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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长沙4月5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肖懿 通讯员 朱朝锋）百胜公司的颜秀萍来到张家界市食药监局政务窗口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审批，窗口服务人员热情地告诉她：“一办好就打电话通知您！”。近日，颜女士接到取证电话，这让她感到十分意外。“只要3天，没想到办证这么顺手，这么热情、高效！”。
张家界市自2016年1月1日起推行食品药品行政许可制度改革，4个月来变化明显。张家界市食药监局网站上，每一项行政审批的实施程序和流程让人一看就清，全部审批事项实行全省联网，原来需要分别办理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可、酒类批发许可、保健食品经营备案等事项，而现在只需统一办理一张《食品经营许可证》即可。
对经营预包装食品或散装食品销售、餐饮服务、酒类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的企业，以前需要办理多个经营许可证的，也做到了一并申请、一并审批，一并办理。
除了将相关程序、流程在网站公开外，张家界市食药监局还建立起了市、区县审批人员工作QQ群，监管单位QQ群，用最直接的方式加强沟通联系。
同时，张家界市食药监局今年2月13日开通微信公众号，专门设立食品许可办证指南子菜单，结合日常行政审批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整理许可事项8点疑问指导许可服务，2个月不到，微信关注用户达到了512人，点击许可指南达266人次，真正使百姓享受到了优质高效服务。
同时，在审批时限上也大大有所缩短，如药品零售企业GSP认证由60个工作日缩短为45个工作日、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统一调整为20个工作日。工作上严格落实了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时办结制度、责任追究制等制度。
“以前要去政务窗口领取资料，填写后又会遇到某些关键资料忘记携带，往返跑的情况。现在在网上填报，不会的扫一扫微信，许可服务栏目里面有详细的申报指南，不会的还能在线提问。一次性就解决申报问题了！”颜女士如是说。
为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服务水平，张家界市食药监局围绕“晒清单、减项目、优程序”要求对所有行政审批服务事项进行再梳理，将原16项行政审批项目整合为6大项，列出权力清单，在政府门户网站和本单位网站予以公布。
张家界市食药监局2015年共受理行政许可350件，均在承诺的时限内办结，服务对象满意率达100%，其工作得到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充分肯定，做法与经验在市直单位中予以推介，2015年该局行政审批窗口被张家界市政务服务中心评为“先进窗口”。
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 英媒称，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但中国消费者去年为旅行和旅游的热潮推波助澜。据世界旅游理事会22日发表的数据，2015年中国游客在中国内地之外消费了2150亿美元，比2014年消费的1400亿美元高出53％。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21日报道，尽管中国出境旅游近年一直在强劲上升，但这些数据代表的是一种急剧的加速。世界旅游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戴维·斯考西尔说：“（中国）出境旅游正在如同疯狂了一样地增长。去年在股市和货币汇率方面出现了一些大幅振荡，但是这并没有减缓旅行和旅游的增长。一旦人们开始了旅行，他们就不愿意放弃。”
不过，中国出境旅游的狂潮扩大了该国在旅游业的贸易逆差。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5年访问中国的外国游客微幅增长至5690万人次，两年内仅增长2.2％。来自该组织的临时数据显示，这些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了大约575亿美元，仅比2014年增长1.1%。
根据世界旅游理事会的计算，中国的旅游出口额——即从外国游客身上获得的收入——稍高于这个数字，为610亿美元。不过，这个数字仅相当于中国出口收入总额的2.6%，相比之下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比例为6.1％。
据世界旅游理事会称，把中国国内旅游的因素考虑在内，2015年旅游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7.9％，低于全球范围9.8％的比例。该理事会称，去年中国旅游业直接和间接支持了6500万个就业机会，占就业机会总数的8.4％，低于全球范围9.5%的比例。
不过，世界旅游理事会相信，规模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中国旅游业在今后10年内将每年扩张7%，超过4%的全球增长率并在2024年前超越美国。
斯考西尔建议说，要想吸引更多外国游客，中国需要仿照推出美国签证免计划、启用电子签证处理系统以及启动一项全国性市场推广基金，而不是让各省自行从事市场推广事宜。
不过，中国出境游客人数和支出的飙升并没有带来皆大欢喜的结果。世界旅游理事会报告称，2015年澳门、韩国和香港的旅游收入出现“严重下降”，降幅分别为32％、10.2％和8.4％，这三地的旅游业都严重依赖于中国内地游客。台湾旅游业的情况稍稍好一些，其实际收入勉强实现了1.5%的增长。
世界旅游理事会发现，日本是东北亚地区唯一从去年的中国旅游热潮中获益的旅游目的地，去年到访该国的国际游客人数上升47%，国际游客以名义美元计算的消费额增长37%。
斯考西尔说，中国游客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更遥远的旅游目的地。（编译/曹卫国）
湖南教育新闻网讯(通讯员 涂璐 孙明鑫)成立半年，开展近50场主题活动，由湖南工程学院校学生会组建的禁毒宣传团在4月1日开展的湘潭市岳塘区开展的第二届禁毒宣传创新大赛决赛中荣获最高奖项“金点子”奖。
为创建“无毒害岳塘”，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包括湖南工程学院在内的岳塘辖区六所学校积极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禁毒宣传活动。该校校团委将禁毒主题活动作为“创文、创卫”的重要载体，积极筹备、精心组织，校学生会牵头各学院团总支学生会及校外社区、学校，以“关爱青少年成长，创建无毒害生活”为主题，先后举办了禁毒视频教育、主题辩论赛、知识竞赛、主题团日活动、宣讲会等七大类近50场主题活动，禁毒宣传团还走出校门，在建设路口组织市民在万人签名涂鸦板上签名，联手湘钢二中开展“大小牵小手一起远离毒品”的大型禁毒趣味辩论赛，寓教于乐的活动受到了社会参与者的高度好评。
在决赛评审会上，该校禁毒宣传团的同学们用精美的ppt从宣传创意、执行情况、社会影响、经费节约情况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汇报。该校创新性整合活动资源、注重新媒体宣传，在做大做好活动的同时，提升活动层次，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以95.6分的高分力拔头筹，荣获“金点子”奖。
原标题：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张正在广东普宁市沙河镇轻纺厂的工作照。图|受访者提供张正的婚事
——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文|龚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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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位于安徽西北部蒙城县的农村在这一天异常热闹，他们有一个上千年的传统：男婴出生后，蓄一根小辫，直到6岁的“龙抬头”这一天，在众人的瞩目和祝福下，一并剪去。主人家要大宴亲朋，以庆贺这个男孩度过了容易夭折的年纪，茁壮成长，当地人叫“办事酒”。
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
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
“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
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
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
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
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
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
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
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
研究人员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姜全保判断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还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80后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的大龄剩男比重要高得多。
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
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
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
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
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
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
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
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
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
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
城乡之间，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
张正，作为何素梅唯一的亲生儿子，他的娶妻成了这个64岁母亲的最后使命。
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难的因素就变得多元起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利鸽，曾撰写过《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一书。从2008年8月开始，她在相距蒙城不过百余公里的安徽和县4个乡镇下的38个行政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1701份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娶妻困难主次上，家庭和个人经济排第一，兄弟数量第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第三，年龄第四。
从2000年开始，张正就跟着一班亲戚进了广东普宁市流沙镇的纺织厂，手头有了技术，他的月薪达到4500元左右，可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几乎没有女工。每年年底，他将一年的收入交给母亲。他独居的两层小楼，几乎全是靠他挣的钱盖起来的。张家在经济上不算困难，现在，哥哥张勇在屋后另起了三层楼，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
张正的邻居吴楷，29岁，因为早年丧父，母亲又积劳成疾，不能劳作，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尽管他有一门电焊的技术，收入也不错，但结婚也成了难题。
兄弟多结婚难的情况在桔园不少见，李小军家因为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已经28岁了，却没有一个说上媳妇，甚至没有人给他们做媒。兄弟多，意味着不能独享男方父母的劳动和家产，在彩礼上也会少一些。张家有两兄弟，这多少影响了张正的婚事。
大哥张勇比张正活络许多，能言善道，媳妇也是自己找来的。2007年，大哥张勇结婚，彩礼花了3万元。之后，张家开始给张正物色对象，女孩都厌烦张正沉默寡言，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到2010年，80后出生的男孩开始步入大龄青年阶段，也是从那时起，农村彩礼突然高涨，两三年间已经涨到了8万左右。张正那年25岁，这个年纪还没结婚让家里有些担忧。
这年，何素梅通过远房亲戚介绍，一个丧偶的女人刘霞走进了张家视野，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28岁的刘霞颇显年轻，何素梅让张正从广州赶回来相亲，刘霞竟然很快就答应了，但要6万元的彩礼。张家觉得要得多了，但为了尽快结婚，还是答应了。
张刘从见面到摆喜酒，不过两周时间。一切都来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气。
结婚当天，刘霞就不愿意与张正同房。没几天，张正要求刘霞一块返厂上班，刘霞不愿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冲突后，刘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镇。没几个月，刘霞就以怀孕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突然一天，刘霞趁何素梅夫妇不在，领着女儿，独自来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随后，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因为没有结婚证，彩礼也追不回来。2012年，何素梅听说，“她嫁了一个蚌埠人，都40岁了，在市里做买卖的。她还是想进城。”
蒙城县和周边一样，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5年前开始了新城区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区正在向桔园挺进，殡仪馆和公交枢纽也新建起来，桔园距离县城不过2公里，从外部看，连排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城区的差别也不大。可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的排泄口直对着马路边的大沟，这条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沟，村民缓解恶臭的办法，就是将相近窗门紧闭。路边数个旱厕密集陈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
城乡间的差异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轰隆隆的挖掘机正在铺设村后的那条道路，但张正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了。
何素梅觉得，“水泥路是2年前铺的，如果早点建好的话，说不定刘霞不会走。”
这么拼命地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问为什么，她靠生肖记年岁，靠节气做农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务，并把这一切规律复制到子女身上。她把这么做的原因归结为“一代传一代”。她也在这种如节气一样的循环重复中，获得自己生命的价值。
她说，“孩子就是更年轻的自己。”张正不仅在秉性与外貌上与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续的任务，并陪伴她终老，这种满足感填补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带来的恐惧。
此后，张正每年春节都被家人安排了数场相亲。离城远近，道路好坏，婆婆年纪大小都成了农村人相亲女孩必要的考察条件，相亲的花费也涨了起来。
付不起的彩礼
2012年的春节，张家认为既然张正不爱说话，就也找个不爱说话的对象。在邻镇，他谈了一个女孩，叫吴梅，聋哑人士，21岁。吴梅说自己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聋哑人，但尽管有风险，何素梅挺喜欢她的，因为她“眼睛亮，反应快”。
两人见面不久，吴梅就要求张正给她买苹果手机，后来又买了笔记本电脑，好几套名牌服装，并陆续借给她几次钱。到2013年年末，张正去提亲，却被拒绝了，她觉得张正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吴梅还了向他借的钱，结束了这段感情。
2013年，蒙城县的彩礼已经升到了15万，还有附带的车房要求，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从而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在蒙城，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则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同在安徽北部地区的砀山县，在2015年3月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现象。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做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
可就在该月的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有调查显示，在青海省西宁市周边农村，结婚彩礼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结婚费用从2012年的10万元增至2014年的25万元左右。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的剩男们处境更为艰难。
如果有恋爱对象的，他们首先想到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桔园邻村的陈瓦房村，25岁的张明辉和女友杨庆子相恋多年，未能结婚，就是因为张明辉无法拿出“万紫千红”的彩礼，并买房买车。张明辉还有一个27岁的哥哥，也未婚，张家父母更无法先答应为小儿子付出天价彩礼。直到杨庆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杨家父母只好忿忿地收了5万元彩礼，嫁了女儿，但在婚礼当天拿走3万元的全部份子钱。从此杨庆子成了不被娘家欢迎的人。
第二种办法就是借“小利贷款”。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而且手续复杂。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第三种办法就是娶外省媳妇。在熟人社会中，本地女子仍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婚娶外省媳妇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何素梅觉得，刘霞是亲戚介绍的本地人，但也是半跑半骗的，和外地媳妇也没什么差别。
2014年夏天，在张正打工的流沙镇，工友给张正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四川口音，叫胡丽（化名），23岁，浓妆艳抹的，张正觉得她显老，不止23岁。他告诉母亲后，何素梅鼓励他们交往试试，但别乱花钱。之后，胡丽隔三差五地到厂里给张正做饭洗衣，两人发生了关系，一起住了一段时间。胡丽还表示，年底想去张正家看看。
就在年底到来前，胡丽说父亲病了，还带着张正到医院挂号，但只是让张正排队，并没有进到病房。胡丽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张正，提出要借5万块钱给父亲看病，5万就算是彩礼的一部分，她一共只要8万元彩礼。
张正仍旧如实告诉了妈妈何素梅，何素梅约来亲戚商量，大家都提醒她别上当，她心里也感觉不妥，刘霞的事已经让这个家损失惨重了。张正也有些犹豫，何素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感觉就像赌博，但不赌怎么会有机会。”
张正将自己一年的工钱5万元转给了胡丽。两周后，胡丽不见了。她用一个广州的号码打电话告诉张正，父亲的病情恶化，转院到了广州，还需要3万元救命钱。她还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何素梅，并改口叫了“妈”。何素梅疑心更重了，亲戚也都提醒她不要相信。但何素梅觉得，这3万要是不转的话，之前的5万也白花了。
于是何素梅从家里又转给胡丽3万元。一周后就是新年了，何素梅非常期待这个还未谋面的儿媳妇能够早点到家。胡丽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表示为了给父亲看病，已经身无分文，需要5000元路费。何素梅已经感觉到上当了，但还是寄给了她5000元。就像要抓住渺茫的翻本期望，奋力押上最后的筹码。
之后，胡丽和那个介绍人同时消失，杳无音讯。张正报警后才得知，胡丽同时欺骗了好几个厂的大龄未婚男工人。虽然立案了，可案子到现在仍没有进展。
2016年1月初，河北邯郸市警方破获一起跨国新娘诈骗案，那是在2014年11月轰动一时的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入狱，新娘飞走了，28个光棍被打回了原形。
根据刘利鸽教授统计，1998至2007年间，安徽和县共有22102名女性因婚姻迁入和县，占因婚姻迁入外来人口总数的70%。她们主要来自云贵川等西部省份。而在对38个村庄共计102个村干部的调查中，有90%的村干部表示，自己所在村里有西部省份媳妇的情况，其中40%的村干部表示有外省媳妇逃婚或者骗婚的情况。
3月10日的这场相亲，何素梅已经提前刨根问底，说对方也是老实人。但张正不是很满意，觉得女方长得太“黑”了，孩子还有慢性病。但对方还是开口要了8万元的彩礼。
张正算了一下，父亲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8万的话，还需要借6万元的“小利贷款”。何素梅在一家早点铺子帮工，每天凌晨3点起干到下午3点，一天能挣60元，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张正有些犹豫。
3月14日，消息来了，相亲的女子已经谈妥另外的对象，准备嫁给县城的一个残疾人，35岁，但有一处店面，男方彩礼能给10万元。
3月16日，流沙镇的老板打电话来，问张正还回不回去上班，现在不景气，很多厂要裁人了，因为他有技术，可以留下来。
姐姐张敏在昆山的电子厂务工，何素梅说，“那里面女工多，听说很多人很容易就带老婆回家了。”她让张敏打点好了关系，让张正尽快过去面试务工。张正只能做普工，每月工钱不到3000元，还不管吃住。但何素梅觉得他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物色对象。
何素梅说，明年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再催这些亲戚帮她儿子物色人了。她叹息道，“社会变得太快了，那么多亲戚，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最终，张正买了17日回流沙镇的汽车票。这是他第一次不听从家里安排，他说，“没钱更没机会了。
原标题：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县委书记韦志鹏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韦志鹏中青在线南宁3月28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谢洋 ）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获悉，南宁市上林县县委书记韦志鹏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韦志鹏，男，壮族，1965年12月出生，广西宾阳人，199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1997年10月至2004年7月，历任凭祥市副市长，隆安县委常委、副县长，南宁华侨投资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2004年7月至2013年8月，历任南宁华侨投资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南宁市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13年8月至今任上林县委书记，上林县象山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兼）。
母亲抱着女儿的遗像听审。
疑犯在庭审现场。
去年6月24日，从杭州来广州游玩的21岁女大学生许某失踪。几天后，她的尸体在广州大学城一洗手间被发现。警方于去年7月初抓获犯罪嫌疑人唐灼龙。昨日下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番禺沙湾法庭开庭审理唐灼龙案，检方指控其犯故意杀人罪和侮辱尸体罪。
唐灼龙案原定于昨日上午在沙湾法庭开庭。一大早，被害人的家属、各路媒体记者等齐聚法庭外；法官、书记员、公诉人等也到了法庭内。但一干人等候了两个多小时，案件也未开庭。后来，记者从法官处获悉，由于被告人还没有从邻近的看守所押解过来，所以案件改到下午开庭。
13时许，唐灼龙戴着手铐脚镣被押进法庭。他身材敦实矮小，身着一身灰色衣裤，面色平静地朝旁听席看了一眼。
今年25岁的唐灼龙只有初中文化，是湖南省桂阳县莲塘镇青松村人。
检方指控称，去年6月24日下午15时许，唐灼龙在广州番禺大学城自行车馆西南侧通道，趁坐在该处藤椅上的被害人许某不备，从许某身后扼住她的颈部数分钟，致许某当场死亡。
随后，唐灼龙将许某的尸体搬进大学城自行车馆东门男厕所隔间，脱去被害人的衣物对被害人尸体进行猥亵，并盗走被害人的现金300元、三星手机一部、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并将被害人的背包、雨伞、眼镜等物品丢弃在案发现场的垃圾桶内，后逃离现场。
经法医鉴定，许某的死因系因外力作用呼吸道（如捂口鼻、扼颈等）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2015年7月2日19时许，唐灼龙在番禺区小谷围街大学城穗石村双桂街9巷某出租屋被警方抓获。
检方认为，唐灼龙的行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和侮辱尸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情还原
掐死女生后怕被发现 搂尸体半小时扮拍拖
据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证据及唐灼龙的供述，案发前两三个月，一位化名为星星的女子在唐灼龙的淘宝店上买东西，两人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星星的职业是在大学城某高校图书馆卖东西。案发当天，唐灼龙谎称自己是大学生，试图进图书馆，被工作人员阻止。
据星星的证言称，她已怀孕，她告诉过唐灼龙她怀了唐的孩子，但实际上孩子是她老公的。案发当天上午，唐灼龙喝了一瓶二锅头，自称感到有些厌世。他到案发地看到了独自一人的许某，便上前从背后扼住许某的颈部。突然遭受袭击的许某喊了声“救命”，并用手抓唐灼龙的手，但唐灼龙并没有放手。公诉人说，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唐灼龙掐许某时特意将身体下蹲重心下移，可见下了狠手。大约掐了三四分钟后，唐灼龙说发现被害人没有动静了才感到害怕，他发现其既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
由于担心被发现，唐灼龙和已经当场死亡的许某坐到了一起，还将许某的头揽过来佯装情侣。在此过程中，唐灼龙翻了许某的背包。坐了大约半小时后，唐灼龙将许某的尸体扛到了附近的自行车馆厕所，随后又返回现场将被害人的现金、手机等物品放在身上，将水壶、背包等扔到了附近，再次回到厕所。
作案后
用假名将被害人手机卖掉
对于回到厕所后的情形，唐灼龙在侦查阶段曾有过不同的供述。其中有一次他供称自己曾猥亵并意图强奸尸体，但由于感到害怕，没能得逞。但是，昨日庭审中，唐灼龙从始至终一直矢口否认该行为。
“那你为什么脱掉被害人的裤子？”
面对法官的这个问题，唐灼龙称，这是为了伪造强奸的现场，让人以为是别人干的。
后来，唐灼龙离开了厕所，回到住处，他将许某的身份证等剪碎，和自己的衣服一起扔掉。次日一早，他又用“陈明”的化名，将被害人的手机通过快递公司寄往外地卖掉。
从6月24日到7月2日被抓，唐灼龙还像没事儿人一样生活，期间见了女朋友星星，还去东莞玩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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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汉寿4月6日讯（通讯员 王钢）柳某、黎某、熊某本是司机，他们不去开车，却干上了在公交车上扒窃的勾当。经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4月5日，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柳某、黎某、熊某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金。
2015年1月31日，柳某、黎某、熊某相约到公交车上扒窃乘客钱财。当日上午10时许，三人在汉寿西正街，登上了开往县城汽车总站的1路公交车。熊某先坐在座位上观察车内情况，为柳某、黎某望风。柳某选定了坐在客车驾驶座后位置的女乘客李某作为下手目标，靠近李某站立。黎某则站在柳某身后，用身体遮挡其他乘客视线，掩护柳某作案。柳某趁乘客李某不备，将其放在腿上的挎包悄悄拉开，迅速将包内3800元现金抽出，放到自己口袋内。车辆到站后，柳某、黎某、熊某三人将窃来的现金分赃。
李某报案后，公安机关通过调取了公交车监控视频。柳某、黎某作案位置正对着监控探头，其扒窃全过程被录了下来，公安机关随即锁定这三名嫌疑人。
2015年4月、5月，柳某、黎某、熊某先后到案，均如实交代扒窃犯罪事实，并赔偿了李某损失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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