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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杀人犯”薛凤起出狱后,又向河南省高院、省高检提出申诉了。
3月15日,被害人薛彩芳的父母、弟弟听说这个消息后都怒不可遏:法院都判了,人是他杀的,他还想翻案?
薛凤起在今年1月底给河南省高院、高检正式递交了申诉书,要求河南省高院撤销新乡市中院在1998年12月以故意杀人罪判其死缓的判决,以及河南省高院于1999年6月做出的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并对此案启动再审,理由是其没有作案时间、未杀人,有罪供述系遭刑讯逼供所作。
此案卷宗中,除薛凤起的有罪供述外,未见其他直接证据指向薛凤起。记者调查了解到,部分证明薛凤起没有作案时间的证人被警方关押、剃光头。另有3名与薛凤起同监室人员证明,薛凤起在看守所期间身上有伤痕,被夜审回监室后经常又添新伤,生活起居需同监室人员照顾,无法自理。
河南省检察院回复前街一号(微信号:qianjieyihao)时称,该院正在审查此案卷宗,看能否构成复查条件。省高院回复薛凤起称最快要等半年,也有可能要等两三年才会有结果。记者发现,此案终审裁定的审判长现为河南省高院高层领导。
小学校长被指杀害18岁少女

此案被害人名叫薛彩芳,和薛凤起都在河南新乡长垣县丁栾镇薛官桥村。1991年6月1日是周一,这天早上,18岁的薛彩芳像往常一样离家,带上一个装着馒头的花布提兜,挎着一个装着衣服和几本书、两张10元纸币的黄色提兜,还拿着一把花伞,向几公里外的学校走去。
但她离家后却再未回来。
薛彩芳母亲牛素梅说,一周后,其他学生都回来了,唯独不见薛彩芳。她的一个同学来到薛家,问薛彩芳为什么一周没去上课,这时家人才发现薛彩芳失踪了,开始四处寻找。
6月7日上午,牛素梅在村南的小桥桥洞中找到了薛彩芳的遗体,“她露出来一只脚,身子其他部位被泥水压着”。现场勘查笔录显示尸体已高度腐败,呈巨人状。
发现尸体一事迅速引起全村人的关注,很快就传开了。
6月8日晚,薛官桥村召集党员开会,要求村里党员都要配合公安对此事的调查,无论什么时候敲门,都要开门。
薛凤起在6月10日凌晨1点多被警方抓走了。这出乎很多村民的意料。
他当年32岁。1977年高中毕业后,在李官桥联中教初中物理,1980年前后,联中撤销小学,包括薛官桥村在内的六个村设立小学,薛凤起也回到薛官桥村小学担任校长,同时担任五年级语文老师,直到1986年,县教育局正式发文任命薛凤起担任校长,同年,薛凤起入党。
1991年是薛凤起脱产到长垣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的第3年,4月份,他报考了河南省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考试,5月份即收到教师进修学校口头通知,他考试合格,在教师进修学校进修结束后,就可以到汲县(现卫辉市)师范学院强化培训3个月,在结束后就能正式成为公办教师。
被抓时,薛凤起和妻子、两个孩子正在睡觉,房门突然传出一阵敲门声,“谁啊,干啥的?”门外的人回答,“找你配合调查情况”。
薛凤起起身开门,六七个人立即闯入房中,有人介绍其中有个人是刑警队长,还有人直接抓住薛凤起的手,戴上手铐,把只穿一条裤头的薛凤起带上停在大门外的一辆吉普警车。
薛凤起没能再回来,“是他强奸杀害薛彩云”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薛彩芳的母亲牛素梅提起女儿遇害的事时,失声痛哭。她向前街一号(微信号:qianjieyihao)讲述了案发当年警方转述给他的薛凤起招供内容,“公安局给我说的他咋承认的,我都记在心里了”。
牛素梅说,薛彩芳在1991年6月1日离家后,路过薛凤起家门前,当时薛凤起正在洗脸,“他看见一个身穿红袄、挎个书包的女孩,打个雨伞走过门口,就跟了过去,到南地那个桥边,就调戏俺这个小妮儿(女儿),她不从,说“我不从,你要是装孬,我就去告你”,为了不耽误自己的前程,他就用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把我女儿掐死了。那一年他正考师范,马上转为正式公办教师,我女儿一告他就会耽误他的前途,这是他的口供,还说我就把她填在水洞里头,头朝东,脚朝西,就这样趴着”。
称遭刑讯逼供才作有罪供述

但薛凤起讲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他说,当晚坐在抓他的警车上,约半小时后,车开到了县公安局刑警队。薛凤起回忆,当时他被押到了长垣县公安局副局长牛学忠面前,边上坐了个书记员,两边各站了四五个刑警队员,地上放着一堆尼龙绳和皮带。
薛凤起称,牛学忠问他是否知道为何把他抓来,薛凤起说不知道,“你们说配合调查,是不是因为薛彩芳的事?”
他们直接问薛凤起,那天他做啥了。薛凤起想到那几天下雨,自己应该是打麻将去了,“他说不对,你没打麻将,薛彩芳是你杀的吧?”
“不是我杀的!”
“你怎么不承认?”
“不是我做的我怎么承认?”
“开铐上绳!”
薛凤起称,多名警员给他打开手铐,把他的胳膊扭到后背,往头部提,绑上尼龙绳,接着开始用皮带、三角带抽打他,“一丝不挂,连裤头都脱掉了”……
他称,自己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如果在弄清事实前就被打死,谁会知道我是冤枉的呢?”他以为,既然说是强奸杀人案,尸体内肯定要留下精斑;掐死她也会留有手印,“不如暂时认下,等以后提取精液和指痕,不是我的,就洗清不白之冤了。”但之后警方并未提取到精液和指痕证据。
但警方又接着让他交代具体的作案细节,说不对,又被打。

1991年6月10日中午前后,薛凤起被送进长垣县看守所。几天后,他又被提到刑警队,要他说出在什么地方还藏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就又开始打我,但我还是说不出他们要我说的内容,牛局长就蹲在我跟前,很急的说:薛凤起,人家走路的能把薛彩芳的鞋放那么远吗?”他称,因受不了殴打,便按照他们的思路招认在麦地藏鞋。他不知道鞋的具体样式、颜色,又被打,直到猜对才结束。
3月15日,记者见到薛凤起时,他两个肩膀前部的疤痕依然清晰,后背及双臂上有许多细微的疤痕,但需要侧着阳光才能看见。
同监室人员:关押期间他身上不断有伤

薛凤起说,自己几乎每次被提审时都会挨打。他在检察院批捕科提审时翻供,当夜却再次被警方带走6个多小时,遭殴打,浑身是伤,答应永不再翻供才算罢休。
噩梦并未结束。薛凤起被批捕后,警方问的更细,逼供、诱供的次数并未减少,“绳勒胳膊、烟灰烫后背,皮带、三角带抽打等等,都有”,薛凤起说。
3月16日,前街一号(微信号:qianjieyihao)找到3名当时与薛凤起同监室关押人员,他们均证实薛凤起在看守所期间身上有伤。
陈飞在1991年8月7日因涉嫌抢劫被关在长垣县看守所,他称,“当时正值夏天,进入号里以后见到薛凤起满身伤痕,胳膊几乎不能动弹,绳子捆的印子像麻花一样,吃饭的时候双手捧不住一个馍,更不用说端碗了,都是其他人伺候着喂饭,就连大便也需要有人帮忙脱裤子、擦拭,每次出号回来,身上都会再添新的伤痕,至于怎么添的新伤痕,我就不知道了”。
连国相在1991年12月2日因涉嫌拐卖妇女被关在长垣县看守所,“进看守所见到薛凤起浑身伤疤,双手不能拿东西,一切活动都由号里其他犯人伺候,我也亲自喂过薛凤起吃饭,伺候过他睡觉”,连国相称,薛凤起称这是被刑警队打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的真实情景,愿意做证,如有虚假愿负法律责任”。
1992年3月23日,周永军因涉嫌盗窃罪被送入长垣县看守所,也与薛凤起在同一监室,见到薛凤起满身疤痕,“两个胳膊上如蚯蚓一样,两个锁骨上有两大块说是因绳捆落下的疤,后背横七竖八布满皮带打的伤痕,两只手还不太能动,”周永军称,自己也伺候过薛凤起吃饭睡觉。
证人被剃光头遭拘留

薛凤起在刚被警方带走时就交代了自己1991年6月1日上午的行踪。薛华锋和薛存让证实,当天早上8点多,薛凤起先离家到40多米外的薛华锋家买烟,碰到村民薛存让,薛存让和他一起买过花肥,催他去收化肥账,没一根烟的功夫,薛凤起的妻子张彩云也到薛华锋家买火柴。
之后他去了村委秘书程现立家,再去韩发祥家要账、去韩本正家看刨树,之后路过薛子光家,在他家包了会儿饺子,停了几分钟后,又去薛套军家要账,出来后,路过村小学,看了一会儿小学盖教学楼,就直接回家了,“从薛套军家拿了两根钢筋棍,交给我老婆,然后就到我哥哥薛运光家打麻将了,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继续打,到天黑后才回家”。
作为证人,韩发祥被警方带到县公安局的一间房内后,被要求坐在地上,双手被铐在桌腿上,在他坚持证明薛凤起当天到他家要账后被送进看守所、剃了光头,关押10多天。
韩发祥说,“什么手续都没给,提审我时用皮带打我,说我不老实,不让我说是6月1日那天到我家要的账”,韩发祥称,自己被要求在笔录上签字,“已经打得不行了,他们说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就妥了,我就签了,签字的时候连笔都拿不稳,更不敢看笔录内容。”
韩本正称,薛凤起确实到他家看了刨树,还帮了把手,“好多人都在”。韩本正也因此被警方关押,原因是他说的薛凤起在他家看刨树的日子不对,涉嫌包庇薛凤起,被关了约一周,改口称记不清具体日期后获释,未给法律手续。
程现立当年是薛官桥村委委员、秘书。他称,薛凤起被带走次日,公安局副局长王进然把党支部村委会人员都叫到村支书家开会,“让两委重点调查农历4月19日(公历6月1日)这天薛凤起的行踪,村支书就让我和村长薛子光重点落实”。
程现立称,当天薛凤起确实去了他家,看了他写提留单后,和他商量找人帮他安装车棚的事。之后薛凤起去理发。
当天上午,村长薛子光的三个女儿去看他,薛凤起路过进去坐了会儿。
程现立和薛子光还调查到薛凤起去程文奎家理发、到韩发祥家要账、韩本正家刨树等,他们并都写了证明。
次日,程现立和薛子光等多人到县公安局送证明材料,“但公安局副局长王进然接过材料后说,此案已破,薛凤起招认了,你们回去吧,不要管这事了,他拿着材料就走了”。
不久,检察院又找程现立调查,程现立如实讲述。
但几天后公安又找他调查。他称,当他说到那天上午9点时,“曹局长就不高兴了,他说你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农历4月19日那天,我说绝对没错,因为18日是小满会,我用了两个木工,我还给他们记着工分,曹局长马上就变脸,说薛凤起给了我好处,让我给他作伪证、包庇他”。程现立说,现场的公安要以程现立作伪证为由将其关进看守所,给他判刑,“我当时非常害怕,上有老下有小,真被关起来可怎么办?”
程现立按照警方的引导,说记不清薛凤起在哪天去他家了。
他称,之后的几年内,他和家人内心一直恐惧不安,因昧心作证而感到对不起薛凤起,又害怕哪天公安局的人还会找他,“精神受到极大摧残。”
串供疑云
薛凤起的哥哥薛运光也被抓了。薛凤起称,他在看守所期间,和他关在一起的劳动犯(因罪轻在看守所服刑)樊建强告诉他,他可以给家人写信,樊建强和家人会见时可以让家人把信送到薛凤起家,“我的手被打得不能动,就推脱说不写,也没这个必要,但他还是让我写,说可以给我代笔,后来我就让他写了,把我当天上午的行踪说了一遍,目的是想让家人明白我没做那见不得人的坏事”。
前街一号(微信号:qianjieyihao)辗转找到樊建强当时的妻子,获悉樊建强已喝药自杀近20年,其妻已改嫁,想不起樊建强是否曾跟她提过为薛凤起写信一事。
薛运光称,薛凤起被抓数天后,有一名光头骑车来到他家,说薛凤起写了一封信给他,他打开后,发现不是薛凤起的字,只看了抬头就把信烧了。但没多久,公安局的警车就来了,“把我带上去说找我调查情况,半路上他们又说把我拘留了”。薛运光称,到了刑警队他就被捆了起来,还被一名公安用脚踢,“一边问我都是到哪里告的(信访),还说那封信去哪里了,我说我把信烧了,他们说我串供,捆着我不放,知道天亮才把我送到看守所,到了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的手还拿不起筷子”。
薛运光称,自己被关了约半年后获释,但公安没给他任何法律文书。
关于串供,还有两张纸条。
“第一次是把我拘留后的第二天家人来送被子时,在号门前让我看了一个二指宽的纸条,内容是“这事到底是不是你干的?你说实话”,署名是薛运光、薛子光、薛存让、程现立,之后还有一次,看守所指导员把他提到值班室,让他看了第二张纸条,大意是“凤起,王所长是自己人,有啥事给他说,是你就承认,不是你打死也不能认”,署名是薛运光。
这在长垣县法院的判决书中成了薛凤起推翻有罪供述的原因。
县法院因证据不足判其20年
长垣县检察院于1993年2月21日,以强奸妇女、故意杀人罪将薛凤起起诉到长垣县法院。庭上,薛凤起拒不承认指控,其辩护人也成认定薛凤起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律师辩称,关于薛彩芳被害时间,起诉指控是1991年6月1日上午9点,公安的结案报告却说是11时许作案,公安及检方却未对此做出说明;起诉书指控薛凤起强奸了被害人,除被害人在有罪供述中讲过其强奸了被害人外,没有被害人处女膜是否破裂、体内有无精斑(被告人供述射过精)的检验报告,也没有被害人受侵犯、有谁见到过被告人强奸被害人的证据; 此外,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人犯有强奸杀人罪,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进入过犯罪现场,没有人证、物证证明被告人有作案时间。
律师在辩护词中称,薛凤起家到案发现场来回近3公里,当时天下过雨,被告人如做完起诉书所指控的全部罪行,即尾追、搏斗、掐死、脱衣、强奸、抱着尸体位移50米,下到沟里将尸体放好,返回第一现场整理死者的物品,又将部分物品(衣物、包)用火烧着、烧完,返回家中换衣服、洗衣服、刷草鞋,又到薛远光家从容不迫打麻将,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完不成的,现场却未发现任何与薛凤起有关的物证,这个过程也没被人发现。
“这么详细的过程是怎么来的呢?相反,却有人证明,在这段时间内,被告人没有出现在犯罪现场,而是在程现立、韩发祥、韩本正家玩耍、要账、刨树,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不是一清二楚吗?”律师还辩称,无法确定被害人是被掐死还是被勒死、吊死。
最终,长垣县法院还是认定薛凤起强奸杀人。认定薛凤起犯罪的证据除了现场勘查笔录外,就是薛凤起的有罪供述、两名证人发现薛彩芳鞋子的证言,以及薛彩芳母亲证言证明薛彩芳离家时所穿衣服、所带物品,程现立等人给薛凤起传纸条“此案是否作你说实话”等证言,无直接证据。
薛凤起家属在此案终审裁定后,从律所查到的律师阅卷笔录中,发现了当时长垣县法院作出判决的说明:
“被告人薛凤起强奸妇女、故意杀人一案,经审查卷宗材料,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1993年3月30日,将此案退回长垣县检察院补充侦查,检察院未补充任何材料又将此案退回本院,遵照王院长指示,合议庭全体成员于1993年4月19日下午15时将此案向新乡市中院刑二庭王春元庭长做了汇报,王庭长听完汇报并查阅卷宗材料后答复,‘此案被告人供述的犯罪细节叫详细,没有直接证据也可定案。按新乡市政法委的意见,可以判’。鉴于案情重大,于1993年4月26日将此案向院审委会做了汇报,经审委会研究决定,薛(凤起)强奸杀人一案,按市政法委意见,被告人已构成杀人、强奸罪,因证据不足,决定依刑法判处薛凤起杀人罪有期徒刑15年,强奸罪10年,并罚执行20年,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即丧葬费等8800元”。
1993年4月26日,长垣县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薛凤起犯故意杀人罪,判刑15年,犯强奸妇女罪,判刑10年,合并执行20年。
两获死刑后改判死缓

薛凤起上诉,新乡市中院于1993年12月23日作出裁定,认为此案依法不属于长垣县法院管辖,裁定撤销前述判决,由新乡市中院一审。
新乡市检察院的起诉取消了强奸妇女罪,指控薛凤起在1991年6月1日上午9时许,尾追本村女学生薛XX至本村南一小桥处意欲强奸,该女不从,薛凤起便将该女推进麦地,捺翻在地,后恐其喊叫罪行败露,急用双手掐住该女的脖子,将该女掐死。
新乡市中院认定了检察院的指控,“犯罪事实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提取的物品、尸检报告及证人证言所证实,被告人薛凤起亦曾供述在卷”。对于薛凤起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没有作案时间,要求依法宣告无罪的请求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
1996年5月16日,新乡中院第一次做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薛凤起死刑。薛凤起又上诉,河南省高院于1996年7月22日以原判事实不清为由,将此案发回重审。
1996年12月22日,新乡市中院第二次做出一审判决,依然判处薛凤起死刑。薛凤起再次上诉,河南省高院于1997年4月25日又以原判决认定薛凤起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
1998年12月18日,新乡市中院第三次做出一审判决,改称“鉴于本案具体情况”,判处薛凤起死缓,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1万元。薛凤起继续上诉。河南省高院于1999年6月4日以此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足以认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薛凤起随后被送到了河南省第二监狱服刑。服刑期间,因为教师身份,监狱安排他给服刑人员当文化课教员上课。此外,他还要参加监狱创收的手工劳动,缝制足球。
但在此期间,薛凤起仍未停止申诉。他每年都通过监狱邮寄的方式向最高法院申诉,称自己没犯罪,有罪供述是在刑讯逼供下做的,“先在监狱备案,然后由监狱邮寄给最高法,但他们有没有给我邮寄我就不知道了”。
同时,薛凤起的家属也在外面信访。2014年,薛凤起的儿子将材料递到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组将此案转给河南省政法委调查落实,后者将案件转给河南省高院,但家属多次联系河南省高院负责此案的法官,始终在往后推,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
“公检法都判了,凶手就是他”

但在被关押的24年间,薛凤起的父母、岳父母均已离世,他也由一个32岁年富力强的青年变成年近60岁的白发翁。
获释当天,他和家人及在监狱门口拉出横幅喊冤,希望引起社会关注。今年1月25日及1月28日,他先后向河南省检察院、河南省高院正式递交申诉材料,要求对此案启动再审程序。
河南省高检回复前街一号(微信号:qianjieyihao)采访时称,目前该院正在审查薛凤起的申诉是否构成复查条件,尚不知何时会有结果。
3月16日,河南省高院立案庭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回复他,他的申诉目前尚无结果,“最快要半年,或者两三年也不一定”。前街一号(微信号:qianjieyihao)发现,河南省高院作出的(1999)豫法刑二终字第177号终审裁定书显示,此案终审裁定审判长为田立文,田立文现为河南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听说薛凤起要申诉后,薛彩芳的父母和弟弟都怒不可遏。他们说,公安机关已侦破此案,检察院也已起诉,各级法院也都做出了判决,因此断定凶手就是薛凤起,“如果不是他,当时就应该把他放了,如果是他,就应该判他死刑,为什么后来改判了死缓,关了20多年他就能出来了?”
“如果真的复查了,说不是薛凤起做的案,那公检法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做的。真凶找到了,才可以说不是他”,薛彩芳的弟弟说。
本文作者/莽原 发自河南长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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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614.35亿元,同比增长6.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212.58亿元,增长1.4%,比全国平均增速低3.4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20位,在中部六省中排第5位。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2.01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4.61%。
一、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长较快
按经济类型分,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156.03亿元,同比增长7.0%,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73.4%,比去年同期增加3.8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0.69亿元,下降9.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7.88亿元,下降41.1%;其他内资企业实现利润16.31亿元,增长9.7%。
二、小型企业利润增长较快
全省规模以上大中小微型工业企业均整体盈利。其中,大型企业实现利润28.95亿元,同比下降34.9%,降幅比2015年全年扩大11.8个百分点;中型企业实现利润51.26亿元,增长5.6%;小型企业实现利润121.74亿元,增长14.6%,拉动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增长7.7个百分点;微型企业实现利润4.60亿元,下降10.9%。
三、行业盈利状况分化较大
规模以上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36个盈利,3个亏损。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3.52亿元,拉动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增长3.0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实现利润23.02亿元,增长19.2%,拉动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增长1.7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实现利润18.79亿元,增长17.7%,拉动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增长1.3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亏损3.79亿元,拉低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增速3.5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11.73亿元,下降31.5%,拉低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增速2.5个百分点;烟草制品业实现利润29.40亿元,下降8.6%,拉低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增速1.3个百分点。
原标题:市教委:高中4年学制正在论证
京华时报讯(记者 郭莹)昨天,有媒体报道北京部分优质高中学制将延长为4年,面向本区或跨区招收初二学生,被选中的学生将不再参加中考。对此,市教委表示,此项改革试验的方案正在论证中。
消息称,参与“1+3”模式的试点优质高中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和海淀区。招生方式分为跨区招生和本区招生。“跨区招生”的招生范围包括本校初中部的学生及其分校的初中部学生。“本区招生”仅指区县内有特色或属于区级示范高中的学校。这类学校在进行“1+3”招生时,只能面向本区初中部学生。
昨天,北京市教委相关人士表示,“1+3”培养模式并非基础教育学制变化和考试招生改革政策,只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试验项目,旨在进一步打通学段壁垒,形成多种形式的一贯制培养试点,使学生获得更实在的“优质均衡”和“机会公平”,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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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今年小升初政策与去年一致
京华时报讯(记者 郭莹)昨天,记者从丰台区教委了解到,今年丰台区小升初政策与去年保持一致,仍实行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
据悉,今年丰台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依然将全区划分为12个小学入学片区和7个初中片区。
所谓单校划片,是京籍儿童少年都确定有一个
对口入学的学校。多校划片包括未选择单校划片入学的京籍儿童,可选择放弃对口学校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未确定单一对应学校的本市户籍和父母自有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儿童等,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本区集体户口儿童,按照户籍地确定小学入学片区,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
王岐山指出,当前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和提升。解决好执政党的作风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关乎人心向背。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入手,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由浅入深、坚持深化,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了人民群众满意的成效。我们清醒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和土壤。只要把党管 好治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顺利发展。
伊万诺夫表示,俄方重视同中国的反腐败交流合作,愿为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原标题:重庆成立问题疫苗排查组 网传数千人份问题疫苗流入为谣言
3月22日,一则“2011份问题疫苗已经流入九龙坡、江北、潼南、綦江等众多区县”的信息,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渠道疯传。
对此,重庆市食药监局作出官方回复,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正按照相关要求开展非法经营疫苗事件查处工作,疫苗事件宣传报道信息以总局官网发布信息 为准。对网传的数千人份问题疫苗流入到我市部分区县(自治县)的信息,经核实,为2009年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相关报道,新闻的主体是当年一批流入重庆的不合格狂犬病疫苗,与本次疫苗事件无关,希望市民不要信谣传谣。
目前重庆市食药监局正在排查流入重庆的问题疫苗情况,将于25日把情况报告递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媒体披露山东警方破获非法经营疫苗 类产品案件后,重庆食药监管局已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开展自查,并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进行排查。此外,还联合重庆市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门,一起在 重庆市范围内展开调查。
对于网上公布的重庆4名涉案人员名单,重庆食药监局回应称,目前已经开展调查,将尽快核实涉案人员身份和疫苗非法购销情况。
(上游新闻记者 王珊)

在美国著名医学史学家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所写的《健康的哨兵》一文中,有如此描述:从美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他们殚思竭虑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获得足够的预算。
美国的这一困境,正在紧迫地成为中国CDC人和政府财政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各级CDC有足够的政府财政预算,并实行二类疫苗的省级统一招标,在中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已经是一种共识和实际推行的政策。基于此,二类疫苗的隐患在这些地区并未成为问题。
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呢?实行单一的省级统一招投标政策,似乎是切断二类疫苗隐患的当务之急,但CDC系统的正常运转经费问题,其重要性或甚于前者。
除了上述两项内容的顶层设计,亦有其他体制性问题,在二类疫苗的隐患中暴露出来。
逐利历史
当中国鼠疫第一人伍连德战胜了鼠疫之后,中国人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引发了重视,由此启动了中国公共卫生的不断加强。
“在改革之前,防疫系统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都是从正规的疾控渠道拿疫苗,无论是一类还是二类。虽然那个时候工资并不高,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赚这个钱。但是改革之后就变了。”原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杭长寿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其实中国的防疫体系正是建立是始于解放前夕,针对东北解放区建立了防疫大队,开展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到1985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 类卫生防疫站3410个,比1965年增加了911个,专业防治所(站)1566个,比1965年增加了744个。卫生防疫人员增至194829人,比 1965年增加1176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87821人。
“1986年启动的卫生防疫体系改革,最大的变化就是国家财政投入锐减,到了1992年更严重,纵使从事大学教育的人也开始了摆摊,逼得行政机关都 去挣钱了。因为人员工资、工作经费都在减少,鼓动大家去创收。防疫系统也是如此。现在虽然公共卫生体系投入增加,但是过去创收的机制并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才导致公共机构发生了如此大的问题。”一位疾控系统的专家表示。
“在1988年时还好点,人员工资政府全额保障,大家没有奖金体系,有点工资就行,但是1988年开始了鼓动创收,创收多的奖金多,于是各个防疫站 开始了很多收费项目,体检、检验、疫苗销售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疫苗流通渠道只有从疾控控制,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推进,疾控外的疫苗销售进入了这 个体系。
2005年出台了相关的条例,用来规范10多年的混乱,但是过去依然存在的习惯目前还没有扭转过来。”上述疾控专家表示。
更为严重的是出事的河北省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这家公司很早就有了,它具有两张皮,一个对外号称是河北疾控中心,另外一张皮是谋利的私营公司。 1988年左右,他们开始了给脊髓灰质炎疫苗增加费用,一粒糖丸增加一毛钱,每年强化是1千万份。原本国家是要求四岁以内的孩子强化,但是他们扩大到 8-10岁的孩子,为了更多的挣钱。他们以河北疾控的名义发了文,要求增加一毛钱,且名誉是注射器费用等,其实这个费用国家也是不收钱的。”一位曾经任职 于防疫站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从此就瞄上了疫苗。“原来刚开始改革时,大家还想着去挣别的钱,比如做杀虫剂,枪手杀虫剂就是河北省防疫站做的,现在成了一个品牌,还有做卫生筷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很赚钱,没有疫苗来得快。于是大家就开始做疫苗生意。”上述人士表示。
随着河北防疫部门的做法,2000年左右,全国都开始了这个生意,而且愈演愈烈。
系统内外
当对人类健康有着巨大贡献的疫苗尤其二类疫苗成为疾控部门所依赖的经济来源之一时,层层加价几乎是大部分疾控部门的必需手段。
一支二类疫苗正常流通方式是生产厂家→经销商→省疾控→市疾控→县疾控→接种点。
“对于二类疫苗,每个省份的政策不同,但多数还是以疾控系统为主要中转站,企业会把疫苗通过代理商销售给疾控部门,疾病部门再分发到各级疾控系统以 及抵达接种点,但是这个传递过程中,每层的价格都不同,比如疾控以每支20元采购的疫苗,会以60元的价格销售给下一级,而下一级单位会再以100多元价 格卖给接种者。
正常的话,这种利润和价差循环在疾控系统内,但因为各地政策的差异,很多地区又有一个系统外的套路:即社会上的疫苗经营者从疫苗生厂家购买低价疫苗,然后高价销售给基层接种单位。基层接种单位之所从系统外购买疫苗,是因为这种方式获取的利润更多。
“系统内100余元的一支疫苗,系统外的销售人员只要价30元,接种点当然要这个加价空间更大的疫苗。”一位基层食药监部门的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每个企业对于二类苗都有自己的销售途径,有的企业拥有自己的销售队伍,有的企业是经过代理商模式进行销售,然后总代理商再往下继续分级。但是二类 疫苗多数还是以销售到疾控部门为主,不针对医疗机构的接种点,因为配送比较麻烦。由于二类疫苗属于自愿接种,数量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近效期疫苗,一旦出 现这样的疫苗,为了处理库存,无论是经销商还是疾控部门都会出现大甩卖的事情,这些甩卖的疫苗很多都流向了个人代理那里,然后再以比较低的价格进入接种 点。”一位疫苗生产企业的人士表示。
“对于这些近效期的疫苗,如果没有资质的个人想买走,疾控部门或者疫苗经销商都会帮助其搞定资质,找一个有资质的公司,挂牌,走货,谁也不知道那些 近效期的疫苗去了哪里。因为近效期的疫苗都是低价处理,谁也不想坏在自己手上,更何况,又有需要低价疫苗的地方,这就给那些串货的个人带来了空间。”上述 地方药监体系人员表示。
系统外最大的弊端是无法保障疫苗的有效和安全性,即所谓冷链环节。诸如狂犬病疫苗,一旦失效的情况下注射,疫苗本身或无危害,但无法保证患者因为狂 犬病发作而丧失生命。在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法院系统的生效裁判文书中,患者与注射机构的民事纠纷众多,部分案例的根源或与此相关。
同样出自法院系统的裁判文书显示,中国卫生和食药监部门以及公安机关,早就上述的不安全性有过刑法制裁的案例,很多不具备资格从事疫苗经营的个人,因非法经营罪而身陷囹圄。但这类制裁与所获取的利润相比,很多人依然选择铤而走险。
内外勾结
系统内外勾结,亦是疫苗隐患中暴露出的问题之一。
2015年11月,四川广元市纪委查处了一起疾控系统腐败窝案。广元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刘某交代,当地市、县疾控系统多名干部主动提高疫苗进价,加价部分作为额外回扣。
2012年,时任广元市朝天区疾控中心主任孙某主动要求供应商将乙脑疫苗价格从20元/支提高到40元/支,其中虚高的20元由供应商和疾控中心干部瓜分,孙某从中分得9.6万元。
办案人员发现,2008年以来,广元市县两级采购疫苗总量达6000多万元,仅供应商赵某所占份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据赵某交代,为了保证市场 份额,他根据疫苗品种、采购方式和干部作用大小,制定了一套具体、详细的“回扣标准”,并与相关人员达成默契,分别按10元、5元、1元等不同标准给疾控 系统的工作人员提取回扣。
在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湖南华一”)是当地最大的疫苗销售企业之一,主要管理成员均出身于疾控系统。而早在这家企业成立之初,便牵涉 一宗地方疾控系统人员的受贿案。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大量疾控系统出身的人员设立疫苗销售企业,同时通过权钱交易获得市场份额,是这个行业内一条显著的灰 色链条。
湖南华一前身为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株洲供应站。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经营范围包括疫苗、生物制品的销售等,法定代表人为唐建敏。唐建敏曾涉怀化市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科原科长李某受贿案。
司法材料显示,2005年年初,李某代表怀化疾控中心到株洲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株洲华一”)联系购疫苗事宜,同时提出要给其个人回扣,唐 建敏表示同意。李某从株洲华一共得到好处57250元。唐建敏本人在该案中作证称,株洲华一销售给怀化疾控中心大概3、4万支精致乙脑疫苗,还有小部分其 他疫苗。
结合唐建敏在《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提到的一些信息,以及知情人士的说法,可见,该公司“领导层及营销队伍多数都有过省、市、县CDC工作的经历。”“华一公司前期已经在市场营销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包括市县一级CDC的关系维护”。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种优势,湖南华一多年来都是湖南省各级疾控中心的一类采购中标企业,其业务遍及湖南全省“14个市州以及下辖乡镇”,“在很多市州,华一公司是市政府指定的疫苗采购商。”
近日,食药监总局先后公布了13家“涉嫌虚构疫苗销售渠道,可能是造成涉案疫苗流入非法渠道的主要责任者”的企业。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了这13家公司的资料,发现在这些企业中多名公司的高管或股东曾在卫生疾控系统任职。
河北省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下称“河北卫防生物”)是隶属于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河北疾控中心”)的国有生物制品经营企业。工商资料显示,河北卫防生物的法定代表人原为赵保刚,2016年1月8日变更为郝延江。
在河北疾控官网的“科室职能”和中心外网专家名单上,至今仍显示,赵保刚为河北疾控生物制品供应管理所负责人。
沈阳尚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尚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中均(或曾)有股东与“赵保刚”同名。但目前无法准确上述“赵保刚”是否系同一人。
但在一条尚元生物的公开招聘启事中这样写道:尚元生物客户范围覆盖辽宁、河北各市、县、镇,乃至乡村,多年来尚元生物与辽宁、河北各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当卫生防疫和免疫规划事业的重任。
新三板挂牌公司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实杰生物)董事兼副总经理为沈宇航,有关部门公布的名单中,出现了“福建莆田沈宇航”,二者同名是否偶然,尚待有关部门查证。
公开资料显示,沈宇航曾任职于莆田市卫生防疫站和莆田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实杰生物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包括沈宇航在内,该公司至少有4位高管曾 有地方卫生系统的工作经历。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华曾任职于山东省临沂市卫生防疫站;公司董事王震曾任职于宁波海曙区卫生防疫站;副总经理高磊,执业医师, 曾在山东省莒南县卫生防疫站任职。
共治难题
系统内外的巨大掘利空间,为疫苗隐患埋下伏笔。在这样一个隐患重重的灰色利益链中,行政监管环节便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监管环节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食药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是疫苗质量以及流通环节,而预防接种环节监管责任在卫生部门。虽然法律规定疫苗质量是全链条式监管,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 食药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在流通环节就止步了。由于种种原因,食药监管部门根本无法对疾控机构和疫苗接种单位开展有效监管。比如说,电子监管码与疾控机构的 系统基本不兼容。”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次改革之后,不断加强的食药监管体系,在执行层面仍然存在着难以把控的环节。
1998年,国家药品管理局成立,事实上它是由原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卫生部的药政司,再吸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部分机构,成立了国家药监局。2000年,国家药品管理局执行省级以下垂直监管。
在它成立之后,变革开始不断上演。
2003年4月16日,根据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是时为国务院直属单位。
2008年3月,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归卫生部管理,为其直属机构。在2008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文件通知,取消了推行八年之久的药品垂直监管体系。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再次推出,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然而,随后推行的地方机构改革演变成工商、质监、食药整建制“三合一”。
“‘三合一’改革表面上增加了监管资源,实际上降低了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冲淡了食品药品监管专业性,其中药品监管力量被弱化得更厉害。在2008年 机构改革时,全国每年查出药品案件数量高达30万件,到2013年机构改革时是15万件,到了2015年只有10万件。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层面说药品质 量较之前有提高,但这显然不是全部原因。查处药品案件数量逐年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基层监管体制和能力出现了问题,监管队伍不够专业,监管水平下降,发现 不了药品安全中存在问题,有些不具有专业背景的监管人员甚至干脆不想学、不敢管。”胡颖廉表示。
“工商、质监、食药监等N局合改革上下不一致,左右不相同,乱象迭出,效果极差,当初改革初衷是加强食品安全管理,落实地方政府责任,食药监局单 立。但最终改革是三合一、四合一,甚至有七合一等,正规的执法部门变成了一支杂牌军。有的地方,改革前等改革,改革后借口磨合期不干活,至今仍处于瘫痪状 态。在国务院有着装令规定情况下,各地各搞各的,五花八门,打假的部门都变成了山寨的,老百姓难辩别正伪,如此乱象,为何不去纠错呢?” 苏州市工商系统的一位官员表示。
3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督司司长李国庆坦言,“目前我们国家有1.2万家药品批发企业、5000家药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药 品零售企业,监管对象数量多,基层人员缺乏,全国有药品检查资质的人员不足500人,监管检查存在死角盲区。加之近几年机构改革也对基层监管带来一定的影 响,好多人员轮岗等等都会有一些影响。”
李国庆表示,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7条、第48条的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监管工作,依法对疫苗生产、经营企 业开展检查工作,对疫苗产品进行抽样检验,这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疫苗监管的职能。实际工作中监管责任不落实,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发现。一些违法企业虚构购 销流向,查实一个企业的违法犯罪事实需要延伸检查上下游多家企业,有的还涉及跨区域配合问题,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胡颖廉表示,虽然“三合一”之后,工商、质监、食药监的人合到一起,看似队伍增大了,但是到药品监管力量却在减少,真正懂得管食品的不到五分之一,药品的更少。很有很多人不会管,怕承担风险,少做一件,风险少一点,给原本能管的人的积极性带来了打击。
“问责是必须的,但如何科学问责是关键。过去我们习惯的问责方式是几个相关部门各打几十大板,但这并不解决问题,因为没有针对性地堵住真正的漏洞,不利于建立长效机制。”胡颖廉表示。
统招之后
“我国接种单位20多万家,点多面广,各地发展不平衡,监管难度大。存在接种机构从非法途径购买疫苗的可能。以后接种机构使用二级疫苗,都要在省级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完善疫苗储运和冷链运转的记录。” 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与控制局局长于竞进曾表示。
对二类疫苗实行省级统一零加价招标的政策,让非法趋利者看到了尽头。这或许将改变2005年出台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规定的: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在上海、浙江、苏南等地,目前二类疫苗管理采取了类似一类疫苗的管理方式,所有的二类疫苗由市疾控中心统一采购、调拨,区县疾控中心以及社区卫生院不再需要单独购买。
二类疫苗将使用省级平台统一招标,采取竞争性招标方式,限制加价或者明确加价范围,这也许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一位接近卫生体系的人表示。
但在一位曾就职于WHO免疫规划中心的专家看来,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二类苗是老百姓自己付钱,国家统一招标恐怕不妥。要看清目前疫苗乱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为何目前乱,就是因为以防疫系统为主的垄断,有暴利,所以人人都想去挣钱。如果不走防疫站系统,直接公司做市场,暴利就会减少,没有暴利就没有人 倒卖了。”
一位药品专家表示,如果执行零差价统一招标,需要财政的补贴要到位。因为中国预防体系中,全额拨款的数字是按照在编的人头来计算,不包括编外人员。
“河北某县级防疫站,50多个人,只有12个人是有编制的,其他的人工资都是需要通过市场上去找,如果切断疫苗的利益,他们会寻找别的方式来挣钱。但是没有这些临时工,预防的工作只靠编制内人员,是干不了的。”上述免疫专家表示。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卫生防疫和疾病预防控制的费用都由公共财政给予保障,各级卫生防疫机构一直为全额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经费投入全额纳入政府财 政预算。1988年后,为了缓解经费短缺的困难,政府允许卫生防疫机构开展有偿服务,逐步实行资金自筹的政策。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后,国家又逐步 加大投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逐步回归政府全额预算拨款。
在2012年,全国各省、地(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收入376.6亿元,其中财政补助239.5亿元,业务收入100.8亿元,其他收入36.2亿元。“如果不靠业务创收,我们无法给没有编制的人发工资。”一位地方疾控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创收项目中,二类疫苗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其他项目的收入,这也是终端接种单位加大推广二类疫苗的动力之源。因为二类疫苗作为自费疫苗,天然具有推 销的性质。“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在接受了终端接种服务人员的推荐后才了解二类疫苗。事实上,很多疫苗没有必要注射,特别是肺炎疫苗,它不是传染病,而是一 种感染性疾病,一般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就医都比较及时,少有发展到肺炎,但是贫困地方倒是应该有这样的需求。”上述专家表示。
上述药品专家表示,省级招标的方式,只能做到一个层面,就是疫苗会在国家疾控控制的体系中流通,不会再出现冷链外的疫苗,但是却不能实质解决问题。 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国家免疫规划调整,把传染性强的疾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其他治疗性疫苗可以纳入医保。如果不解决趋利性问题,即使招标,可能也解决不了 最终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校长李立明曾在全国“两会”上表示:公共卫生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公共卫生事业是国 家重要的公益事业,不能自己盈利,完全依靠政府支持。在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人们 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很难认识到位,从而也影响对它的正常投入,以至累积了大量问题,必然从根本上影响国家进行疾病预防控制的能力。
如今一旦实行二类疫苗的省级招标制度,必然会切断很多疾控和防疫部门的主要利益来源,那么政府财政支持如果不到位,行政监管体制不能理顺,改革持久性将受到挑战。
新华社济南4月3日专电(记者萧海川)随着气候逐步转暖,手足口病等传染病也进入高发期。山东省医卫部门日前发布提示,建议公众特别是家有小儿的家长,应保持高度警惕。
以儿童为高发人群的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患者多为5岁以下儿童。手足口病的初期发病症状类似感冒,可能出现持续4至5日的发烧。患者的手掌、脚掌,有时臀部会出现无痛疱疹,口腔内伴有疼痛溃疡。
少数患者特别是小于3岁的幼儿,病情或进展迅速。发病不到一周,或出现脑膜炎、脑炎、脑脊髓炎、肺水肿、循环障碍等并发症;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很快,甚至导致死亡。
患者、隐性感染者和无症状带毒者为该病流行的主要传染源。手足口病在患病第1周传染性最强,患过手足口病的患者也能再次感染。
山东省卫计委建议,防治手足口病,应先从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做起,做到“洗净手、喝开水、吃熟食、勤通风、晒衣被”。家长应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托幼机构及学校应对日常用品及时消毒,同时注意检查幼儿手心、脚心等部位,出现相关症状应及时送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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