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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王伟驾驶摩托车来到加油站加油，因无驾驶证和行驶证加油被拒，男子与工作人员发生矛盾并强行在加油站吸烟。工作人员无奈报警，男子非但不理会民警劝阻，还动手殴打致两名民警轻微伤。日前，王伟(化名)因犯妨碍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王伟初中毕业后跟随老乡来到北京打工，平时喜欢骑老乡的摩托车四处兜风。去年10月，王伟骑摩托车期间发现快没油了，便来到一家加油站加油。按照北京市公安局的规定“摩托车加油必须要出示三证，即车证、行驶证、驾驶证”，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要求王伟出示证件。但王伟证件不全，工作人员拒绝为其加油。
在要求工作人员加油遭拒后，王伟很是恼火，遂点燃了一支香烟。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制止，但王伟根本不听劝说。工作人员只好报警，辖区派出所的两名民警赶到现场，在劝说无效后欲将王伟手中的烟拿走，王伟便动手殴打两名民警，造成两人腿部和手部多处受伤。经鉴定，两名民警伤情构成轻微伤。
后经鉴定，王伟有精神疾病，事发时受疾病影响，辨认及控制能力部分受损，评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伟行为已构成妨碍公务罪，鉴于其有精神疾病，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且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杨凤临)
新华社内比都4月5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5日在内比都与缅甸外长昂山素季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我在缅甸新政府刚刚成立即应邀访缅，充分显示了中缅的“胞波”情谊，也充分体现双方对进一步发展彼此关系的高度重视。缅甸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希望并相信缅新政府将团结缅国内各党派，带领缅人民开辟国家发展进步的新时代。同样，中缅关系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缅新政府携手合作，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共同开辟中缅关系的新未来。
王毅向昂山素季阐述了中国对缅政策，强调中缅“胞波”情谊超越社会制度不同，中国对缅政策不受缅国内局势变化影响。对于中缅关系的今后发展，王毅表示希望双方尽快加强高层交往，共同规划中缅下一步全方位合作；加强党际交往，交流治国理政经验；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中方也愿在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根据缅方意愿和需求，继续为促进缅国内民族和解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昂山素季表示，缅中两国是近邻，彼此利益关连。我去年访华时亲身感受到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及对双方关系的重视。缅方不会忘记中方给予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缅重要时刻的帮助更加弥足珍贵。当前缅新政府正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和平和解，实现稳定发展，中方继续在各个方面给予缅方大力支持和帮助，对缅意义重大。相信中国将继续成为缅的好朋友。缅新政府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高层往来，密切经济合作，使缅中关系在现有良好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范冰冰微博截图）
4月4日晚，范冰冰在微博晒出一组生活照，并写道：“这样的日子也挺好，谁不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真没什么大不了！”
照片中，范冰冰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屋子里刷牙、洗脚、玩手机，看上去十分接地气。
网友纷纷留言“这是去重新体验生活了吗”，“晨哥，换洗脚水，水凉了”，“接地气的女神”，“看着感觉比我家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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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图
现场图#沪宁高速连环车祸#[沪宁高速常州段发生连环车祸 伤亡情况暂不清楚]今天，据网友爆料，沪宁高速常州段发生连环车祸。央视记者正赶往现场了解人员伤亡情况。
[沪蓉高速常州段多车连环追尾，现场一片狼藉]据@无锡交通广播 今天下午两点多，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151公里过横林枢纽4公里处发生两货车以及多辆小车连环追尾的事故。现场交通单向中断，其中一辆货车撞中央护栏至对面车道，造成对面往南京方向也是车多缓行。
早春的“千塔之城”布拉格，风景宜人。总统府所在地附近的林荫道旁，中捷两国 国旗早已挂起；捷克“母亲河”伏尔塔瓦河畔的高地上，“捷克共和国欢迎您”的中文标语格外引人注目……在习近平主席3月28日开始对捷克的历史性访问之 际，这座欧洲历史名城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让我们齐心协力，奏响中捷关系时代强音，共同创造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习近平主席在捷克《权利报》头版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建交67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捷克进行的国事访问定下了基调。
我们既要摘苹果，更要多栽树
位于欧洲中部的捷克，面积不到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习近平主席首次中东欧之行、今年对欧洲国家的首访，为什么选择这里？在署名文章中，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进行了梳理，并从政治互信、战略对接、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区域合作、中欧合作6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同捷克、中东欧国家及欧盟关系提出重要主张。
“这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举动，这不仅反映了两国关系近67年的发展，也再次表明捷克同中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推动战略合作高度。”谈到习近平主席发表署名文章，捷信集团公共事务总监米兰·托马内克表示。
“朋友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记忆。”出生于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话，代表了这个国家对友谊的珍视。捷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 交以来，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不断加深。上世纪50年代初，为支援新中国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向中方无偿赠送670多件农机设备，在河北沧州建立10万亩 的“中捷友谊农场”，捷克专家和中国拖拉机手的雕像，定格了一段难忘的历史。1953年，两国互相举办电影周，8部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登陆上海、杭州等20 个中国城市，中国电影《南征北战》等在捷19个城市上映，受到热烈欢迎。捷克斯洛伐克还给中国赠送过斯柯达公共汽车、最新式的列车电站等。1957年的报 道显示，上海汽轮机厂1/3以上的新设备都来自捷克斯洛伐克。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到访捷克，勤劳智慧的捷克人民、蓬勃开展的捷克经济社会建设、伏尔塔瓦河孕育的波西米亚文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习近平主 席表示。新时期，中捷关系发展驶入快车道。习近平主席两年内同捷克总统泽曼4度会面，就加强两国高层交往、深化战略互信、提升各领域交流合作水平达成广泛 共识。捷克总理索博特卡表示，对华合作是捷克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中国开通至布拉格直航，赴捷克旅游人数创历史新高，中东欧首家中医中心在捷克落户，两国 影视合作方兴未艾。中捷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提高双边关系定位的时机日益成熟。
2014年10月，泽曼总统访华时，送给习近平主席一棵象征合作的苹果树苗，并表示希望它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捷合作如同一片苹 果树林，我们既要摘苹果，更要多栽树。泽曼总统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早就表示：“习主席一定会得到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感受过的、最真诚最友好的接 待。”
“一带一路”开辟更加广阔合作空间
去年11月，捷克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两国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一带一路”旨在打通连接亚欧大陆的经济走廊，处于欧洲战略要地的捷克大有可为。
“中捷双方应该以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为重要契机，加强各自发展战略和愿景的对接，进一步梳理和筹备重大合作项目，争取早期收获。”习近平主席指出。
“一带一路”将开辟两国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中捷经贸关系始于1950年，经过60多年的发展，捷克已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 多年成为捷克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国以制造业为基础推进产能合作，带动金融、通信等领域务实合作，将进一步拉动捷克经 济恢复增长，让互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
捷克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托马斯·胡勒对本报记者说：“捷克企业界对未来捷中合作的前景充满期待。习主席的访问对捷克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将增进两国企业家之间的信任，推动战略合作项目的实施。”
捷克—中国经济合作协会主席拉迪斯拉夫·沙拉尔认为，现在是两国关系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新阶段，相信习主席访问必将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
中欧扩大合作面临前所未有机遇
习近平主席访问捷克的意义远超过双边范畴。捷克是中东欧重要国家，也是欧盟重要成员国，进一步夯实中捷关系基础，将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以及中欧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中东欧国家是欧洲的东部门户，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已有7个。在“16+1合作”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共同决定开启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黑海沿岸“三海港区合作”，稳步推进包括匈塞铁路在内的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
“习近平主席对中东欧国家的第一次访问具有历史性意义，将极大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合作进入互利共赢的快车道。”波兰亚洲 研究中心主任拉德克·佩费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习主席的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为‘16+1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欧盟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与欧方领导人一道，决定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新时期中欧关系指明了战 略方向。去年，双方决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欧洲投资计划等发展战略对接，组建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互联互通平台等，中欧扩大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法国前驻华大使高毅表示，习近平主席两年前访问欧盟总部时， 已经为欧中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带一路”倡议从长远看将为欧盟带来重要机遇与好处。
欧盟门户新闻网站《欧盟观察家》报道认为，中东欧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开创了中欧合作的新途径，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的纽带。
“浩浩荡荡奔向庄严的布拉格城，汹涌澎湃永不停留向前方。”正像捷克驰名世界的交响诗《伏尔塔瓦河》所吟颂的景象，中捷友好合作的大河，将伴着习近平主席对捷克进行历史性访问的东风，奔腾不止，永远向前，开创两国、中国—中东欧、中欧关系新的辉煌。
来源：人民网
李文章老人向战友行军礼
1939年春夏之交，万三和、李文章、胡法群三个年青人远离开家乡，开赴河南省沁阳常平村抗战前线，阻击日本入侵者。
77年后，作为常平阻击战的幸存者，三个年青人如今已是年过九旬的耄耋老人，4月2日上午10时，三位老者再次踏上曾浴血拼杀抵御倭寇的战场，含泪凭吊当年并肩战斗的3000余名抗日老兄弟。
据记载，1939年5月1日至6月15日，为阻止侵华日军欲打通豫晋通道，国民革命军第40军39师115旅的3000多官兵与我抗日游击队合力抗敌，在豫晋边界沁阳县（今沁阳市）常平、窑头的10余公里一线，与3万侵华日军进行殊死拼杀。此役国民革命军115旅3000余名抗日将士血洒疆场壮烈殉国，阻击侵华日军的作战目的达到了，他们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减轻了八路军晋冀豫太行山根据地的作战压力，为根据地做好抗击日军的第二次“九路围攻”争取了时间。
1999年，时任沁阳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李建国（现豫西北抗战史研究专家），在沁阳市常平阻击战战场遗址上，发现了19通当年抗日将士不规则的墓碑，从此揭开华北地区最大、最惨烈的一次抗日战役面纱。
4月2日上午，“抗敌寇捐躯报国，洒热血浩气长存”、“为祖国和民族尊严而战，虽死犹荣”等横幅，把抗日将士不规则的墓碑前装扮庄严肃穆。
万三和、李文章、胡法群三位抗战老兵，在每块抗日将士墓碑前，眼里含泪不时向老兄弟们行着军礼，嘴里不住说着“老兄弟们，我们来看你们啦！”三位老人的话语虽然简单，却让每个参加凭吊活动的中年人和年青人们也跟着落泪。
凭吊结束后，胡法群老人写下：“常平战友永垂不朽”，让所有在场的人心情更加沉痛。当李文章老人则写下：“祖国万岁”时，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此次抗战老兵凭吊战友活动，是河南省平顶山“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和沁阳市抗战研究会共同发起并组织的。
平顶山“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王卫青介绍，胡法群、万三和和李文章三位老人，分别是98岁、96岁和95岁高龄了，他们都从河南省舞阳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15旅。
王卫青说，去年我们在寻找抗战老兵中，曾找到五位参加过常平阻击战幸存者老兵，后来先后有两位老人谢世了。为了不给在世的老兵留下遗憾，今天我们带着三位老人，重访故地，凭吊当年的抗战老战友，也算了了老人的心愿。今天看到三位老人在战友墓前落泪，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也是警示，要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当日下午，平顶山“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部分队员，在豫西北抗战史研究专家李建国的陪同下，重返了常平阻击战战场。 （龙邦 李亚峰文图）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俄罗斯卫星网3月20日报道，中国与德国就开放两国间新铁路货运道路签订协议。据悉，这一协议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与德国Duisport Group集团代表间签署的。
据报道，这一货运铁路线将在2016年上旬开始运行，但具体日期还并未通报。双方同时商定将建立合资公司，以保障这条线路正常运行。
Duisport Group集团总裁艾利赫?斯塔阿克在协议签字仪式上表示：“这是非常有意义且在战略上非常重要的项目。这条铁路不仅仅会将中国城市乌鲁木齐和德国城市杜伊斯堡间联系起来，而且也将西欧与中国连接起来。它将加快两国间的商贸物流速度。”
疫苗接种在美国著名医学史学家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所写的《健康的哨兵》一文中，有如此描述：从美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他们殚思竭虑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获得足够的预算。
美国的这一困境，正在紧迫地成为中国CDC人和政府财政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各级CDC有足够的政府财政预算，并实行二类疫苗的省级统一招标，在中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已经是一种共识和实际推行的政策。基于此，二类疫苗的隐患在这些地区并未成为问题。
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呢?实行单一的省级统一招投标政策，似乎是切断二类疫苗隐患的当务之急，但CDC系统的正常运转经费问题，其重要性或甚于前者。
除了上述两项内容的顶层设计，亦有其他体制性问题，在二类疫苗的隐患中暴露出来。
逐利历史
当中国鼠疫第一人伍连德战胜了鼠疫之后，中国人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引发了重视，由此启动了中国公共卫生的不断加强。
“在改革之前，防疫系统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都是从正规的疾控渠道拿疫苗，无论是一类还是二类。虽然那个时候工资并不高，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赚这个钱。但是改革之后就变了。”原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杭长寿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其实中国的防疫体系正是建立是始于解放前夕，针对东北解放区建立了防疫大队，开展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到1985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 类卫生防疫站3410个，比1965年增加了911个，专业防治所(站)1566个，比1965年增加了744个。卫生防疫人员增至194829人，比 1965年增加1176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87821人。
“1986年启动的卫生防疫体系改革，最大的变化就是国家财政投入锐减，到了1992年更严重，纵使从事大学教育的人也开始了摆摊，逼得行政机关都 去挣钱了。因为人员工资、工作经费都在减少，鼓动大家去创收。防疫系统也是如此。现在虽然公共卫生体系投入增加，但是过去创收的机制并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才导致公共机构发生了如此大的问题。”一位疾控系统的专家表示。
“在1988年时还好点，人员工资政府全额保障，大家没有奖金体系，有点工资就行，但是1988年开始了鼓动创收，创收多的奖金多，于是各个防疫站 开始了很多收费项目，体检、检验、疫苗销售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疫苗流通渠道只有从疾控控制，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推进，疾控外的疫苗销售进入了这 个体系。
2005年出台了相关的条例，用来规范10多年的混乱，但是过去依然存在的习惯目前还没有扭转过来。”上述疾控专家表示。
更为严重的是出事的河北省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这家公司很早就有了，它具有两张皮，一个对外号称是河北疾控中心，另外一张皮是谋利的私营公司。 1988年左右，他们开始了给脊髓灰质炎疫苗增加费用，一粒糖丸增加一毛钱，每年强化是1千万份。原本国家是要求四岁以内的孩子强化，但是他们扩大到 8-10岁的孩子，为了更多的挣钱。他们以河北疾控的名义发了文，要求增加一毛钱，且名誉是注射器费用等，其实这个费用国家也是不收钱的。”一位曾经任职 于防疫站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从此就瞄上了疫苗。“原来刚开始改革时，大家还想着去挣别的钱，比如做杀虫剂，枪手杀虫剂就是河北省防疫站做的，现在成了一个品牌，还有做卫生筷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很赚钱，没有疫苗来得快。于是大家就开始做疫苗生意。”上述人士表示。
随着河北防疫部门的做法，2000年左右，全国都开始了这个生意，而且愈演愈烈。
系统内外
当对人类健康有着巨大贡献的疫苗尤其二类疫苗成为疾控部门所依赖的经济来源之一时，层层加价几乎是大部分疾控部门的必需手段。
一支二类疫苗正常流通方式是生产厂家→经销商→省疾控→市疾控→县疾控→接种点。
“对于二类疫苗，每个省份的政策不同，但多数还是以疾控系统为主要中转站，企业会把疫苗通过代理商销售给疾控部门，疾病部门再分发到各级疾控系统以 及抵达接种点，但是这个传递过程中，每层的价格都不同，比如疾控以每支20元采购的疫苗，会以60元的价格销售给下一级，而下一级单位会再以100多元价 格卖给接种者。
正常的话，这种利润和价差循环在疾控系统内，但因为各地政策的差异，很多地区又有一个系统外的套路：即社会上的疫苗经营者从疫苗生厂家购买低价疫苗，然后高价销售给基层接种单位。基层接种单位之所从系统外购买疫苗，是因为这种方式获取的利润更多。
“系统内100余元的一支疫苗，系统外的销售人员只要价30元，接种点当然要这个加价空间更大的疫苗。”一位基层食药监部门的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每个企业对于二类苗都有自己的销售途径，有的企业拥有自己的销售队伍，有的企业是经过代理商模式进行销售，然后总代理商再往下继续分级。但是二类 疫苗多数还是以销售到疾控部门为主，不针对医疗机构的接种点，因为配送比较麻烦。由于二类疫苗属于自愿接种，数量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近效期疫苗，一旦出 现这样的疫苗，为了处理库存，无论是经销商还是疾控部门都会出现大甩卖的事情，这些甩卖的疫苗很多都流向了个人代理那里，然后再以比较低的价格进入接种 点。”一位疫苗生产企业的人士表示。
“对于这些近效期的疫苗，如果没有资质的个人想买走，疾控部门或者疫苗经销商都会帮助其搞定资质，找一个有资质的公司，挂牌，走货，谁也不知道那些 近效期的疫苗去了哪里。因为近效期的疫苗都是低价处理，谁也不想坏在自己手上，更何况，又有需要低价疫苗的地方，这就给那些串货的个人带来了空间。”上述 地方药监体系人员表示。
系统外最大的弊端是无法保障疫苗的有效和安全性，即所谓冷链环节。诸如狂犬病疫苗，一旦失效的情况下注射，疫苗本身或无危害，但无法保证患者因为狂 犬病发作而丧失生命。在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法院系统的生效裁判文书中，患者与注射机构的民事纠纷众多，部分案例的根源或与此相关。
同样出自法院系统的裁判文书显示，中国卫生和食药监部门以及公安机关，早就上述的不安全性有过刑法制裁的案例，很多不具备资格从事疫苗经营的个人，因非法经营罪而身陷囹圄。但这类制裁与所获取的利润相比，很多人依然选择铤而走险。
内外勾结
系统内外勾结，亦是疫苗隐患中暴露出的问题之一。
2015年11月，四川广元市纪委查处了一起疾控系统腐败窝案。广元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刘某交代，当地市、县疾控系统多名干部主动提高疫苗进价，加价部分作为额外回扣。
2012年，时任广元市朝天区疾控中心主任孙某主动要求供应商将乙脑疫苗价格从20元/支提高到40元/支，其中虚高的20元由供应商和疾控中心干部瓜分，孙某从中分得9.6万元。
办案人员发现，2008年以来，广元市县两级采购疫苗总量达6000多万元，仅供应商赵某所占份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据赵某交代，为了保证市场 份额，他根据疫苗品种、采购方式和干部作用大小，制定了一套具体、详细的“回扣标准”，并与相关人员达成默契，分别按10元、5元、1元等不同标准给疾控 系统的工作人员提取回扣。
在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湖南华一”)是当地最大的疫苗销售企业之一，主要管理成员均出身于疾控系统。而早在这家企业成立之初，便牵涉 一宗地方疾控系统人员的受贿案。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大量疾控系统出身的人员设立疫苗销售企业，同时通过权钱交易获得市场份额，是这个行业内一条显著的灰 色链条。
湖南华一前身为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株洲供应站。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经营范围包括疫苗、生物制品的销售等，法定代表人为唐建敏。唐建敏曾涉怀化市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科原科长李某受贿案。
司法材料显示，2005年年初，李某代表怀化疾控中心到株洲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株洲华一”)联系购疫苗事宜，同时提出要给其个人回扣，唐 建敏表示同意。李某从株洲华一共得到好处57250元。唐建敏本人在该案中作证称，株洲华一销售给怀化疾控中心大概3、4万支精致乙脑疫苗，还有小部分其 他疫苗。
结合唐建敏在《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提到的一些信息，以及知情人士的说法，可见，该公司“领导层及营销队伍多数都有过省、市、县CDC工作的经历。”“华一公司前期已经在市场营销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包括市县一级CDC的关系维护”。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种优势，湖南华一多年来都是湖南省各级疾控中心的一类采购中标企业，其业务遍及湖南全省“14个市州以及下辖乡镇”，“在很多市州，华一公司是市政府指定的疫苗采购商。”
近日，食药监总局先后公布了13家“涉嫌虚构疫苗销售渠道，可能是造成涉案疫苗流入非法渠道的主要责任者”的企业。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了这13家公司的资料，发现在这些企业中多名公司的高管或股东曾在卫生疾控系统任职。
河北省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下称“河北卫防生物”)是隶属于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河北疾控中心”)的国有生物制品经营企业。工商资料显示，河北卫防生物的法定代表人原为赵保刚，2016年1月8日变更为郝延江。
在河北疾控官网的“科室职能”和中心外网专家名单上，至今仍显示，赵保刚为河北疾控生物制品供应管理所负责人。
沈阳尚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尚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中均(或曾)有股东与“赵保刚”同名。但目前无法准确上述“赵保刚”是否系同一人。
但在一条尚元生物的公开招聘启事中这样写道：尚元生物客户范围覆盖辽宁、河北各市、县、镇，乃至乡村，多年来尚元生物与辽宁、河北各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当卫生防疫和免疫规划事业的重任。
新三板挂牌公司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实杰生物)董事兼副总经理为沈宇航，有关部门公布的名单中，出现了“福建莆田沈宇航”，二者同名是否偶然，尚待有关部门查证。
公开资料显示，沈宇航曾任职于莆田市卫生防疫站和莆田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实杰生物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包括沈宇航在内，该公司至少有4位高管曾 有地方卫生系统的工作经历。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华曾任职于山东省临沂市卫生防疫站;公司董事王震曾任职于宁波海曙区卫生防疫站;副总经理高磊，执业医师， 曾在山东省莒南县卫生防疫站任职。
共治难题
系统内外的巨大掘利空间，为疫苗隐患埋下伏笔。在这样一个隐患重重的灰色利益链中，行政监管环节便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监管环节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食药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是疫苗质量以及流通环节，而预防接种环节监管责任在卫生部门。虽然法律规定疫苗质量是全链条式监管，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 食药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在流通环节就止步了。由于种种原因，食药监管部门根本无法对疾控机构和疫苗接种单位开展有效监管。比如说，电子监管码与疾控机构的 系统基本不兼容。”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次改革之后，不断加强的食药监管体系，在执行层面仍然存在着难以把控的环节。
1998年，国家药品管理局成立，事实上它是由原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卫生部的药政司，再吸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部分机构，成立了国家药监局。2000年，国家药品管理局执行省级以下垂直监管。
在它成立之后，变革开始不断上演。
2003年4月16日，根据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是时为国务院直属单位。
2008年3月，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归卫生部管理，为其直属机构。在2008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文件通知，取消了推行八年之久的药品垂直监管体系。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再次推出，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然而，随后推行的地方机构改革演变成工商、质监、食药整建制“三合一”。
“‘三合一’改革表面上增加了监管资源，实际上降低了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冲淡了食品药品监管专业性，其中药品监管力量被弱化得更厉害。在2008年 机构改革时，全国每年查出药品案件数量高达30万件，到2013年机构改革时是15万件，到了2015年只有10万件。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层面说药品质 量较之前有提高，但这显然不是全部原因。查处药品案件数量逐年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基层监管体制和能力出现了问题，监管队伍不够专业，监管水平下降，发现 不了药品安全中存在问题，有些不具有专业背景的监管人员甚至干脆不想学、不敢管。”胡颖廉表示。
“工商、质监、食药监等N局合改革上下不一致，左右不相同，乱象迭出，效果极差，当初改革初衷是加强食品安全管理，落实地方政府责任，食药监局单 立。但最终改革是三合一、四合一，甚至有七合一等，正规的执法部门变成了一支杂牌军。有的地方，改革前等改革，改革后借口磨合期不干活，至今仍处于瘫痪状 态。在国务院有着装令规定情况下，各地各搞各的，五花八门，打假的部门都变成了山寨的，老百姓难辩别正伪，如此乱象，为何不去纠错呢?” 苏州市工商系统的一位官员表示。
3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督司司长李国庆坦言，“目前我们国家有1.2万家药品批发企业、5000家药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药 品零售企业,监管对象数量多，基层人员缺乏，全国有药品检查资质的人员不足500人，监管检查存在死角盲区。加之近几年机构改革也对基层监管带来一定的影 响，好多人员轮岗等等都会有一些影响。”
李国庆表示，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7条、第48条的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监管工作，依法对疫苗生产、经营企 业开展检查工作，对疫苗产品进行抽样检验，这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疫苗监管的职能。实际工作中监管责任不落实，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发现。一些违法企业虚构购 销流向，查实一个企业的违法犯罪事实需要延伸检查上下游多家企业，有的还涉及跨区域配合问题，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胡颖廉表示，虽然“三合一”之后，工商、质监、食药监的人合到一起，看似队伍增大了，但是到药品监管力量却在减少，真正懂得管食品的不到五分之一，药品的更少。很有很多人不会管，怕承担风险，少做一件，风险少一点，给原本能管的人的积极性带来了打击。
“问责是必须的，但如何科学问责是关键。过去我们习惯的问责方式是几个相关部门各打几十大板，但这并不解决问题，因为没有针对性地堵住真正的漏洞，不利于建立长效机制。”胡颖廉表示。
统招之后
“我国接种单位20多万家，点多面广，各地发展不平衡，监管难度大。存在接种机构从非法途径购买疫苗的可能。以后接种机构使用二级疫苗，都要在省级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完善疫苗储运和冷链运转的记录。” 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与控制局局长于竞进曾表示。
对二类疫苗实行省级统一零加价招标的政策，让非法趋利者看到了尽头。这或许将改变2005年出台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规定的：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在上海、浙江、苏南等地，目前二类疫苗管理采取了类似一类疫苗的管理方式，所有的二类疫苗由市疾控中心统一采购、调拨，区县疾控中心以及社区卫生院不再需要单独购买。
二类疫苗将使用省级平台统一招标，采取竞争性招标方式，限制加价或者明确加价范围，这也许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一位接近卫生体系的人表示。
但在一位曾就职于WHO免疫规划中心的专家看来，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二类苗是老百姓自己付钱，国家统一招标恐怕不妥。要看清目前疫苗乱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为何目前乱，就是因为以防疫系统为主的垄断，有暴利，所以人人都想去挣钱。如果不走防疫站系统，直接公司做市场，暴利就会减少，没有暴利就没有人 倒卖了。”
一位药品专家表示，如果执行零差价统一招标，需要财政的补贴要到位。因为中国预防体系中，全额拨款的数字是按照在编的人头来计算，不包括编外人员。
“河北某县级防疫站，50多个人，只有12个人是有编制的，其他的人工资都是需要通过市场上去找，如果切断疫苗的利益，他们会寻找别的方式来挣钱。但是没有这些临时工，预防的工作只靠编制内人员，是干不了的。”上述免疫专家表示。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卫生防疫和疾病预防控制的费用都由公共财政给予保障，各级卫生防疫机构一直为全额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经费投入全额纳入政府财 政预算。1988年后，为了缓解经费短缺的困难，政府允许卫生防疫机构开展有偿服务，逐步实行资金自筹的政策。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后，国家又逐步 加大投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逐步回归政府全额预算拨款。
在2012年，全国各省、地(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收入376.6亿元，其中财政补助239.5亿元，业务收入100.8亿元，其他收入36.2亿元。“如果不靠业务创收，我们无法给没有编制的人发工资。”一位地方疾控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创收项目中，二类疫苗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其他项目的收入，这也是终端接种单位加大推广二类疫苗的动力之源。因为二类疫苗作为自费疫苗，天然具有推 销的性质。“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在接受了终端接种服务人员的推荐后才了解二类疫苗。事实上，很多疫苗没有必要注射，特别是肺炎疫苗，它不是传染病，而是一 种感染性疾病，一般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就医都比较及时，少有发展到肺炎，但是贫困地方倒是应该有这样的需求。”上述专家表示。
上述药品专家表示，省级招标的方式，只能做到一个层面，就是疫苗会在国家疾控控制的体系中流通，不会再出现冷链外的疫苗，但是却不能实质解决问题。 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国家免疫规划调整，把传染性强的疾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其他治疗性疫苗可以纳入医保。如果不解决趋利性问题，即使招标，可能也解决不了 最终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校长李立明曾在全国“两会”上表示：公共卫生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公共卫生事业是国 家重要的公益事业，不能自己盈利，完全依靠政府支持。在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人们 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很难认识到位，从而也影响对它的正常投入，以至累积了大量问题，必然从根本上影响国家进行疾病预防控制的能力。
如今一旦实行二类疫苗的省级招标制度，必然会切断很多疾控和防疫部门的主要利益来源，那么政府财政支持如果不到位，行政监管体制不能理顺，改革持久性将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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