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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日讯（陶芳芳 谢昌友）昨天上午，全国工商系统广告工作会议暨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现场会在长沙召开。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甘霖出席会议。会上，快速崛起的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受到赞肯。
广告业的发展，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繁荣的程度。2011年，国家工商总局启动“国家广告产业园区”试点工作。2012年4月，长沙广告产业园获批为全国首批、中南地区唯一的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是全国首批9家“国家广告产业园”中唯一先挂牌后建设的园区。园区分先期园区、核心园区、拓展园区三阶段建设。核心园区已于2015年11月21日正式开园。
自获批以来，园区坚持以“创新 创意 创业 创投”为导向，重点发展“文化广告创意、新媒体、移动互联网”三大主导产业，并以此为核心进行上下产业链延伸。湖南卫视广告经营中心、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天娱广告、清华启迪等企业加速在园区集聚，截至2015年底，园区自主培育引进企业411家，实现园区广告经营额36.4亿元，同比增长8%。天心区区委书记、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管委会主任曾超群表示，园区力争今年引进培育广告及相关企业500家，预计实现广告业产值100亿元。
“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个大坑，还在打基础；现在，这里的发展态势令人振奋。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与学习。”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司长张国华对园区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开展“种下友谊树青春共见证”的活动。
学生将给未来的信投入“时间胶囊”。
红网长沙4月2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周丹）这几日气温回暖，长沙城里春意盎然、生机勃勃，踏青植树正当时。4月1日傍晚，来自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的一群中学生在长沙市八方公园齐齐种下树木，埋下“时间胶囊”，将美好祝福语与奋斗目标封存起来，送给未来五年后的自己。
来自长郡双语实验中学1411班的59名孩子，用班级义卖所得的500元以及班费购买成活率较高的树苗，栽种在长沙市八方公园，他们与八方公园管理部门约定，制作班级“友谊林”铭牌，每年定期进行维护。
59名学生，12棵树。这棵是“友谊树”、那棵是“希望树”，那些分别是“成才树”“幸福树”……长郡双语的学子们还赋予了自己种下的树别样的含义，使之成为一份亲情、友情或者是师生情的见证。
“时间胶囊”是一个不锈钢质地的金属胶囊，里面可以放入卷起的信件。参加活动的学子们在纸上写下美好文字的祝福语、未来的奋斗目标、对未来的期望等等，纷纷装入“时间胶囊”，埋在自己亲手栽种的树苗旁边。“我们约定，五年后也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会再回到这个地方看看自己种的树，顺便把胶囊挖出来，看看现在确定的目标未来是否已经完成了，‘时间胶囊’让单纯的种树活动有了不一样的情怀。”参加此次植树活动的刁同学对于这个创新做法颇感兴趣。
班主任贺认平同样在“时间胶囊”里留下了自己的笔记，相约与孩子们一同打开，“那时候又是另一番光景！”贺认平表示：组织本次活动首先是为了激励孩子积极向上，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和凝聚力，为绿化贡献一份坚实力量。
王涛向记者展示他的退伍证、村委会开的其无犯罪前科证明。
3月30日晚，在滔河镇派出所内，达州通川区朝阳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在岚皋县滔河镇派出所所长的陪同下，向王涛(左二)介绍此事的上报情况。
王涛坐在家门口，一筹莫展。京华时报记者怀若谷摄
3月29日上午，武昌火车站进候车室检票处，乘客王涛和妻子被警察架进值班室，两人被搜身、搜行李、验尿后放行。王涛是陕西安康岚皋县人，其堂舅2006年在四川达州因违法犯罪冒用其身份接受公安处罚，其“被逮捕”两次。后该信息于2010年4月被录入吸毒人员数据库，王涛的工作和生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前妻关系因此恶化、5个月大的胎儿也被打掉，两人离婚;去年6月，驾照因此被吊销。
3月30日，录入单位四川达州通川区朝阳派出所负责人到王涛的老家补充材料。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得知该信息错误后，已两次向上级部门提交材料申请修改，但均因需补充材料被退回，最近因政策变动，又需增加证明材料才能提交，“我们错了就是错了，保证在今年7月底前解决这事”。
身份证失窃埋下隐患
王涛今年30岁，家住陕西省岚皋县滔河镇泥坪村，其堂舅王某政比王涛小一个月，由于打小一起玩，关系亲密。王某政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离家，虽然家境贫穷，但父亲对王某政非常溺爱，“三年级之后他就不上学了，整天游手好闲”，王涛说。
王涛小学毕业后到滔河镇中学继续读书，有一次王某政到学校找王涛玩，住了一夜，次日一早就走了。之后，包括王涛在内，宿舍里多人共几十元钱不见了，“我问过是不是他拿的，他没承认也没否认”。
王涛在初二那年决定休学离家，到江苏昆山的一家金属加工厂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吃住均在厂内。两年后的2003年，王涛回到老家，此时他已从普通工人升为车间主任，用上2000多元的三星手机。王某政因在家无事可做，便跟王涛一同去昆山打工，“王某政表现不错，工作5个月后，工资从最初的800元涨到1200元”。
王涛没想到，他以后的命运会因此改变。
2004年5月1日，工厂放假，老板带着包括王某政、王涛在内的五六个工人一起去上海外滩玩，当晚，王某政和王涛睡在同一间房。次日一早，王涛发现王某政已不见踪影，“我的钱包也不见了，里面有2000多元的现金以及身份证和银行卡。”“之后就再没见过他，肯定是他偷走了，我也没放在心上”，王涛说。
这一年，因工厂出现变故，王涛回了家。
2005年上半年，王涛在老家报名参军。当年12月，他前往新疆阿克苏，成为一名武警。意外的是，服役期间家中收到的一封逮捕通知书，称王涛为“吸毒人员”。
服兵役期间“被逮捕”
据王涛的母亲王女士介绍，2006年的一天她收到封信，“信封是手写的，从四川达州寄来，信上说王涛因吸毒被逮捕了。但当时王涛在阿克苏，怎么会吸毒呢?”
王涛的父亲吴明地(倒插门，儿子未随其姓)当即给部队打电话，找到王涛。
“你在不在部队？”“在啊。”
“家里收到一封信，说你吸毒被抓，你是不是犯法了？”
王涛觉得莫名其妙，他立刻想到可能是王某政吸毒被抓了，“我当时在部队，很明显不是我，我也没太在意”。
2008年年初，王涛退伍回家后不久，邮递员再次送来了一封装有逮捕通知书的信。“信里说，我在达州吸毒抢劫，经检察院批准逮捕”，王涛说，他立即到派出所找到时任所长蔡斌，“蔡斌说我人在家里，没有吸毒，派出所可以为我作证”。
“只有王某政清楚我的详细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姓名，他又偷走了我的身份证，十有八九就是他，但派出所说没事，我也没放在心上”。王涛把收到的逮捕证交给了当地派出所。
2008年，泥坪村村委会又收到了王涛的第3封逮捕通知书，但当时王涛及其父亲远在内蒙古包头市工地开挖掘机，村干部夏泽斌给王涛打电话问他是什么情况，并通过其他人确认王涛所在地点。
2010年，父亲吴明地再次收到一封强制戒毒通知书，称王涛被强制戒毒两年，“检察院批准逮捕，在达州戒毒所强制戒毒2年”。此前，王涛一直在内蒙古包头市新建乡一位亲戚的铁矿内开挖掘机。
2011年，王涛和同乡的人一起去昆山做木工，工程逐渐有起色，王涛开始带队到工地做木工，手底下有二十几人。
这一年，他与已认识两年的重庆开县女孩曾某结婚。但也是在这一年，两人的关系急剧恶化。有一次两人去重庆市游玩，在宾馆入住后警察破门而入，对两人做尿检。事后，在曾某的追问下，王涛说出了实情，称自己的信息被舅舅王某政冒用，自己并未吸毒，曾某将信将疑，此后经常追问他是否吸毒。后来，曾某家人也知道了此事，岳母对他的怀疑最深，王涛反复解释也没用，“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没吸毒，警察为什么会查我?我说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查”。曾家人托朋友查了王涛的个人信息，发现警方已将其录为吸毒人员，两家的关系急剧恶化。
王涛的母亲王女士称，他们家人曾多次向曾家解释，但对方始终不相信他们的说法。
2011年冬天，在武昌打工的王涛得知曾某把腹中5个月大的胎儿打掉了，“我非常生气，好好的为什么要打掉孩子?之后我就再没去过她家”，双方关系破裂。2015年9月，王涛和曾某办理离婚手续，两人此后断了联系。
乘火车订酒店均遭尿检
据介绍，王涛吸毒的信息在2010年4月22日录入系统后，岚皋县滔河镇派出所曾多次对王涛进行尿检，并找村干部了解情况，每次都会将王涛非吸毒人员的结论上报，得到的反馈是该信息只能由录入单位删改。这个身份给王涛带来的麻烦在一步步显现。
2013年在重庆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去昆山找工作，并于4月底的一天，到昆山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回安康老家。但进候车室验票刷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没有让他进站，两名穿着警服的警察面色威严地向他走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一人站一边儿，架起我的胳膊就带着我走”，王涛说，他心里非常紧张，连问“你们要干吗”，警察说“例行检查”，把他带进站内值班室。
警察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信息，对他搜身、搜行李，之后要求他配合做尿检。
王涛说，“我很纳闷，不知道什么情况，这么多旅客为什么只对我这样?”
他安慰自己，“反正我也没有犯法，警察检查也不怕”。
3个月后，他再次被警察突击检查。这次是在重庆万州，朋友的父亲过生日，他用自己的身份证在酒店帮朋友订桌子，但刚刷身份证没多久，6位民警就来到酒店，用手铐铐住王涛的双手，把他带到派出所，“我在警车上戴着手铐，左右都是警察，心里隐约感觉这些可能和我舅舅王某政有关。”王涛说。
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王涛被拷在椅子上，他向警察解释了自己身份证被王某政偷走的来龙去脉。警方随后对王涛进行了验尿、验血等检查，在确认无阳性反应后，将王涛释放，“这次耗了将近半天的时间，我临走的时候警察说，我这个事麻烦了，我在公安系统内是‘吸毒潜逃’人员”。
他此时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因为工程太忙，就未及时处理。
驾照被吊销后决定问个明白
2015年6月，王涛的驾照又被吊销了。这个月的一天，他正驾车行驶在陕西安康旬阳县内，遇到交警例行检查，交警在查看并扫描他的驾照信息后把他带到值班室，暂扣其驾照的同时对他尿检，理由同样是因为系统显示他是吸毒人员。王涛又一次向交警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但对方表示要再做调查，请他15天之后再来取驾照。但15天后，王涛再次来到该交警大队，却被告知其驾驶证已被吊销，原因仍是因为系统显示他是吸毒人员。
王涛终于坐不住了。他常年在外奔波，驾照吊销后，对生活造成的不便迫使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得知驾照被吊销后，王涛立即回到老家，找到本地村委会、派出所、岚皋县公安局反映问题。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称，公安系统内的王涛吸毒等违法犯罪信息系由四川达州通川公安分局经办。
他又赶到达州通川公安分局，找到缉毒大队，被告知其吸毒信息由通川区朝阳派出所录入。王涛回忆，朝阳派出所接待他的警员称，将尽力解决此事，“说最好的情况是能抓到王某政，由他本人亲口供认冒用我身份的事实，希望我帮助提供线索”。
回到家没多久的2015年7月，王涛接到达州派出所陈姓警官的电话，对方称王某政已经被达州派出所抓捕，并已经向警方坦白冒用身份证一事，让他去一趟朝阳派出所。王涛到了之后又做了尿检，并打印了一份更改错误信息的申请书，说明事情经过，并留下身份证复印件。当天，王涛见到了朝阳派出所所长，该所长向王涛承诺，将进一步调查，尽快处理。
但半个月后，陈警官又给王涛打电话说申请书需要手写。当年10月1日，王涛第三次来到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分局朝阳派出所，向警方提交了手写的申请书。此后，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打电话确认办事进展，对方均回复，正在办理。
今年2月19日，朝阳派出所为王涛出具了一份《关于王涛在吸毒人员信息数据库内为吸毒人员的情况说明》，称经过该派出所调查，王某政系王涛的舅舅，王某政在达州违法犯罪期间一直冒用王涛身份信息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罚，所以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朝阳派出所在吸毒人员数据库内录入王涛为吸毒人员的相关信息为错误信息。
王涛称，有了这份证明之后，他曾在武昌入住宾馆，警察又一次上门检查时，王涛拿出了证明，警察没再让他做尿检。但是，当王涛拿着证明试图重新报考驾校时，却被告知在系统中他仍是吸毒人员，无法报考，“这份证明只能让警察不查我，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吸毒堂舅承认冒用外甥身份
2004年5月1日分别后，王涛再一次见到王某政，是在2013年大年初一上午。
9年未见，王涛发现王某政的头发都快谢顶了，面色蜡黄，嘴唇没有血色，整个人一点儿精神都没有，无精打采的。
此时，王某政刚从戒毒所出来，在腊月三十回到家中。次日一早，王某政并没和其他人一起到长辈家中拜年，而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上午，王涛到王某政家，喊他到自己家吃饭。
聊天时，王某政主动提起2004年5月在上海的不告而别，王涛说，“他告诉我他拿我钱包了，我说我知道是你拿的”。
王某政说，自己不想在昆山做了，所以想换个环境，那天离开王涛后，直接坐火车去了重庆万州。刚到重庆时，王某政身上有将近3000元钱，其中2000元是王涛钱包里的，这些钱没多久就花光了。
王某政在火车站附近认识了几个混混，跟着他们行窃并逐渐染上毒瘾，“他平常就和混混们在火车站偷过路人的钱包，偷到钱之后就去歌厅里玩，一开始吃摇头丸，后来又碰海洛因。”王涛说。之后，王某政辗转来到四川达州，先后因吸毒、抢劫等被达州警方逮捕。
王某政称，他第一次被抓后，在接受警察审问时说了王涛的名字与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等信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谎报王涛的名字，“当时警察一问，我就那么做了”。
王某政说得最多的话是“我也没办法，戒不掉毒”，一脸痛苦，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下来。他流露出悔意，想要把毒彻底戒掉，“以后想凭本事挣钱”。
王涛心里觉得他可怜，知道他家境困难，不愿意再计较过去的事。他鼓励王某政和自己一起去打工，“我们俩还商量好，再好好干两年，攒点钱，回家一起养羊，把日子过好”。
但当晚，王某政的毒瘾又犯了。他蜷缩在床上，抱着被子，不停地发抖、流鼻涕、流眼泪，脸色发白，嘴唇有点发黑。大年初三，王某政又离家去了达州。
出了正月，王涛打电话叫王某政到重庆开县一起打工。
刚开始还行，但几天后王某政的毒瘾再次发作，偷偷回了达州，几天后又回到开县，“他说自己非常想戒毒，我说可以腾出工地的一间地下室给他，如果他再发毒瘾可以把他关在里面，他说可以。”王涛说。
但几天后，王某政再次不辞而别，手机也联系不上他，只能通过QQ联系，“我找他他都不理我，只有他想联系我的时候才能和他联系上”。
王涛称，虽然多次被尿检，但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吸毒，就不会出事。与前妻关系恶化、胎儿被打掉的事发生后，他最生气的是自己的堂舅冒用自己的身份，当时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单位录入的他的吸毒信息。加上工作比较忙，也没抽出时间专门处理此事。
警方登门纠错承诺限期解决
3月30日，达州通川公安分局朝阳派出所的一名所长及一名副所长来到王涛老家安康市岚皋县滔河镇的派出所，找王涛及泥坪村村委会干部、两名村民做笔录，村委会出具王涛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加盖滔河镇政府、派出所的公章，交给朝阳派出所一方。
朝阳派出所所长对京华时报记者表示，该所在王涛于2015年去反映他的吸毒信息错误的情况后，已经立即开始准备材料上报，不久抓到了王某政，也对其做了笔录问了材料，其承认了冒用王涛的信息，“我们就根据当时的规定要求，把我们掌握的材料上报到区公安分局缉毒大队，又报到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之后再上报到省公安厅、公安部”。
“吸毒人员信息的删减、改正手续非常复杂，资料种类很多，后来又说缺少材料，给我们退回来两次，今年3月份又有新的规定，需再增加部分材料，比如要求我们要到当地派出所、乡政府出证明、周围邻居问材料，以前还缺少他的指纹，这次我们把他的指纹信息也采集了，所以耽搁了这么长时间。”该所长称。
他表示，朝阳派出所也知道这件事给王涛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事情发生的原因不仅有公安民警的失误，还有他的身份证信息被他舅舅冒用，他舅舅能准确说出王涛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家庭成员信息等关键信息，“再加上当时的信息核查手段不发达，一代身份证照片不够清晰，导致民警在核查王某政的身份时出了问题”。
该所长同时证实该派出所出具了那份证明，“出这份证明，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这是有风险的，但我觉得必须要给他出，希望能在吸毒人员信息库的错误信息更改前，尽量把此事给王涛的工作、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他称，该所在办理此事的同时，公安部出台新规，要求全国各地在今年7月底前核查清理改正类似错误信息，“局里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指示我们尽快落实处理，前段时间忙完两会的安保后，我们就立即过来了，目的就是尽快解决这件事，错了就是错了，但这不是立即就能解决的事，需要时间，肯定能在7月底前解决好”。
京华时报记者怀若谷武红利
4月4日晚，范冰冰在微博晒出一组生活照，并写道：“这样的日子也挺好，谁不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真没什么大不了！”照片中，范冰冰一个比较狭窄的屋子里刷牙、洗脚、玩手机，看上去十分接地气。
日本东京上野公园在提示牌上用英语、汉语、日语写着“请带回您的垃圾”原标题：折枝爬树摘花 日媒曝光中国游客赏樱花不文明行为
国际在线专稿：又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很多中国游客选择这段时期赴日旅游。近期，一些日本媒体曝光了中国人在日赏花的不文明行为。
在上野公园，一名中国女子闯入禁止进入的区域照相，被提醒后称进去之前没有看到提示牌。在大阪城公园，大批中国人触摸花枝，将脸靠近樱花拍照。一名中国中年女子称：“中国人热爱大自然，喜欢美的东西，我们在中国也这样。”还有一名中国女子摘下樱花戴在头上，却说花是捡的。此外，像折枝、攀爬等行为也有出现。
日媒报道称，在中国国内，一些人在赏花时甚至摇晃樱花、踹樱花树，以制造花雨的效果。
日本一档电视节目认为，虽然文化不同，但游客应当遵守当地规则。一名嘉宾建议日本政府加大宣传，告诉游客应该如何赏花。主持人建议专门为中国人设立拍照专区。
而日本一些景点也开始采取对策，东京上野公园在提示牌上用英语、汉语、日语写着“请带回您的垃圾”；靖国神社也用这三种语言在告示牌上写道“请勿触摸枝杈”。
play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
王岐山指出，当前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和提升。解决好执政党的作风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关乎人心向背。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入手，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由浅入深、坚持深化，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了人民群众满意的成效。我们清醒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和土壤。只要把党管 好治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顺利发展。
伊万诺夫表示，俄方重视同中国的反腐败交流合作，愿为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编者的话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企业家犯罪日益引起社会重视。企业家犯罪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犯罪，其背后往往能反映出市场法治建设的短板，也能折射出诸多领域存在的问题。
近日，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联合法治周末报社、法人杂志及中国青年报中青舆情监测室共同发布《2015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媒体样本)》。这份报告通过对2015年媒体报道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基本现状的分析、统计，客观反映2015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现象的特点与共性，针对企业家犯罪预防提出相关建议。同时，这份报告通过近六年企业及犯罪趋势的梳理，对未来3年至5年的中国企业家涉罪情况进行预测，为促进企业及企业家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与研究素材。
□ 本报记者 余飞
2015年，中央反腐力度不减。在持续的廉政风暴中，一批涉嫌贪腐领导干部落马，其中，有不少属于国有企业的“一把手”。
“2015年度企业家犯罪涉及罪名较多，其中受贿、贪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涉及案件绝对数量多，占比大……”
以上结论出自《2015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媒体样本)》。
近日，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联合法治周末报社、法人杂志及中国青年报中青舆情监测室共同发布《2015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媒体样本)》。这份报告收集了605起企业家犯罪案例，均为201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信息。
报告显示，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603例案件(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案例归入民营企业范畴)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456件，占603例案件的76%；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147件，占603例案件总数的24%。国有企业家犯罪尤以贪污、受贿最为突出。
涉案国企企业家多因职务犯罪
民营企业家涉罪多集中投融资
“报告”选出了2015年度国企、民企企业家十大犯罪案例，在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中，排在首位的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徐建一。
2015年3月1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徐建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同年8月13日，徐建一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1953年出生的徐建一，案发时已是62岁。
“报告”分析发现，在2015年度涉罪国企企业家中，60岁至69岁的有55位；40岁至49岁的有43位；30岁至39岁的有7位；50岁至59岁仍然是企业家犯罪的高发期，共计137位，占所有确定年龄的国企企业家总数的56.6%。
涉罪国企企业家除呈现年龄分布相对集中的特点外，其涉案罪名也呈相对集中趋势。根据“报告”统计，在349例有明确涉案罪名的国企企业家涉罪案例中，共涉及25个罪名，主要包括：受贿罪278例，贪污罪66例，挪用公款罪21例，行贿罪13例，职务侵占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各7例，滥用职权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6例，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4例，挪用资金罪、集资诈骗罪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各3例，玩忽职守罪、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各2例。
除上述罪名外，国企企业家涉案罪名还包括妨害清算罪、串通投标罪、单位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各1例。
与2014年相比，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在排列顺序上仍较为一致，但占总案件数的比例有大幅度提高。
在456例国企企业家涉罪案件中，有300个案件提及了该企业的涉案环节，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137例)和投融资(38例)、招投标(33例)、加工承揽(33例)、物资采购(32例)、人事管理(19例)、安全生产(6例)、交易纠纷(1例)、企业改制(1例)等环节。
与2014年度的媒体案例相比，民营企业家涉及的犯罪案件在绝对数和所占比例上均有所下降(2014年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181件，占所有案件总数的42%)。
在125例有明确罪名的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共涉及29个(类)罪名。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7例，行贿罪20例，单位行贿19例，集资诈骗罪14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9例，诈骗罪8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各5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4例，非法经营罪3例，合同诈骗罪、污染环境罪、操纵期货证券交易价格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各2例，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骗取贷款罪、信用卡诈骗罪、滥用职权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损害商品声誉罪、诬告陷害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各1例。
“报告”分析认为，在财务管理、投融资及交易等环节最容易引发企业家犯罪。这与2015年度企业家犯罪中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行贿、挪用资金案件数量较多相一致。
企业家犯罪日趋复杂化技术化
互联网金融领域犯罪现象突出
2015年，江苏房地产界“大佬”赵晋案曾引发高度关注。赵晋身为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依靠父亲的关系，在各地房地产界长袖善舞。其地产项目涉及江苏、天津、山东和河北等地，注册数十家公司，并在北京和海外注册数家公司，相互交织。
除依靠父亲赵少麟的关系外，赵晋还在多地交织政商关系网，依靠这些关系，赵晋的地产生意无往不利。
“报告”认为，窝案频发、部分案件牵扯范围大而复杂是2015年企业家犯罪的一大特点。
“201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窝案频发，官商勾结、群体腐败现象严重。其中即涉及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层集体腐败案发的案例，也涉及政界大员落马而受其牵连的国有或民营企业家案发。”“报告”分析称，在2015年企业家犯罪案例中，中石油、中移动、南航、神华等国企，成为窝案典型。
与窝案特点伴生的第二大特点，是国企腐败案件再创新高。在2015年企业家犯罪案例中，国有企业家案例再创新高，达到456件，占到全部案例的76%。
“企业家犯罪呈现复杂化、技术化趋势”，这成为201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的第三大特点。
“通过2015年的企业家犯罪案例可以看出，一些行贿受贿犯罪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的送钱或收礼，而是采用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方式。如在有的案例中，企业高管的受贿行为采取了接受赞助、子女家属接受高薪聘请或者在买房买车过程中接受较大幅度的直接折扣等。”“报告”分析认为，另一个比较典型的领域是以证券行业为代表的企业高管犯罪，他们往往有着高学历、高阅历、高收入、专业化的特点，在涉及内幕交易、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等交易中，嫌疑人往往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并有丰富的行业从业经历，甚至包括海外留学及工作经验。
2015年的企业家犯罪报告数据显示，企业家犯罪案件的增减与经济政策、法律政策等各类社会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这是201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的第四大特点。
以国有企业家涉案情况为例，贪腐案件数量在2015年再次呈现上升趋势。“报告”课题组认为，反腐败的持续推进，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在国有企业家犯罪的456例案件中，有360例案发原因是相关机构调查，占比高达86.5%。此外，近年来实体经济的不景气，也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企业家犯罪案件的发生，尤其是有关融资的案例更为突出。
“互联网金融领域犯罪现象突出。”“报告”课题组分析发现，这是201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的第五大特点。
P2P跑路成为2015年度企业家犯罪现象的“热词”。在147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中，有125例涉及到非法集资，其中有27例为P2P平台融资案。
市场环境政策导向成外部诱因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滋生犯罪
任何一种犯罪都有其诱因，企业家犯罪同样如此。《2015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分析发现，企业家犯罪原因内外交织，其中的外部原因与市场环境、相关政策执行有关。
2015年，“转型”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转型阵痛在所难免，一些企业传统的销售模式和渠道已经不能适应转型期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企业不得不谋求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成为企业家犯罪的环境因素。
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追逐经济利益，需要及时获得政策信息并对其准确解读，以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然而，在实践中，一些政策落后于产业发展，监管者本身对于行业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缺乏预判能力，导致一些政策出现偏差。“报告”认为，经济政策导向与执行错位也是诱发企业家犯罪的外部因素。
比如，金融行业是经济改革中的重点攻坚区，金融行业不断产生新的产品以及新的经营活动方式，然而，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一行三会”出台政策也多为事后补救型规定，前瞻性不足，由此导致互联网金融面临金融、网络双重法律风险的挑战。
除去政策导向等外部因素，诱发企业家犯罪的因素，更多集中在企业内部和企业家自身。
从相关案例可以看出，一些企业家法律和规则意识淡薄，认为在很多人都利用潜规则牟利的情况下，自己也可以这样做。甚至有人认为法不责众，大家都在违规违法时，法律就不会真正去执行。在实践中，很多企业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或者认为即使违法性质也不算恶劣。
此外，个别企业管理人员价值观扭曲错位，奉行个人利益至上的准则，在金钱等诱惑面前，往往无力抵御。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致使部分企业家将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异化为单纯的个人利益的追求。为了实现该目的，企业家不惜假公济私，甚至不择手段的侵吞企业公款，最后沦为金钱的牺牲品，走上犯罪道路。
从2015年企业家犯罪报告来看，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或者失灵是造成企业经营策略失效或者个别违法经营、犯罪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2015年11月，南航原总经理司献民等高管被查，引发南航大地震。中纪委通报显示，司献民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干扰巡视工作，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用公款打高尔夫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子收受财物，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批准所在公司向他人支付公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受贿犯罪。
“报告”认为，在司献民等高管涉罪案件中，除了个人因素，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也是一个重要诱因。一些企业的决策过程不科学、不透明，“一言堂”情况严重，企业重大决策未经合理的制定过程，企业“一把手”存在独断专行、滥用职权、权责不对等等情况。企业内部控制监督缺失、缺位，企业重大决策集体审批等制度流于形式，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经营隐患。从根本上杜绝前述问题，不能完全依赖企业和企业家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完善，必须首先优化企业内部结构治理，并从国家层面确立符合公众利益社会需求的企业规范体系。
制图/高岳
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拯救，也是对其他孩子及其家长如何和“特别”的孩子一起相处的考验。
因为班上一个“熊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影响其他人，还欺负别的同学。
焦虑的43位家长在联名信上签名，按手印，希望校方“劝退该名学生”。
在这一切背后，2012年，这个孩子被诊断患有轻度智力障碍和混合型多动症。
“这不是孩子的错。作为父亲，我不能放弃他。”孩子父亲坚持要拯救“熊孩子”儿子。
他不同意孩子退学，宁愿半工半陪读换取其他家长的妥协，“我是他爸爸，我有责任做这些事”。
校方一贯的态度是，一个孩子都不能少，给予孩子更多耐心和包容，也对全班同学的成长有所帮助。
“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让孩子退学不符合义务教育法规定，也不是一种好的解决方式。”
一个父亲的选择
面对多动症儿子
以及其他家长联名“逼宫”退学
看完校长转交的信，吴坚紧抿着嘴，一言不发，脸憋得通红。
3月28日，成都市一小学门前，一封签着5年级2班43名家长名字，并按红手印的联名信，递交给了校长满泽洪。吴坚看到，信的最后一句清楚地表达了家长们的诉求：“建议劝退该名学生”。
“该名学生”是吴坚的孩子，11岁的强强。
“我的底线是不退学，不休学”
3月27日晚，吴坚在班级QQ群里看到其他家长通知次日一早到学校开家长会，他以为是学校组织的集体行为，没想到却是一场专门针对他和强强的声讨。
在其他家长看来，他的儿子强强就是那种典型的“熊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欺负别的同学。5年来，吴坚没少被“请家长”，也没少遭其他家长的数落。
一年级时，强强把一个同学推倒，导致对方头受伤，吴坚付了3000余元医药费，同学出院后就转学了；强强还曾把一个同学的手臂抓出红印，第二天，吴坚赶到学校向被抓伤的同学道歉……某段时间，吴坚一听到电话响，头皮就发麻——可能又是其他家长找上门来了。
吴坚就像一个修补匠，往返学校间，缝缝补补强强闯出的漏洞。久而久之，他也疲乏了，对家长的投诉也找不到更多回应，家长们觉得他像一个“闷葫芦”。
更让家长们担心的是，随着身体的发育，强强会有亲女生等过分动作——这成为家长们写联名信的导火索。
“你这个娃娃，如果有病就先去看病，好了再来读书……”
“他这样影响其他人的学习，也太自私了吧……”
“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孩子不休学，不退学”。面对众人议论，吴坚从嘴里挤出这几个字后就闭口不言。
有家长提出，如果孩子治病缺钱，他们可以资助，并且可以组织募捐。但吴坚坚决地摇了摇头。
除了道歉 “我能说什么呢？”2012年，强强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保健科被诊断为轻度智力障碍和混合型多动症。
家长张小林回忆，吴坚是一个很斯文的人，无论其他家长怎么说，他除了一句“不休学，不退学”，便再无言语。
“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孩子确实打了别人的孩子，小孩打闹很正常，但我的孩子在控制自己这方面，确实不如别的孩子，”吴坚说，“他不知道，伸出手去打别人，会造成什么后果”。
闻讯赶来的校长满泽洪为吴坚解了围，满泽洪承诺，三天后给家长们一个答复。随后，十余名家长代表和吴坚在满泽洪的办公室，达成了协议：没有吴坚的陪读，强强不能到学校上课。
就在家长们讨论的同时，一年级某班班主任老师牵着一位抽泣的小女孩来敲门，小女孩捂着胸口说强强打了她。吴坚张大嘴巴，攥紧拳头，立马要去找强强，几位家长将他拦住，满泽洪则挡在了门口。目睹这一幕的强强被吓得不停发抖。
达成协议后，家长们纷纷离开。满泽洪关上门问吴坚：“如果不拦住你，你会打强强吗？”吴坚有些不好意思地答：“可能会”。实际上，从知道强强患病，吴坚就没再对强强动过手。
“他是个很伟大的父亲，”满泽洪说，“我们常常私下交流，他的心理压力很大，也需要疏导，好在强强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爸爸妈妈都很爱他，但吴坚不能垮了，不然强强的康复就很难了”。
半工半陪读 换取儿子不退学
从3月29日起，强强在学校的“通行证”就是他的爸爸。
五年级2班教室，吴坚坐在最后一排，他的任务是管束“同桌”强强。多名家长反映，这些天强强比较安分，没有再弄出奇怪的声音影响学习，也没有再和同学发生打闹行为。有家长说，他们也不是非要让强强退学，现在这样大家相安无事，“挺好”。不过，他们也为强强的爸爸担心：每天不上班，怎么养家？这总不是个事儿！
吴坚在武侯区簇马路上的一家工厂上班，陪读以后，他每天6点40分起床，7点半带强强出门，到距离家两三公里的工厂打卡，随后周转到5公里远的学校。
老板对吴坚格外包容，允许他每天早上陪儿子上学，下午1点回到工作岗位，工资不变。
而按照约定，吴坚不在学校，强强也得离开，所以，下午强强都是在爸爸的工厂里度过。
厂房里堆着大麻袋装的生产原料，厂区门口来回穿梭着大卡车。学机电工程的吴坚是这里的技术人员，他安装和调试好机器，塑料模具便从机器中一个个被吐出来。跟吴坚回厂的强强，玩了一会微信抢红包，便拿出语文课本背诵了两首诗，一首是《题西林壁》，一首是《登飞来峰》。他开心的时候，把手指竖起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最喜欢的明星是范冰冰，“没有原因。”只有这时，强强的脸上才挂着一个孩子的天真。有时，工友们会让他帮忙做一些小事，强强忙里忙外，很有成就感，在这里，他的攻击行为隐身了。
“作为父亲，我不能放弃他”
有一次，强强在学校“犯事儿”了，吴坚不得不把他带回家，当时强强大哭大闹，喊着说“我要读书，我不回去”。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吴坚。“这不是孩子的错。作为父亲，我不能放弃他。”
下午5点半，吴坚下班回家，如释重负，至少在视线范围内，强强不会再惹麻烦，他歪在沙发上，长舒了一口气。吴坚很少和妻子说起强强在学校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但不想提”。
在家里，强强做错了事儿，会被外婆训斥，强强便和外婆较为疏远。吴坚认为，孩子的性格不适合打骂，因此他选择了“春风拂面”的教育方式，尽可能地陪伴强强，让他开心。
强强心里，爸爸的威严依然存在，无论他如何顽皮捣蛋，爸爸总有法子制住他。但不在爸爸的管束下，他就难以控制。吴坚不止一次对强强提到过，你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吗？强强点头，但不久后其他家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即便家长们联名反对自己的孩子，但吴坚表示理解对方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
有人说这样的陪读“不是个事儿”，但吴坚相信，只要强强能留在学校一天，融入同龄人的机会就多一天，如果强强离开学校，就只能跟着自己在工厂里倒弄小玩具，帮工友们一起干活，过早接触成人社会，“这个年纪，他应该要学习与同龄人相处的方式，他自己在学校不懂，也可以学别的孩子是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
满校长说，强强很幸运，遇到一个有知识文化、有责任坚守的爸爸，“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强强可能真的就纠正不回来了。”
“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我有责任做这些事”。吴坚回忆起一个让他很欣慰的片段，强强曾在老师的指导下做过一个母亲节贺卡送给妈妈，上面写着：“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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