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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冀文林被判12年周永康“秘书帮”2人已获刑

　　3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冀文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冀文林曾担任过周永康的专职秘书，是周永康“秘书帮”的重要成员，也是继郭永祥获刑之后，“秘书帮”第二位宣判获刑的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周永康落马前后，其不同阶段的6名秘书中5名已落马1人“失联”。

　　周永康曾经的秘书、副省级高官冀文林获刑12年

冀文林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下半年至2013年1月，冀文林在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秘书，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秘书，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秘书，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申请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获得工业扶持资金、工作调动等事宜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或索取上述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046万余元。

　　早前有媒体报道称，因家贫报考武汉地质学院物探系勘查地球物理专业的冀文林，曾担任过原地矿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1998年8月开始追随周永康，一直到2007年才离开周永康，并于次年任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

　　两年之后，中组部从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选派66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实职，冀文林成为其中之一，他来到海南省，先后担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并于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2月14日，冀文林最后一次以副省长身份出席了公开活动之后，就消失于公众视野。

　　2014年2月18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时任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7月2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曾经的“大秘书”和“小秘书”均已获刑

郭永祥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冀文林是继郭永祥后，周永康“秘书帮”里第二位获刑的成员。

　　此前冀文林担任的是周永康的专职秘书，也就是俗称的“小秘书”，而郭永祥也曾担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此时周永康为部长，故被人称为周永康的“大秘书”。

　　据公开资料显示，郭永祥在“秘书六人帮”之中年纪最大，同时也最得周永康器重，他还曾为同为鲁西北人、胜利油田出身的蒋洁敏牵线周永康。

　　郭永祥于1972年-1998年期间，在胜利油田和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26年工作经历。

　　1998年7月，郭永祥任职国土资源厅办公厅主任，开始担任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周永康的秘书。2000年1月，他追随周永康来到四川，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

　　2002年底，周永康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公安部部长等职，而郭永祥则留在四川，后升任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

　　2013年6月22日，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4月9日，郭永祥被“双开”，并对其立案检查。

　　通报中显示，郭永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子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

　　2015年10月13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郭永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周永康“第一任秘书”与其继任者的命运

李华林

　　李华林是“秘书帮”中资格最老的一位，他在1988年便开始担任时任中石油副总经理的周永康的专职秘书。此后长达25年的时间内，李华林一直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工作。

　　1992年3月，李华林离开周永康“单飞”后，出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休斯顿办事处副主任。

　　此后，一路官运亨通。

　　2013年7月29日，中石油官方网站公告，任命李华林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而这位刚刚上任的集团副总经理，职务任期尚未满月就落马了。

　　2013年8月27日，国资委纪委监察局宣布，李华林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上游新闻记者发现，至今并未有关于李华林的最新消息。

　　李华林1992年离开周永康后，接替李华林的正是他的同年级校友沈定成，其职位是中石油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97年，周永康调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沈定成继续留在石油系统，被安排到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裁。2002年，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成立，与中联油按照“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运营，沈定成担任中油国际副总裁。2007年提升为党委书记，成为了中石油体系内正厅级领导。

　　2014年2月，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已经处于“失去联系”状态。

　　“最后秘书”和警卫秘书的殊途同归

余刚

　　被称为“周永康最后一任秘书”的余刚，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就读于法学本科专业。1991年7月，人大毕业后，他进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任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分工，秘书三局主要负责办理教科文卫、政法民政等社会事业的文电、会务、督查，以及联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

　　2000年前后，余刚和冀文林一同担任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处级秘书。

　　2001年至2002年期间，余刚在广东省鹤山市挂职副市长。2002年，结束挂职的余刚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周永康的秘书，直至10年之后的2012年11月周永康退休。

　　公开报道显示，任职于国务院法制局的余刚曾在1993年第2期《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文章中，农家子弟出身的余刚称面对九十年代初的“下海潮”也有过困惑。看到报章上《教授卖馅饼》这样火爆标题，会“眼花了乱”、“心惊肉跳”；同学旧交见了面，劈头就是一句“你现在在哪儿发财”或“你怎么还没下海”，会“汗颜项背，自感惭愧”；听听那则“著名”的家训新传——在沿海某地区，有母亲这样“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当干部；教育女儿则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只能嫁个干部，会“无地自容”。

　　但余刚真正被公众知晓，却是以受贿、与他人通奸等负面形象。

　　2014年7月2日，中纪委官网通报称，日前中纪委对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余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同日被公布的还有周永康的警卫秘书谈红。

　　中纪委官网通报称，中央纪委对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谈红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谈红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上游新闻记者张曼双）

　　原标题：涉事楼盘开发商面临最高百万元罚单

　　跟踪报道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查处涉事利川楼盘重庆代销处

　　湖北省利川市一处楼盘因促销广告涉嫌诋毁重庆形象一事，经重庆晚报报道后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昨天该事件又有了最新进展，江北工商部门对该楼盘重庆代销处进行了查处。如果经查涉及问题属实，根据新《广告法》，这家楼盘的开发商有可能面临最高100万元的巨额罚单。

　　“沦陷”的还有武汉

　　前天上午，一则关于湖北利川某楼盘在渝发放的促销广告，因打出“重庆沦陷，利川坚守”、“重庆PM2.5 250”等敏感口号，而引来重庆市民的强烈不满，指其有诋毁重庆形象之嫌。此事经重庆晚报报道后，迅速引起工商部门的重视。昨天上午10时许，江北工商分局工作人员来到观音桥朗晴广场，对该楼盘重庆代销处进行了查处。

　　该局广告科科长赵法介绍，进入现场后他们发现，该代销处已将昨天涉事的广告宣传单进行了回收处理并丢弃。不过，工伤人员在对其办公电脑检查时发现了这组广告的模板。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打出“重庆沦陷”口号的广告，竟还有个湖北“武汉”版本，内容跟重庆版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把重庆变成了武汉，二者均由武汉一家广告公司设计。据开发商昨晚向重庆晚报记者证实，该“武汉”版本的广告还没来得及在当地投放，这件事发生后武汉当地的投放计划也已暂停。

　　开发商老总亲自来渝

　　赵法告诉重庆晚报记者说，昨天他们已通知了该广告的广告主，既利川楼盘的开发商。目前初步发现，该广告可能涉及虚假宣传和恶意贬低竞争者等不当之处。后如经查实确实存在上述问题，根据新《广告法》，开发商将面临20万-100万元的处罚。同时广告经营者（设计公司和印刷厂）以及广告发布者也均可能面临相关处罚。昨日，工商部门还联系了印刷这则广告的江北华新街某印刷厂，进行调查取证。

　　据悉，该楼盘在重庆销售已近一年时间，楼盘的开发商——利川市凉都生态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股东）李宗福于昨天下午赶到重庆，配合相关部门处理该事件。观音桥楼盘代销处昨天下午已暂停营业。

　　新闻面对面

　　开发商：我们监管失误将配合解决问题

　　昨天下午，从利川专程赶到重庆处理该事件的楼盘开发商——利川市凉都生态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股东）李宗福，主动联系重庆晚报记者，并接受了专访。

　　重庆晚报：你这一次来重庆的目的主要是什么？

　　李宗福：我来重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最终把问题解决好，同时向重庆人民真诚地表示道歉。

　　重庆晚报：你赶到重庆，第一天都做了哪些事件？

　　2日晚上8时多我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跟重庆的代理商（即代销处，记者注）进行了联系，我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3日上9时我开车赶来，下午2时到达现场后，就立即跟重庆工商部门取得了联系，并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我已经让观音桥售楼部（代销处）暂停接待关门听候处理，等调查明朗后再考虑恢复销售，但如果他们的工作没做好，还可以取销他们的代理资格。

　　重庆晚报：这件事件发生，你觉得原因出在哪里？

　　李宗福：我们的确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经验不足的情况，导致监管失误，出现了这一次的问题。此时此刻，讨论谁的责任已不重要。作为开发商要勇于承担责任，义不容辞配合把问题解决好。同时，今后楼盘的广告内容，必须通过开发商和工商部门的严格审核才能发布。重庆晚报记者万里

红网汉寿4月6日讯（通讯员王钢）在禁渔期，湖南常德男子汤某、向某在禁渔期非法捕鱼48斤。经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4月5日，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汤某、向某罚金6000元。
　　
　　汤某、向某从小在洞庭湖边长大，知道西洞庭湖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知道国家在禁渔期禁止捕捞的规定，2015年3月15日至6月30日为春季禁渔期。为了捕鱼赚钱，汤某、向某却顾不上这么多。2015年4月13日晚7时许，汤某、向某偷偷驾了一艘小船，来到西洞庭湖目平湖柴胡嘴水域，使用电机打鱼。当晚，两人捕了48斤鱼，正准备继续捕捞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查获。
　　
　　到案后，汤某、向某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司法机关认为，两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故根据案件事实、情节及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刘爱琴与南大学子交流现代快报记者顾炜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昨天下午，刘少奇长女、89周岁的刘爱琴来到南京市建邺区国家广告产业园，为南京大学爱知求真读书会的年轻人们签赠《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一书。刘爱琴满头银发，看上去慈祥而又精神头十足。年近九旬的她自称“90后”，多次强调爱看书。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刘爱琴这次南京之行，是为了祭奠母亲何宝珍。1934年冬，何宝珍在雨花台英勇就义，长眠在这里。

　　现代快报记者徐萌胡玉梅

　　曾被迫当“童养媳”

　　每天干活还挨打

　　“11岁之前，我就是个小流浪儿，不知道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在读书分享会上，刘爱琴讲述了儿时故事。

　　刘爱琴回忆，1927年，父母忙着组织武汉工人运动，革命形势严峻，便把刚出生不久的她托付给汉口的一位革命积极分子，“养父养母把我当作亲生孩子养大，当时家里很穷，连个固定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到了8岁那年，养父母连苦日子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只能把刘爱琴送到城里的亲戚家。“养母前脚刚走，那家女的就扔给我一把扫帚，让我干活。”

　　之后，干活和挨打成了刘爱琴的日常生活，“每天天不亮，我就被喊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整天都在不停地干活，稍不满意，就会挨打，胳膊上、腿上，到处是淤青。”

　　“有一次我去井边担水，往上提水桶时眼前一黑，身子随着水桶掉进井里。幸亏男主人比较好，赶紧放下梯子把我捞了上来，才捡回了一条命。掉下去的时候，我想‘这下我死了，拉倒了，不活了’。”

　　时隔80余年，刘爱琴说起这段往事，仍不禁皱了皱眉头，“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卖给这家当了童养媳。”

　　11岁才和父亲见面

　　得知母亲已牺牲

　　直到1938年3月，刘爱琴终于离开武汉，到延安，来到了父亲刘少奇的身边。

　　刘爱琴回忆，刘少奇随革命队伍到达延安之后，把一张何宝珍的小照片交给同志，请他们帮忙到汉口找寻失散的女儿，但没有音讯。

　　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委托汉口一家报纸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才找到了刘爱琴的养父，进而找回刘爱琴。

　　“当时，叔叔把我带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说我的亲生父亲在延安，要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刘爱琴回忆说。

　　之后，刘爱琴和几个孩子一起坐上火车，经过了好几个日日夜夜，终于到达延安见到了父亲，“那是我11年来，第一次回到爸爸身边。”

　　但我很好奇，为什么我见到了爸爸，没见到妈妈？当时父亲的回答让她很伤心，“你妈妈牺牲了。”

　　原来，1933年，母亲何宝珍在上海参加革命时被捕，后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英勇就义。

　　刘爱琴回忆，“父亲只告诉我，母亲已经牺牲了四五年，让我去找跟母亲同监狱的同志了解。我猜父亲可能不愿见我难过落泪，才不在我面前过多提起往事。”

　　1977年带花圈到南京

　　在雨花台跟母亲“见面”

　　在延安，刘少奇给刘爱琴上了第一堂启蒙课。刘爱琴说，“之前没上过学，只对标语中的倒字有点印象，父亲教我的第一个字是‘刘’字，我看着半边很像就念出了‘倒’字，父亲又写了一个‘倒’字，我就完全蒙了。”

　　“和父亲相处，我觉得非常愉快。但仅仅在父亲身边呆了一年，我就和哥哥一起，被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一呆就是10个年头。直到1949年，才和父亲一起回国，参加工作。”刘爱琴说，刚回国的时候，自己连中文都说不太利索了。

　　一直到了1977年，她才有机会到母亲墓前祭扫。“当时也是清明节，我父亲已经辞世了，我带着儿子从北京来到南京。”刘爱琴说，当时，她抱着一个大花圈坐上了火车。“买不起卧铺票，我跟儿子买的硬座，花圈就立在座位旁边，到了南京站，我特意走到车厢连接处，用清水洗了把脸，然后坐电车赶到雨花台烈士陵园。”

　　到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刘爱琴和儿子放下花圈，面向纪念碑深深鞠了三个躬，“从小到大基本没见过母亲，我站在纪念碑前想了很久，还是流下了眼泪。”而且，刘爱琴还和儿子在四周捡了雨花石，带回北京留作纪念。“当时祭扫完就回去了，没有人知道我们来过。连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重走红色路

　　犹记父亲当年教诲

　　经历了几十年的甘苦荣辱，对于89岁的刘爱琴来说，都已经淡然。她浑身透着慈祥，为人随和，笑眯眯的。

　　说起这次行程，刘爱琴说，他们一行是3月中旬从河南开封出发，“重走红色路”，沿着父母的革命足迹行进，沿途挖掘历史。南京是这次行程的第二站，4月2日，刘爱琴将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母亲何宝珍。

　　南京的雨花台，刘爱琴是很熟悉的，“我几乎每年都来。”每次来，她都很低调——这是父亲的要求，父亲生前对他们的教育就很严厉。在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刘爱琴回忆了父亲只有23元8角的钱柜，以及父亲对她的严厉教导。在书里，刘爱琴还讲了几个小故事，一次她让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忙买了一身绒衣绒裤，父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她，当时父亲说：“你花的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连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的。自己已经有了的，就不要去买，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穷。”

　　今天，刘爱琴将前往雨花台一家社区养老中心，跟雨花台小学何宝珍中队的孩子们见面。后天上午，她会前往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母亲并捐赠纪念品。刘爱琴说，这次捐赠的纪念品包括母亲何宝珍的水晶像，父亲刘少奇的3D正面像，还有一套纪念邮票。

　　对话

　　“我享受现在的安宁”

　　现代快报：您现在的生活如何？

　　刘爱琴：生活挺安宁的，我享受现在的安宁，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做俄罗斯菜，唱当时的歌，跟小时候一样，挺开心的。

　　现代快报：听说您特别爱读书？

　　刘爱琴：我喜欢看书，现在手上看的是《褚时健传》，他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褚橙现在很火爆。

　　现代快报：您一般什么时间看书？

　　刘爱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看书，早上起床后，就看书，晚上睡前也看书。看的书比较宽泛，中文的、俄文的都有。

　　现代快报：您看上去特别精神，是不是每天都运动？

　　刘爱琴：（笑）我现在眼不花，耳不聋，看书都不用戴眼镜的。我这个人读书晚，11岁回到爸爸身边才开始读书。也许是读书晚的缘故，动脑子多，所以，现在思路还比较清楚。我还喜欢运动，年轻的时候，跳舞、打排球都会，尤其喜欢打排球。现在，喜欢遛弯，每天下午，我都会出去散步，一两个小时。早几年，清晨5点就起来，坐地铁到颐和园，溜达一大圈儿。

　　现代快报：那您有什么保养窍门吗？

　　刘爱琴：（笑）我平时会喝点红酒，在家吃点洋葱，每天一个鸡蛋。还喜欢喝茶，喝的绿茶相对多一点，但红茶也爱喝。教你一个小窍门，红茶里加点糖，味道会更独特。

　　长沙晚报讯（记者王斌通讯员张萌）“他常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还有许多如爱说大话、吃墨水、随意拿别人东西等古怪行为，这一系列问题背后，潜藏的是渴望被爸爸关心的心愿。”昨日，从事了六年公益教育的社工曹蕊菲老师与雨敞坪镇务工回乡的家长们聊起了天。这是岳麓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经验交流活动的现场。被提到的“大话王”小朋友在家长和社工的关心下，变得越来越乖了。

　　活动中，岳麓区雨敞坪镇、莲花镇关工委以及长沙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各代表分别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经验。据悉，雨敞坪镇关工委通过号召捐款来扶助贫困学生上学，近五年来扶助资金已达40万元，并筹资成立了国家级乡村少年宫。莲花镇采取网上和网下相结合方式，组织留守儿童观看木偶剧、体验陶瓷文化之旅等活动，帮助留守儿童开阔视野。市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说，应将普遍关爱与精准关爱相结合，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温暖。

　　 “竹炭食品”近两年开始走红，竹炭花生、竹炭面包、竹炭月饼、竹炭蛋糕等一度成为畅销食品。新京报记者在国内某知名电商平台及微博、微信上看到，多家商户和“美食自制达人”在线销售“竹炭食品”，并宣称可帮助食用者吸附体内有害物质、净化血液、清洁肠道、排毒养颜甚至防辐射等多种功效。

　　这些“竹炭食品”多为在线销售，来源显示为“进口”或“自制”，新京报记者发现多数产品并无可靠生产厂家信息。食品安全与营养专家蒋卓勤表示，商家宣传的竹炭食品保健功能并不存在，涉嫌虚假宣传。同时，竹炭并未被列入国家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之列，相关产品涉嫌非法添加。

　　问题1 “排毒养颜”涉虚假宣传

　　新京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输入“竹炭食品”，共出现790余个商品，许多商品信息都显示“产自台湾”。其中销量排名靠前的为一款号称“台湾进口”的竹炭花生，销售信息显示已完成744笔交易；“小胖烘培屋”所售的“竹炭蛋糕原料竹炭粉”线上交易有366笔。

　　除电商平台，微博、微信上也有不少微商出售竹炭食品。一位微商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有同行建议她做一款“竹炭蛋糕”，因为“吃竹炭对身体好，不少顾客喜欢买”。于是她也开始做一些竹炭食品，“销量还可以”。

　　“小胖烘培屋”在产品页面上宣称“竹炭粉是健康养生新素材”，而在该商品的141条买家评论中，有一些买家反映食用该竹炭制作的食品后出现肠胃不适、拉肚子的情况，劝其他消费者不要购买。

　　还有一些竹炭食品和竹炭粉销售商在页面上宣称，竹炭食品能去除人体的体内毒素；减少电子产品辐射对人体的损害；调节肠胃不适，提高肠内弱酸性菌增生；提供负离子，抑制活性酵素产生等。

　　竹炭食品是否具有这些神奇功效？中山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主任蒋卓勤表示，虽然竹炭本身有吸附作用，可以放置在居室或冰箱作为吸湿剂、除臭剂等使用，但竹炭的吸附性能与吸附人体内毒素的原理并不相同，所谓“吸附体内毒素”的功能并不可信，“宣传并不存在的产品功能属于虚假宣传”。

　　问题2 “竹炭”实为非法食品添加

　　阿里巴巴“南昌市西格玛化工有限公司”店铺负责人向记者声称，其所销售的竹炭粉为“食用级别”，一公斤售价56元。但该负责人同时也承认，厂家并未拿到国家食品添加剂的生产批文。

　　新京报记者查询国家标准发现，竹炭并未列入《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GB2760），不属于国家允许的合法添加剂范围。

　　早在2008年，原卫生部发给质检总局的《关于竹炭能否作为食品原料或添加剂问题的复函》中即强调，竹炭并非合法添加剂。而《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植物炭黑可作为着色剂用于糖果、大米制品、小麦粉制品、糕点、饼干生产加工。

　　“竹炭与植物炭黑、植物活性炭并非同一种东西”，北京食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曹雁平表示，即使是植物活性炭等作为合法的加工助剂，也应该在食品出厂前把其成分去除掉，不应该在最终的食品成品中存在。

城步发现罕见独特的竹花

　　红网城步站4月5日讯（通讯员饶兴军）4月3日，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楠木村栗关田山林中发现一种千奇百怪的竹花，竹高5至20厘米，竹子大小在筷子头与大拇指之间，花型千姿百态，花色五彩缤纷。据几位80多岁的老人说，他们只见过竹子开花结籽粒后死掉，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奇怪的竹花，也许是平时不仔细观察而没有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