销合同》，盖有深粮集团合同专用章，并由总经理陈锐明签字。对这一合同，泰方未作怀疑。
65553吨大米进入深圳
因为这宗生意涉及的大米数量非常大，在许宝仪的要求下，挽赐公司也加入进来，并把与深泰正明公司之间的合同具体修正为：泰国正明公司销售陈米19980吨，挽赐公司销售9980吨。自同年9月1日起陆续发货。在发运三批陈米之后，许宝仪回忆，陈壁明打来电话，要求将尚未发送的大米变更买方：茉莉香米买方由深泰正明公司变更为香港富欣公司，巴吞香米买方变更为香港萃桦公司，萃桦公司也是陈壁明的一家公司，变更的理由是从香港汇还米款比较方便。许宝仪又一次相信了陈。
许宝仪回忆，2006年8月下旬，深泰正明公司员工根据杨基威指示与泰国正明公司联系，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询问新的茉莉香米和巴吞香米价格，同年9月17日，许宝仪到深圳，见到杨基威，杨带她去深粮集团见梅国辉，在看了样品米后，梅表示深粮集团要购买7700吨茉莉香米和3300吨巴吞米，达成口头协议。同年9月18日，泰国正明公司与香港富欣公司签订了7700吨大米的销售合同，收货人为深泰正明公司，同日，挽赐公司与香港萃桦公司签订了3300吨大米的销售合同，收货人为深泰正明公司。同年9月30日，泰国正明公司收到了深泰正明公司传来的编号为G-0049号的与深粮集团签订的购买3300吨巴吞米的背靠背合同；同年10月9日，又收到了编号为G-0048的购买7700吨茉莉香米的背靠背合同。从同年10月开始，泰方陆续发送这批大米至深圳。
以同样的方式，2006年11月，许宝仪再次受邀到深圳，由杨基威带至深粮集团梅国辉处，“梅先生告诉我，深粮希望购买2006年份的新茉莉香米，最终商定购买10000吨”，仍是由深泰正明公司充当中间人，先买后卖。同年11月底，泰国正明公司又收到了深泰正明公司发来的两个背靠背合同，编号分别是：G-0070和G-0071。
与此同时，泰方履行交易合同的大米一批批发至深圳，据泰方统计，截至2007年2月发送最后一批大米，泰国正明集团共发大米65553吨。
泰国正明集团给深圳发货停止于2007年2月，因为发现陈壁明与杨基威并不能按时付款，令人生疑。
“他们付钱的期限长，而按照合同，发货的期限短，数量又很多，后来我们不发货了，他们才付了一小部分钱。”许宝仪告诉本报记者。
许宝仪回忆，泰国正明集团的信贷付款期限通常是交货后15天，而对于陈与杨，由于把他们看成生意伙伴，就给90天甚至120天付款期，即使这样，货款仍无着落，泰方管理层愈来愈紧张，几次电话陈、杨，要求付款，“并没有从他们身上收到任何明确的信息。”
变故：发现五份假合同
2006年12月，泰方向陈和杨发出“最后通牒”，告之如收不到到期货款，将终止销售合同的执行，停止装运未发大米。在此情况下，陈、杨才同意偿还部分欠款，并在2006年12月和2007年5月间，向泰国正明公司支付3765689.12美元，尚欠213336315美元，向挽赐公司支付494699.44美元，尚欠13195416.06美元。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07年8月，许宝仪一行到深圳去见杨基威，在深泰正明公司办公室，被告知杨在柬埔寨，“他们还告诉我们，深泰正明公司和泰国正明集团之间将没有合资或再合作的关系，要我们离开。”随后不久，许宝仪一行又到深粮集团，见到了董事长黄明，“黄先生要求看深泰正明公司和深粮之间签订的大米买卖合同，也就是编号为G-0047、G-0048、G-0049、G-0070和G-0071的背靠背合同，在审查了合同并在计算机数据库里检查后，黄先生告诉我们，深粮集团并没有与深泰正明公司签订及执行任何合同，他说，合同上的印章是假的，总经理陈锐明也说那些合同上的签名不是他的。”许宝仪这才意识到“上当了”。
2007年8月14日，许宝仪等向泰中友好协会反映情况并求助，当日，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拍兰氏两次致函深粮集团董事长黄明，建议深粮集团目前不应与深泰正明公司合作，并告之“现需知道有关贵集团与深泰正明公司半年来的正确交易及业务往来情况，因深泰正明公司的杨基威、陈壁明等人目前与泰国大米出口商将发生重大的国际案件”。
“在收到这些函件后，深粮集团没有理睬，”许宝仪回忆，“深粮集团也并没有中止与深泰正明公司的合作关系，照常进行大米交易，而且深粮集团也拒绝出具有关那五份合同是假合同的书面证明。”
正在泰国正明公司管理层深感忧虑之时，2007年8月16日，他们又突然收到深泰正明公司发来的律师函，律师函“郑重申明”：“由于该批大米变质且有可能导致腐烂，且深泰正明公司难以承担由此产生的巨额费用，请贵司在30天内给予处理或取回货物。”同年8月31日，泰方派出的全权代表与深泰正明公司代表在深圳举行大米贸易问题谈判，许宝仪回忆，深泰正明公司仅派出一名律师出席，“会谈一开始，它的律师就背离双方议定议题，而是提出泰中友好协会向其合作伙伴发出了诋毁深泰正明公司的信函问题，要求我们解释清楚，消除影响。”谈判不欢而散。
在泰国正明集团仍在追索大米货款的情况下，2008年6月，深泰正明公司被陈壁明注销。
2015年12月21日，本报记者在深粮集团风险控制部门负责人罗先生处得知，原经营部长梅国辉早已辞职，“是在2009年或2010年辞的，之后就跟这边没联系了，”而辞职的原因，据介绍，是因为梅“造成很多应收账款，管控出了问题，调离岗位，之后没多久就辞职”，而当时被调离岗位，“跟泰国正明集团的案件没有关系。”泰方亦不能联系到梅国辉。一种说法是，梅已移民国外，但未得证实。本报记者曾尝试联系梅，亦未能成功。
深粮集团的角色
关于泰国正明集团与陈壁明、杨基威之间的大米交易，据统计，共56605吨大米货款未获支付，按照当年汇率，价值逾2亿元，许宝仪声称是遭遇诈骗，大米被非法侵占，深粮集团在这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许宝仪认为，“一，几宗生意都是在深粮集团梅国辉的办公室谈成的，之所以做这个生意，是因为信任深粮集团，如果没有梅出面，不可能做这个生意；二，尽管当初深粮集团不承认跟深泰正明公司做生意，后来知道，深粮集团买了它的绝大部分大米，在知道他们进行诈骗的情况下还与他们做生意，等于销赃。”
本报记者了解到，泰国正明集团知悉深粮集团与深泰正明公司之间的生意往来详情，是在泰国警方介入之后，2012年，泰国警方就陈壁明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致函中国司法部，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同年8月27日，中国司法部司法协助与外事司刑事司法协助处致函泰国检察总长，进行了答复。关于深泰正明公司的情况，复函介绍：其法人为方泽萍（出资人民币95万元）、监事陈干锦（出资人民币5万元），公司股东为方泽萍、陈干锦，2006年8月陈干锦将5%的公司股份转让给马振强，2007年7月，方泽萍、马振强将公司所有股份转让给香港的千亿实业有限公司，随后，公司更名为泰正明（深圳）贸易有限公司，法人TANATANGWONGCHAI（记者注：此为陈壁明英文名）。复函答复说，来函提供的销售合同号码：基（G）0047、0048、0049、0070、0071均属虚假合同，合同的公章和陈锐明的签名均系伪造。
在这份答复材料中，还附带了深粮集团提供给深圳警方的情况报告，详细介绍了深粮集团与深泰正明公司业务往来情况，据介绍，深粮集团与深泰正明公司的业务全部发生在2006年8月至2007年12月期间，有三类：储备业务、采购业务及销售业务，其中以采购业务为主。储备业务只发生一宗，为此，2006年8月9日深粮集团曾与深泰正明公司签订编号为G-0047合同。2006年11月至2007年10月期间，深粮集团曾与深圳泰正明公司签订十二份采购合同，编号分别为：G-0070、G-0084、G-0085、G07020（补充协议为G07020A）、G07029、G07035、G07036、G07048、G07052、G07054、G07066（补充协议为G07066A）、G07067，12份合同约定采购货物数量合计为43620.4吨，实际履行情况为：深泰正明公司实际交货数量42709吨，金额12326.11万元，深粮集团已付清该采购货款。
该报告也提到，深粮集团未与深泰正明公司签订涉及刑事案的“G-0047、G-0048、G-0049、G-0070、G-0071”五份合同，在这五个合同编号中，深粮集团与深泰正明公司使用过G-0047和G-0070两个编号签订过合同，但版本不同，如G-0047号合同的不同点有：货物数量、单价和总价均不同；真实签订的G-0047合同为2页，涉刑事案的G-0047合同只有1页；真实签订的G-0047合同有第九条及第十条关于“货物轮出”（即粮食储备）的特别约定，而涉刑事案的G-0047合同没有该内容。
根据获悉的上述情况，泰国正明公司认为，“深粮集团是这一合同诈骗案的最大得利者，”因为“通过计算，深粮集团从深泰正明公司购入的42709吨大米的价格，约2880元/吨，这明显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
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深粮集团风险控制部门负责人罗先生则对集团卷入这宗跨国案件叫苦不迭，“已经有10年了，还老缠着我们，如果我们违法，你就起诉，如果我们做了诈骗，你就报案！”他向本报记者介绍，贸易分外贸与内贸两种，深粮集团与深泰正明公司之间所做生意是纯粹的内贸，而深粮集团在购进这些米时，查过其海关、商检等手续，都是齐全的，“没有质量问题，也没有走私这类问题”，因此也就“视为合法的”。
关于“陈米”问题，这位罗姓负责人特别提到，从深泰正明公司购进的米，“和社会上的米基本差不多，就是稍微旧一点”，“国产的米，放的时间比较短，因为含的水分比较高，超过15%了；如果是泰国的米，长于热带地区，水分容易蒸发，进来后，水分基本都在14%以下，这样保管的时间就可以延长很多。”他告诉本报记者，对于储备粮的购进，国家对水分定有标准，“这批米，我们也检测过，水分合格，商检报告合格，就买了。”
在这位罗姓负责人看来，“泰国正明公司应该首先证明上游的关系是诈骗，然后再说后面的问题，”深粮集团“没有跟泰国公司签过一份合同”，不应该“跑过来缠着我们，我们还要做生意呢，”而公安部门也已来深粮集团调查过多次，“主要看有没有对价支付。”
泰国、香港、深圳三地的司法介入
2007年，在与陈壁明、杨基威“决裂”后，泰国正明公司找深粮集团无果，便在泰国报案，泰国警方发出通缉令，陈壁明在泰国被抓，许宝仪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因为没有深粮集团出具的那五份合同造假的证明，泰国检方无法起诉，陈重获自由。”直到2012年泰国警方致函中国司法部寻求司法协助，拿到有关证明，陈于2014年再次被抓，后交500万泰铢取保，等法院再次开庭审理，陈已弃保消失，至今下落不明。本报记者亦未能联系到陈壁明。
同样因为缺乏这份证明文件，2009年，泰国正明公司及挽赐公司在香港以民事纠纷将陈壁明及香港萃桦公司、千亿公司、富欣公司及深泰正明公司起诉至香港高等法院，此案几经开庭，2012年11月判决被告将共2500多万美元货款偿还原告。
2010年4月9日，许宝仪到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支队报案，警方立案。本报记者获知，深圳警方曾两次向深圳市检察院报送批捕杨基威、方泽萍等人材料，均未获批。2016年1月4日，深圳市检察院有关部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2010年、2011年，深圳市公安局两次向检察院报捕，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均出具不予逮捕的决定，并同时给公安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要求公安机关朝哪些方向去查，指导公安机关进行相应侦查，”但是自2011年来，“公安机关没有再报过来。”
本报记者曾在2016年1月6日、18日两次电话采访杨基威，杨基威说，他在2010年曾“被关了37天，”后取保候审，现仍在深圳，在做红酒生意。针对指控，杨表示，“中国有中国的法律，如果真像他们所讲的，我还会在外面吗？还会有自由吗？”杨自辩，在深泰正明公司，他并不是操控者，只是“帮他们跑合同的。”而“这个事情，主要是泰国方面跟香港方面的问题，经侦也查了，客户把钱打给深泰正明公司了，深泰正明公司拿到钱了，”一部分用于做开支、进设备等，“大部分的钱汇到了香港，香港不汇到泰国，这跟中国内地无关。”而对于那五份被认为是假造的背靠背合同，杨同样否认与自己有关：“鬼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于此案迟迟不见结果，泰国正明公司曾以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案人员“不作为”向深圳市检察院提出控告，2015年12月30日，泰国正明公司收到检察院出具的“信访答复函”：“没有发现控告人所称的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办案人员存在‘消极不作为，本案侦办工作实际被搁置’等情况。”答复函还说，深圳市检察院发函要求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说明本案侦查情况，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做了答复，主要内容有：
经侦支队已按照“不予批准逮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逐一进行补充侦查；由于深泰正明公司财务账册至今下落不明，无法进行司法审计；犯罪嫌疑人陈壁明仍在逃，相关证人的证言不一，又无其他证据材料予以佐证，主要事实仍无法查清；部分公司涉及香港公司，市公安局发函要求香港警方配合追查，但香港警方至今未复函；2015年，深圳市公安局向广东省公安厅请示境外协助调查，省公安厅上报公安部，正等待批复。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报捕材料两次被深圳市检察院退侦后，泰国正明公司的代表曾于2013与2014年几次面见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案警察，就办案情况进行沟通，据泰国正明公司代表林心祥介绍，在2014年2月的一次沟通中，警方曾解释了“证据不足”的问题：一是香港的富欣等公司和深圳的泰正明公司，与泰国正明公司关系，是否为合作与共同掌控的关系问题；二是因为正明公司所发大米存在质量问题，这点有许多专业人士的证言，这才造成拒付货款问题。2015年12月29日，本报记者曾向深圳市公安局发出采访函，2016年1月6日，获得答复：办案单位不接受采访。
许宝仪则会时时感到懊悔。“我太爱做生意了，”她告诉本报记者，“当时想着新加坡与香港的生意都做成功了，中国内地还没有做到，遇到一个会讲泰国话的来帮我开拓中国市场，所以才容易被骗。”许宝仪说，现在泰国正明公司因为此事每年要还银行利息达6000万铢，“所以这些年做的生意，仅能维持还利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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