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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京“红通”嫌疑人已有3人归案
新京报讯 （记者温薷）昨日，北京纪检监察网公布了市追逃办一年“成绩单”。截至目前，北京市7名“红通”嫌疑人已有3人归案，此外，15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缉捕或劝返，21名外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北京市还规定，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未经正常程序，私自出入国（境），第一时间都必须向市追逃办报告。
15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已缉捕或劝返
去年初，北京市追逃办开始筹备，2月成立。昨日，北京纪检监察网公布了市追逃办一年“成绩单”，其中称，近一年以来，按照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决策部署，在市反腐败协调小组直接指挥下，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截至目前，北京市“红通”嫌疑人已有3人归案，缉捕1名“红通”外逃嫌疑人，缉捕或劝返吕某某、景某某、张某某等15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抓获21名外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其中，包括去年5月-6月间，追逃小组赴柬埔寨，成功将“红通”第16号嫌疑人孙新缉捕并押解回国，这也是全国各省市区第一次主动出国追逃“红通”嫌疑人的成功案例。
资料显示，孙新原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纳，其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将上千万元公款转入本人担任法人的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其中部分款项被转入期货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
领导干部出国信息加强分析研判
在落实防逃方面，北京市追逃办昨日表示，目前北京市已完成登记备案人员所持因私出国（境）证件的集中保管工作，同时，已逐一核查这些人员的因私出国（境）有效证件信息和2013年1月1日以来的因私出国（境）记录。
根据北京市目前规定，在职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要求从严掌握，一般不批准。因特殊情况出国（境）的，需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按规定程序报批。
市追逃办表示，近日正在重点推动“追防一体化”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出国（境）信息的分析研判，强化对重点人员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
按照规定，各单位在立案或准备立案的同时，即要及时准备跟进“防逃”。对于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未经正常程序，私自出入国（境），第一时间都必须向市追逃办报告。
揭秘1
哪些部门和单位参与追逃？
北二外提供语言翻译服务
市追逃办表示，成立一年间，多次召开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对追逃追赃工作和重点案件进行研究会商部署。
比如，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因案施策，专人专管，制定具体缉捕方案；市安全局、市外办、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单位开辟“绿色通道”，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好出国、换汇等手续，查找有关外逃人员信息；市卫计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积极协调，提供有力的医疗保障和语言翻译服务。
同时，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反腐败合作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市追逃办运用证据需求清单以及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请求模板，围绕违纪违法线索、涉案资金流向、出入境情况、国内亲属和重要关系人等加强调查取证。
揭秘2
怎样从海外抓获嫌疑人？
组团押解+亲情感化
北京市追逃办对挂牌督办的案例逐一分析后认为，这些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文化素质较高，工作经历丰富，熟悉海外情况，生存能力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追逃追赃工作难度。
市追逃办研究北京地区46名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基础情况后，实行“一人一档案、一人一方案”，对北京市7名公开的“百人红通”嫌疑人实行重点督办，定期研究情况。
其中，缉捕“百名红通”10号疑犯裴健强的过程中，追逃小组辗转塞内加尔、马里、乍得、埃塞俄比亚等国，将裴健强押解回国。
市追逃办称，除了组团押解这种方式外，还有不少外逃人员在红色通缉令、法律的震慑、感召和亲情的感化下，主动回国自首，比如逃亡菲律宾6年的吕某某曾表示，即使在国外有工作，经济上能生活得好，心理上也永远有抹不掉的阴影。反倒是回国自首认罪后，才真正感受到了“重新做人”和“内心自由”。
据媒体报道，吕某某是去年北京市首例经劝返回国自首的外逃贪官。办案单位自立案后与吕某某所在单位取得联系，并不断通过吕某某在国内的亲属规劝其回国投案自首。去年6月，吕某某回国自首。
广西融安县大坡乡岗伟村第一书记陈中伟打亮手机，给村民讲解贫困户入户评估表。原标题： 50万“疑似贫困户”被一票否决
广西识真贫(人民眼·精准扶贫)
来源：人民日报
尽管有思想准备，焦成举还是没料到，村民争抢贫困户帽子的热情如此之高。
“你们搞错了！你今天不给我贫困户，咱就到县政府说话去！”一位村民找到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此前入户评估打分，这位村民的得分，远高于贫困户标准分数线。
焦成举来到他家，逐一复核家中实物，“竟然发现了一台2000多元的洗衣机，这是第一次入户时没找到的，分数更高了，他一时无言以对。”
焦成举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现任田东县印茶镇立新村第一书记。
来找焦成举的村民，申请复核的有之，举报他人的有之，推荐人选的也有之……正如真理越辩越明，真贫越识越清。
焦成举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015年10月至今年2月，广西用时3个多月，下派25万名各级干部，进村入户找真贫。一场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行动，打破了乡村的宁寂，刷新了贫困的底色。
“几乎是最穷的人，为何不是贫困户？”
不容富人“被扶贫”
焦成举到斜央屯张贴公告时，正逢屯里办庙会，在外的村民大都回来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是，“这个只有81户的屯子，竟有30多辆汽车。”
立新村是“十三五”贫困村，斜央屯是其所辖的9个自然村屯之一。这一幕，让刚到任的第一书记焦成举，对立新村“刮目相看”。
广西共选派了3500人，与焦成举同期到贫困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2015年国庆节假期后上任。与就任前想象中的贫困村不同，不少第一书记心中开始升起问号。
“不知道何安国2014年为什么没评上贫困户。”田东县作登瑶族乡平略村第一书记韦灿明，这位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派出的干部发现，老何肢体残疾，干不了重体力活，全家5口人，没有产业，也没有人外出务工，收入之低，可想而知。
与韦灿明来自同一单位的戴芳，担任作登瑶族乡坡教村第一书记，让她感到滑稽的是，村里一个跟随爷爷一家生活的10岁男孩，单门独户地成为了贫困户，“我们核实发现，虽然他母亲离家出走，但他父亲在煤矿有工作，并且在那儿有房子，明显不符合贫困户标准。”
有的符合贫困户标准的漏了，不符合标准的却进了。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第一书记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党组成员成伟光也颇有同感：“我春节前到几个县走访贫困户，看到其中一个村最贫困的5户，有3户上一次不是贫困户，几乎是最穷的人，为何不是贫困户？看来原来评定贫困户时，村组干部的权力太大了。”
可以互为印证的是，2015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在广西随机选择龙州县、德保县，开展扶贫专项督察，在两县实地察看了8个村，召开村级座谈会、查看村级建档立卡档案各8次，发现个别村建档立卡质量不高，部分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申请书填写日期等关键信息有涂改痕迹，扶贫手册上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张冠李戴等。
此次扶贫专项督察前的几天，审计署发布一份公告：广西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公告一出，舆论哗然。尽管当即问责处理了52人，其中包括6名县处级干部，广西还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公告发出4天后，广西举办精准扶贫攻坚动员大会暨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培训会，为期5天，一直开到县，采取“视频会议+学习研讨”的形式，2.5万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痛陈：“审计署通报我区马山县违规认定3119名扶贫对象问题，不仅暴露了我们作风上不严不实的问题，也集中反映了我们扶贫工作不精不准、大而化之的缺陷。必须以此为戒，吸取教训，坚决整改，真正把扶贫工作抓准抓实抓到位。”
为此，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自下而上集中开展精准识别工作，把全区538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到村、到户、到人。
回过头来看，广西决策者认为，“马山事件”也是“好事”：其一，表明以前对贫困户的认定确实有问题，不仅马山有，广西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这就打消了部分基层干部对精准识别的质疑：不是早就评定了，还有必要再精准识别吗？是不是有点劳民伤财？
其二，这一次精准识别之后，类似马山的事情，还出得起吗？再出你还能交代得过去吗？再出的话必定处理得更重。
广西有自己的苦衷：截至2014年底，尚有贫困人口538万，农村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54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广西县市区的一半，5000个贫困村占广西行政村的1/3以上，是全国贫困人口超500万的6个省区之一。
广西也进行了自我剖析：2014年识别贫困户，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分解指标的方式，不管行政村条件好坏，所有村都分配贫困人口指标，真正的贫困户无法全部覆盖。以村评、乡审、县定的方式确定贫困户也不够科学，识别过程还有空子可钻，难以杜绝“富人当选，穷人落选”现象。
3个多月，把538万贫困人口一一识别出来，谈何容易？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投入。
人还好说——发挥制度优势，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其中263个区直机关，以及各市直、县直机关，分别按照所派出第一书记1∶3到1∶5的比例，增派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共派出各级干部25万人，脱产开展精准识别行动。
财力投入同样惊人——自治区主席陈武说，为了把扶贫对象找准，这次精准识别需要印制的上亿张表格全部由自治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保障。“上次我们投入了3600万元，当时已经觉得不少，在全国也排在前面。对广西这样一个财政并不宽裕的省份来说，这次的大投入，我们觉得值！”
人、财俱备，焦成举们踏上“识贫”之路，但尚需答好三道题：识别什么？谁来识别？如何识别？
“不再跟着感觉走”
不问收入看实物
“找出真正的贫困户还不容易？入户问问，谁家收入低，就定谁。”起初，焦成举和不少精准识别工作队员这么想。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你家年收入多少？”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连自治区党委书记都难问得出。
2015年8月中旬，彭清华到罗城县东门镇榕木村调研。贫困户潘金花告诉他，全家6口人，女儿女婿常年在广东打工，老两口年过六旬，体弱多病，还带着两个外孙，女儿女婿有时寄点钱回来。
“每年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一点啦，油盐钱，不多的。”潘金花支吾着说。
再问，回答的还是这句话。
朱学峰，那坡县德隆乡念头村第一书记，也为收入的问题与村民黄丽华“斗智”过。
“在广东那家制衣厂打工，一年收入多少？”
“没有收入。”
“打工挣的钱呢？”
“全花光了。”
“你家孩子还在上大学，通过‘绿色通道’贷款了吗？”
“没贷款。”
“那你给他的学费、生活费，不都是你打工的收入吗？”
“给他的也算啊？”
来自广西大学的朱学峰，即便能估摸出黄丽华给儿子的学费、生活费，也无法算准黄丽华的打工收入。
“经过一轮轮扶贫入户调查，很多农户为了评上贫困户，对收入有所隐瞒是可以想见的。”戴芳说。
田东县副县长刘军模认为，农户确实很难把收入算准确，“就像问你我工资收入多少一个道理，问到手的多少，现在就可以说。若问具体的各项多少、年收入多少，可能还得到财务查。”
既然收入难统计、难衡量，无法有效区分贫富，如何找到“真正的穷人”？
广西的答案是：采取直观的、可感受的、可触摸的指标，去分析判断农民的真实贫困程度，少用那些虚的、很难核定的指标去衡量。
经过六轮试填，广西形成了贫困户“考卷”——入户评估表，一共5页，设置18类98项可衡量指标，包括住房、家电、机动车、健康、上学、务工、土地、养殖等。
精准识别工作队员手持入户评估表，对贫困村所有农户、非贫困村在册贫困户和新申请贫困户的农户，逐户入户调查、综合评分。按照分值高低排序，自治区对照全区538万贫困人口规模，给每个市、县分别划定贫困户分数线，农户得分越高，表明经济条件越好。
田东县朔良镇南立村第一书记邓小武来自县金融办，以前上门采集过农户信用信息，“当时我们也不问你收入多少，而是侧重于问种田、务工等情况。这次精准识别侧重于农户整体状况，真贫困的，分数绝对高不了，不贫困的，也低不了。”
当分数成为“硬杠杠”，一些富裕农户也跃跃欲试。
“当时有14户提出贫困户申请，我们逐一入户打分，他们房子都是两三层小楼，地板砖锃亮，一打分，都在80分以上，没有一户符合贫困户标准。”那坡县团县委副书记黄梅桂，到德隆乡德旺村当精准识别工作队员，“看到别人得了贫困户，他就要申请，万一得了呢？”
“分分计较”“分分必争”，成为精准识别工作中遇到的常态。
那坡县百合乡念银村第一书记吴安玉，就接到一个“想钻政策空子”的电话，试图“突击结婚”，减少自家得分。
“吴书记，我已经结婚外嫁了，我家的劳动力得分应该减去2分。”
“拿你的结婚证给我看看吧。”
“这两天领的证算吗？”
“不算，必须是入户调查的标准时点2015年10月16日前的。”
“不算就算了。”
焦成举则接到了一个沉重的电话。
立新村雷令屯的黄选伯，家庭条件不错，房子180多平方米，两个儿子都已结婚，家里3个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孙子得了白血病，治病已经花了40多万元。入户评估时，按照“家庭成员中有1人患重大疾病”的减分项，给他家减去了10分。
“要是我家小孩没有这个病，我不会给你打电话，可我家就差1分，就成不了贫困户……”打电话的是黄选伯的儿媳妇，说着说着就哭了。
焦成举听得出，这是一个年轻母亲绝望的哭，“分数都已经打出来了，我也帮不了什么。”
“你能不能帮着再复核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项打高了？”
工作队要求必须两人以上入户核查。焦成举就和一名队员到了黄家，对着入户评估表，一项项仔细看，“都是为人父母的，那时我甚至希望，以前入户的队员最好能出点差错。”
“我们原来入户的同志确实很认真，他们用铅笔把黄家的1.5亩水田标注在评估表上，其实是不需要注明这个数字的，需要的只是根据人均面积打分。”焦成举说，黄家8口人，人均不足0.2亩，“人均0.5亩以下的计1分，0.5至1亩计2分，队员原来给黄家计了2分，‘幸亏’队员算错了。”
焦成举又认真查看了黄家的土地承包证书，然后改正了入户评估分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危朝安说，广西特别注重对因病因灾、因残因学致贫群众的精准识别。
与此同时，广西在每个县域内统一贫困户分数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层层下达贫困户指标的弊端。
经过这次精准识别，那坡县委副书记樊琳娜说：“县城周边的贫困户数少了，偏远乡镇的贫困户数增加了。”田东县作登瑶族乡乡长黄庭源说，他们乡的贫困户少了400多户。
“原来给各个乡镇分指标的时候，可能感觉这个乡镇穷点，就多给些指标，富裕点的乡镇少给些指标，现在搞精准识别，发现原来的做法还是有偏差。”刘军模说现在“不再跟着感觉走”。
“就是村支书、村主任说了也不算”
不看人情看实情
立新村当令屯的贫困户名单公示后，焦成举接到了6个电话，但都不是反映自己困难，而是表达不解：我们屯黄玉兰家那么困难，怎么会得70分？你们是不是再来核查一遍？
事后查明，打电话的这6个人都不是黄玉兰的亲属。焦成举就和队员拿着评估表来到黄玉兰家，发现她家确实困难：全家4口人，她有慢性病，儿子身体不好，不能干重体力活，孙女还小，全靠儿媳妇外出打工挣点活钱。但也发现这些事项的打分，都没问题。
问题出在第一项上：房子是按照“砖混结构”打的分，属于住房的最高等级，加了18分，而焦成举根据入户200多家的经验判断，她家的房子可能是危房，危房则计0分。
“她这不能算是危房，是砖混结构。”当时入户的一名队员说。
“那她家有没有申请过危房改造？”
“申请过。”
“政府有没有批准？”
焦成举就去查档案，发现黄玉兰家4年前就申请过危房改造。而且当时经过镇政府核查，也被认定为危房。但由于她家经济困难，拿不出钱改造。而要拿到危房改造补助款，必须先将危房拆掉，黄玉兰没有钱改造，就不敢拆。焦成举将情况报经镇政府同意，减去了18分，黄玉兰家评上了贫困户。
“做群众工作，光说漂亮话没用，关键看做的事情、评价的标准是不是公正。”焦成举说，“只要你公正地打分，他得不得贫困户，并不十分在乎。当然，如果得了，他肯定更高兴。”
这一轮精准识别，广西采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工作方法，按照“两入户、两评议、两审核、两公示、一公告”程序开展工作。为防止出现“人情分”现象，广西特别规定，入户调查评分全部由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完成，村干部只负责带路，不参与打分，每张评分表都需要经户主和工作队员签字确认。
“以前评定贫困户，实际上是村民小组报上来，村委会评议，没有太多可量化的东西，感情色彩比较厚。比如，家里有子女上学，可能你就得到扶持。或者要看村民小组组长是否推荐你。”韦灿明说，“现在评分很客观，我们作为工作队员，第一步就剔除了感情上的东西。”
戴芳深有同感：“我们都是外地人，不认识你，也不怕得罪你，村干部不敢说、不敢调查的，我们敢。”
在黄庭源的印象里，以前乡镇的贫困户名单，主要靠村组干部报上来，不像这次进村入户力度那么大，准确性也就没这么高。
广西的做法，某种意义上避免了村干部“两面受气”的境地。
南立村的老罗，之前是贫困户，一家4口人，两个孩子在外务工。经过这次精准识别，他家的分数就上去了，看到公示的贫困户名单上没有自个，就跑到村民小组组长家破口大骂：你怎么不给我贫困户？
“老罗还以为是村组干部说了算，其实不只是组长说了不算，就是村支书、村主任说了也不算，他们只负责带路。”邓小武接到反馈后，和队员一起到老罗家复核，根据他家的情况，一项项进行说明，特别是他的孩子在外务工3年以上，属于要加10分的选项。
“说了算的是识别程序、是评估分数。”邓小武不忘补上一句。
有了程序和分数“撑腰”，平略村党支书黄立军，“光明正大”地成为了贫困户。
“放在100多年前，我这房子绝对属于‘豪宅’。”黄立军指着他家建于1892年的干栏式民居说：底层是“畜牧局”，养了5头猪，5只羊，20多只鸡；中间是“人事局”，全家6口人住的地方；上层是“粮食局”，存放粮食。
走进“豪宅”，虽是白天，黄立军拉开灯泡，这幢木瓦房内依然灰暗，他又拉开了平时不怎么用的日光灯管，屋内才亮堂起来。四面墙都用报纸糊着，“八面来风，夏暖冬凉。”黄立军自嘲道。
42岁的黄立军负担不轻：母亲72岁，女儿读高二，儿子读初二，他当村支书的报酬每月只有1200元。“如果不是改变了贫困户的认定办法，我这次还是不好意思申报，总不能自己评自己吧？”
还是在作登瑶族乡，与黄立军“新晋”为贫困户不同，大板村妇女主任陆青静“脱贫”了。
入户评估打分，陆青静家得了76分，这意味着她将退出贫困户之列。
大板村第一书记，来自百色百矿集团的莫子强发现，那几天，陆青静有些闷闷不乐，以前每天都带着工作队员入户，有一天突然不来了。
莫子强说：“我感到很奇怪，就问她有什么想法，她支支吾吾不肯讲，再三追问，她才说，我家好像也没有脱贫啊。我说，我帮你看看入户评估表，一项项过，她自己也说这个分数是没问题的。”
陆青静家4口人，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上学开销较大。她现在养了20头牛，“我是贷款养牛，牛还没卖，贷款也没还，你现在就让我脱贫了，我以后怎么办？”
莫子强就做她的工作，“你现在属于养殖大户了，按规定，养殖大户要加15分。你当初养牛的时候，是贫困户，享受了金融扶贫的政策优惠，已经得到了扶持。养的牛一出栏，就有流动资金，情况很快就好转。你本身既是党员又是村干部，如果连你都不支持我们的工作，其他群众的工作我们怎么做？”
好说歹说，陆青静想通了，又开始带莫子强他们入户评估了。
“村里一个盯着一个”
不惟分数看民意
立新村斜央屯的入户评估分数公示后，这个只有81户的屯，给焦成举打来20多个举报电话，反映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某某的经济条件比我好，分数却比我低，不是我非要当贫困户，而是这关系到公平与否的问题。
有一位村民有辆6万多元的长城皮卡，属于评议贫困户时的一票否决情形，“我这车尽管是借钱买的，你给我一票否决了，我没什么可辩解的。可我们村里某某、某某几个人都比我有钱，却没被一票否决，这不公平。”
焦成举坐不住了，带着两名工作队员，跟斜央屯村民小组组长逐户对照，“村民小组评议时，难免存在亲疏远近。”然后，焦成举又来到公示地点，那里经常有群众在议论，就和他们一户户讨论，最初一票否决是7户，最终又查出符合一票否决情形的19户，他们将26户一票否决原因全部一一注明，再进行公示，最后报请县、自治区核查，“既没有查出更多，也没有冤枉一户。”
“慢工出细活，磨刀不误砍柴工。到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还有5年时间，我们用3个多月，把‘扶持谁’的问题搞精准了，基础扎实，心里也踏实，使劲也好使。”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唐仁健如是说。
“马山事件”为何引爆舆论？广西事后分析过，原因之一就是，部分“有车有房有干部”的农户，摇身一变，成为了贫困户，怎能服众？
吸取马山的教训，这次精准识别贫困户，广西明确对8种情形采取一票否决，包括在城市买有住房，现有价值3万元以上的收割机、面包车、轿车、越野车等车辆，家庭成员有人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家庭成员有经营公司等情形。
除了畅通举报渠道，自治区扶贫办组织公安、编办、财政、国土、住建、工商、税务、交警等部门，采取大数据技术，联合开展财产检索，精准识别采集到的农户和家庭成员信息约2000万条，输入家庭成员姓名、身份证号码，与各部门提供的1900万条检索数据进行比对。
经过734万亿次比对，广西检索出“疑似贫困户”50万户，涉及家庭成员62.5万人，其中31万人有车，3万人财政供养，8.8万人开办公司，18万人购置城镇房产。
为确保检索结果准确，广西把检索结果返回各县核查，并告知农户，同时组织评议会，评议确认符合一票否决条件的农户名单，由自治区扶贫办统一剔除。
在平略村平坤上屯的幼儿园墙上，一份一票否决农户名单的公示，已经被风吹日晒得皱卷起来，上面写着这个屯符合一票否决条件的7户名单和否决情形，其中4户“县城有房”、1户“家中有人当教师”、2户“住房两层以上，精装修”。
8种一票否决情形，直观、可感、辨识度高，方便了对贫困户的识别。
“村里一个盯着一个，谁也不敢乱来。”那坡县德隆乡副乡长闭旦旦，参加工作15年，有12年在德隆，“这次识别贫困户，群众参与度前所未有的高，乡里乡亲，他们太了解谁家情况怎么样，甚至有的大数据检索不出来的，也会向我们举报，比如谁家还有一套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我还去喝过喜酒呢。”
这么大面积的精准识别，有没有群众上访？自治区扶贫办主任蒋家柏说，对投诉、举报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督促有关市、县调查核实并答复群众，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樊琳娜说，那坡县在精准识别工作中，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来访39件。对于因工作队把握尺度不准或失误的，予以现场纠正和及时更改；对于一些群众因理解偏差而提出异议的，给予耐心解释，积极稳妥化解矛盾和分歧。截至目前，还没有出现一起因精准识别工作不实而导致群众越级上访的信访案件。
没有问责，就难有执行力。广西搞这么大规模的精准识别行动，最怕的还是数据虚假。于是，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识别结果存在问题的，“谁调查、谁登记、谁审核、谁负责”。
不是没发现问题。广西根据各地报送的评分结果，初步对贫困户划线，发现50分以下的有3个县区：永福县44分、合浦县45分、防城港市防城区49分。
韦学海的房屋是土木结构，整体装修完好，并未有任何裂缝，但永福县精准识别工作队却以“危房”计分。他家种植杉木35亩，而加分项“家庭种植20亩以上经济林”一项却没有加分。这样，韦学海家的分数就少了23分。
随即，自治区扶贫办派出核查组，对这3个县区入户评估分数开展核查。在永福县随机抽样34户，评分完全准确的只有8户，有误差的26户，入户识别准确率仅23.5%。防城区入户识别准确率43.3%，合浦县的这一比例为77.4%。
自治区主要领导在全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3个县区。问责也接踵而至，永福县、防城区扶贫办主要领导均被免职，合浦县相关领导也受到了处分，具体负责入户识别的干部当然也在处理之列。
“白纸黑字，每一个贫困户都需要我们签字。”焦成举坦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问责结果让人警醒，谁还敢再出问题？为之，难者亦易。”
精准识贫，不易。精准脱贫，更难。
“扶持谁”的问题只是序曲，“如何扶”的大戏刚刚拉开序幕。
全国网络媒体记者走进延安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齐声诵读48字。
延安八一敬老院的老兵们。
红网陕西4月3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李逢源）今日，“2016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之旅”全国网络媒体采访活动走进延安，来自全国各地的50家网络媒体，共同走访多处革命圣地，并通过观看红色舞台剧、慰问老兵等多种形式，深切感受革命熏陶，更加明确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探访延安新闻出版纪念馆：新闻人的寻根之旅
延安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是全国唯一的新闻出版事业专题纪念馆，馆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区清凉山革命遗址南麓。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清凉山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机构的所在地，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祥地。
当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在清凉山的这支新闻大军担任了党中央的“喉舌”和“耳目”的重任，他们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毅将军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赋诗赞曰：“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参观完延安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后，全国各地50家网络媒体人员齐声诵读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48字”：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链接中外、沟通世界。媒体记者们纷纷表示，在党的新闻事业发祥地，更能感受48字精神，会进一步将新闻舆论工作推向前进。
观看红色历史舞台剧：感人剧情催人泪目
全国网络媒体记者们观看了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记得带好纸巾。”观看之前便有人们提醒，看后观众们亦对该剧大为赞赏，既有感人的故事情节，更有先进的舞台设施和音效，3D效果美轮美奂。
《延安保育员》是根据真实历史故事改编而成，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与日寇浴血奋战。无数抗日志士奔赴前线，英勇捐躯；大量党的领导和骨干因为要领导边区建设、指挥军队作战而无暇顾及子女的抚养与教育。
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1938年7月，由进步人士、社会团体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延安保育院），负责接收培养边区干部、军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遗孤。众多革命后代在保育院学习生活，继承了革命精神，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该演出融合了舞蹈、陕北民歌、秧歌、安塞腰鼓、纺线织布、开荒种地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生活场景，是一部延安精神的伟大颂歌，也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之旅、中国革命精神标识之旅的新名片。目前，《延安保育院》累计演出千余场，累计接待全国观众43万余人。
探访八一敬老院：听老兵讲述过去的故事
来到圣地延安，网络媒体人员走访了一系列革命旧址，如宝塔山、杨家岭、枣园、冯庄等，更是来到延安八一敬老院，为居住在那里的老兵们送上诚挚的祝福，从老兵们的口述中感受鲜活的历史。
延安市八一敬老院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八一”冠名的敬老院，始建于1959年，主要承担延安市13个县（区）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老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的集中供养工作。目前在院休养人员203名，其中老红军6名，老八路、老复员军人197名。休养人员中年龄最大的99岁。现有在编人员19名，劳务派遣人员90名。
同老兵的交流，记者们感触很深。89岁的杨克兴是陕西人，1943年当兵，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参加了陕西、甘肃、宝鸡等一系列战役，为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79岁的曹振义，1958年在兰州参军，加入野战十一师，参加过西藏剿匪、自卫反击战等战役，对当兵的经历引以为豪。84岁的王廷谨为河南洛阳人，15岁就参军了。提及艰苦奋斗的军旅生活，王老便忍不住眼眶湿润。所有老兵的经历，都让网络媒体记者们感慨良多，延安之旅印象更为深刻。
原标题：三部委联合通报非法经营疫苗案调查处置进展情况
2016年3月24日17：00，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三部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非法经营疫苗案调查处置进展情况。
于竞进：
针对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案件，国家卫生计生委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此案引发的风险进行研判，同时也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一是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查处，3月18号从媒体监测到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案件之后，我委就立即与有关部门和地方卫生计生部门进行沟通联系，了解相关情况，3月19号我们就组织了相关专家，分析我们国家在第二类疫苗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数据进行核查分析，3月20号又召开了专家的研讨会进行研判，下发了关于加强第二类疫苗使用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卫生计生部门，主动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协调，做好风险评估，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同时要求加强第二类疫苗的使用管理，严禁从不具备资质的单位和个人购进疫苗。3月21日，我委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共同做好非法疫苗经营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配合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迅速查明问题疫苗的最终去向和使用情况。
第二是及时开展分析研判，根据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系统报告数据，分析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的变化和特点，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刚才国庆司长也对有些情况进行了一些介绍。
第三是积极开展解疑释惑，3月18号媒体报道的当天，就安排专家接受了健康报的专题采访，对疫苗的使用管理相关要求进行了解读，23号，我委向中央主要媒体和部分网络媒体通报有关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同志接受采访，同时，我们也组织了二十多家媒体赴北京市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考察疫苗管理和冷链运输情况，也邀请了专家和基层服务中心的同志回答了媒体的提问。我们也利用全国12320卫生热线解答公众疑惑，收集编辑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截止到3月23号，共解答和咨询1.6万多名公众来电话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本着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食品药品监管、公安部门对涉案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况进行查处，强化疫苗使用的监督管理，采取日常严管、随机抽查和专项督查的形式，切实加强对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第二类疫苗购进、使用管理。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使用的二类疫苗都要在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坚持公开透明，阳光采购，强化配送管理，我的介绍到这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蔡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蔡龙出席会议并讲话。各乡镇（街道）分管人社工作、就业转移脱贫领导及人社工作专职工作人员，县转移就业脱贫工程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及联络员，县人社局机关全体人员、局属单位股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16年，县人社工作目标任务为：新增城镇就业3950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730人，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740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000人，新增创业主体1000户，带动城乡就业1500人；新增创业担保贷款发放1800万元。职业培训6600人，贫困家庭“两后生”技能培训240人，创业培训500人。企业养老保险新增参保人数500人，征缴基金9300万元，同级财政补助10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在职参保人数11090人，征缴基金1.531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6.3万人，征缴基金1600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征缴基金7000万元；生育保险征缴基金230万元；工伤保险征缴基金500万元；失业保险参保人数2.5万人，征缴基金260万元；社会保障卡执人数26万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三年行动计划6050人；已建工会组织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90%。全年重点抓好创新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建设、分配制度改革、劳动者权益维护、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六项工作。
转移就业脱贫工程目标任务为：2016年全县转移就业脱贫3500人，用4年时间，脱贫县摘帽，2020年与全国实现同步小康。工作方式为：首先按照“一人一卡、一村一册、一乡一柜、一年一更新”要求,做实劳动力信息资源，及时准确记录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地点、工种、就业愿望、培训需求等信息，为有效培训、有效转移提供基础；其次突出精准培训，提升贫困劳动力技能素质；第三，突出精准对接，有效开展劳务合作；第四、突出园区建设，助推就近就地转移；第五、突出精准帮扶，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蔡龙要求，转移就业脱贫工程要突出精准发力，创新创业工作要着力搭建平台，社会保障工作要牢牢守住底线，管理工作要加强基层基础，服务改革工作要强化担当意识，人事人才工作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旅游车辆有序过桥
游客有序购票进入古城
凤凰城前争相拍照留念
东正街里游人如织
老蔡街中游人如潮
游客依次排队上船
两叶扁舟泛游沱江
游客过河秩序井然
雨后凤凰风景独美
红网凤凰站4月3日讯（分站记者 麻煜新）4月3日，一夜春雨洗礼后，湖南凤凰古城花红翠柳，洗尽铅华。清明小长假第二天，如潮的游人涌入凤凰古城，沿着沱江两岸漫步前行，感受凤凰古城的宁静致远，游览中秩序井然，不时拍照留念。原标题：下城区将试点在餐馆推广英语菜单 让G20的客人在杭州吃得开心
浙江在线03月23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张雷 李丹）G20就要来啦，可以预见，将有一大拨外国朋友涌入杭州城。
吃啥好呢？这可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为了让外国朋友们吃到地地道道的杭帮菜，昨天，下城区总工会联合武林街道，举办了一场“武林杯”杭帮菜技能比武大赛。辖区里新白鹿、弄堂里等知名餐馆的当家大厨们纷纷铆足了劲大显身手，把杭帮菜玩出了新花样。大厨们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让外国朋友忘不掉杭州的美好滋味。
杭帮菜是浙菜主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特点是清、鲜、爽、脆。而草鱼又是杭帮菜里的熟面孔。看看大厨们都用草鱼变出了什么吧？娴熟的刀工把鱼肉切成花，油锅里捞一下再浇上甜美的汁，摆盘之后成了一朵朵盛开的鲜花。
杭帮菜里的各式冷拼也是特色之一，大厨们更是花足了心思。瞧，用牙签将芦笋串成排，摆上肉卷，远远望去仿若西湖上的一叶扁舟；还有呢，用南瓜萝卜雕成了雷峰塔、断桥，西湖美景也是尽收眼底……
只是看着这满满一桌创意杭帮菜，就已经口齿生津了。
记者了解到，比赛获奖的菜品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陆续推出，杭州的老百姓也可以先去尝尝鲜。
对了，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下城区还打算做一件重要的事儿。杭州正在推进城市国际化，那么国际范儿怎么体现？
下城区总工会副主席包建平告诉记者，接下来，下城打算在武林街道试点，携辖区宾馆酒店、特色饭店提升餐饮美食、礼仪接待等服务水平，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比如帮助辖区里的大小餐馆推出一份英文菜单，让国际友人在吃的问题上沟通无障碍。
原标题：教育部：严禁发布限定院校、性别等歧视性招聘信息
资料图：招聘会现场。 张斌 摄
中新网4月1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日前，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要确保信息安全，要认真审核用人单位资质和招聘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严禁发布含有限定院校、性别、民族等歧视性招聘信息，严密防范招聘欺诈和“试用期陷阱”。
《通知》提出，高度重视精准就业服务工作，准确掌握供求信息。各地要指导并明确要求各高校开展毕业生资源信息全面调查，帮助高校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各高校要明确任务分工，层层抓好落实，辅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要第一手了解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意愿，详细记录毕业生求职地域、意愿、薪水等就业意向。
高校和院系要准确掌握单位性质、工作地点、学历要求、招聘条件等招聘信息，建立毕业生求职意愿信息数据库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数据库。
《通知》要求，建立精准对接服务平台。各地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就业网、手机短信、就业APP、微信等渠道，建立供需精准对接服务平台。将毕业生求职意愿信息数据库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数据库进行比对，智能化匹配学历、专业、地域等关键信息，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精准推送符合要求的供需信息。
要指定专门团队或人员负责服务平台的维护管理，及时收集、整理、发布供需信息，做到定期维护、适时更新、即时统计。教育部新职业网已建成精准对接服务平台和微信公众号，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政策、指导和岗位信息精准对接服务。
《通知》强调，大力拓展服务内容。各地各高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采用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丰富精准对接服务内容。广泛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开展订制服务，根据毕业生不同阶段需求和求职意愿，精准推送相应的就业政策、岗位信息、指导服务，实现就业服务个性化、差异化。
要重点关心家庭困难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农村生源毕业生、残疾毕业生等各类就业困难群体，实行“一生一策”动态管理，通过开展个性化辅导、精准岗位信息推送，做到精准帮扶，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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