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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观察原创】作为缅甸新外长昂山素季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要，王毅外长4月5日开始对缅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两国外长当天举行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双方同意加强高层交往, 深化互利合作, 携手开辟中缅关系新未来。
缅甸新政府4月1日刚刚拉开施政大幕，昂山素季便邀请王毅访问缅甸。这充分表明中缅两国政府珍视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胞波"友谊，重视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中缅两国拥有2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维护和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理由不做好邻居。
中缅两国双边贸易和中方对缅投资在缅甸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领域占有三分之一左右份额，这样的经济联系既是互利共赢的写照，又是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继续发展的基础，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没有理由不做好伙伴。
中缅两国在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澜湄对话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等方面有着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没有理由不做好朋友。
在两国外长会谈中，王毅向昂山素季阐述了中国对缅政策，强调中缅"胞波"情谊超越社会制度不同，中国对缅政策不受缅国内局势变化影响。王毅表示希望双方尽快加强高层交往，共同规划中缅下一步全方位合作；加强党际交往，交流治国理政经验；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中方也愿在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根据缅方意愿和需求，继续为促进缅国内民族和解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昂山素季也表示，缅中两国是近邻，彼此利益关联。去年访华时亲身感受到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及对双方关系的重视。当前缅甸新政府正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和平和解，实现稳定发展，中方继续在各个方面给予缅方大力支持和帮助，对缅意义重大。
观察家认为，王毅外长访缅无疑是一次重要而及时的周边外交行动，也是一次睦邻友好合作之旅。我们有理由对缅甸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缅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缅互利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张云飞，新华社缅甸问题专家、新华社仰光分社首席记者】
京华时报讯修地铁本是方便出行的好事，可是最近，安徽合肥翡翠路山水名城小区的居民们却因修地铁而心烦，因为他们得知，有一个地铁出入口将会建在小区里面，会占用一部分公共用地。记者现场采访了几位居民，大家都表示了心中的担忧。
在山水名城小区，业主告诉记者，半个月之前，突然有一群人自称是地铁施工方的，带着测量工具来到小区开始测量、划线。需要用到小区的绿地，他们来测量的时候，小区业主发现了。
居民们提到的在小区里正在施工的是合肥地铁3号线。记者从相关主管部门获悉，3号线祁门路站站点的一处出入口，由于附近道路空间有限，所以计划延伸至山水名城小区内，占用一部分公共用地。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咨询，他们获悉这个出入口将修在小区1号楼和2号楼之间，按照施工规划，要占用这一块大约180㎡的公共用地，其中包括一个配电站和一些绿地，但施工前小区里没有公示。
记者随后采访了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总工办副主任陶治来。陶治来表示，是“部分侵入”小区内部，施工前在《合肥晚报》进行了公示。
实际上，在居民们看来，家门口有个地铁出入口是方便了，可是建在小区内部，不仅占用了原本属于业主们的公共用地，破坏了小区环境，同时安全也不能保障。业主说，施工会给小区生活带来不便，如果挖深对小区的房屋质量也有影响。
根据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要改变居住区绿地的使用性质，首先要取得2/3以上业主的同意，其次应该取得业主们的书面确认，并向全体业主进行公示，最后办理完相关审批手续后才可以动工。山水名城小区业主认为，类似这样的情况肯定要走一些程序，业主肯定要知情，而且还要有参与，这些都没有。他们曾和合肥市规划局、合肥市轨道办进行过多次沟通，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书面材料。
对于施工程序，陶治来表示，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去做的，都是有依据的，该出入口的选址、建设等前期方案均已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并已通过相关网站以及在施工现场进行了公示。
据了解，合肥市轨道办针对小区居民反映的问题，目前正在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将在尽最大可能维护小区居民权益的同时，保障轨道工程施工建设的安全顺利开展。在建设过程中，如果确需对小区部分围墙、绿地等设施进行拆除，在施工完成后，轨道工程施工单位都将会予以恢复。 （央广）
新华网杭州4月1日新媒体专电 题：公益只是“附属品”？——杭州废旧衣物回收桶事件调查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黄筱
废旧衣物去哪儿了？近日，杭州市废旧衣物回收桶中衣服去向成了全城人民关注的话题，有媒体暗访发现，这些废旧衣物并没有实现老百姓的爱心心愿，流向困难人群，而是被企业变卖牟利，一时间废旧衣物回收桶“蒙尘”，质疑声、愤怒声不绝于耳。
杭州废旧衣物回收桶怎么走了样？
2014年开始，在杭州许多社区门口都出现了这样一只“大熊猫”，它们专“吃”市民的废旧衣物，成为市民捐赠旧衣物给有需要的人的主要渠道。这个由环保组织、废品回收企业以及民政、城管委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公益项目大受好评，自启动后废旧衣物回收桶的数量从最初的20只增长到了目前的近2000只，几乎覆盖了整个主城区。
然而，3月31日记者在走访一些小区时，却发现部分废旧衣物回收桶上，被市民写上了“骗子”“黑心企业”“根本不是捐赠”等字迹。
事情的起因是一只装在旧衣服里的跟踪器，通过追踪发现旧衣物根本没有运到市民们想象中的贫困地区或者贫困家庭，而是被运往上海、江苏等地的旧衣服收购站处理。据了解，这些旧衣物经过倒卖，一吨可赚四五千元。
老百姓的爱心成为企业盈利工具，杭城许多市民难以接受，才出现了部门市民在废旧衣物回收桶上涂画泄愤的情况。家住杭州城西桃源春居小区的李先生说：“捐赠的衣服被拿去卖了钱，这样的消息令人震惊，我也觉得很难接受，感觉被骗了。”
在杭州市民心中，废旧衣物回收桶不仅收集了大家的爱心，而且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体现了城市的社会风尚。而在此之前有关废旧衣物回收桶的报道，大多数也是集中在爱心公益上。
经营盈利是主业，公益只是“附属品”？
在诸多质疑声中，废旧衣物回收项目的运营机构——杭州申奇废品回收连锁有限公司出具了回收桶近期的废旧衣物处理数据：2015年总共回收旧衣物1018吨，2015年至2016年3月共通过民政系统渠道捐赠71448件，覆盖青海、新疆、贵州等地，捐赠量占总回收衣物量的5%-10%，其余的部分绝大部分用于下游旧衣物企业收购。
该公司副总经理李震表示，“我们是一家专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把能够捐赠的较新衣物拿出来做公益是公司业务衍生出的‘附属品’。”
而在2014年与申奇公司接洽的政府管理部门——杭州市城管委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副主任郑胜全表示，当时企业主动联络，出发点是参与城市垃圾分类，从垃圾源头减量入手。“该企业布点回收桶后，进入焚烧厂和填埋场的可利用衣服数量减少明显。一部分流入可回收物渠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回收衣物的公益项目，公益仅仅是其中一个元素。”公司营运主管李康说。2014年4月发起时，和环保组织“绿色浙江”以环保、公益、垃圾减量为主题宣传引导，和杭州市城管委以“三化四分”（“三化”指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四分”指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利用、分类处理）进行推广，和杭州市商务委以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体系建设为工作进行，后期民政对接需要捐赠的群体，由申奇公司清洗消毒后帮困救济管理。
做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项目是如何“演变”成公益项目的呢？李震说，在前期推广宣传的过程中，为了引导民众积极参与，确实存在一些宣传上放大公益属性的行为，让公众误解，同时企业在衣物回收过程中也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后续的公益行为不够公开透明，伤害了民众的感情。
李震表示，近两个月公司会在废旧衣物回收桶上明确标示衣物流向包括回收循环利用和爱心捐赠两种途径，希望老百姓能够继续支持这个城市资源回收体系。
公益、经营混淆谁来负责？
面对民众提出“企业把公益和经营混淆，到底是谁的责任？”这样的疑问，相关管理部门也是各执一词。
杭州市商务委特种行业管理处处长赵东方表示，该部门监督的内容是回收规范，并且把旧衣物销售到有资质的企业，而对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没有督办到底是管理上的缺失。
杭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处长叶元青说，民政部门负责的是对接捐赠渠道的百姓需求，沟通受助信息，“从公司运送过来用于捐赠的旧衣服，我们负责登记、录入管理，而企业经营部分不归我们管理。”
郑胜全表示，一开始推广时涉及很多社区，由城管来协调各个社区，先布设一批废旧衣物回收桶进去，“现在就是对企业收运的情况进行协调、指导，但清运和处置不是城管负责的范围。”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吕鑫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在事件发生后有相应的监督义务，需要去审查活动是否符合募捐所宣称的慈善目的，以及是否基于公益原则和非营利性的要求，并及时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多位法学专家表示，“大熊猫”项目推广中的不当行为使活动的性质变复杂，超出了一般民间慈善活动的范围。同时，相关管理部门也需对事件过程中的监管缺失承担相应责任。
图为河北“90后”辅警王文钱。 李洋 摄
图为同事们探望受伤的王文钱。 李洋 摄
中新网衡水4月2日电 (崔志平 崔涛 李洋)“如果还有下次，我依然会选择坚守我的职责，我可以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躺在床上的王文钱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早点好起来，走向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坚守他的信念。
“90后”的王文钱，是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交警大队的一名辅警。2016年2月6日晚，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王文钱和同事们展开交通整治，面对飞速冲卡、危及路边群众生命安全的轿车，他毫无惧色，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将轿车拦下，自己被撞飞三米多远，多处骨折，当场昏迷。
一个“90后”的辅警，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是什么信念让他毫不犹豫选择坚守岗位？近日，中新网记者来到王文钱的家中，听这名“90后”讲述了他的心声。
躺在床上的王文钱正在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案例读本》，见到记者的到访，本想起身迎接，但受伤的腿却让他有些无奈，只能跟记者连说，“真的不好意思。”
在王文钱的床头，除了一副拐杖，更为显眼的是一摞书籍，他告诉记者，现在一天的生活大多都是在读书中度过，也正好利用这段时间给自己充电，提高下业务能力。
据王文钱讲述，2月6日那晚，一辆黑色轿车在看见停车检查标志后仍不减速，同事们已上前做出了让轿车靠边接受检查的手势，但轿车司机突然加速冲卡。他所站的位置已是最后一道“防线”，在他的身后是十几名群众。
“见轿车飞速驶来，我想把车逼停，便冲了上去，但轿车速度太快，我一下子就被撞飞了，倒在了马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上，陷入了昏迷。”王文钱说，他当时什么都没有来得及想，只是想着不能让轿车司机乱撞下去，因为身后有很多的群众。
王文钱的母亲杨贵花告诉记者，王文钱由于伤势严重，先后被转院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接受了手术，他的左腿粉碎性骨折，多处肋骨断裂，头部多处擦伤，经法医鉴定为二级轻伤。
杨贵花说，每次王文钱说晚上有行动时，她都会再三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她的眼睛有些湿润，作为一个母亲，她心疼自己的儿子，但也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
在采访中，王文钱的两名同事来到了他的家中进行探望。同事赵宁告诉记者，王文钱出事当晚，他就在现场，“看到他被撞飞，大家的心都碎了，赶紧送医院，现在看到他慢慢好起来，都为他高兴，盼着他早日归队。”
在与同事的聊天中，王文钱说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工作，他跟看望的同事们说，“你们没事了就给我讲讲队里的工作，因为我太想回去和你们一起作战。”
对于自己的职业，王文钱说，“交警是道路的门卫，是一个城市的眼睛，是一个坚韧挺立，昂扬不屈的群体。”他说，面对任何困难，他都不会退缩，因为他爱这份职业，选择这份职业无怨无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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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市长调走书记落马 又一大城市没了主
宁波、珠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也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市。3月，两地可谓经历了人事巨震，一时间党政主官双双空缺，这一现象实属罕见。
长安街知事此前曾介绍过，全国两会前，宁波市委书记刘奇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两会后，宁波市长卢子跃落马；而在珠海，市长江凌于今年1月调任韶关市委书记，以省委常委身份兼任市委书记的李嘉，昨晚被中纪委通报落马，也出现了“双空”的局面。
资料图与宁波不同的是，珠海落马的是书记，因此补位的速度也更快：今天上午，珠海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广东省商务厅长郭元强任珠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嘉被免。
听闻李嘉落马消息，小伙伴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人，便是前几天刚被“双开”的朱泽君，两人在梅州搭班子2年，朱两次接班李嘉。2010年，梅州市长李嘉出任市委书记，朱泽君由增城市委书记调任梅州市长；2012年，李嘉调任珠海市委书记，朱泽君由梅州市长接任市委书记。
李嘉的仕途，可谓一直与“老虎”为伴。1987年到1994年，李嘉在中山大学团委工作，他有一位名叫刘惠祥的同事，梅州大埔人，后担任广东肇庆常务副市长，去年10月落马。这两位曾作为优秀校友，同时成为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特邀人员。
1994年至2002年，李嘉一直在广东团省委工作，曾经历过两位顶头上司，一位是潘逸阳，一位是万庆良，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省部级大员，此前已先后落马。
李嘉在梅州工作了9年，历任梅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常务副市长、市长及梅州市委书记等职，而那几年也正是梅州发展迅猛时期。当时李嘉提出了“全力加快绿色的经济崛起、建设富庶美丽幸福新梅州”的发展思路，在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交通建设、扶贫开发、宜居城乡建设等方面颇有作为，逐步探索出了山区科学发展路子，调任珠海市委书记亦是对他个人工作的肯定。
他和朱泽君虽然只有短短两年的共事时间，但知情人透露，性格张扬跋扈的朱泽君与李嘉配合不错，两人经常一起下基层调研。2012年1月18日，李嘉与朱泽君联合给梅州网民发出新春拜年信，鼓励网友多“拍砖问政”，期待网友为“梅州的发展助威‘打帖’、加油‘给力’，同创富庶，hold住美丽，网住幸福”。两人交接时，朱泽君在讲话中说，“接过李嘉书记的接力棒，自己深感责任重、压力大 。”
李嘉（右），朱泽君（左）临别感言时，李嘉说：“这九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是我事业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是我工作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如果说，湖南岳阳老家是生我、养我、育我的第一故乡，那么，锻炼我、磨炼我、修炼我的梅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他还即性赋诗一首：千年榕树共条茎，九载梅州一生情；今日话别众乡里，隔山隔水难隔心。
珠海特区报显示，被通报落马前一天，李嘉还参加了广东省扶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见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主党干部考察团一行两个公务活动。而今天出版的珠海特区报，则在头版左下角低调披露了李嘉被查的消息。目前，珠海市官网，已将李嘉的简历撤下。
《珠海特区报》版面主官缺岗，对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有多大？珠海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可谓是产城融合、人口规模控制和精细化管理的典范，特别是横琴岛的建设，有效地推动了珠海和澳门的深度合作，这些成绩归根到底靠得是中央对特区的支持政策以及良好的发展传统。不过，如果主官出了问题，带坏了干部队伍，不仅对经济建设不利，反而会迟滞发展的速度。
郭元强。资料图郭元强长期在科研院所工作，进入政坛后，先后出任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茂名市委常委、高州市委书记，省外经贸厅长、商务厅长等要职，是一名65后官员。
来源：长安街知事
原标题：日媒解析中国女性“不婚”现象：独立意识提高
参考消息网4月5日报道日媒称，中国人说“人生大事”一般是指结婚。男女到了适婚年龄就应该结婚生子的传统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但如今却面临结婚人数减少的问题。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4月5日报道，出现此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女性独立意识逐渐提高。中国虽在2015年取消了自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但现在结婚都成了难题，想要改变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似乎并不容易。
“父母深信结婚是正确的。但我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家住辽宁大连的小张(31岁)明确地说。小张的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英语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从事办公楼租赁业务，被同事们称为“精英”。小张月收入近2万元，超过大连市平均工资的3倍。
小张虽有朋友却没有中意的男朋友。她希望男朋友“长相一般、不小气、谈得来、有责任感”，但符合她条件的男性还没有出现。她称，特别是在父母溺爱下长大的同年龄段独生子“什么都依靠父母，没有责任感”。
东北地区观念较为保守，人们一般认为女性应该在25岁前结婚。因此，小张的父母在她25岁后就开始不断催婚，并叮嘱“年龄越大越难找，生孩子也困难，得早点结婚”。小张对结婚的目的性产生质疑，还与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她并不急着结婚，认为“有的人因为到适婚年龄就勉强结婚，结果造就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将通过工作让自己成长，希望找到支持我的人”。
报道称，像小张的父母一样“因为子女未婚而感到丢脸”的想法在中国比日本还严重。如果子女未婚，父母就容易被亲戚和周围的人们好奇地问：“(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为了自己的脸面加上对晚年的担忧，父母不但给子女施加过度的压力，甚至还亲自出动替子女找对象。
“女儿不积极，只好我亲自来找。如果她不快点结婚，我都不敢想象自己的晚年生活”，2月28日在大连市中心劳动公园的角落里，一位60多岁的女性喋喋不休地对其他女性抱怨。尽管当日气温只有零度左右，但一大早公园里就聚集了近500人。他们年龄均在50～80岁，都是单身子女的家长。
草坪和树上密密麻麻地放着写有子女简介和择偶条件的“征婚”启事。除身高、学历、职业、有无车房等特点以外，简介里还有“苗条”、“不乱花钱”等关于长相和性格的描述。有的父母甚至在脖子上挂着子女简历，受到其他父母的注目。
报道称，这种“相亲会”每周末都在中国各地举办。如果家长相中对方子女，双方就会互换联系方式，让子女实际见面，最终走向婚姻。
然而，这些家长的心愿似乎是徒劳，中国的结婚人数呈减少趋势。据中国民政局统计，2015年约有1213万对新人结婚，已连续2年减少。结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于2014年开始下滑。其原因有很多，包括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入学率升高、如果没房父母不允许结婚的中国特有现象等。但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持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人口动态的扭曲。
如果只能生一个孩子，很多家长希望是成为家里顶梁柱并传宗接代的男孩。虽然在中国鉴定胎儿性别违法，但仍有很多家长通过各种方式知道胎儿性别后将女胎流产。
报道称，因此，从各年龄的性别比例来看，60～79岁的男女人口几乎持平，但60岁以下的男性人口比例逐渐扩大。20岁以下的男女人口比例扩大到1.14：1～1.19：1，男性人口过多的情况明显。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即使不像原来一样结婚后夫妻一起工作，越来越多的女性也能自己生活。随着独立意识的提高，像小张一样和父母有着不同婚姻观的女性正在增加。
来源：参考消息网
新华社哈尔滨４月４日电（记者梁书斌）记者在黑龙江警方了解到，４月３日２１时许，在医院治疗期间脱逃的在押犯罪嫌疑人李振忠被警方在黑龙江省集贤县福利镇抓获。
４月２日凌晨３时许，哈尔滨市五常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李振忠在五常市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脱逃被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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