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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综合讯 近日，湖南省水利厅建设管理处在长沙主持召开抗旱应急水源小型水库工程建设推进会。以全面推进我省抗旱应急水源小型水库工程建设进度，确保按水利部、财政部的要求完成湖南省12座应急水源小型水库工程的建设任务。
开展抗旱应急水源小型水库工程建设，是提高湖南省抗旱减灾能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有效应对干旱灾害的重要举措。按照《全国抗旱规划实施方案（2014～2016）》，湖南省共有12座小型水库列入抗旱应急水源小型水库工程建设范围。当前这12座小型水库由于前期工作不深入，征地拆迁和环境协调难度大，建设进度不理想。在此次会议推进会上，各项目县依次介绍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措施和后阶段工作的安排，并在现场提交了由分管副局长和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盖章的后阶段项目建设进度表。
会议要求各项目县和各参建方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并高度重视，要将抗旱应急水源小型水库工程的建设作为改善民生和扶贫攻坚的重要措施；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坚持今年年底前完成任务的目标不动摇，确保各类工程的质量在合格以上，确保工程安全零死亡，确保度汛安全；要进一步理清职责，抗旱应急水源小型水库工程建设实行县级主体责任、市州监管责任的制度；要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做好汇报争取主要领导特别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要积极筹集缺口资金，合理配置施工资源。要加强监管，对进度快、质量好的项目县实行奖补，对前期工作不扎实的设计单位要通报批评，要通过飞行检查加强对施工和监理单位的监管；要加强施工度汛方案的编制和报批；加强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确权划界工作；要及时报送建设进度信息等。
此次会议旨在全面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深刻分析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全面加快工程建设的措施办法，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面加快工程建设进度。12个项目所在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分管副局长、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资料图：刘惠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22日讯 据阿拉善盟政府网站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巡视办主任刘惠深入阿拉善盟，就政法维稳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和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调研。据了解，刘惠此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
刘惠同志简历
刘惠，男，汉族，1966年9月出生，湖南澧县人，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07 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教师
1987.09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
1990.07 商业部供销合作管理司组织指导处干部
1991.07 商业部供销合作管理司、国内贸易部供销总社理事会组织指导处主任科员
1995.05 全国供销总社国际合作部外经处主任科员
1996.09 全国供销总社国际合作部外事处副处长
2001.05 全国供销总社国际合作部外事处调研员
2001.07 全国供销总社合作指导部副部长
2003.12 全国供销总社合作指导部副部长兼总社社团管理办公室主任
2005.11 全国供销总社合作指导部部长
2010.04 全国供销总社国际合作部部长（总社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2010.10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常委、新城区委书记
2013.12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2014.08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6.01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6.03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巡视办主任
原标题：港媒：疫苗案有130余名嫌犯被捕 45家企业机构涉案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3月24日文章，原题：特大非法疫苗案：130余名嫌犯被捕45家企业机构涉案 今日下午5时，公安部、卫计委和国家食药监总局举行联合发布会回应山东特大非法疫苗案。会上，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敬锋给出了抓捕数字：目前已立案6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0余人。食药监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称，各地已查实上线41人，下线46人，违法经营药品的企业29家，涉嫌购进非法疫苗的接种机构16家。
对于接种涉案疫苗造成的影响，李国庆介绍，长时间脱离冷链的疫苗，有效性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一般来讲安全性不会有太大影响。民众不要过于恐慌，尤其不能因为出现这个问题而不去打疫苗。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昨日回应非法疫苗案时说，从中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信息管理系统报告情况分析，未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多的情况。
对于接种问题疫苗的后果，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医师王华庆称，此次涉事的疫苗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疫苗，不是假疫苗或者伪劣疫苗，在前期有质量控制，安全风险会较小。但在后期没有冷链运输的影响有多大，还需评估。
图为博士辅导员吴湘锋带领的学生荣誉满满。 张建新 摄
中新网石家庄4月3日电 (李洋张建新)“欲明人者先自明，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吴湘锋说，他最开心也是最引以自豪的事情就是他的学生们喜报频传。
身为“80后”的吴湘锋，现为石家庄铁道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材料系主任兼任高分子材料专业大四班级的辅导员。作为一名博士辅导员，全班30名学生，其中21人被录取为2016年硕士研究生。考研学生中，其中16人被“211工程”大学录取，占升学总人数的76.1%。
一位“80后”的博士辅导员，带出了一支“考研大军”，他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近日，中新网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吴湘锋2011年进入辅导员岗位，从妻子怀孕到儿子出生，他常在晚上10点30分后才离开工作岗位，备课、批改作业、和学生谈心、做实验等，工作时间常达十三四个小时。为做好工作，他几乎取消所有的周末和假期，直到他儿子出生的前一天，还在办公室修改论文。
吴湘锋始终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备受学生尊重与爱戴的教师或辅导员，就必须将心比心让学生能真正感受到老师的爱。为了能增加学生们的亲切感，他坚持早上6点25份和学生一块出操或者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备课时，吴湘锋有意识地将一些科研成果或者国内外尤其是国外自己看到的最新研究进展融入到相关的知识点。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拓展学生们的视野、激发学生们的兴趣，同时可以弥补课本上的不足与过时；另一方面，可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丰富教学经验，实现教学和科研互长。
针对许多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毕业生英语读写能力较强而听说能力较差的现状，吴湘锋在办公室里成立了英语口语兴趣小组，他任组长，采用全英文自由对话模式，一周两次，小组中不少成员从最初说英语结结巴巴到现在已可以实现较为流利的对话。
在采访中，吴湘锋的一名学生向记者透露，吴湘锋对他们的作业都非常认真地批改，细致到一个标点和符号，在每个学生作业的最后，都会用英文或者中文写上一段评语，实事求是点出优点和不足，同时鼓励他们积极进取，不断超越自我。
对此，吴湘锋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就是想通过这些严谨向每个学生传递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期待他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我多年秉承的教学理念。”吴湘锋说，即使是看似非常枯燥的课程，一名优秀的教师总能让课堂充满激情与活力。
据石家庄铁道大学学生处处长赵彦刚介绍，吴湘锋入职石家庄铁道大学后，利用自己同时从事学生工作、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拥有多个身份的优势，大胆尝试，摸索出了一种适应青年博士辅导员“一体两翼”的工作模式。
“以学生工作(一体)为中心同时兼顾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两翼)，从课上、课下多条渠道、多个环节培养学生。”赵彦刚说，这一模式为石家庄铁道大学青年博士兼任辅导员提供了工作方法借鉴。
据了解，吴湘锋每天在教师、辅导员和科研员多个角色中快速转变，忙碌而充实着。近5年来，获得了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优秀论文二等奖、河北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一等奖、河北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一等奖等9项成果，荣获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河北省“感动校园人物”、河北省“三育人”先进个人、河北省先进德育工作者等13项荣誉。
“身兼数职，工作是忙点儿，但给予了我更多的锻炼机会，更多的向各条战线上、向大家学习的机会。”吴湘锋感慨说，在这些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具有相同目标的岗位上，一种好的方法可以从一个岗位迁移到另一个岗位上，他会更加努力，争取更多成绩，和大家共同努力，带出更多优秀学生。(完)
线上创业门槛比线下低得多，电商因此成为数百万大学生和年轻人创业的最佳选择；阿里这样的电商平台也改写了传统就业模式，带来数千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以阿里为代表的电商生态，不仅带来了数以万亿计的成交额，更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创业就业机会。
3月21日，阿里巴巴中国零售交易市场2016财年商品即时交易总额（GMV）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预计财年将超越沃尔玛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平台。3万亿背后，是创业模式和就业模式的变化。多家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阿里电商生态为数百万大学生和年轻人提供了创业机会，带来了1500万直接就业机会，以及3000万以上的间接就业机会。
如今，开淘宝店、从事电商，已经成为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创业的第一选择。据中国就业促进会2015年发布的《网络创业就业统计和大学生网络创业就业研究项目报告》，2014年阿里电商平台上共有大学生创办的网店300余万家。而线上创业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也使得线下创业成功率远超线下。
义乌工商学院是电商创业的一个典型样本。义乌工商学院在校创业大学生每年约一两千人，主要在淘宝、速卖通等电商平台上起步。2015年8月，国家领导人到这所学校考察时，一位创业指导老师表示其指导的学生已经出现好几名千万富翁。
在农村，电商也提供了新的创业机会。农村淘宝过去一年已在全国发展13000多个村点，每个村点都有村淘合伙人，带动当地农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吸引大量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
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阿里零售平台作为创业基地？在淘宝网只需要很少的资金便可启动创业，而在天猫创业所需的启动资金也大大低于线下。从营销工具到网络贷款、云计算服务、物流服务，阿里为创业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商业基础设施，极大地节省了创业成本。
换句话说，在阿里零售平台上创业，门槛比较低，创业风险低于线下。阿里零售平台已经有4亿多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及在平台上直接触达消费者的方式，都大大提升了创业成功的几率。
不仅仅是创业，电商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根据中国就业促进会的上述报告，伴随着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从中涌现出大量新职业，创造出千万量级的就业岗位。阿里研究院2016年3月的研究进一步显示，阿里仅零售商业生态（不包括B2B、外贸等）带来的直接就业机会已超过1500万，其中淘宝、天猫平台上网店提供的就业机会1100多万，电商物流领域的就业机会200多万（其中仅仅与菜鸟网络协同的快递员就达到170万），此外，还包括服务商、淘女郎等阿里电商生态“新物种”的就业机会。
阿里电商生态所带来的还有大量间接就业机会。根据2011年发布的中国网购服务市场发展报告，依据IDC报告的方法，网购中平均1个直接就业可以带动2.85个间接就业。即使保守估算，阿里电商生态带来的间接就业也在3000万人以上。
例如，在电商物流领域，除了快递员，运输、仓储等物流各环节的就业机会年年保持高速增长。著名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的研究报告《中国网络零售革命：线上购物助推经济增长》显示，39%的网购消费是由于网购模式而新增的内需。近四成新增的消费，当然意味着巨大的就业机会。
电商等新经济形态还在多个方面改变了传统就业。阿里研究院报告分析，如今的新经济时代出现了多个全新的就业模式。
从就业渠道看，“平台+个人”的“平台式就业”已经成为基本就业景观；从创业门槛看，“创业式就业”成为一种显著的“就业”方式；从地理空间看，跨越地理距离的分布式就业，越来越成为现实；从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角度看，分享经济流行带来全新就业模式。
以分享经济为例，滴滴、优步为大量私家车主提供兼职或全职机会，阿里最近也创建了一个新平台——阿里众包，以B2C模式闯入兼职市场，不到半年已注册超百万用户，推出了淘宝、裹裹、海尔、迪士尼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众包任务。
随着电商及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化就业、包容性就业、创新性就业将成为未来网络创业的趋势和方向。阿里巴巴集团表示，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为全世界创造1亿就业机会，是未来目标。
原标题：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张正在广东普宁市沙河镇轻纺厂的工作照。图|受访者提供张正的婚事
——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文|龚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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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位于安徽西北部蒙城县的农村在这一天异常热闹，他们有一个上千年的传统：男婴出生后，蓄一根小辫，直到6岁的“龙抬头”这一天，在众人的瞩目和祝福下，一并剪去。主人家要大宴亲朋，以庆贺这个男孩度过了容易夭折的年纪，茁壮成长，当地人叫“办事酒”。
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
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
“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
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
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
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
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
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
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
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
研究人员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姜全保判断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还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80后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的大龄剩男比重要高得多。
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
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
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
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
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
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
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
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
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
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
城乡之间，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
张正，作为何素梅唯一的亲生儿子，他的娶妻成了这个64岁母亲的最后使命。
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难的因素就变得多元起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利鸽，曾撰写过《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一书。从2008年8月开始，她在相距蒙城不过百余公里的安徽和县4个乡镇下的38个行政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1701份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娶妻困难主次上，家庭和个人经济排第一，兄弟数量第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第三，年龄第四。
从2000年开始，张正就跟着一班亲戚进了广东普宁市流沙镇的纺织厂，手头有了技术，他的月薪达到4500元左右，可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几乎没有女工。每年年底，他将一年的收入交给母亲。他独居的两层小楼，几乎全是靠他挣的钱盖起来的。张家在经济上不算困难，现在，哥哥张勇在屋后另起了三层楼，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
张正的邻居吴楷，29岁，因为早年丧父，母亲又积劳成疾，不能劳作，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尽管他有一门电焊的技术，收入也不错，但结婚也成了难题。
兄弟多结婚难的情况在桔园不少见，李小军家因为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已经28岁了，却没有一个说上媳妇，甚至没有人给他们做媒。兄弟多，意味着不能独享男方父母的劳动和家产，在彩礼上也会少一些。张家有两兄弟，这多少影响了张正的婚事。
大哥张勇比张正活络许多，能言善道，媳妇也是自己找来的。2007年，大哥张勇结婚，彩礼花了3万元。之后，张家开始给张正物色对象，女孩都厌烦张正沉默寡言，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到2010年，80后出生的男孩开始步入大龄青年阶段，也是从那时起，农村彩礼突然高涨，两三年间已经涨到了8万左右。张正那年25岁，这个年纪还没结婚让家里有些担忧。
这年，何素梅通过远房亲戚介绍，一个丧偶的女人刘霞走进了张家视野，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28岁的刘霞颇显年轻，何素梅让张正从广州赶回来相亲，刘霞竟然很快就答应了，但要6万元的彩礼。张家觉得要得多了，但为了尽快结婚，还是答应了。
张刘从见面到摆喜酒，不过两周时间。一切都来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气。
结婚当天，刘霞就不愿意与张正同房。没几天，张正要求刘霞一块返厂上班，刘霞不愿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冲突后，刘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镇。没几个月，刘霞就以怀孕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突然一天，刘霞趁何素梅夫妇不在，领着女儿，独自来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随后，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因为没有结婚证，彩礼也追不回来。2012年，何素梅听说，“她嫁了一个蚌埠人，都40岁了，在市里做买卖的。她还是想进城。”
蒙城县和周边一样，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5年前开始了新城区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区正在向桔园挺进，殡仪馆和公交枢纽也新建起来，桔园距离县城不过2公里，从外部看，连排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城区的差别也不大。可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的排泄口直对着马路边的大沟，这条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沟，村民缓解恶臭的办法，就是将相近窗门紧闭。路边数个旱厕密集陈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
城乡间的差异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轰隆隆的挖掘机正在铺设村后的那条道路，但张正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了。
何素梅觉得，“水泥路是2年前铺的，如果早点建好的话，说不定刘霞不会走。”
这么拼命地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问为什么，她靠生肖记年岁，靠节气做农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务，并把这一切规律复制到子女身上。她把这么做的原因归结为“一代传一代”。她也在这种如节气一样的循环重复中，获得自己生命的价值。
她说，“孩子就是更年轻的自己。”张正不仅在秉性与外貌上与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续的任务，并陪伴她终老，这种满足感填补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带来的恐惧。
此后，张正每年春节都被家人安排了数场相亲。离城远近，道路好坏，婆婆年纪大小都成了农村人相亲女孩必要的考察条件，相亲的花费也涨了起来。
付不起的彩礼
2012年的春节，张家认为既然张正不爱说话，就也找个不爱说话的对象。在邻镇，他谈了一个女孩，叫吴梅，聋哑人士，21岁。吴梅说自己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聋哑人，但尽管有风险，何素梅挺喜欢她的，因为她“眼睛亮，反应快”。
两人见面不久，吴梅就要求张正给她买苹果手机，后来又买了笔记本电脑，好几套名牌服装，并陆续借给她几次钱。到2013年年末，张正去提亲，却被拒绝了，她觉得张正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吴梅还了向他借的钱，结束了这段感情。
2013年，蒙城县的彩礼已经升到了15万，还有附带的车房要求，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从而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在蒙城，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则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同在安徽北部地区的砀山县，在2015年3月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现象。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做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
可就在该月的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有调查显示，在青海省西宁市周边农村，结婚彩礼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结婚费用从2012年的10万元增至2014年的25万元左右。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的剩男们处境更为艰难。
如果有恋爱对象的，他们首先想到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桔园邻村的陈瓦房村，25岁的张明辉和女友杨庆子相恋多年，未能结婚，就是因为张明辉无法拿出“万紫千红”的彩礼，并买房买车。张明辉还有一个27岁的哥哥，也未婚，张家父母更无法先答应为小儿子付出天价彩礼。直到杨庆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杨家父母只好忿忿地收了5万元彩礼，嫁了女儿，但在婚礼当天拿走3万元的全部份子钱。从此杨庆子成了不被娘家欢迎的人。
第二种办法就是借“小利贷款”。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而且手续复杂。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第三种办法就是娶外省媳妇。在熟人社会中，本地女子仍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婚娶外省媳妇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何素梅觉得，刘霞是亲戚介绍的本地人，但也是半跑半骗的，和外地媳妇也没什么差别。
2014年夏天，在张正打工的流沙镇，工友给张正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四川口音，叫胡丽（化名），23岁，浓妆艳抹的，张正觉得她显老，不止23岁。他告诉母亲后，何素梅鼓励他们交往试试，但别乱花钱。之后，胡丽隔三差五地到厂里给张正做饭洗衣，两人发生了关系，一起住了一段时间。胡丽还表示，年底想去张正家看看。
就在年底到来前，胡丽说父亲病了，还带着张正到医院挂号，但只是让张正排队，并没有进到病房。胡丽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张正，提出要借5万块钱给父亲看病，5万就算是彩礼的一部分，她一共只要8万元彩礼。
张正仍旧如实告诉了妈妈何素梅，何素梅约来亲戚商量，大家都提醒她别上当，她心里也感觉不妥，刘霞的事已经让这个家损失惨重了。张正也有些犹豫，何素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感觉就像赌博，但不赌怎么会有机会。”
张正将自己一年的工钱5万元转给了胡丽。两周后，胡丽不见了。她用一个广州的号码打电话告诉张正，父亲的病情恶化，转院到了广州，还需要3万元救命钱。她还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何素梅，并改口叫了“妈”。何素梅疑心更重了，亲戚也都提醒她不要相信。但何素梅觉得，这3万要是不转的话，之前的5万也白花了。
于是何素梅从家里又转给胡丽3万元。一周后就是新年了，何素梅非常期待这个还未谋面的儿媳妇能够早点到家。胡丽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表示为了给父亲看病，已经身无分文，需要5000元路费。何素梅已经感觉到上当了，但还是寄给了她5000元。就像要抓住渺茫的翻本期望，奋力押上最后的筹码。
之后，胡丽和那个介绍人同时消失，杳无音讯。张正报警后才得知，胡丽同时欺骗了好几个厂的大龄未婚男工人。虽然立案了，可案子到现在仍没有进展。
2016年1月初，河北邯郸市警方破获一起跨国新娘诈骗案，那是在2014年11月轰动一时的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入狱，新娘飞走了，28个光棍被打回了原形。
根据刘利鸽教授统计，1998至2007年间，安徽和县共有22102名女性因婚姻迁入和县，占因婚姻迁入外来人口总数的70%。她们主要来自云贵川等西部省份。而在对38个村庄共计102个村干部的调查中，有90%的村干部表示，自己所在村里有西部省份媳妇的情况，其中40%的村干部表示有外省媳妇逃婚或者骗婚的情况。
3月10日的这场相亲，何素梅已经提前刨根问底，说对方也是老实人。但张正不是很满意，觉得女方长得太“黑”了，孩子还有慢性病。但对方还是开口要了8万元的彩礼。
张正算了一下，父亲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8万的话，还需要借6万元的“小利贷款”。何素梅在一家早点铺子帮工，每天凌晨3点起干到下午3点，一天能挣60元，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张正有些犹豫。
3月14日，消息来了，相亲的女子已经谈妥另外的对象，准备嫁给县城的一个残疾人，35岁，但有一处店面，男方彩礼能给10万元。
3月16日，流沙镇的老板打电话来，问张正还回不回去上班，现在不景气，很多厂要裁人了，因为他有技术，可以留下来。
姐姐张敏在昆山的电子厂务工，何素梅说，“那里面女工多，听说很多人很容易就带老婆回家了。”她让张敏打点好了关系，让张正尽快过去面试务工。张正只能做普工，每月工钱不到3000元，还不管吃住。但何素梅觉得他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物色对象。
何素梅说，明年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再催这些亲戚帮她儿子物色人了。她叹息道，“社会变得太快了，那么多亲戚，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最终，张正买了17日回流沙镇的汽车票。这是他第一次不听从家里安排，他说，“没钱更没机会了。
资料图：蔡希有经研究，免去蔡希有的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党组成员、董事职务。
来源：@国资小新
蔡希有简历：
2014年8月出任中化集团总裁。
此前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先后担任锦州石油化工公司副总经理，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代总 经理，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党组成员、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等职务。兼任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金茂（中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毕业于抚顺石油学院，后获中国科技大连培训中心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简历摘自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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