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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衡山站4月5日讯(通讯员 李万钧 陈亮)“严禁拉帮结派、拉票贿选、买官卖官”今年是县乡四套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湖南衡山县就“从严从实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作了专题部署,要求始终把严肃换届纪律摆在突出位置,认真落实纪检的监督责任,切实维护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今年3月以来,衡山县制作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公告》宣传板100余块、换届纪律提醒卡1500张,在县党政门户网和衡山清风网集中宣传换届政策法规和“九严禁”纪律要求。同时把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结合起来,全县各级各单位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不可触碰的底线衡阳破坏选举案警示录》,县委召集县级领导干部和各乡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开展主题座谈讨论,要求大家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确保换届顺利进行。
为严把提名推荐、考察、公示、选举等关键环节,全县还成立12个换届纪律督查组,采取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督促自查等方式,对全县12个乡镇进行督查。同时公布受理举报的纪律监督方式,建立电话、信访、网络和短信“四位一体”的举报受理平台,及时受理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举报,实时监测和了解各乡镇的换届风气情况。
根据部署,所有联点县级领导将深入各乡镇参加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动员会,督促乡镇党委书记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及时对严肃换届纪律进行安排部署,坚决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县委换届纪律督查组将联合各乡镇纪委书记立足本职,认真履行换届纪律的监督责任,严肃执纪,严格问责,确保换届纪律不折不扣执行。县纪委将坚持“一案双查”,对换届选举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点名道姓通报一起,时刻保持对换届中不正之风的高压态势,以“全覆盖”的方式、“零容忍”的态度正风肃纪。
“校企合作是一个老话题。”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首席技能培训师曹晶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断地重复道,“但这又是一个一直缺乏制度约束和引导、急需解决的问题。”
不仅仅是曹晶,包括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委员等在内的许多代表委员都注意到了“校企合作”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加强校企合作的相关提案或建议。
其实早在2010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致命弱点是校企合作。为了推进校企合作,教育部在2015年更是专门印发文件,要求推动1000多个职教集团(覆盖60%以上的职业院校,参与企业近3万家)进一步加强建设、拓展功能。
那么,校企合作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的校企合作模式中普遍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企业内生动力不足、校企合作“两张皮”等问题。
法律法规不完善,成校企合作最大拦路虎
在校企合作具有典型代表的德国,现代学徒制被看成德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国家崛起的“秘密武器”。多年来,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提出要学习“德国经验”,但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委员发现,现在制约校企合作的最主要因素还在于国家尚未出台专门法律法规,各省、区、市也普遍缺乏相应扶持制度。
钟秉林的观点也得到了众多企业的认可。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王文槿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被调查的135个企业中有70%认为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影响校企合作的最大因素。由于缺乏政策的具体措施,校企合作无法制度化、规范化,只能依靠人为维持。
由于企业、行业等参与办学的权责利没有法律明文界定,具体政策缺乏吸引力、可操作性,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校企合作往往成为学校方面的“单相思”。
曹晶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学校一头热,企业一头凉的现象长期存在。”他从企业效率和学生安全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是担心学生到工厂学习会影响产量,造成废品损失。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参与校企合作不仅意味着降低生产效率,还要增加企业管理成本,如果没有政府激励和法规约束,它们往往会选择趋利避害。
另一方面是如果学生实习期间发生安全事故,很难处理。这一点在王文槿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65%的被调查企业提出,目前对实习生的安全问题没有一定的措施保障,“如实习生的意外保险费,有的是学校交,有的是企业交,有的没交。”
许多企业不愿意参与校企合作,而已有的校企合作大多难以摆脱“两张皮”的尴尬。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等方面都与企业的需求脱节,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体制机制没有形成。“校企合作沦为基于情感的偶然性支持,甚至退化为短视的功利性资助。”
对于院校专业设置脱节这一点,2015年从福建一所高职院校的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毕业的吴杰深有感触。他对《工人日报》记者坦言,“学校里学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基本没怎么用到。”而且学校学的东西很多都大大滞后于企业的现实,他举例说,有一门两个学分的精工课要求“我们手工制作一些小锤子、小螺丝,可是现在的汽车维修已经用芯片来组装这些东西,手工的东西根本没必要。”
深度融合,政府要牵线搭桥
面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种种老大难问题,究竟应该从何处进行突破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和震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学生等五大层面的问题,“任何单一方面都无法有效解决这一跨部门、跨领域问题。需要国家统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进行顶层设计。”
事实上,国家也看到了校企合作中相应法律法规的缺失,关于从199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一直处在修改和完善之中。而早在2014年两会期间,曹晶就曾提出了一个《关于修改、增加<职业教育法>有关内容的建议》,建议希望能够针对校企合作进行体制机制立法,明确双方的责任、立法、义务关系,健全学校和企业双主体的保障体系。“校企合作需要制度保障。”曹晶斩钉截铁地说。
“鉴于职业教育法修订周期较长,而校企合作需求迫切,建议尽快启动制定实施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在今年两会上,钟秉林委员则建议,要发挥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作用,给予企业办职业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同等的法律地位,运用税收减免、金融支持等手段,明确支持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他认为,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激励和保障,才能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关于校企合作的具体模式,包括曹晶在内的代表委员都提到,要借鉴德国的学徒制。在德国学徒制中,由德国行业组织制定的全国统一的“职业培训条例”是企业培训的依据。其具体做法是:由企业发布学徒岗位,行业协会负责注册,学徒所在的职业学校负责学籍注册。企业本位培训是主要模式,学徒参加完行业协会组织的中期考试和毕业考试,通过了才能获得相应的证书,学徒制才算完成。
王文槿通过对135家企业进行调查后认为,应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共同商定对校企合作的审批、备案、监管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对校企合作的管理,必要时成立专门的机构。同时,要按照“订单”、工学交替、“2+1”等模式分别制定如“实习生行为规范”、“实习生管理手册”、“驻厂教师工作手册”、“企业对实习生管理规定”等文件,使校企双方对实习生的管理有依据、可操作,增加校企合作的可实施性。
曹晶认为,校企合作要走向深度融合,除了在老师与工程师、学校课程与企业需求、学生与岗位进行对接之外,还应该设计合理的框架模式并指导实施,既调动学校,也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相关部门要起到引导作用,牵线搭桥做好服务工作。”
一周人物
担任科级干部10年间,先后因11宗征地项目收受3名行贿人8891万元的巨额贿赂款,3月22日,被视为“小官巨贪”典型的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征收储备处原副处长、42岁的黄华辉被控受贿案,在广州中院番禺沙湾法庭开庭审理。
相 关证据显示,2008年3月28日,黄华辉与妻子梅某到香港办理了结婚注册登记,这导致黄华辉以前工作单位的同事都只知道他有女朋友,却不知他已婚。与此 同时,黄华辉从2008年开始购买房产,全部登记在妻子梅某或梅某的姐妹及哥哥名下,直到2014年被查办,梅家人名下已屯了11套房产和8个车位,其中总房价最贵的一套在号称珠江新城“最豪楼盘”的侨鑫汇悦台,总价款5210万元。
黄华辉当庭供述说,“因为我是公职人员,如果名下有那 么多财产的话会引起调查,所以想办法去回避”,但他强调这些都是瞒着妻子做的,骗了妻子一起去香港办理婚姻登记注册。而梅某的证言证实,黄华辉从2008 年开始办理移民美国的事项,先后共花费了400多万元,直到案发都没有成功。
黄华辉收受的8891万元巨额受贿款均来自3名行贿人骆某 基、倪某和谭某裕。据指控,2005~2014年,黄华辉涉嫌11宗受贿犯罪事实在任职广州市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办公室、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征用与整理 一部副主任科员、业务指导部副部长、土地整理部副部长期间,其中10宗与黄华辉负责白云区金沙洲的有关征地拆迁等相关工作有关,另外一宗为黄华辉利用负责 白云区钟落潭镇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有关。
编辑点评:“小官巨贪”的又一典型案例,境外结婚、境内假装单身这一招也给查“裸官”出了个新课题,不过道高一丈,歪门邪道始终要现形。所谓官大不如管到,往后纪委打虎之余,更要盯紧那些实权部门的掌权者了。

原标题:两兄弟被羁押132天后释放 获国家赔偿金5.8万
南国都市报3月27日讯(记者林书喜文/图)“感谢省二中院作出了正确的判决,证明了我们的清白,也感谢儋州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法律义务,及时给我们支付了国家赔偿金。”在拿到5.8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后,家住儋州白马井镇的符金令和符金瑶两兄弟十分高兴,经过一年多的不停申诉,他们用法律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停泊渔船引纷争
2014年1月5日晚9点左右,符金令和符金瑶兄弟开渔船到儋州市白马井渔港码头靠岸时,吴某条以符金令的渔船挤到了他的船为由,冲上船辱骂符 金令兄弟,双方由口角之争演变为扭打。符金令看到弟弟被殴打,随手拿起船上的工具防卫,划到吴某条的大腿,并流了血,双方因此停手。符氏兄弟及其父亲立即 送吴某条到白马井卫生院进行治疗,并承担了相应的费用,双方和解。
同年4月1日,吴某条称,上次跟符家兄弟发生扭打事件造成了自己肋骨骨折,构成二级轻伤,要求符氏兄弟给予巨额赔偿。遭到拒绝后吴某条报警。同年5月16日,儋州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符氏兄弟予以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被儋州市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符金令兄弟对此不服,认为当时双方发生的肢体摩擦不足以造成吴某条肋骨骨折,遂提出控诉称,当时吴某条受伤的部位是左腿腘窝,但司法机关批捕的依据内容却是肋骨骨折二级轻伤,明显是诬告。
2014年9月9日,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吴某条损害程度进行重新鉴定,认为吴某条第9肋骨陈旧性骨折无法认定为1月5日的事件发生时所形成 的,鉴定意见为:吴某条左腘窝损伤为轻微伤。同月18日,儋州检察机关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7天后即9月25日,儋州公安机关撤销该案件,将符氏 兄弟释放。至此,符氏兄弟被逮捕羁押了132天。
几经申诉终获国家赔偿
同年11月,符氏兄弟申请国家赔偿。
2015年2月3日,儋州市检察院认为,符金令伤害他人致轻微伤,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免责情形,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符氏兄弟不服,向省检二分院提出赔偿申请复议。省检二分院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儋州检察机关不予赔偿的决定。
符氏兄弟再次不服,向省二中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省二中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罪是以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构成轻伤的 结果作为入罪标准,如果受害人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就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不构成犯罪。因此,结果不构成犯罪与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不能混为一谈。 2012年新修正的国家赔偿法将逮捕赔偿的归责原则确定为“结果归责”,即只要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 责任的,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从本案来看,针对符金令殴打吴某条的行为,儋州市公安局以伤情鉴定意见发生变化,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作出撤销案件的决 定,即儋州市公安局撤销案件是以行为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情节作为依据的,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的情形,对符金令和符金瑶所受损害,国家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2015年8月,省二中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撤销省二分检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和儋州市检察院的刑事赔偿决定,由儋州市检察院赔偿符氏兄弟被侵犯人身自由132天的国家赔偿金各29003.04元。
日前,经走完相关程序后,符氏兄弟顺利拿到了这笔国家赔偿金。
来源:南国都市报

原标题:北京官员: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将不许悬挂任何广告
中新网北京3月18日电 (记者 于立霄)今年北京将开展以城市道路、立交桥下、轨道交通出入口为重点的城市公共空间设施治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官员18日指出,长安街及其延长线道路两侧将不允许悬挂任何广告,包括商业广告、公益广告和海报。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主任吴亚梅在18日举行的“全市公共空间设施治理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北京城市公共空间设施存在“多、大、丑、脏、乱”的市容环境问题,设置设施“重功能、轻景观”,与城市整体布局、周边环境不相协调,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严重程度。
吴亚梅表示,北京要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市行政副中心、北京新机场、冬奥会组委会办公地点、冬奥会延庆赛区等重点地区设施设置,要与周边区域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今年重点整治范围包括长安街及其延长线、金融街、王府井、CBD、中关村、首钢创意产业园等商业繁华区,医院、学校、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行政副中心等新建区域和年度重大活动场所周边。
位于东五环外的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将于2017年在通州区建成,被称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也将向东延伸至通州区的宋梁路,全长达55公里。届时,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环境景观将全面提升,护栏、井盖等设施将成套系设计。
吴亚梅强调,今年北京还将集中整治报刊亭、早餐车、电话亭、信息亭等大体量公共设施,对把口占路、阻碍通行、私设广告、亭外经营等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市容景观的问题进行集中治理。
根据规划,二环路以内的主要大街、轨道交通出入口、公交车站两侧20米范围内的早餐车将被移改。同时,设置在路口转弯处、人行过街天桥下和距离公交车站、地下空间出入口不足20米范围内的大体量设施也是此次移改的重点。
吴亚梅表示,希望通过“拆违规、撤广告、减冗余、清脏乱”等治理举措,让北京这座城市消除安全隐患、净化城市空间、美化市容环境,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创造良好条件。(完)
原标题:中国华南提前入汛 强降雨还将持续三日

中新社北京3月22日电 (记者 刘辰瑶)3月19日以来,中国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地区遭遇强降雨袭击,广东普遍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对此,华南21日宣布提前入汛,较常年偏早16天。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21日8时至22日6时,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30~77毫米)。上述地区交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还出现了分散的风雹天气,大风主要出现在江西中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南部;冰雹天气集中在湖南中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的局部地区。
中央气象台22日早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此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5日。
根据预警,22日8时至23日8时,广东、广西、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1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50毫米,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气象专家提醒,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局地降雨强,目前已出现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强降雨持续,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公众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另外,预计22日至24日,西北地区中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北部、华北西部等地将出现一次雨雪天气过程,其中,青海中东部和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10~18毫米),积雪深度3~5厘米,高海拔地区可达8~10厘米。(完)
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能源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对外下发了《关于光伏发电扶贫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根据《意见》,2020年之前,我国将重点在前期开展试点的、光照条件好的16个省471个县的约3.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以整村推进的方式,确保每年每户增加收入3000元以上。
此外,根据《太阳能利用十三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规划,“十三五”时期我国光伏扶贫工程总规模要达到15GW。而这就意味着,按照每KW投入8000元计算,“十三五”时期光伏扶贫工程总投资将达到1200亿元。
光伏扶贫仍有“荆棘”
事实上,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光伏扶贫就曾是各界的关注焦点之一,特别是如何用光伏进行精准扶贫,成为不少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的内容。
彼时,对于光伏扶贫,东方日升总裁王洪曾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扶贫资金的发放问题需要明确,发电收益的税收政策对于扶贫有无优惠,配套资金的到位情况须有明确的时间点,“总之,具体的实施细则须明确。”
据悉,A股光伏“龙头”东方日升早在2014年就在全国各地开展光伏扶贫的预备工作,并且目前都在运营阶段。
“贫困地区,大多都在偏远山区,工商业不发达,要脱贫通常必须解决很多难题,而且见效慢。利用光伏发电进行精准扶贫,可以充分利用阳光清洁能源,进行光伏发电,能够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创造经济收益。”综合来看,王洪认为,“光伏发电精准扶贫,一次投入,长期收益,而且见效快”。
“但值得注意的是,山区农村地区空地大多都是农业用地,这是不能被光伏建设所使用的。而贫困地区的房屋、基础设施及条件也较差,安装光伏系统时很容易有风险,目前还无法改造,这是光伏扶贫面临的现实问题。”对此,王洪认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地是建设光伏电站的理想场所,相关公司要根据政策分步骤进行,不能急于求成,特别是不能碰触到法律的红线,不能利用耕地进行光伏扶贫项目,这需要光伏企业和地方主管部门进行协商。”
金融机构配合度不高?
业界寄望于通过扶贫资金帮助贫困户建立光伏系统后,光伏系统可以为贫困户提供周期长达25年左右的稳定收入来源(发电收益),以此实现扶贫,并达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换。
但即便如此,业界认为,要实现“2020年前,确保16个省471个县的约3.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以整村推进的方式,确保每年每户增加收入3000元以上”,扶贫资金的来源将面临巨大压力。
对此,王洪表示,资金问题需要多方面一起来协调努力。同时,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应该给予进行光伏扶贫的企业资金支持。
光伏行业专家赵玉文曾就此表示,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对光伏扶贫给予大力支持,但是在资金层面上,确实面临一些难题,不少金融机构对光伏扶贫项目并不看好,所以光伏企业想要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难度较大,而化解这种难题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在中间与金融机构协调。
对于金融机构的支持,在今年两会上,就曾有提案中指出,“以3KW户用分布式光伏电站为例,价格一般在3万元左右,而通常每个地方到户的扶贫资金仅6000元至8000元。其余的75%左右需要银行融资,而现在一般银行贷款依然采取传统的工作模式,贷款的办理手续繁、周期长、利息高,从而导致部分光伏扶贫工作开展不达预期”。
因此,该提案建议,在目前政府大力推动扶贫的基础上,明确银行体系每年的光伏扶贫金额指标,且要求按15年甚至更长期限、2%至3%的年利率给予支持,从而保证扶贫工作的有效覆盖。
清明期间,沅陵县开展“爱护环境,文明祭祀”主题活动。4月4日,沅陵县沅陵镇,市民在免费领花处领取鲜花。龚幸福 张一龙 摄
▲ 4月4日,游客在长沙市橘子洲景区踏青。 记者 田超 摄
又到清明祭扫时。“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山东、北京、辽宁等地出现墓穴“到期潮”,仅山东、北京、云南等少数地方对到期墓穴如何续缴费用出台政策;在一些地方,到期墓穴欠缴续租费用的情况较多,墓园管理方如何处理无主墓面临难题。多地墓穴大规模到期
目前,多地出现墓穴到期现象。沈阳骨灰入土植树纪念林36万盒骨灰中,超过一半的已经过期;北京的33家经营性公墓中,面临到期问题的约有10余家,北京八宝山人民公墓6万多个墓穴中,到期和面临到期的超过3万。
墓穴“到期”后续租怎样缴费?1992年出台的民政部关于公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墓地和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年限原则上以20年为一个周期。2012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民政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缴费到期后的墓穴,群众申请继续使用的,公墓经营单位收取的公墓维护管理费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依法纳入地方定价目录,收费标准按公墓维护管理的实际成本及合理利润核定,具体由各地确定。
仅个别地方出台续缴规定
记者调查发现,墓地到期怎么续缴、按什么价格续缴等问题,目前全国多数地区处于政策“真空”,仅有山东、北京、云南等地出台相关规定,其续租价格、续租周期也不尽相同。
山东采用基层物价部门对具体到期墓园发文件定价格的模式,文件的执行期多为5年。比如,青岛物价部门规定,百龄园公墓和九峰陵公墓的期满墓穴收取每年200元的公墓维护管理服务费,缴费期原则上为5年。
北京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表示,如果以传统方式续租,北京的第一次续租暂定周期为10年,费用目前只按相关标准收取土地租赁费和墓地管理费两项,“目前收费特别是管理费用明显偏低,将等相关政策调整后再重新确定标准”。
云南等地对到期墓穴的续租仅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比如,云南2014年出台的《关于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经营性公墓维护管理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公墓经营单位自主制定收费标准。
到期墓穴
如何续租、处理成难题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在处理到期墓穴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
《北京市殡葬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中提出,对租用合同到期的传统墓穴,以适当方式进行节地生态化改造。在业内人士看来,在操作层面上实现传统墓穴的无害化降解处理是个难题,生态化改造可以提升土地利用率,但建材的可循环利用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欠费墓穴也不知如何处理。根据《辽宁省公墓管理办法》,期满后逾期3个月不缴纳的,按无主墓穴处理,但包括沈阳回龙岗墓园在内的管理方并没有对过期墓穴按无主墓处理。回龙岗墓园服务中心主任李树尧说,现在所有过期墓穴依然保持原状,连集中迁到骨灰塔都没有做,就怕将来家属找麻烦。
《北京市殡葬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明确“鼓励缩短墓穴租赁期限”。但目前缩短墓穴使用期限公众尚难以接受。不少网友直指,20年到期已经太短,进一步缩短周期更不合适。
破局
如何集约使用土地成焦点
多位专家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对到期墓穴的处理和收费、墓穴的租赁周期等出台政策,这其实是在应对“墓地围城”困境。《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2-2013)》显示,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现有墓穴都将在10年内用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很多公墓出现墓地紧缺。
为了应对“墓地危机”,民政部等九部委近日发布的《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明确,“积极推进墓穴循环使用”,“鼓励家庭成员采用合葬方式提高单个墓位使用率”。
与被明令禁止的家族墓不同,家庭复式墓葬是一个“叠葬”的概念,而不是铺开来的家族墓。尽管拥有单价较低和祭扫便利的优势,但上海家庭复式墓葬推出六年来,仅在试点的数个公墓销售了150个左右,依然属于“小众”。
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宣传不够和居民接受程度需要提升外,复式墓葬对防水、下葬等技术要求和管理成本较高,公墓经营方往往只有土地开发进入尾声、土地紧张的情况下才会对这一更节地的新型墓葬感兴趣。
沈阳骨灰入土植树纪念林经理纪书忠认为,鼓励家庭合葬在生态葬方面可先行先试,以生态树葬和草坪葬为例,其设计是将骨灰埋于树下或是洒在草坪上,未来再有亲属亡故可埋于同一地点,但具体如何操作还需墓园实践和相关补充政策的出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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