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婚外情调查

2016-05-11 13:16:52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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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3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数据显示:3月份,制造业PMI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PMI首次回到荣枯线以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8%,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扩张步伐有所加快。3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双双回升,向世人们透出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企稳筑底、市场回暖的积极信号。

  (一)制造业释放经济企稳信号

  数据显示,3月份,制造业PMI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8%,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扩张步伐有所加快。具体体现在:一是制造业PMI明显回升、重回扩张区间。3月份,制造业PMI为50.2%,比上月回升1.2个百分点。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PMI持续7个月处在下探,首次回到荣枯线上方。从12个分项指数来看,与上月相比,产成品库存指数有所下降,其余11个指数均有所上升。在上升的指数中,生产、新订单、新出口订单等9个指数升幅超过1个百分点;二是采购量、购进价格、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幅最高,超过4个百分点。3月份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受多重因素支配:春节过后企业集中开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制造业进出口市场需求有所回升、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回升以及部分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反弹,使得企业采购活动趋于活跃。除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制造业继续向中高端迈进,加上固定资产投资回升,房地产市场回暖等因素都对当前生产和消费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今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8%,这一增速与2015年全年利润下降2.3%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三是近期欧美制造业回暖等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也有一定拉动作用。欧元区制造业PMI也达到近两个月的高位,综合PMI从53%升至53.7%。3月份美国Markit制造业PMI指数小幅上升,代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更是由2月的47.6%上升至53.6%。根据三月份PMI指数判断,经济增长已初步触底企稳,一季度经济增速不会再下降。

  (二)非制造业扩张势头看好

  3月份非制造业PMI的回弹在2月先行指标中就已初见端倪,2月份,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从58.4%回升至59.5%,尤其是建筑业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7.6个百分点至66.3%,显示年初以来建筑业活跃度明显增强。在非制造业PMI各单项指数中,商务活动、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在手订单、存货、投入品价格和销售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上升,升幅在0.1个至2.1个百分点之间。商务活动指数回升,市场基本面趋好。特别是新订单指数和价格指数的回升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继续增强。在从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均在1个百分点以内。其中,从业人员指数降幅最大。分行业看,3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1%,比上月上升了0.9个百分点,增速有所加快。其中,批发、邮政、住宿、电信、互联网软件、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市场增长较快,商务活动指数处于较高景气区间。零售、餐饮、铁路运输、道路运输、航空运输、旅游等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受春节和元宵节已过等因素影响出现一些季节性的回落,商务活动指数降至临界点以下。本月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临界点以上,业务总量增长较快。其中,新订单指数升幅最大,指数为50.8%,比上月上升2.0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成为一抹亮点,表明服务业市场需求回升,意味着经济潜在增长动力有所增强,市场的基本面继续保持向好发展的态势。值得一提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0%,新订单指数为50.5%,分别比2月份上升2.8个和2.4个百分点,表明随着有效投资发力、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加快推进以及气候转暖,建筑业市场需求增加,建筑企业生产进一步活跃。同时,近期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升温直接带动了建筑业发展。近期固定资产投资回升,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回暖,对生产和消费均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3月份,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5%,是今年以来首次升至临界点以上。3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的回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活跃度不减,指数升至60%以上的高位,表明经济增长呈现向好迹象,继续回升的基础仍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望增强。

  (三)景气回暖伴随经济结构改善

  作为先行指标,代表企业扩张意愿的PMI一向被视为判断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标。今年3月,PMI自去年8月以来首次回到荣枯线以上,这意味着市场需求的回暖。市场的回暖也从工业品的价格上体现出来。3月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5.3%,高于上月5.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高于临界点。据卓创资讯监测的数据,3月上旬和中旬,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在经历长时间持续下跌之后,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回升以及部分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反弹,也使企业采购活动趋于活跃。三月份调查结果显示,在市场景气回暖的同时,经济结构处于持续改善,得到优化:一是体现在制造业继续向中高端迈进。3月份,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2.4%,比上月上升3.5个百分点,高于制造业总体2.2个百分点;二是体现在服务业发展继续向好。3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8%,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为近两年来的较大升幅,略高于去年同期水平,非制造业扩张步伐加快。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增速有所加快。非制造业PMI明显高于制造业PMI的趋势没有改变;三是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较快回升。生产性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1.1%,较上月大幅上升14.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四是体现在消费领域的贡献度进一步增强。3月消费品制造业PMI为52.2%,比上月上升4.8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1.9个百分点。

  (四)企稳向好有望继续得到延续

  有专家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积极变化,呈现企稳向好迹象,这与前期积聚的稳增长积极因素开始发力,新的政策措施又在注入新的动力有关。同时,国家供给侧经济结构性改革利好不断释放,简政放权、为企业降税减费的力度在继续加大,预计二季度经济保持企稳向好具有支撑的条件。从3月份先行指标来看,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将从59.5%回调至59%,除服务业继续保持基本平稳外,建筑业活动预期指数从66.3%降至63.7%,这很可能与近期部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加强房地产调控的预期有关。预计4月或5月非制造业PMI或将略调整至53.3%-53.5%左右,向上突破54%或向下跌破53%的可能性都不大。五大分项指数齐升,显示制造业下行压力有所缓解,但后势仍待观察。与此同时,3月非制造业PMI指数为53.8%,环比上升1.1个百分点,止住了前两月的连降势头。尽管已回归较高景气区间,但后续不乏调整可能。随着中央推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制造业的带动,非制造业仍有望实现稳中求进,预计今年上半年,非制造业PMI有望保持在高出荣枯线3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

  (五)提振企业信心,还需共同发力

  市场需求扩展不仅提振企业信心,也是经济企稳的基础。3月份制造业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高达62.6%,比上月回升4.7个百分点,为24个月以来的最高值。采购量指数的回升与订单指数的回升也呈现出相互促进的状况,市场的回暖提振了企业信心。当前,我们应紧紧抓住企业信心、市场回暖的有利契机,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特别是将降成本放在突出位置,通过成本的降低巩固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信心。预计二季度经济保持企稳向好具有支持条件,但由于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仍在持续,结构调整持续加快,市场在调整中正在寻求新的平衡,经济运行中短期波动的因素依然较多,后期数据仍需观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向好迹象明显,三月份数据表明,经济结构优化和新动能形成正在进一步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并倾向于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的效应开始显现。二季度,随着前期积聚的稳增长积极因素开始发力,以及新的政策措施继续发挥效应,宏观经济具备了保持企稳向好的条件。当前,应紧紧抓住市场回暖、企业信心回升的有利契机,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特别是将降成本放在突出位置,通过成本的降低巩固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信心。鉴于当前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政府应继续保持适度的刺激政策,加大补短板与稳增长实现共振的力度,使经济在更加协调的过程中夯实增长的基础,要做好去杠杆有关工作,帮助市场提振信心。我们要将压力估计得足一点,继续咬紧牙关,坚守改革、创新、转型不动摇。

  作者:陈新光

  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导师。

禁行路段: 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广场东、西侧路,正义路(制图 张小松) 禁行路段: 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广场东、西侧路,正义路(制图 张小松)
禁行路段:府右街(制图 张小松)禁行路段:府右街(制图 张小松)
禁行路段:复外大街、复兴路部分道路(制图 张小松)禁行路段:复外大街、复兴路部分道路(制图 张小松)
禁行路段:建外大街(制图 张小松)禁行路段:建外大街(制图 张小松)
禁行路段:蒲黄榆路( 制图 张小松)禁行路段:蒲黄榆路( 制图 张小松)
禁行路段:石景山路部分路段(制图 张小松)禁行路段:石景山路部分路段(制图 张小松)

  法晚快讯(记者 张婷)法晚(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记者从市交管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非机动车交通秩序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通告,自4月11日起,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十条道路除自行车外,禁止其它非机动车通行。

  上路了怎么处罚?哪些大街不允许上路?法晚记者了解到,《通告》实施以后,交管部门将在禁限行道路两端及主要路口设置卡控岗,对违反《通告》禁限规定行驶的车辆坚决做到“逢违必纠”。

  非机动车包括什么?

  法晚(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此次禁限的非机动车主要指“电动二轮车”(电动二轮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和超标的电动车)。

  由于电动二轮车行驶中声音小,速度高于脚踏自行车,在交通流量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叉区域多的道路上行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一些超标电动二轮车,其自身质量、行驶速度已具有摩托车的特征,这些车辆非法上路、违规使用、违法行驶,特别是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突出,不仅严重扰乱了城市交通秩序,而且危及着市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影响着首都的城市形象。

  为什么禁电动二轮车?

  近年来,本市电动二轮车数量迅猛增长,据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市交管局等相关部门调查统计:目前,我市电动二轮车总数已达400万辆,且绝大多数为不符合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规定的超标车辆。

  据交管部门统计,去年全市电动二轮车共发生交通事故31404起,死亡113人,伤21423人;其中,伤人数占全市交通事故伤人总数的36.7%。

  对电动两轮车非法上路、违规使用、违法行驶的交通乱象,市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反映强烈。今年以来,仅交管部门就接到“122”报警投诉6000余起,意见信函400余件,纷纷呼吁加强对电动二轮车依法管理。要求尽早采取有效措施,依法整治违法行为、强力取缔非法车辆,确保市民们的出行安全,为建设国际一流和宜居之都,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哪十条大街禁电动二轮车?

  为保障道路安全与畅通,交管部门调研确定十条交通流量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区域广、交通事故多发的地区主要道路(路段),采取除自行车外,禁止其它非机动车通行的管理措施。这十条大街是:

  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广场东、西侧路,府右街,正义路,复外大街(复兴门桥至木樨地桥),建外大街(国贸桥至建国门桥),复兴路(木樨地桥至新兴桥),蒲黄榆路(玉蜓桥至刘家窑桥),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玉泉路路口至鲁谷东街北口)。

  上路了怎么处罚?

  为确保《通告》的顺利实施,交管部门将在禁限行道路两端及主要路口设置卡控岗,对违反《通告》禁限规定行驶的车辆坚决做到“逢违必纠”。对违法行为人按照“未按照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处罚20元罚款。对拒绝缴纳罚款的,一律扣留车辆。

  ●中国仍是处在发奋图强的时代,收入流动秩序就是要让人们能靠勤劳工作,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财富来提升家庭收入。通过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清理阻碍收入纵向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激励人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并通过再分配将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范围。

  ●初次分配阶段是收入差距产生的源头。初次分配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尊重和鼓励公平的收入差距。因市场竞争所致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合乎公平原则。

  ●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劳动力资源,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仅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而且能够消除不公平的收入差距。

  “十二五”以来,中国的宏观分配格局有所改善。但拉大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很多体制性和机制性的因素并没有被完全消除,需要在“十三五”期间下大力气克服,从而为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收入流动秩序和收入分配趋向公平的体制机制,为向“橄榄型”的社会过渡。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的高企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发育不成熟和改革措施不到位所致。初次分配是收入差距和收入流动混乱的根源,“十三五”期间,在初次分配环节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成为收入分配的调控重点。再分配政策是初次分配的有益补充,要充分发挥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再分配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必须予以综合评估,尽量减少再分配对效率的过多伤害。中国仍是处在发奋图强的时代,收入流动秩序就是要让人们能靠勤劳工作,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财富来提升家庭收入。通过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清理阻碍收入纵向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激励人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并通过再分配将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范围。

  “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调控初见成效

  宏观分配格局得到改善,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由于初次收入分配出现了不利于劳动者的趋势,因此也导致普通劳动者难以参与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为改善宏观分配格局,“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统计数据表明,“十二五”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渐得到提高。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则在2012年有了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平均化的特点。世界银行的估计表明,1982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3。此后,从1988年至2007年间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基尼系数从2008年开始连续6年有所回落,2013年基尼系数降低为0.473。基尼系数在最近几年的持续下降趋势,似乎印证了库茨涅兹“倒U型”拐点的到来,但最近几年基尼系数的降低是否就一定预示收入差距会在今后得到持续缩小,还需要进一步的追踪与研究,政策制定者不能对收入差距问题掉以轻心。

  从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居民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从现有的统计资料看,这些政策目标已经得到初步实现。“十二五”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都得到了抑制。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

  “十二五”时期收入分配调控初见成效,但是,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阻碍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需要在“十三五”时期着力加以解决。

  (一)初次分配体制仍需进一步改革

  初次分配阶段是收入差距产生的源头。初次分配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尊重和鼓励公平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既包括公平的收入差距,也包括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如果社会经济主体都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报酬,而且所获得的报酬与贡献相一致,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就是公平的收入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回报率不断提高,但由于个人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种种差异,因此在初次分配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收入差距。因市场竞争所致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合乎公平原则。

  不公平的收入差距是指部分社会经济主体通过垄断、腐败、寻租、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攫取经济利益而导致的收入差距。不公平的收入差距使得人们的努力与回报不相一致,而公平的收入差距能够发挥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引导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公平的收入差距合乎效率准则。只要公平的收入差距被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就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而不公平的收入差距破坏了市场秩序、竞争规则和法律制度,损害了正常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的利益,既缺乏效率,也有损公平。

  在初次分配阶段,收入差距应是市场竞争结果的最终体现。由于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因而部分收入差距不具公平性。

  (二)收入流动机制尚未理顺

  过程公平并不一定就能导致最终分配结果的公平。因为人们在教育、个人禀赋、家庭经济资源等方面往往有所不同,在起点上就存在差异。即使分配环节的过程公平能够得到保证,起点差异仍会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公平性。确保起点的公平,不仅能促进最终分配结果的公平,而且能够促使经济主体充分参与市场竞争,进而促进效率的提高。人们在教育上的差异并不都是公平的,家庭经济条件、当地的教育供给、父母亲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人们有着不同的教育状况。教育的不公平无疑是起点的不公平,尽管教育参与分配的过程呈现出公平性,但分配的结果公平并不一定就能得到保证。

  我国初次分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数值上与OECD国家相差不大。但OECD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使得可支配收入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大为降低。相比之下,我国的再分配政策的收入分配调节效果还有待提高。优化再分配政策,无疑可以起到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作用。然而,再分配政策不可避免会涉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并增加行政成本,一些再分配政策可能会扭曲市场运行,损害经济效率。

  应该看到的是,OECD国家的市场发育较为完善,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大部分为公平的收入差距。相比之下,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收入分配秩序尚未完全理顺,因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而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在总体收入差距中的份额仍不可忽视。

  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1、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培育市场运行秩序,消除不公平的收入差距

  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劳动力资源。劳动收入是大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宏观分配格局的角度看,扩大就业、深化工资制度改革、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根本举措。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劳动力资源,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仅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而且能够消除不公平的收入差距。

  治理资源类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乱象。目前土地、矿山等资源类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较为混乱。尽管土地、矿山等资源类生产要素名义上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但实际上被少数人采用巧取豪夺的方式占有。资源类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巨额收入流本应由全民或集体共享,但事实上进入到少数人手里,极大地扩大了收入差距。

  改善金融服务,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困难。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乃至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但相比国有企业和大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面临着不少制度性歧视,融资困难即是一例。“十三五”时期要加快金融部门改革,疏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以促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进而产生对扩大就业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推动作用。

  设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促进低工资群体的工资收入增长。为充分发挥最低工资标准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必须重视最低工资政策的执行,强化劳动监测。“十三五”时期需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企业盈利情况和劳动力市场状况,设定适宜的最低工资标准。

  2、建立收入流动公平机制已有的收入分配政策基本是基于静态或比较静态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状况而做出的,缺乏对动态收入变动的政策考量

  合理的收入流动性能够降低长期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也能促进机会的公平分配,因而能够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然而,收入流动性的提高也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增大和收入波动性的扩大,从而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收入流动性应控制在适度范围。

  “十三五”时期应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提高代内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的动态分配。扩大公共教育开支、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通过遗产税等再分配手段降低父母亲经济条件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能够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优化经济增长果实在退休人员和就业人员之间的分配。

  3、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确保起点的公平

  赋予社会成员平等地接受教育和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可以使得社会成员充分积累人力资本,确保起点的公平。当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已经得到全面普及,但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学前教育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较大。由于学前教育阶段是缩小能力差异的黄金时期,因此“十三五”时期应大力加强对农村以及落后地区学前教育事业的建设,促进农村和落后地区幼儿的早期智力发育。

  在医疗卫生方面,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纠正医院改革的过度市场化倾向,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在政策重点上,“十三五”时期应采取措施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增强对贫困家庭孕妇与婴幼儿的卫生干预力度,满足贫困儿童的早期发展需求。

  4、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

  研究表明,我国的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极为有限,对某些群体而言,再分配政策甚至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考虑到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要远多于农村居民,因此,再分配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是逆向的。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而言,再分配政策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可能极为有限。“十三五”时期,需要优化再分配政策,挖掘再分配政策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优化税制结构、加强税收征管。“十三五”期间应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此外,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相对有限,需要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十三五”期间,要继续推动社保的一体化,提高统筹层次,加强社保在地区之间的转续衔接。继续发挥低保的兜底作用。“十三五”期间应该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通过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以缓解其低保资金不足的压力。再次,在低保实施过程中,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系统,扩大居民在核定低保对象过程的参与力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低保的瞄准误差。最后,目前低保资格受到户籍的限制,只有当地户籍人口才能申请低保。在城乡一体化和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应打破低保政策在户籍制度上的限制。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实施了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主要经济社会总量指标在世界中的份量继续提高,主要经济社会人均指标位次继续前移,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一、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
  
  2013-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3%,远高于世界同期2.4%(世界银行数据)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我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2013-2015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约为26%。
  
  自2009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5%,比2012年提高4个百分点。同时,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GDP相当于美国的63.4%,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
  
  二、人均国民总收入大幅增加,已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大幅增加,不断迈上新台阶。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法统计,2012年人均GNI为5870美元,2013年达到6710美元,2014年达到7400美元,2015年增加到约788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2],2010年我国实现了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到中等偏上水平的重大跨越,人均GNI相当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2012年84.5%提高到2014年93.7%。
  
  我国人均GNI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大幅缩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由2012年的56.5%提升到2014年的68.6%,缩小了12.1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4个国家(地区)人均GNI排名中,我国由2012年的第112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100位,前进了12位。2012-2014年,我国人均GNI年均增速达到7.3%,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及高收入国家增长水平。
  
  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
  
  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继续稳居世界前列。其中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和化肥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原油产量稳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
  
  2012年以来,我国谷物、肉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2014年,我国谷物、肉类、花生和茶叶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籽棉产量仅次于印度排名世界第二位;大豆产量居第四位,较2012年提高一位;油菜籽和甘蔗产量分别稳居第二位和第三位。
  
  四、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跃居第二位
  
  (一)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以来,尽管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外需疲弱,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但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仍不断提升,2013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201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3015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由2012年10.4%上升至11.3%。
  
  (二)我国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服务贸易额大幅增长,每年迈上一个新台阶。2012年对外服务贸易总额居世界第四位,2013年上升至第三位。2014年,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达6043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由2012年的5.4%上升至2014年的6.2%,并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五、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前列,对外直接投资稳居第三位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前列。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2015年达到1263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6.4%(增速按人民币计算),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居世界第三位。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外直接投资屡创历史新高。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为1231亿美元,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三位,占世界的比重也逐年上升,由2012年的6.8%提高到2014年的9.1%。
  
  六、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和境外旅游支出均列世界第一位
  
  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境旅游高速增长。2014年,公民出境旅游人数为1.1亿人次,继续位居世界第一位。游客境外消费也大幅增长,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2014年我国游客国际旅游支出再创新高,达1649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61.7%,居世界首位,比第二位的美国高出541亿美元。
  
  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也逐年增加。2014年,接待国际游客5560万人次,仅次于法国、美国和西班牙,居世界第四位;国际旅游收入达569亿美元,增长10.1%,由2013年的世界第五位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西班牙。
  
  七、人文发展指数持续提高,在世界中的位次前移
  
  十八大以来,社会发展成就显著,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14年我国人文发展指数(HDI)为0.72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0.711)和中等国家水平(0.630),在188个国家(地区)中居90位,比2012年提高6位,属于高等水平国家。从分项指数来说,健康指数和收入指数较大提升,预期寿命为75.8岁,在世界排名第58位。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我国享有清洁饮用水源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5.5%,比2012年提高2.3个百分点,超过中等收入国家92.0%的平均水平;我国享有卫生设施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6.5%,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超过中等收入国家64.7%的水平。
  
  八、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一)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制度框架、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教育培训、商品市场效率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继续增强。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测算,2014年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8位,比2012年又提高1位。其中,基础设施指数排名第28位,效率增强指数排名第30位,创新与成熟度指数排名第33位。
  
  (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以及欧洲商业管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的创新指数名列全球第29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首位,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国在人力资本开发和研发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体。
  
  (三)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不断增加。我国企业经营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据美国《财富》杂志统计,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95家增加到2014年的106家,位居全球第二位,数量接近日本的两倍。其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进入世界前10强。进入500强企业的利润总额占世界比重从2012年的17.7%提高到2014年的20.8%。

  猪肉价格涨了、部分蔬菜价格涨了……紧随而来便是房租也涨了。不少租客打趣道:“停滞不前的工资和一直上涨的房租为伍,现在是租也租不起了。”记者了解到,春节过后的一段时间历来是租房最困难的时候,租金也会有所上涨。目前,长沙房价不算高,但房租却高出很多二线城市,占据了很多租客的主要月度支出。

  房租最贵100城市,长沙排名第38

  日前,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旗下的中国房价平台公布了2月份全国房租最贵100城排行榜,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其中,北京、深圳、上海分别以月租金69.27元/㎡、67.97元/㎡和67.61元/㎡位列前三,长沙以23.29元/㎡排在第38名。

  排在长沙前一位的是青岛,月租金为23.51/㎡。数据显示,青岛市区房价约为3万元/㎡,北京、上海、深圳市区房价则在5万元/㎡以上,而长沙市区房价约为7000元/㎡,相比之下,长沙可谓“房价低、房租高”。

  来算一笔账,以一套70㎡的刚需住宅为例。在北京,月租金约4800元,加上水电气宽带费,租房总开支在5000元以上,一年需要约6万元;买房的话,则需要350万元以上。折算下来,60年的房租才能买到该套房。在长沙,月租金约1600元,每年租房总开支超过2万元,而买房需要约50万元,换言之,25年的房租就可以买下该套房。

  “我是从青岛回到长沙的,感觉长沙房租真的是特别贵!”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是2013年之前租住在青岛市中心,80㎡的两居室月租为1400元,而目前在长沙租住面积差不多,且并非市中心的房子,月租比青岛还贵200元。“我本来以为长沙房价便宜,房租也会便宜。没想到,长沙房租可是一点也不秀气,房东还时不时想涨价。在长沙,租房不如买房!”

  租金连涨,旺季租房价格更高

  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国内CPI同比上涨2.3%,其中房租同比上涨2.6%。记者查看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发现,在最近的36个月里,住房租金价格都是连续上涨的状态。

  “上个月签今年的租房合同时,房东想要每个月涨价100元,说地铁1号线马上要开通了。”租住在马厂站旁边水韵花都小区的银行职员小刘郁闷地告诉记者,地铁要约半年后才开通,而房东已经按捺不住了。小刘租住的是96㎡的两室一厅,月租1700元,“这个小区一室一厅的月租都要1500元。”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许经理告诉记者,长沙房租每年都在微涨,而地铁开通自然是涨价的理由。他表示,租房也分淡旺季,年底是租房淡季,价格较优惠,而三、四月份正是租房的旺季,每年这个时候价格都会有所上涨。“今年以来,长沙楼市回暖,房价略涨也成为了房东们涨价的理由。”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从结构因素上看,2015年住房租金成本总体处于上升态势,预计2016年居住成本依然有上升空间。

  年轻租客,房租已成较大负担

  不少租房客表示,“漂”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很大一部分来自高昂的租房费用,租金占到月工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作为二线城市的长沙,不秀气的房租已成为租房客的较大负担。

  近日,“扒一扒,你的工资被房租占了多少?”的帖子成为网络热门,亦道出了不少长沙租房客的辛酸泪。

  “前两天刚发了工资,然而却开心不起来,因为马上又到了该交房租的日子。而每次交完房租,去沙县小吃点份大排饭都要纠结很久。房租占据了工资的三分之一,现在的处境就是买不起房,也租不起。”该帖子的主人表示,“最理想的工作不是高薪厚禄,而是包吃包住!”一位跟帖的网友吐槽:“哥有一个同学,月收入4000元,每个月三分之一的钱都交了房租,还不包括水电等杂费,一年到头基本存不下钱!”

  记者了解到,时下长沙应届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不足3000元/月,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住哪儿”的问题着实让人绞尽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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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说长沙租房客

  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长沙房租价格分类大致为:房租1000至2000元/月的人群占比重最大,为46.25%;1000元/月以下的人群,占比为32.50%;房租2000至3000元/月的人群,占比为20%;3000至4000元/月的人群,占比为1.25%。

  一般而言,房租占每月收入的比重较为适宜的范围为20%左右,一旦超过30%,则意味着房租压力较大。网友调查显示,31.82%的人群表示,房租占到月薪的20%至30%;占比10%至20%及30%至40%的人群,比例同为24.24%;19.70%的人群称,房租占据月薪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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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在中国与冈比亚复交过程中,冈方是否向中方提出什么前提条件?

  答:我们昨天发布了中冈复交的消息。中国和冈比亚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冈比亚方面表达复交愿望时,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冈比亚领导人表示,与中国复交才符合冈比亚人民自身利益,为此作出了这一正确决断。

  问:据报道,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中方是否向朝鲜提出交涉?

  答:关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安理会决议有明确规定。我们敦促朝鲜方面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同时,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行动。

  问:中国与冈比亚恢复外交关系后,中方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有何考虑和举措?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是否有信心?

  答:当前,中国和非洲国家正在共同作出努力,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达成的各项共识。冈比亚自动成为论坛成员国,获得了参与“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的资格。下一步,中冈两国可以优先在农渔业、加工制造业、投资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相信 这将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问:第一,美国军方称中国在黄岩岛进行建设活动,认为这是中方进一步的军事化行动。中方是否注意到美方这一表态?对此有何回应?第二,关于中冈复交,中方承诺向冈比亚提供多少援助?你刚才提到双方将开展合作,中方将给予冈比亚怎样的发展援助?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美国军方一些人在南海问题上讲了很多话,不断渲染甚至制造紧张。我们认为,在南海地区经常性派出导弹驱逐舰、战略轰炸机等先进进攻性武器的国家,却不断指责别国军事化,指责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的正当必要防御建设,这确实是有点荒唐可笑。

  关于第二个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和冈比亚复交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冈比亚方面在表达复交愿望时,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关于中国和冈比 亚开展合作,冈比亚已经自动成为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员,也就具有参与“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资格。在这个框架下,相信双方确实有很好的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

  问:日本文部省今天公布了高中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其中认定钓鱼岛属于日本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享有固有的主权,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中方的立场也是清楚、一贯的。

  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还有一点,其实质是日方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我们一贯主张日方应正视历史,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问:今天上午,中国国家核安全示范中心举行展示活动。你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答:中国国家核安全示范中心于今天上午举行展示活动。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工信部部长苗圩、美国能源部部长莫尼兹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兰蒂赫等出席活动。

  该示范中心自2011年1月启动筹备,2013年10月开始建设,2015年12月提前一年竣工。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保持了紧密合作。中方对美方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赞赏。

  中方一贯致力于提高本国核安全水平,积极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曾在2014年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表示,该中心将为地区乃至国际核安全 技术交流合作作出贡献。中方将充分发挥该示范中心的平台作用,将其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设施最先进的核安全交流与培训中心。中方 欢迎相关国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参与示范中心后续工作。

  问:有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美国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你能否证实?中方是否已接受邀请?

  答:中方支持加强核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支持办好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们将适时发布有关消息。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刘华 环球时报记者 屠丽美】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称,在当天举行的中日政府农业部门高官会议上,日方再次要求中国取消福岛等县农产品进口限制,但是中方未予回应。《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政府正积极劝说中国政府放宽对日农产品禁令。中日农业合作有望因两国关系缓和而取得进展,但中国对福岛农产品问题的疑虑和关切暂时难以缓解。

  共同社称,中国农业部和日本农林水产省21日时隔6年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会议,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和日本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本川一善作为中日政府代表出席了会议。共同社称,就加强农业合作,中日政府态度积极。但在受到瞩目的福岛农产品问题上,中日则未能取得一致。中国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后禁止进口宫城、福岛等12个地方产的所有食品,此后将进口禁令缩小到10个地方并维持至今。日本政府一直向中方反复陈说日本农产品的安全性,谋求撤销禁令。但一直没有得到中方回应。

  《日本经济新闻》称,中方拒绝回应日方诉求,理由是发布禁令的并非农业部门而是质监部门。但实质上这是中方对日方缺乏信任的表现。福岛核泄漏事故至今未彻底解决,而中日关系也远未全面得到改善,因此双方距离重建互信还有相当距离。因此,预计福岛农产品问题仍将成为中日间悬案。

  共同社称,在与中国大陆协商的同时,日本也在积极游说台湾方面,要求取消福岛农产品进口限制,但马英九政府并未给出明确回应。在民进党赢得“大选”后,日本也迅速行动,就在21日,福岛等五县的官员访问了民进党总部,无论农业合作,还是广义上的全面合作,日本政府对于未来执政的民进党政权抱有很高的期待。

  社科院日本所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吕耀东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福岛核泄露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日本相关食品作了进口限制禁令,包括日本的盟友美国等。到目前为止没有解禁,说明日本相关农产品水产品还是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与各国的要求。日本一味要求解禁,但至今也没有向国际社会作出解释,甚至对于福岛核泄漏的后果也没有向国际社会作出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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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楼继伟回应中国主权评级降级:不必给评级机构拜码头

  中青在线北京3月20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婧 刘世昕)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回应本月初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时表示,不在意评级机构的这一调整。

  楼继伟说,他注意到了评级机构作出的这一调整,但市场上并没有因此使得和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发生变化,比如CNH(离岸人民币兑换价格)不跌反涨,也没有资金做空中国。我们并不是很在意这样的评级变化。

  楼继伟同时表示,他理解评级机构的一些担忧。一个担忧是对于中国地方债务情况的担忧。楼继伟对此回应说,“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项担忧是,对于中国是否能顺利去产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担心。对此,楼继伟重申,中国中央财政已经拨出1000亿元支持去产能、去库存、降杆杠。

  “穆迪调整评级时,中国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出来。我们不必一个一个去拜评级机构的码头。”楼继伟认为,市场的反应是最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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