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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一书，今天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围绕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学习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十六个专题，全面准确深入阐释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湖南教育新闻网讯近日网上掀起一股模仿“宋仲基”的热潮，其中湖南伢子相似度99%！照片中的场景与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太阳的后裔》如出一辙，这样的创意模仿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热剧播出后，各大高校也掀起了一股“模仿韩剧原画”风，同学们分分钟在宿舍上演热剧经典场景。
原标题：冀文林被判12年 周永康“秘书帮”2人已获刑
3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冀文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冀文林曾担任过周永康的专职秘书，是周永康“秘书帮”的重要成员，也是继郭永祥获刑之后，“秘书帮”第二位宣判获刑的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周永康落马前后，其不同阶段的6名秘书中5名已落马1人“失联”。
周永康曾经的秘书、副省级高官冀文林获刑12年
冀文林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下半年至2013年1月，冀文林在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秘书，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秘 书，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秘书，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申请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获得工业扶持资金、工作调动 等事宜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或索取上述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046万余元。
早前有媒体报道称，因家贫报考武汉地质学院物探系勘查地球物理专业的冀文林，曾担任过原地矿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1998年8月开始追随周永康，一直到2007年才离开周永康，并于次年任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
两年之后，中组部从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选派66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实职，冀文林成为其中之一，他来到海南省，先后担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并于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2月14日，冀文林最后一次以副省长身份出席了公开活动之后，就消失于公众视野。
2014年2月18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时任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7月2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曾经的“大秘书”和“小秘书”均已获刑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冀文林是继郭永祥后，周永康“秘书帮”里第二位获刑的成员。
此前冀文林担任的是周永康的专职秘书，也就是俗称的“小秘书”，而郭永祥也曾担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此时周永康为部长，故被人称为周永康的“大秘书”。
据公开资料显示，郭永祥在“秘书六人帮”之中年纪最大，同时也最得周永康器重，他还曾为同为鲁西北人、胜利油田出身的蒋洁敏牵线周永康。
郭永祥于1972年-1998年期间，在胜利油田和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26年工作经历。
1998年7月，郭永祥任职国土资源厅办公厅主任，开始担任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周永康的秘书。2000年1月，他追随周永康来到四川，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
2002年底，周永康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公安部部长等职，而郭永祥则留在四川，后升任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
2013年6月22日，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4月9日，郭永祥被“双开”，并对其立案检查。
通报中显示，郭永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子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
2015年10月13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郭永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周永康“第一任秘书”与其继任者的命运
李华林李华林是“秘书帮”中资格最老的一位，他在1988年便开始担任时任中石油副总经理的周永康的专职秘书。此后长达25年的时间内，李华林一直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工作。
1992年3月，李华林离开周永康“单飞”后，出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休斯顿办事处副主任。
此后，一路官运亨通。
2013年7月29日，中石油官方网站公告，任命李华林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而这位刚刚上任的集团副总经理，职务任期尚未满月就落马了。
2013年8月27日，国资委纪委监察局宣布，李华林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上游新闻记者发现，至今并未有关于李华林的最新消息。
李华林1992年离开周永康后，接替李华林的正是他的同年级校友沈定成，其职位是中石油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97年，周永康调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沈定成继续留在石油系统，被安排到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裁。2002年，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 司成立，与中联油按照“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运营，沈定成担任中油国际副总裁。2007年提升为党委书记，成为了中石油体系内正厅级领导。
2014年2月，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已经处于“失去联系”状态。
“最后秘书”和警卫秘书的殊途同归
余刚被称为“周永康最后一任秘书”的余刚，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就读于法学本科专业。1991年7月，人大毕业后，他进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任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分工，秘书三局主要负责办理教科文卫、政法民政等社会事业的文电、会务、督查，以及联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
2000年前后，余刚和冀文林一同担任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处级秘书。
2001年至2002年期间，余刚在广东省鹤山市挂职副市长。2002年，结束挂职的余刚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周永康的秘书，直至10年之后的2012年11月周永康退休。
公开报道显示，任职于国务院法制局的余刚曾在1993年第2期《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文 章中，农家子弟出身的余刚称面对九十年代初的“下海潮”也有过困惑。看到报章上《教授卖馅饼》这样火爆标题，会“眼花了乱”、“心惊肉跳”；同学旧交见了 面，劈头就是一句“你现在在哪儿发财”或“你怎么还没下海”，会“汗颜项背，自感惭愧”；听听那则“著名”的家训新传——在沿海某地区，有母亲这样“语重 心长”地教育儿子，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当干部；教育女儿则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只能嫁个干部，会“无地自容”。
但余刚真正被公众知晓，却是以受贿、与他人通奸等负面形象。
2014年7月2日，中纪委官网通报称，日前中纪委对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余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同日被公布的还有周永康的警卫秘书谈红。
中纪委官网通报称，中央纪委对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谈红的上述行为已构 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谈红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上游新闻记者 张曼双 ）
原标题：如何实现干部能上又能下
作者 徐辉
北京市日前下发《北京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提出进一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及时将那些锐意改革的干部大胆使用起来，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明确违纪违法免职等七种“下”的渠道。
自去年7月中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以来，31个省区市均采取问责追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方式，调整了大量干部。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至少12个省市出台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这是风向、是标准，更是铁律。
1 干部不是不能下，而是难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能上能下，本来应该是干部人事工作中的常态，然而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干部能上不能下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2008年至2012年，中组部曾连续五年委托国家统计局独立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干部能上不能下，老实人吃亏，一把手权力过大”等。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表示，当前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领导干部下不来、不愿意下，下的渠道不畅，机制不健全。
梳理媒体报道，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以前，除了因违纪违法、年龄、任期届满、身体状况等问题不得不下以及主动辞职之外，其他因素的“下”鲜有耳闻。但即便是这样的“不得不下”，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也会变形走样。
一些干部退而不休，实质是恋钱恋权，美其名曰“扶上马、送一程”；个别违纪领导干部暂时被免职，待遇不变，待汹涌舆论平静后，悄悄易地任职，有的甚至还被提拔重用……
“下”的渠道少、代谢慢，让本应上下畅通的“双向道”变成日益堵塞的“单行道”，在干部队伍中严重损害公平，打击士气。
一位基层干部表示，单位里面的领导职数和非领导职数相对固定，空出来一个，才能补一个。没有空缺，大家一起熬年头。等有空缺时，只能按资排辈。
干部只上不下、职级不降的做法，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思进取，饱食终日的“南郭先生”有了生存土壤，负面影响不容小视。
安徽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沈小平认为，好干部不能上，存在问题的干部不能下，就无法保证干部队伍充满生机活力。干部队伍中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庸懒散浮拖等，莫不与此有关。
2 能上不能下的固有观念亟须打破
思想观念是影响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受“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的陈旧观念影响，不少干部存在着“下了就是犯错误”的惯性思维，使得干部不愿“下”、不能“下”。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索耀乐表示，从个人成长进步的角度讲，干部多以职位的升迁衡量事业的成功程度，认为被调整下来是件不光彩的事；从组织选人用人的角度讲，总认为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除非所犯的错误严重，一般不会调下去，对推动干部能下难以下大决心。
此外，社会舆论对于干部“上”、“下”的认知偏差，也对一些想“下”、想“出”的干部造成压力。
一位辞职的基层干部曾坦言，作为单位一定层级的干部，辞职面临很大压力。不光单位领导不希望自己走，更重要的是难过家人这关。“我们是从乡下考出来的，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很不容易。我酝酿了很久，才敢鼓起勇气跟父亲说。”
然而，辞去公职并非大家想象的无其他路可走。去年9月，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投身民企，成功转型成企业高管。他很坦然地对记者表示，他辞去公职进入企业任职，是一种“理性回归”，更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畅通干部“上”和“下”的通道，陈旧的思想桎梏、观念束缚必须打破。
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突破“不到年龄不能下，不犯错误下不了”的传统思维，树立“无功便是过，平庸便是错”的为政观念。另一方面要广泛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熟悉了解干部能上能下的有关情况，为干部能上能下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消除人们对“上”与“下”的误解和偏见。
其实，在群众眼里，干部没有职务的高低，只有为民办事的多少。每天能多为群众办一件事，多为一个群众解决困难，都是干部的进步，那些心里没有群众的干部，即便“上”得再快，也只能是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对于一些因为专长、性格、年龄、身体等因素与现有岗位不相适应，攒不上劲，发不了力的干部，不如主动申请或调整到更适合的地方和岗位上去发光发热。为工作而下，为事业而退，下得其所，退得光荣。
3 用人改革逐步推进
今年1月，中央纪委通报了受到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10名中管干部，其中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礼祖更是连降7级，成为科员。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遭遇级别“跳水”的中管干部已达15人，其中7人被开除党籍。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看来，“断崖式”降级处分是中央在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上的一种新的制度探索。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党中央的步伐始终未曾停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时隔一年，2014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再次提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建设，并要求“大力推进”。
去年7月，中央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更是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规范，明确了“下”的标准，规范了“下”的方式，疏通了“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预示着那些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干部，即便没有严重违纪或者违法，也一样可以降级降等，调离职务。
在中央的压力传导下，一些地方先行的试点同样引人关注。
浙江省瑞安市实施科级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工作机制，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依据。截至目前，已有70多名科级干部主动退出领导岗位，92名优秀干部转任或提任到重要领导岗位，初步打通了能上能下规范化通道。
在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努力下，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把“做官”作为最大目标的观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今年2月，湖南省保靖县一位纪检组长因年龄偏大，主动到县委组织部递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让贤。同事们在替他惋惜的时候，纷纷向他表达了敬意。
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对于不求上进的干部，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开出了“药方”，庸政懒政怠政必须继续坚决加以整治。国务院将继续开展大督查，该处理的处理，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
可以预见，随着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改革的逐步推进，能上能下必将成为新常态。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青年网北京4月6日电（记者 开可 卢冠琼）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未来应如何发展？中国青年网“习大大+”工作室在梳理中发现，针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最为在意的是避免掉入这三个“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三个陷阱并非易事，这三年，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毅力和魄力，也有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为。在“习大大+”工作室看来，毅力和魄力来自为人民谋福祉的信心，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跨越和破解三个陷阱的锦囊。
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剑指“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2014年3月，习近平到河南省兰考县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在参加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引用“塔西佗陷阱”说：“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他强调，党员干部要从严要求自己，保持好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习近平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回顾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简政放权，政治更加晴朗，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提高。
同时，党和政府做出的承诺正在一步步实现。这也是避免“塔西佗陷阱”的重要一方面。在这些承诺中，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是最引人瞩目的。
“习大大+”工作室发现，五大发展理念中，共享理念可谓直指“塔西佗陷阱”。全国人民一同奔赴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是党和政府作出的庄严承诺。
共享理念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曾说：“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民生工作成果丰硕，脱贫是其中的亮点也是难点。在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两次提到脱贫问题。3月8日，习近平在湖南代表团强调，要补齐民生短板，当地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工作力度，带领当地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早日实现脱贫目标。在3月10日青海代表团的审议会议上，他又指出：“‘十三五’时期是脱贫攻坚、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时期，必须横下一条心，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加紧进度，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习近平在2015年10月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如是说。“习大大+”工作室从中读出了习近平满满的民生情怀。
一个月之后，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赢民心就是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脱贫、过上好日子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正如习近平曾说：“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新起点。”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走到了人民的心坎上，也是兑现对人民作出的承诺。
原标题：张玉良 目前看不到北京房价下跌可能性
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新京报见习记者 张晓兰 摄在房企中，万科有完善的企业制度，万达有军事化管理，恒大有较强的执行力，中海有较强的成本控制力，那么，绿地到底是家什么企业？
3月20日下午，来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的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对新京报记者阐释了绿地是什么标签的企业和转型创新之路。
绿地作为房企，怎么转型创新，张玉良已找到明确答案，即在房地产主业之外，确立大金融、大消费和大基建三大板块。但这几大板块之间，并非孤独存在。按照张玉良的设想，大金融布局，有助于地产主业发展、提供投资并购资金和形成单独盈利点三重作用。由此，构建起绿地式产融结合的新模式。而谈到目前的热点，即一线城市房价，张玉良认为，目前看不到北京房价下跌的可能性。
布局大金融
记者：绿地计划将旗下19家酒店打包后在新加坡以REITs形式上市，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张玉良：一、从集团发展战略来看，房企需要轻资产化，过去房地产业务板块中，商业地产比重较高，占50%。这种资产结构较重，需进一步轻资产化，把一部分资产推向资本市场。二、全球REITs市场中，新加坡规模最大，且市场较为成熟。三、我们与荣耀基金旗下Amare合作开发，这家公司也在新加坡。我们先从国内酒店开始，等条件成熟后再推向国外酒店。除酒店外，未来我们还会将经营效益较好的其他资产打包进入，比如整栋办公楼、商业体。除自己资产外，我们也在考虑将其他公司优质资产收购后再转入REITs市场。
新京报：绿地这一做法，是否将引发其他企业效仿？对于中国REITs市场，您怎么看？
张玉良：国内目前不具备做REITS，也有一些企业做一些类REITS产品，但宏观环境不具备，不可以上市。中国以后也会逐步探讨、完善资本市场，我认为这是个方向。企业都会动脑筋、都有智慧，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另一条路，我们酒店很多，想单独列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条路上走通。
新京报：此前绿地拟收购杭州工商信托股权并增资，成第二大股东，绿地将成首家拥有信托牌照的标杆房企。而在此之前，绿地早已参股多家金融机构，今年是否还会有相关布局？今年如何通过组合拳的方式，多方面获取牌照？
张玉良：从牌照来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新设立，其中有一个保险公司，我们已报给保监会，希望上半年能早点批下来，另外在收购方面，我们也在和几家谈。我们希望全牌照推进，若有机会，银行方面我们也会收购，但作为上市公司，要等合适时候才能公布。我们要建立金融平台，实现金融产业与实体产业联动成长。
新京报：现在很多房企都在布局金融，绿地在大金融板块的布局，是基于怎样的战略思维？
张玉良：大金融板块是国内大房企的标配，我们认为，金融与实体可协同发展，过去主要投资的是银行，现在要全牌照，包括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基金、信托和租赁。银行的话，需要控股权，而非仅仅参股，这跟过去的思维不一样。我们金融板块成长较快，去年赚33亿利润，今年估计也会有50%以上增长。
去库存：绿地三四线城市投资比例较低
新京报：今年一线城市住宅市场房价明显上涨，而三四线城市还需加大去库存力度，您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张玉良：城市、行业、企业都在加剧分化。房地产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是跟着经济成长、人口流向走，这体现了房地产业的整个发展导向，也决定城市的选择点。中国现在、未来，还会加剧分化。在经济成长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未来还会加快发展。
新京报：绿地在三四线城市也有土地储备，如何去消化？
张玉良：2013年以来，我们在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比例较低，目前我们的项目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一二线城市，北上深以及苏州、武汉、郑州、济南等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去库存中我们也有任务，估计有1000亿左右在省会城市，占80%，另有20%在地级市。我们也在调结构，与地方政府联动，缓解三四线城市去库存进度。半年后我们的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在一线城市，办公楼也相对饱和，我们也在做调整。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北京市场未来的走势？
张玉良：北京要放在全球城市群中去看，中国城市群的领头城市，都将是未来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我非常坚定的看法。城市群的领头城市，人才积聚，因此这种城市的发展，要从全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来看，除发生灾难性事件外，基本上都会平稳发展，所以，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在全球的竞争力提升，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持续，北京房价跌的可能性还看不到。
绿地拿地力度或超过去年
新京报：能否透露一下今年绿地的拿地计划？
张玉良：总体来说力度不低，可能会超过去年。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我们已投500多亿。因为是上市公司，目前还不方便透露具体拿地金额。
我们对今年市场的判断是，住宅会与2015年一样，好于非住宅类市场，而商业地产冲击较大。所以我们调整了发展思维，以住宅为主，当然也不放弃非住宅开发。非住宅开发我们在行业内的能力有目共睹，绿地还会坚持做一些专业擅长的产品。在区域上，会调整到经济成长、人口导入较快的15个城市重点投资。
大基建是绿地高速成长板块
新京报：大基建是绿地三大多元化发展方向之一，对大基建板块，绿地是怎么设想和布局的？
张玉良：大基建是我们重点要做的，未来五年基础设施、重要工程方面占有的市场量会非常大，我们也有投资能力。从投资到专业施工相结合，全方面参与中国未来大基建的发展。另外，我们也在探索海外“一带一路”的基建投资。今年我们基建的收入会超过1000亿，未来三年，这可能是我们整个集团高速成长的板块。
新京报：目前绿地已成为跨国房企之一，管理一家国际化企业，跟以前相比，是否会遭遇一些挑战？
张玉良：要成为全球跨国公司，需面临一些挑战，但团队只能是迎难而上。因为全球化是企业最终的归属，是必须要做的。只要条件成熟就加快，某些方面遇到问题就暂时放缓，但今后还需继续成长，坚定性、目标性不会动摇。
新京报见习记者 张晓兰 北京报道
原标题：四川成绵广高速发生车祸7死6伤
新华社成都3月23日电(记者吴光于、萧永航)记者从四川省交警总队获悉，23日凌晨2时许，G5京昆高速成绵广段1553KM＋500M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造成7人死亡，5人轻伤，1人重伤。
据了解，事故发生时，由于下雨路滑，一辆货车刹不住车，撞上了前方的轿车，并且造成7车连环相撞。目前事故发生路段已经恢复通行，伤者正在广元市剑阁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据新华社消息，因涉嫌虚构疫苗销售渠道等问题，湖南省相关部门已经派专案组进驻涉案的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湖南华一”)。另外，湖南省已有一名涉案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捕。
《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湖南华一为湖南省最大的疫苗销售企业之一，主要管理成员均出身于疾控系统。早在这家企业成立之初，便牵涉一宗地方疾控系 统人员的受贿案。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大量疾控系统出身的人员设立疫苗销售企业，同时通过权钱交易获得市场份额，是这个行业内一条显著的灰色链条。
25日前出调查结果
从目前的情况看，湖南华一并非直接与山东庞某发生供销关系。
湖南省疾控系统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庞某的问题疫苗是先销给其在湖南的四个下线人员，这些下线再交由湖南华一销售。目前还不知道这四名人员是否是湖南华一的员工，或是否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据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介绍，根据山东省食药监局公布的庞某非法经营疫苗的涉嫌人员名单，按电话号码所在地，涉及长沙3人、岳阳1人。
值得注意的是，据知情人士介绍，此次涉案的为二类疫苗，一般都是由湖南华一这类民营疫苗销售企业直接向接种单位供应，主体是社区医院。但目前还无法了解这些问题疫苗具体流向了哪里。
对此，湖南省食药监局介绍已责成长沙、岳阳市食药监局组成专案组，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尽快核实涉案嫌疑人身份，及时查明购进单位和人员以及购进的品种、批号、数 量，以及最终销售去向等。
湖南当地官方媒体《红网》报道，3月22日，湖南省食安药监局已报请湖南省政府成立由省食安药监局、公安厅、卫计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共同做 好山东庞某非法经营疫苗案件涉案产品处置和案件查处工作。调查结果将于3月25日前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由国家食药监总局统一向社会公开。
被查的湖南华一
“上午八、九点钟还有人在上班，大约九点多钟，关门了。”3月22日中午，位于长沙市中心湖南财富中心财座2506室的湖南华一办公场地已是大门紧闭，相邻公司有人这样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
结合公司宣传资料及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的信息，湖南华一是该省最大的疫苗销售企业之一。湖南华一的公开信息显示，这家公司前身为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 株洲供应站，成立于1991年1月，主营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各种产品。2005年迁至长沙，更名为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为湖南省首批获得疫苗批发 资格的企业。
工商信息显示，湖南华一成立于2005年，经营范围包括疫苗、生物制品的销售等，注册资本2000万元，为三个自然人股东唐建敏、许雪林、黎伟和出资设立。其中，唐建敏出资1640万，占股82%，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唐建敏在2013年就读某高校MBA时的一篇名为《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的论文提到，2010年，湖南华一销售额达1.03亿，约占湖南省疫苗总量的1/3。
“在湖南本土疫苗市场上，公费疫苗占据了将近80%的市场份额，而80%的市场份额中，将近60%是华一公司提供的。”知情人士介绍，湖南省公费疫 苗市场将近半壁江山为华一公司所占领，公费疫苗市场不是一般企业能够获得，“极强的垄断性，又是政府采购，统一支付，行业内把它叫做‘捡钱’。”
唐建敏在前述论文中提到，“公司现在是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重庆智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云南沃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瑞士诺华、英国葛兰素史克、德国默沙东等公司部分产品的湖南省总代理。”
行贿前科背后的灰色链条
在调查湖南华一及其相关人员背景时，有知情人士提醒《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家公司成立之初曾涉及一宗已经公开审理的受贿案，其背后正凸显出疫苗市场背后不为外人所知的灰色链条。
按照知情人士的指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现，湖南华一董事长唐建敏曾涉原怀化市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科科长李某受贿案。
根据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2005年年初，李某代表怀化疾控中心到株洲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株洲华一”)联系购疫苗事 宜，同时提出要给其个人回扣，唐建敏表示同意。李某从株洲华一共得到好处57250元。唐建敏本人在该案中作证称，株洲华一销售给怀化疾控中心大概3、4 万支精致乙脑疫苗，还有小部分其他疫苗。
该案相关事实发生的2005年，正是湖南华一成立的年份。
知情人士介绍，通过权钱交易获取市场份额，几乎是疫苗市场公开的秘密。“这一块是暴利，特别是公费疫苗，几乎就是‘捡钱’，但基本就是由各级疾控中心控制，权力寻租空间非常大。”
不仅如此，该知情人士还介绍，“不是谁有钱就能打通关系，还必须有较深的人脉资源人家才理你。”这正是这一行业高度的管控性和垄断性的体现。
唐建敏在《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提到的一些信息，也从侧面印证了前述知情人士的说法：“领导层及营销队伍多数都有过省、市、县CDC(疾控中心)工作的经历。”“华一公司前期已经在市场营销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包括市县一级CDC的关系维护”。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种优势，湖南华一多年来都是湖南省各级疾控中心的一类采购中标企业，其业务遍及湖南全省“14个市州以及下辖乡镇”，“在很多市州，华一公司是市政府指定的疫苗采购商。”
唐建敏曾在他的论文中提到，湖南华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全国兼并30余家疫苗经营企业。
“公司的使命是，肩负起湖南省内123个区县疫苗产业发展的重任，为湖南省人民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提供坚实的产品保障和服务支持。”他在文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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