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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1 21:34:02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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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如何实现干部能上又能下

  作者 徐辉

  北京市日前下发《北京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提出进一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及时将那些锐意改革的干部大胆使用起来,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明确违纪违法免职等七种“下”的渠道。

  自去年7月中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以来,31个省区市均采取问责追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方式,调整了大量干部。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至少12个省市出台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这是风向、是标准,更是铁律。

  1 干部不是不能下,而是难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能上能下,本来应该是干部人事工作中的常态,然而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干部能上不能下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2008年至2012年,中组部曾连续五年委托国家统计局独立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干部能上不能下,老实人吃亏,一把手权力过大”等。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表示,当前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领导干部下不来、不愿意下,下的渠道不畅,机制不健全。

  梳理媒体报道,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以前,除了因违纪违法、年龄、任期届满、身体状况等问题不得不下以及主动辞职之外,其他因素的“下”鲜有耳闻。但即便是这样的“不得不下”,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也会变形走样。

  一些干部退而不休,实质是恋钱恋权,美其名曰“扶上马、送一程”;个别违纪领导干部暂时被免职,待遇不变,待汹涌舆论平静后,悄悄易地任职,有的甚至还被提拔重用……

  “下”的渠道少、代谢慢,让本应上下畅通的“双向道”变成日益堵塞的“单行道”,在干部队伍中严重损害公平,打击士气。

  一位基层干部表示,单位里面的领导职数和非领导职数相对固定,空出来一个,才能补一个。没有空缺,大家一起熬年头。等有空缺时,只能按资排辈。

  干部只上不下、职级不降的做法,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思进取,饱食终日的“南郭先生”有了生存土壤,负面影响不容小视。

  安徽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沈小平认为,好干部不能上,存在问题的干部不能下,就无法保证干部队伍充满生机活力。干部队伍中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庸懒散浮拖等,莫不与此有关。

  2 能上不能下的固有观念亟须打破

  思想观念是影响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受“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的陈旧观念影响,不少干部存在着“下了就是犯错误”的惯性思维,使得干部不愿“下”、不能“下”。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索耀乐表示,从个人成长进步的角度讲,干部多以职位的升迁衡量事业的成功程度,认为被调整下来是件不光彩的事;从组织选人用人的角度讲,总认为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除非所犯的错误严重,一般不会调下去,对推动干部能下难以下大决心。

  此外,社会舆论对于干部“上”、“下”的认知偏差,也对一些想“下”、想“出”的干部造成压力。

  一位辞职的基层干部曾坦言,作为单位一定层级的干部,辞职面临很大压力。不光单位领导不希望自己走,更重要的是难过家人这关。“我们是从乡下考出来的,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很不容易。我酝酿了很久,才敢鼓起勇气跟父亲说。”

  然而,辞去公职并非大家想象的无其他路可走。去年9月,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投身民企,成功转型成企业高管。他很坦然地对记者表示,他辞去公职进入企业任职,是一种“理性回归”,更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畅通干部“上”和“下”的通道,陈旧的思想桎梏、观念束缚必须打破。

  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突破“不到年龄不能下,不犯错误下不了”的传统思维,树立“无功便是过,平庸便是错”的为政观念。另一方面要广泛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熟悉了解干部能上能下的有关情况,为干部能上能下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消除人们对“上”与“下”的误解和偏见。

  其实,在群众眼里,干部没有职务的高低,只有为民办事的多少。每天能多为群众办一件事,多为一个群众解决困难,都是干部的进步,那些心里没有群众的干部,即便“上”得再快,也只能是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对于一些因为专长、性格、年龄、身体等因素与现有岗位不相适应,攒不上劲,发不了力的干部,不如主动申请或调整到更适合的地方和岗位上去发光发热。为工作而下,为事业而退,下得其所,退得光荣。

  3 用人改革逐步推进

  今年1月,中央纪委通报了受到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10名中管干部,其中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礼祖更是连降7级,成为科员。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遭遇级别“跳水”的中管干部已达15人,其中7人被开除党籍。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看来,“断崖式”降级处分是中央在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上的一种新的制度探索。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党中央的步伐始终未曾停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时隔一年,2014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再次提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建设,并要求“大力推进”。

  去年7月,中央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更是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规范,明确了“下”的标准,规范了“下”的方式,疏通了“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预示着那些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干部,即便没有严重违纪或者违法,也一样可以降级降等,调离职务。

  在中央的压力传导下,一些地方先行的试点同样引人关注。

  浙江省瑞安市实施科级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工作机制,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依据。截至目前,已有70多名科级干部主动退出领导岗位,92名优秀干部转任或提任到重要领导岗位,初步打通了能上能下规范化通道。

  在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努力下,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把“做官”作为最大目标的观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今年2月,湖南省保靖县一位纪检组长因年龄偏大,主动到县委组织部递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让贤。同事们在替他惋惜的时候,纷纷向他表达了敬意。

  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对于不求上进的干部,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开出了“药方”,庸政懒政怠政必须继续坚决加以整治。国务院将继续开展大督查,该处理的处理,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

  可以预见,随着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改革的逐步推进,能上能下必将成为新常态。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我每个月至少赚1万元人民币。”北京专车司机牛云峰边开车边与记者随口聊天:“每天早上九点出车,晚上八九点回家,一天能净赚500块,最关键的是这份工作很自由。”
  
  牛云峰此前在北京一家渣土场工作,每个月基本工资5000元,最好的月份也不过万元。
  
  当下,中国网约车的司机数量越来越多。以中国网约车行业中占重要一席的滴滴打车平台为例,去年9月滴滴网约车日均订单150万次时,旗下有超过40万辆网约车;现今,滴滴网约车日均订单已超过700万次,专职“司机”人数也成倍增加。
  
  根据去年8月优步在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成都和武汉六城市开展的专车司机调查,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司机占比在六成,85%的司机拥有本职工作,15%左右是专职司机。另有媒体初步估算,如今中国每个一二线城市起码有10万到20万名专职专车司机,相当于解决了数百万人的就业。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网约车司机这一逐步形成的庞大群体已然对职业前景感到担忧。北京一快车司机王旭江告诉记者,随着平台给快车补贴的缩减,相对平价的快车会“越来越不赚钱”。
  
  除了担心平台补贴减少,即将到来的“合法化”也让不少网约车司机极为关注。去年10月,中国政府出台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相当于承认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对此,有专车和快车司机们担忧,合法化随之而来的是要付出与传统出租车一样的运营成本,并受到与传统出租车一样的管理约束,到那时他们获利将大大缩减。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网约车这种新业态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问题逐步凸显,决策者对其认识也已经比较充分,“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对不合理的加以规范和解决”。
  
  中国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告诉中新社记者,针对近期网约车暴露出来的问题,应加强对网约车驾驶员背景的审查及车辆状况的审查,“这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比如委托公安机关调查信用记录,仅仅靠网约车平台是做不到的。”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会长王丽梅表示,目前政府关于网约车的讨论已经非常充分,应该加快规范的出台,使得网约车能够在法治的市场环境中运行,让消费者感到安全,从而让市场能够持续运行。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官方曾对网约车管理政策做出表态,将按照差异化的经营原则,有序发展网约车,包括: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网约车经营者、驾驶员和车辆实行许可管理;规范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建立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由此可见,中国网约车“合法化”和“规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自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将覆盖所有行业的所有业态,营业税仅存的“阵地”——金融保险业、建筑安装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改征增值税,从此营业税成为历史。四大行业营改增不但对行业本身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这些行业体量巨大的经济增加值纳入到增值税抵扣链条当中,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本文以餐饮行业为例分析其增值税处理的注意事项。
  
  营改增推行到全部行业之后,增值税抵扣范围增大,对增值税抵扣凭证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对于四大行业来说,流转税处理事项,特别是涉及增值税抵扣凭证的处理事项,会比征收营业税时复杂得多,而且不同行业,涉税风险点也不尽相同。
  
  增值税税率为6%税负有何影响
  
  餐饮业是纳入本次营改增范围的生活服务业之一,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附:《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规定,餐饮服务指通过同时提供饮食和饮食场所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饮食消费服务的业务活动。
  
  在营改增完成前,属于营业税应税服务,税率为5%。
  
  餐饮业通过加工食材向顾客提供餐饮成品,这一业态与咨询、中介等服务业相比,其特点在于直接材料支出是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例如,食材、饮料等。从加工原始材料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角度看,餐饮业与其他主要借助人力资源完成的服务业不同,反而与制造业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营业税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因此餐饮业纳税人在营改增之前存在较大的重复纳税,即购入直接材料时实际负担了材料的增值税,提供服务时又要以包含材料增值税的营业额为计税依据缴纳营业税。营改增后,餐饮业纳税人可以通过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而消除重复纳税问题。餐饮业增值税税率6%,其税负将显着降低。
  
  如:某餐饮连锁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每月营业额为200万元,营改增之前的每月应缴营业税为:200×5%=10(万元);营改增后,每月增值税销项税额为:200÷(1+6%)×6%=11.32(万元)。看上去比“营改增”之前缴纳的税款多,但假如餐饮企业每月购买适用13%税率的面粉、油、自来水等原材料20万元,购买适用17%税率的酒水、饮料等原材料和燃料10万元,且都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则餐饮企业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扣除购买原材料、燃料负担的进项税额20÷(1+13%)×13%+10÷(1+17%)×17%=3.75(万元),实际只需要缴纳的增值税=11.32-3.75=7.57(万元)。
  
  增值税事项管理中应注意什么?
  
  采购初级农产品时注意进货渠道
  
  餐饮企业采购的直接材料如果是初级农产品,则来源渠道不同,可以计算抵扣的进项税额也不同。这是因为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中初级农产品范围的,如果是销售自产产品可以免税,而购买方可以按照发票价款的13%计算进项项税额;如果不是自产产品,购买方需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进项税额,二者略有区别。例如,如果上例中的餐饮企业既可以从农场购买其自产的面粉,也可以从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质的商贸企业购买,价格都是10万元,则向前者购买面粉可以根据前者开具的普通发票注明的价款计算进项税额,10×13%=1.3(万元),向后者购买面粉可以根据后者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进项税额,10÷(1+13%)×13%=1.15(万元),比向前者购买少抵扣了约12%。所以,纳税人购进原材料时不能只比较价格,还要考虑到进项税额的影响。
  
  加工程度不同,税率不同,抵扣的进项税额也不同
  
  如果原材料加工程度较高,已经不符合财税字﹝1995﹞52号文件所规定的初级农产品范围,则适用税率为17%而不是13%,餐饮企业购买相应产品可以相应抵扣进项税额。例如,上例中的餐饮企业既可以花10万元购买生牛肉自己加工,也可以花15万元购买已经加工好的熟牛肉,假设购买生牛肉自己加工还需花费4万元,表面上看来购买生牛肉可以节省1万元。但是前者的进项税额为:10÷(1+13%)×13%=1.15(万元),后者的进项税额则为:15÷(1+17%)×17%=2.18(万元),比前者高1.03万元,超过了节省的成本。因此,纳税人决定采购初级农产品还是加工程度高的产品时,要把不同产品税率差异的因素考虑进去。
  
  如何区分现场消费与外卖商品
  
  根据目前法规规定,餐饮服务是一种现场服务,如果是外卖或者购买者直接打包带走,则餐饮企业并未提供饮食场所,不符合餐饮服务的定义,相当于餐饮企业加工并销售食品,属于货物销售范围。两者的税收待遇有天壤之别:餐饮服务的增值税税率6%,而现行的销售货物增值税税率为17%,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附件中《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由于餐饮服务毛利率一般比较高,如果未分别核算销售额导致适用17%的税率,企业将不堪重负。承前例,假如餐饮企业既提供餐饮服务也提供外卖,但是没有分别核算销售额,则统一按销售货物适用17%税率计税,应缴增值税为:100÷(1+17%)×17%-[20÷(1+13%)×13%+10÷(1+17%)×17%]=10.78(万元),实际税负比营改增之间还要高出1倍。因此餐饮业纳税人如果有兼营行为,一定要注意分别核算。

  原标题:美称中国反介入火力链覆盖关岛 威慑美军航母

  [环球军事报道]据香港《东方日报》网站3月17日报道,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日前发表了名为《红色警戒》的报告称,北京发展的反舰导弹与不同平台相结合,可形成超过600海里、远至关岛的反介入能力,美军航母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

  该报告重点评估中国反介入系统,以三个距离来区分:短程系统如S300和红旗9防空导弹、鹰击83反舰巡航导弹等能达台湾;中程系统如潜艇、歼10和轰炸机及较大水面舰船投射的反舰巡航导弹。上述系统可在整个东海和南海使用,甚至北至日本、南到菲律宾。

  报道称,远程系统则包括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和东风26等反舰弹道导弹,还有空射鹰击12导弹等。这些系统可延伸到第二岛链,包括关岛等地。分析得出结论是,美国航母将无法在未来的冲突中“安然无恙”。

  原标题:教育部:职业教育生源下降主因是人口下降

  新京报快讯(记者信娜)今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职业教育生源下降主要因为人口数量下降。中职高中、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也在下降。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待职业教育生源下降?葛道凯回应,职业教育生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下降,除中等职业教育,中职高中、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也在下降。

  如何解决?葛道凯认为,学校应拓展功能,承担其他教育任务。他表示,学历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任务,目前,其他教育任务快速增长,如老年教育等,中职院校和高职院校也可承担社会教育的功能。

红网道县站4月6日讯(通讯员 蒋晓国 熊昌勇 郭学远 谭诚)为进一步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提高人民群众的爱鸟护鸟意识,4月5日,道县林业局在县城敦颐广场组织开展了第35个“爱鸟周”活动,广场上,身着“爱鸟志愿者”披带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发放资料,广播播放着爱鸟护鸟知识。
  
  2016年“爱鸟周”活动的主题是“依法保护鸟类,建设美丽道县”。在活动现场,摆放了“爱鸟周由来”“道县重点保护鸟类”等宣传展板6块,发放《爱鸟护鸟倡议书》《道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等宣传资料1万余份。
  
  据道县林业局森保站负责人介绍,道县“爱鸟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期间,将在县广播电视台连续播出爱鸟护鸟公益广告,利用移动ABD通讯平台向全县人民发出“关注候鸟保护、守护绿色家园”等短信,并在县城各个主要路口悬挂宣传横幅30余幅。按照活动议程安排,还将在道县三小和白马渡、祥霖铺集市等地继续开展宣传活动,全面宣传爱鸟护鸟知识,提升社会生态环保意识。

  法制晚报讯(记者 唐李晗 编辑 吴洁)法晚(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纪检监察网获悉,市公安局派驻出入境管理总队纪委书记张明华,先后查办了多起民警违纪案件,其中包括查办陕西“房姐”案内鬼、造谣“李某某”母亲买通民警案等大案。

  从警26年,在纪检监察岗位工作了近10年,张明华结合违纪民警这一特殊工作对象的身份特征,独创了“平淡工作法”,通过化解违纪民警的对抗心理,查办一批大案。

  2013年1月17日,陕西省神木县银行副行长龚某某在北京等地拥有几十套房子的帖子在互联网上迅速热传,引发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因为她拥有多重户口和住房,被网民们戏称为“房姐”。这条信息引起了市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纪委迅速展开工作,张明华挑起了这个重担。

  在调查初期,涉案民警的侥幸和抗拒心理十分明显。在与涉案民警谈话时,张明华以情感激励,把控谈话节奏,最终突破困局,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20多天,案情终于查明,相关责任人被严肃处理。

  此后,公安部通报,为陕西“房姐”违法办理户口的7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其中包括张民华查出来的这位民警。

  2014年,备受关注的“李某某等五人涉嫌强奸案”发生后,网络上传播着一条帖子,称李某某母亲买通海淀看守所民警,对李某某进行照顾,并通过民警传递案件双方查证进展情况,干扰司法公正。

  张明华拖着半月板撕裂的伤腿北上哈尔滨,找到发帖当事人取证,认真核实。最终,对方主动澄清了事实,公开承认了错误,并向北京警方诚恳致歉。

  2013年12月,市公安局在海淀区某大厦端掉了一个卖淫窝点,现场抓获了60余名涉案人员,批准逮捕16名犯罪嫌疑人,行政拘留40余人。但是,在这起典型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个别民警通风报信的重大违纪问题。

  案件破获不久,张明华先后向多名办案民警了解案件侦破情况,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随后,又开展了外围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讯问在押犯罪嫌疑人、走访谈话等细致的摸排工作,最终查明涉案民警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犯罪事实。

  近3年来,张明华先后查办涉及民警违纪的各类案件35起,82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理。

  湖南教育新闻网讯(通讯员 屈泽清)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片希望。3月31日,在得知吴家峪社区居民周耀庆及其妻子覃桂香因为癌症急需社会帮助的情况后,武陵源区教育局机关党员纷纷来到吴家峪社区参加了由社区举办的“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片希望”爱心捐款活动,为这个家庭献上爱心捐款2000元。
  
  “尽自己的一份心意,也祝愿他们早日康复。”笔者注意到,全区数十家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纷纷来到现场,为患病家庭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意。患者妻子本人也来到现场,对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热心帮助表示深深地感谢。几年前,周耀庆的妻子覃桂香被确诊为乳腺癌,家里早已被巨大的医疗费用拖得筋疲力尽,债务累累。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年3月初,自己又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机关党员走进社区送爱心、送温暖,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不仅增进了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党员形象!”党组书记、局长肖忠义要求,党员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把关心群众转化成一股社会正能量,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
  
  武陵源区教育局机关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18人,党员人数占全局工作人员的50%。多年来,在局党组的关心指导下,教育局机关党支部着眼“组织健全、制度完善、阵地规范、活动有序”的目标,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等,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有序开展阵地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机关党建走在前头和富有教育特色的“师德师风建设”等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深入推进基层党建,收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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