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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新型毒品”挑战传统禁毒模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中国青年报》（2016年03月20日04版）

　　“新精神活性物质”就是具有受管制毒品效果，但却往往不受监管的精神活性物质或产品。其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滥用问题，在国内外已不鲜见。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 “新精神活性物质”和当前禁毒形势等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教授。

　　“新精神活性物质”：被卖家披上“无害”的外衣

　　“所谓新型毒品算是媒体概念。”李文君说，主要是指鸦片、吗啡、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之外的其他毒品。实际上，一些“新型毒品”并不“年轻”，比如在二次大战时，日本、德国等国就给士兵服用冰毒等苯丙胺类药品以提高战斗力。只不过，相比于鸦片、大麻等天然植物毒品，这些人工合成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进入中国毒品市场时间并不算太长。

　　有关部门预测，“新精神活性物质”将成为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强力冲击第一代毒品（传统毒品）和第二代毒品（合成毒品），使毒品问题呈现“传统毒品留尾、合成毒品血雨腥风、三代毒品（问题）交织”的复杂背景。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2015世界毒品问题（World Drug Report）报告显示，全球共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九大类共541种。其中，具有兴奋和致幻作用的物质数量最多，其滥用也最为严重。

　　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一些致幻剂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不一定算是毒品，但是其效果是物质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引发兴奋、致幻等效果，大剂量服用与毒品无异。

　　目前，部分“新精神活性物质”已被陆续纳入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予以管制，如卡西酮、甲卡西酮、氯胺酮和2C-B 等。但是，很多合成毒品，只要稍加改变，就能变成新的致幻剂或者“新精神活性物质”。理论上，这种变化可以无穷多。

　　李文君表示，“新精神活性物质”可以不断变形，一些不法分子在出售该类物质时，往往声称其“安全”“合法”，甚至他们还将其冠以“特制药物”“草本兴奋剂”等称谓，以吸引年轻人吸食。

　　法律尴尬：为什么“新精神活性物质”不能简单定义成毒品

　　“他们研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化学专业出身的李文君感叹，只要在合成毒品的基础上，对化学结构稍作改变，就能成为“新精神活性物质”。因此，出现销售所谓的致幻剂的行为，很难进行法律监管。

　　李文君认为，因为法律无法预测哪些物质具有滥用潜力，所以毒品目录很难同步更新。

　　“有人就利用这一特点，在网络上订制毒品，接到订单后才开始制作，种类通常有很多，每种可能就做几单。”李文君说。制贩毒人员正是利用这一漏洞，一方面逃避法律监管，另一方面还改变毒品种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市场网络就这样潜滋暗长。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2014年新发现的毒品有193种。在李文君看来，目前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只是冰山一角，政府公布了毒品名录，制贩毒人员会转而研发新的产品，禁毒面临“摁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状态。因此，“新精神活性物质”所带来的危害，让各国都感到非常棘手。

　　面对毒品“变种”，各国都在探索阻断模式

　　在李文君看来，很多国家之前的禁毒经验，在新形势下有可能失效。比如，中国管控传统毒品境外流入渠道的经验，就难以运用到新型毒品管制上。新型毒品的制作在实验室就能完成，这给执法机关如何管控毒品，出了新难题。

　　各国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方法采用与传统毒品不同的思路：第一是临时管制，措施等同于管制毒品；第二是“骨架管理”，就是将含有特定化学骨架结构的一类物质全部纳入管理范畴；第三是类似物管制，就是将现有的管制毒品化学结构类似且对人体作用类似或强于管制毒品的物质纳入管制范畴。该方法已在美国使用，但没有对“类似物”标准做出具体解释，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困难。

　　2015年10月，我国实施《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一次性就增加了对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我国既把联合国已管制或已在国内形成现实滥用危害的品种纳入列管范围，也把我国生产、无滥用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造成滥用危害作为列管的标准之一。

　　该《办法》提出：“专家委员会启动对拟列管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风险评估和列管论证工作后，应当在3个月内完成。”

　　“我觉得3个月的周期有些长了，毕竟‘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速度太快了。”李文君建议缩短监测周期，及时发现新的情况，一旦核实就立即列入名录。

　　我国的禁毒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李文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5年6月，全国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到322.9万人，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有188.7万人，占58.4%。

　　让毒品问题专家的李文君更担忧的是，很多青少年缺乏必要的识别毒品的能力，他们对海洛因、K粉、摇头丸、大麻和吗啡应该比较了解，对其他毒品的了解不多。

　　“在吸食合成毒品的青少年中，第一次吸毒时听说不会上瘾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李文君对此有些痛心。

　　我国目前还缺乏对青少年的毒品预防教育，相对于文化知识，这一部分几乎成为教育空白。“对公众的毒品教育我们落后了，以前我们会说，陌生人的东西不能随便吃，这样的教育有些无力。”她说，“北京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很大，娱乐场所现在都很‘干净’，很多涉毒名人都是在家中被抓获，说明禁毒工作面临的新变化。”

　　她认为，现在毒品形态和吸食方式千变万化，在禁毒宣传中，一定要让大众理解，不能太晦涩，更不能讲大道理。不妨瞄准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宣传，特别是对青少年，让他们从小就具备识毒、拒毒的基本素养。

　　“在具体禁毒工作中，重打击轻防范的做法比较普遍。”她说，预防需要长期投入。

　　我国《禁毒法》规定，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最长还可以延长一年。

　　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的“新型毒品”吸食者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宁愿主动承认自己贩毒行为，也不愿意作为吸食毒品者被强制隔离戒毒。原因就在于，如果作为贩毒者，其判刑时间可能短于强制戒毒时间。

　　“我们在禁毒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力度。”李文君说，“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各部门通力合作不是一句空话。”

　　需求拉动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深层原因

　　结构改革是必然的，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一脉相承，同样是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实际上，改革是长期的，它关注的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

　　但我们今天要谈的则是短期问题：当前，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现在经济下行已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中创新的部分还好一些，传统行业却差强人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金融危机，这一轮的经济下滑要以上一轮的经济上升来做参照。为什么这一轮下滑让我们产生了比以往强烈的危机感？因为金融危机的前十年，我们上升得太快了，我们赶上了两个非常好的机会。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状况达到了最顶峰，劳动力转移也达到了最高峰。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和印度功不可没，因为这两个国家为世界劳动力市场贡献了大量的有效劳动者。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数据，2001年的时候我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就业岗位明显增多，这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有很大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的经济产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呢？从2001年到2008年，我国的出口额翻了五番，那是惊人的增长。王小鲁在前面的发言里提到，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是由前些年的过度投资造成的，我认为，更进一步说，过度投资是因为需求拉动。当企业看到国外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时候，谁能不投资、不扩大产能？而当前，面对全世界都在调整和收缩的局面，中国的出口变成了负增长，产能过剩的问题显现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结构性原因。我觉得结构性原因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规律。2001年以后，我国出现了一个重新工业化的过程，这一轮是重工业化的过程，钢筋、水泥、重化工业上升速度非常快。2008年年底，这一进程就开始减缓，放眼世界，同一时期各个国家的发展都显出停滞的趋势。到了2012年，我国这一轮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完结了，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搞工业了，而是因为这一轮上升期结束了。而当前，面对从工业增长到服务业增长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的速度肯定要相对放缓。谈到结构性转型，我总在想，政府在结构性转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呢？真正的结构性转型恐怕还是要更多依靠市场调节。

　　第三个原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基本上每七年就要经历一个周期——七年上升，七年下降。从1991年、1992年到1997年、1998年，再到2003年，这段时间是一个通缩期。而2003年之后，我国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增长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下降期”。有人说股市七年为一周期，我们的经济基本上也是七年一个周期。我觉得经济发展的增减速，追根究底是经济规律自身的原因，毕竟不可能有永远的增长。我同意之前余永定的分析，我们现在缺需求，但我们也要考虑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现在人们的需求增多了，而不是变少了。我个人觉得，只要投资增长率能够保持，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是可以有效拉动经济的。虽然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在减少，但是减少的数量毕竟有限。另外，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上升，科技投入在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的缺失。

　　房地产业重新繁荣是经济回暖的重要信号

　　探究我国经济周期，可以发现一个事实，现在我国经济的真实的增长率是远远低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高有效需求。如何提高有效需求呢？恐怕还是要政府加大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了，想完全依赖老百姓的消费拉动经济是有难度的。相对来说，还是政府投资比较直接。

　　刚刚王小鲁提到了投资效率和利用率的问题。的确，政府这些年的投资非常多，拉动GDP增长的速度却不快。国家的投资里有多少是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呢？大概四成到五成。基础投资当然不会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是它本身是老百姓的福利。尽管这些投资在短期内无法转换成生产力，但是改善了大家的生活质量。

　　我特别爱讲日本改善基础设施的例子。田中角荣的家乡是日本积雪最厚重的地方。那里雪又厚又湿，在过去，一到下雪天老百姓根本出不了门。于是田中角荣提出口号，如果我当上了国会议员，我要让本地的老百姓在冬天穿上木屐。他做到了，他在每一条路下面都埋上热水管，一下雪就通热水，在房顶上也全扑上热水管，这样很容易就让积雪融化，不至于压塌屋顶。你说这创造了什么生产力呢？没有。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我们的高铁也是一样，你说投资值得不值得？当然值得，高铁改变了我们的地理概念。那么高铁有没有创造收益呢？目前似乎没有，现在唯一能够盈利的就是北京到上海这条线路。但它也只是日常运营有点盈余，要想把投资收回来是不太可能的，连利息都收不回来。

　　说到投资，钱从哪儿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效率目前来看并不是非常理想，因此政府发行债券也是一种好的辅助方式。我以前也觉得中国的投资太多了，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储蓄比投资还多，外汇储备怎么来的，储蓄减投资出来的，所以美国人说，你们国内的投资不足。此外，我们那十年的经济增长太快了，那样的增长才造成那么多的储蓄，没用完。而高储蓄可能带来流动性问题。

　　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如果流动性太多，就像当年的日本，没解决好，就造成了资产膨胀，然后泡沫破灭，日本因此在过去的20年一蹶不振。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消费少，企业又不投资，只能靠政府。政府发行债券，把钱转化成证券化的资产，让膨胀的钱都变成实际的资产。债券一方面可以用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房地产问题。举个例子，四川有一个县级市，政府补贴农民，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如果各省政府也能发行类似债券，用这些钱补贴老百姓购房，或许可以帮助消化房产库存，有助于房地产业回暖了。一旦房地产业的经济死结被打开，相关产业比如钢铁、水泥这些行业都可以借机复苏。我想说的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房地产业的重新繁荣有可能是我国走出这一轮经济低潮的重要的信号。（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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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湘西站4月6日讯（团结报记者 龙莹 通讯员 田春林 田茂平）4月1日起，湘西州食安委出台的《湘西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明确和规范食品安全责任追究主体、方式和程序。
　　
　　《办法》明确了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各级负责人的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详细列明将被追究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的26种行为，如各级人民政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一是对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事故，未及时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有效处置，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损失；二是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多环节的区域性食品安全问题，未及时组织整治，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损失；三是隐瞒、谎报、缓报食品安全事故；四是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连续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办法》进一步规范了责任追究程序，规定职能部门在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过程中，认为需追究下级有关部门工作责任的，应当向责任单位的同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或上级主管部门通报相关情况，并移送已掌握的材料；认为需追究下级人民政府和同级有关部门工作责任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同时，对需追究有关人员工作责任的情况也作出规定。《办法》还明确了责任追究方式，食安委可根据食品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对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责任约谈、提醒，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一年前，因为撒谎，她抽打了养子，却不曾想自己因此丢了工作，进了监狱，还成了众人口中的“恶母”。一年后，出狱的她，第一时间更想知道的是，养子 还爱不爱她，还想不想跟着她生活。让李征琴高兴的是，孩子还是选择了跟她一起生活，然而，在“南京虐童案”的标签下，即便是孩子及其亲生父母都同意，被剥 夺了监护权的李征琴，也难以逾越法律门槛，再跟养子一起生活。而另一边，孩子的生母也为难，她觉得孩子已经习惯城市生活，再也难适应农村的艰辛。

　　3月13日上午7点50分，常州女子监狱大门左侧的小门打开，李征琴从中走出。服刑半年之后，这位“南京虐童案”的当事人释放出狱。

　　去年3月31日，李征琴在家用挠痒拍、跳绳殴打养子施小宝（化名），致使其背部、腿部等部位留下一道道血印。同年9月30日，李征琴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刚走出监狱，张传霞一下子跪在李征琴跟前，大声痛哭，说：“表姐，我对不起你！”张传霞，李征琴的表妹，施小宝的生母。10岁的施小宝也上来，紧紧抱住李征琴，三人哭成一团。

　　过去一年，施小宝重新回到母亲张传霞身边，但成绩一落千丈，和母亲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反倒是对李征琴，施小宝表现出更多的依恋。

　　4年前的欺骗

　　4年前，李征琴见表妹家生活困难，主动收养表妹最小的孩子，并一直告诉孩子是自己亲生的。

　　走出监狱之后，李征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养子对她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南京虐童案”发生后，她知道网上不少人叫她“恶母”。

　　李征琴今年51岁，事发之前，是一家媒体驻江苏记者站主持工作的副站长。丈夫是一名从业20多年的律师，两人组成了南京城里的一个典型的中产之家。按理讲，李征琴不是一个不会教育孩子的母亲，在收养施小宝之前，她女儿已在南京一所知名的大学就读。

　　“我现在是一个罪犯了，不再是宝宝心目中骄傲的‘记者妈妈’了，这么长时间没见，宝宝还要我吗？”尽管孩子已经10岁，李征琴还是习惯称养子为“宝宝”。

　　回到家之前，李征琴先订了一个宾馆洗澡，按照家人吩咐，她要把在监狱里的晦气洗掉。洗完澡之后，李征琴决定和养子正式地谈一次。

　　她从未告诉施小宝收养的真相，即使事发后，李征琴在庭审之前曾被取保候审，施小宝多次问及，李征琴仍是对孩子说：“你是我亲生的！”施小宝不相信：“那为什么警察叔叔说，你不是我的亲妈？”“他们都是骗你的”，李征琴说。

　　事实上，关于身世的问题，施小宝已被骗了4年。

　　4年前，李征琴到安徽来安农村，见表妹张传霞家里生活困难，养3个孩子捉襟见肘，主动提出收养一个。

　　“我们家条件差，我没有知识，不能辅导他们。表姐家条件好，两人的文化水平高，小宝在他们家会成材。”张传霞说话时，眼里含着泪。

　　张传霞当时告诉孩子，说他是李征琴亲生的，当时之所以要送到安徽，是因为要忙工作，现在家庭条件好了，所以来接他回家。“孩子很开心，跳上车就跟着去了南京。”

　　施小宝到李家后，先是被送进当地最好的幼儿园，随后又进当地最好的小学学习。

　　张传霞开始还担心小孩不适应，结果非常适应。即使虐童案事发之后，去年暑假，施小宝回到安徽老家，孩子生父问小孩，接下来怎么办？小孩说要回南京；生父又问，假如李征琴不要你怎么办？小孩说，那我就死在南京。

　　仍选择了“恶母”

　　“说实话，我挺高兴的，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孩子对我的感情还是没变。”

　　在宾馆洗完澡后，李征琴决定告诉孩子真相，“我觉得他毕竟也这么大了，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当时，在宾馆里，李征琴坐在椅子上，施小宝站在旁边，孩子的亲妈张传霞坐在对面，李家很多亲戚都在。李家一大家人也在。

　　李征琴说了她的想法，大意是她现在是个进过监狱的人了，也不知道适不适合再做施小宝的妈妈，“你跟亲妈也生活这么长时间了，两个妈妈你肯定要选择一个。”李征琴对施小宝说。

　　此前，关于孩子的将来，李征琴和表妹沟通过。张传霞表达了她的顾虑，对于表姐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判刑、而且丢掉工作，张传霞一直很自责。

　　“如果当初没把孩子给她，她就不会被连累。”张传霞今年50岁，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认为，如果现在再把孩子给李征琴的话，“我内心的负担会更重”。

　　但通过最近一年的相处，张传霞意识到自己与孩子的疏离。施小宝每次喊她，都喊她表姨。

　　“其实喊什么不重要。”张传霞对记者说。

　　对于孩子的将来，张传霞觉得，还是随孩子本人的意愿。

　　在宾馆房间，施小宝低着头，站在李征琴旁边，两只手不停地抠来抠去，不肯作出选择。“我也知道他的难处，一边是我，一边是他亲妈，肯定不好选。”李征琴说。施小宝迟迟不肯开口，大人们让其用手指，指到谁就表示选择谁，但孩子仍然没有任何表示。

　　李征琴于是拉着施小宝的手，往他的亲妈方向指，没想到孩子的手使劲往回缩，“这时我心里有数了”，李征琴说，“说实话，我挺高兴的，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孩子对我的感情还是没变。”

　　最终，施小宝将他的选择悄悄告诉了他最信任的姐姐，小男孩的选择还是李征琴。

　　“我看见表妹脸色有变化，她毕竟是亲妈，带到了6岁。”李征琴说。

　　撒谎与失控暴虐

　　施小宝撒谎，说没有英语作业，直到学期末老师问及，李征琴才知道，孩子整整骗了她一个学期。

　　对于曾经抽打孩子，李征琴承认确实不对，“当时发现孩子说谎，一下子情绪失控。”

　　去年3月31日，李征琴接到孩子的“报喜电话”，他说自己的语文考了全班第一名。看到试卷后，李征琴发现孩子撒谎。

　　“他的功课都是我辅导，哪些知识点掌握，哪些不掌握，我很清楚。这次考试的知识点好多都是小宝不会的。”李征琴说，很显然，他是抄的。

　　施小宝一开始不承认，直到李征琴准备给其同桌打电话，他才认错。

　　李征琴最痛恨撒谎。施小宝时常会撒谎。他曾说没有英语作业，直到学期末老师问及，李征琴才知道，孩子整整骗了她一个学期。

　　李征琴拿起桌上的挠痒拍，就开始打。

　　“我有高血压，平时不能生气，一生气脑子就发晕。”李征琴用挠痒拍抽施小宝的腿，一边打，宝宝喊，妈妈，我下次再也不了，这样让李征琴更生气，“每次他这样说，就又多抽了几下。”

　　打完后，孩子准备做作业，打开书包，李征琴看见书包里面的跳绳，情绪再次失控。

　　“除非体育课，不准带跳绳到学校。”李征琴说，因为孩子顽皮，担心他不知轻重，用跳绳勒孩子，所以一再叮嘱，孩子也答应了，没想到他又撒谎。

　　李征琴拿起跳绳又打。

　　3天后，一组施小宝身上累累血印的照片传遍网络，发帖人称，孩子遭受到了养父母的虐待。

　　微博配有9张图片，显示一佩戴红领巾的男童耳孔外有血痂，脸上有一大豆大小伤疤；脱去衣服后，男童双手手臂、背部、双腿，布满上百条长短不一的红色血印；脱去袜子后，男童右脚红肿。

　　这不是施小宝第一次被打。南京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了相关报告，证实2014年6月，民警潘超接到施小宝学校陈老师的反映，老师发现施小宝脸上有被打造成的淤青痕迹。2014年9月，陈老师再次致电潘超，反映施小宝被李征琴殴打，造成身上受伤。

　　陈老师是施小宝所在学校的德育处主任。

　　潘超打电话询问李征琴是否殴打过施小宝，李征琴表示因为孩子调皮，教育的过程中打了几下。

　　公诉方还提供了施小宝所在学校多位老师以及李征琴一位邻居的证言，均证实他们发现施小宝以往受伤的情况。

　　李征琴对上述证据证言予以否认，她说，2014年6月和9月她没有打过小孩，也没有接到过警察的电话。

　　李征琴说，她在法庭上曾要求证人出庭、要求警方提供通话记录等相关证据，法庭没有采纳。

　　不打不成材？

　　一位家长说，打小孩肯定是打过的，不过都是吓唬吓唬，像李征琴那样确实太过分了。

　　张传霞最初看到孩子被打的照片，也很心疼，“但我知道表姐是为了孩子好。”

　　张传霞说，农村都这样，她的3个孩子每个都打过，经常手边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

　　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在大多数中国父母的观念中，打孩子跟违法犯罪从来都是两回事。杭州一家网络媒体 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10位家长中，有84%承认打过孩子；同样是这310位家长，又有88%的人有被自己的父母打过的记忆。

　　3月17日下午，施小宝所在学校的放学时间，很多家长前来接小孩。记者问及“南京虐童案”，家长们都知道此事。一位家长的评价得到了多数家长的认同，他说，“打小孩我们肯定都打过的，但每次都是吓唬吓唬，像她（李征琴）那样确实太过了。”

　　李征琴绝对不认同自己是“恶母”，但承认对孩子要求严格。她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是位老军人，对子女的各方面尤其是品德要求严格，膝下有8个子女，除了3个女儿外，5个儿子没少被打。“现在来看，反倒是那几个被打得最厉害的最有出息”，李征琴说。

　　某种意义上，李征琴认为“虐待儿童”这样的说法对她是侮辱。她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虐待是心怀恶意、长时间、持续性、反复性的行为，而她对于自己的养子一次殴打够不上这些标准，即使是这次殴打，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改正说谎的毛病。

　　施小宝在南京期间，李征琴给他拍下数千张照片，记录了他从一个又黑又瘦的农村小孩，变成一个调皮、自信的城市小男孩的全过程。照片上，施小宝笑逐颜开。李征琴一一介绍拍摄这些照片的故事，然后对记者说：“说我虐待小孩？我宠他还来不及呢！”

　　李征琴记得施小宝最初时的老实、本分，上幼儿园时没少受小朋友欺负，但在她和丈夫细心呵护下，孩子的自信心恢复，“以致到后来调皮得有些过头了”。

　　南京虐童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徐聪萍对此案有自己的解读。

　　她说，该案反映了社会传统教育理念与现代法治文明的碰撞，体现了家长威权主义思想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理念的冲突。

　　案发后，检察院作出不批捕李征琴的决定，理由是“小孩多次向检察机关表达了想见妈妈的意愿，其亲生父母也向检察机关提出了不批捕李征琴的请求。且不批准逮捕李征琴可以让小孩早日安心正常学习、生活，对恢复其身心健康有积极作用。”

　　但这一决定引起轩然大波，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就公开表示反对。检方不得不再次解释：不逮捕不意味着宣告犯罪嫌疑人无罪。

　　最终，李征琴因故意伤害罪，获刑六个月。

　　至此，沸沸扬扬的“南京虐童案”画上句号。它成为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在家里鞭打孩子构成轻伤也是违法的。”参与此案听证的黄琼花如此评价，此前她曾担任“南京饿死女童案”陪审员。

　　何去何从

　　张传霞觉得孩子已不能适应农村生活，而李征琴又被剥夺了监护权，即便孩子和亲生父母同意，也难再一起生活。

　　张传霞和施小宝目前住在南京浦口一套简陋的公寓房内。这间公寓房是事发之后，南京市浦口区一街道租的，为了保障施小宝正常的上学不被影响，民政部门还负责每月发放两三千元的生活费。

　　张传霞从老家来安赶到南京照顾孩子。但施小宝对此仿佛并不领情，他对记者说，“这里的生活什么都不好”。

　　与李征琴装修考究的大房子相比，施小宝母子寄居的这套公寓房实在简陋点。客厅里仅有的三件家具中，其中一件桌子是施小宝同学的奶奶送的，另一件茶几是张传霞花10元从拾垃圾人手中买的。

　　为了省电，张传霞没有用冰箱，在客厅的一角，她铺上几个塑料袋，上面摆放米和菜。

　　记者注意到，当天张传霞准备了两个土豆、一个西红柿以及两个包菜，这是母子俩当天晚餐的全部。

　　张传霞介绍，自从“虐童案”事发之后，施小宝的成绩下滑得厉害，以前在班上有时还能排到前几名，现在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倒数。“我还不能问他（的成绩）”，张传霞颇为无奈地说，“每次一问，小宝都会顶回来：我不会啊，你又不会教我！”

　　在亲生母亲面前，施小宝表现得叛逆、缺乏尊重，母子俩很少深入交流。“有什么心事，他从来不告诉我！”张传霞遗憾地对记者说。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施小宝口中的母亲指的还是李征琴。

　　已经习惯优越城市生活的施小宝，对简陋的公寓变得挑剔，“这么长时间，他一次都没在房子里大便过，他嫌脏”。张传霞说，小宝每次大便，宁愿舍近求远去小区的会所。

　　记者特意去这套公寓的厕所里看了一下，马桶确实很脏，一看很久没有洗刷过，冲水按钮也按不下去，只能接水冲洗。客厅里的电视机也是坏的，施小宝曾经想把 电视机修好以打发放学后大把的空闲时间，这位10岁的小男孩找来几节铁丝做天线，遗憾的是几经努力，电视机始终没能闪出图像。

　　今年4月，张传霞的房租就到期。孩子的生活费也是问题，“上个月去民政领生活费，他们说下个月就没有了，让找我表姐去。”

　　张传霞觉得也没法把孩子带回农村。她说，家里盖房子欠了10几万，而且孩子也不习惯在农村生活了。

　　李征琴也很为难，一方面报社让她去办离职手续；另一方面她已经被剥夺监护权，即便孩子和其父母愿意让施小宝和她重新生活，也很难跨过法律门槛。

　　3月18日上午，新京报记者见到了施小宝。10岁的小男孩表现得敏感、寡言，但和记者玩熟之后，很快便显现出调皮、好动的一面，他使劲挥动乒乓球拍，像打羽毛球一样打乒乓球。

　　记者问，“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一点也不喜欢。”

　　“你恨你妈妈吗？”

　　“不恨。她都是为我好。”

　　“你将来想做什么？”

　　“当宇航员。”

　　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南京报道

　　红色国徽、牡丹花、毛泽东同志头像，头像下还标有“毛泽东1893-1976”，甚至还有防伪中线、票号编码……

　　若不是在出售冥币的店面，你或许就会以为自己进了银行，见到了一摞摞的百元大钞。

　　3月30日，《法制日报》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汉正街民族路集家嘴附近的几家店面发现了正在售卖高仿人民币的冥币，走进其中一家标有“佛具商行”的小店，售卖员迎上来推荐。

　　“这些一块钱一打。”见记者对店里摆放整齐的高仿人民币的冥币感兴趣，售卖员上前介绍。

　　“这一打有多少张？”

　　“30多张。我都是给你按批发价来的。”

　　“这不就跟真钱差不多么？”

　　“有点差别。”售卖员边说，边指出票面上标注的“中国冥民银行”，而且票面背后没有印内容。

　　这名女性售卖员也透露，这种高仿的冥币“卖得不错”。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这家店面里摆放的高仿人民币的冥币分别有100元、50元、20元、10元不等“面额”，多为模仿第四套和第五套人民币。这些高仿人民币的冥币从外观上看只改了人民币上的一个字，即将“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了“中国冥民银行”。

　　“这还有更大张的。”售卖员说着，拿出一张“高级极品冥币”。

　　这张“高级极品冥币”，实际上是塑料封包着一张硬纸，共有“100美元”“100港币”“100元人民币”“50元人民币”“20元人民币”“10元人民币”6张；除了美元上印的是“冥府天地银行”，其他样张上印的均是“天地银行有限公司”；此外，所有样张面额都加了个“萬”字。

　　“这张冥币背面也印刷了。”售卖员提醒说。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在“100萬元”面额背后印刷了人民大会堂图案、“50萬元”面额的背后是布达拉宫、“20萬元”面额的背面是桂林山水、“10萬元”背后是长江三峡。

　　“你还可以买点小面额或买点美元的。”见记者犹豫要不要买“高级极品冥币”，售卖员继续推荐道。

　　虽说已过中午，小店里选购人员仍络绎不绝。一名在店里选购了700余元产品的小商贩说，市场上与纸币相仿的冥币销路挺好，推销时多是跟买家讲“这边有啥那边也得有啥，在这边没享受到的到那边可以多享受享受”。

　　记者询问进货渠道，售卖员稍有警惕，说“我就是个打工的，听说是从福建、广东那边批(发)过来的”。

　　有曾暗访过高仿冥币生产的知情人士透露，在武汉周边就有制作高仿人民币冥币的工厂，一些小印刷厂季节性印制这种冥币，并大量流向市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即在宣传品、出版物或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属于损害人民币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法制日报》记者拨打“12315”反映发现有售卖高仿人民币的冥币情况，工商部门回应说，此事应由人民银行和公安机关查处，不归工商管。

　　《法制日报》记者随后拨打了“12345”市长热线，并告知工商部门的回应，指明此事应由人民银行和公安机关负责处理。3月30日，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回电询问是否投诉了“占道经营”。得到否定回答后，城管部门表示将转办此事。

　　3月31日，一名自称是质监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电，告知此事转办到该部门，得知实际情况后，表示将转办相应部门处理。

　　截至发稿时，有关部门尚未正式回复处理结果。

　　记者 刘志月

本报讯（记者 龙腾 通讯员 黎磊 胡湘江）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随着清明小长假结束，为期4天的旅客运输工作圆满落下帷幕，小长假期间，广铁集团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共发送旅客562.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61.4万人，增长12.3%，日均发送旅客140.6万人，超过春运期间日均113万人的客发量。其中4月2日发送旅客158.8万人，超过春运最高峰客发量1.05万人，创历年清明小长假单日旅客发送新高，也是今年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的一天。
　　
　　４月4日广铁集团迎来清明返程客流高峰，客流主要由周边城镇向长沙、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汇集，广铁集团当日安排开行高铁37对，普速列车安排加开临客41对，当日发送旅客142万人，同比增长6.8%，重点解决广东、湖南两省省际、省内的短途客流需求。
　　
　　今年清明小长假，铁路客流依然火爆，以回乡祭祖、踏青、扫墓和短途旅游客流为主，高铁成为广大旅客出行首选，京广、南广、贵广、杭深、广佛肇城际、海南环线等一批高铁线路运营的日渐成熟，正悄然改变着广大旅客的出行习惯。“一天两天打来回”、“3小时经济生活圈”、“同城化效应”、“朝发夕至”等高铁带来的新兴概念也越来越受到广大旅客认可。清明期间，广铁集团高铁动车组旅客发送量增长强劲，共发送旅客326万人，同比增长9.8%，日均发送旅客81.5万人，占广铁旅客发送总量的58%。
　　
　　清明期间，短途客流往返频繁，广铁集团客流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形成了春运过后的首个客流高峰，面对高位客流的冲击和短途客流增长的考验，广铁集团加强运力安排和调度指挥，售票窗口全部开启，加强宣传引导揭示，加大对外资讯发布力度，做好旅客购票及余票动态宣传，抓好旅客进出站、上下车引导，精心组织旅客乘降，无旅客积压现象，站车秩序井然。
　　
　　铁路部门同时提醒，返程高峰期间客流量大、出行时间集中，请通过互联网或电话购票的旅客尽快换取纸质车票，并预留充分进站验票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作者：邓海建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3月17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根据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等四大主要指标。这些指标和此前“十二五”规划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创新驱动”作 为一个指标大项，更是首次被写入规划纲要之中。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亦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开局之年。每个五年规划，是世界窥探中国道路的“密码”，也是国家和政府把握发展方向和节 奏的遵循。今年的两会，审议“十三五”规划刚要草案是重中之重。这既是因为“十三五”规划是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决胜阶段的行动纲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十四个字，或可成为“十三五”的开场白。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五大理念，创新为王。转型需要“由快到好”、升级亟待“由大到强”，没有创新，寸步难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无论是在推进改革中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还是在经济转型中提出“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 新、创新、再创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中，“创新”始终有着明显的“优先级”。于此而言，“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被纳入“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目标”，既是水到渠成，亦是众望所归。

　　长远而言，“创新驱动”成为“十三五”的指标大项，主要还是基于三个重要因素的考量：一是时代所求。于世界而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 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于中国来说，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惟有创新，才能努力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二是目标所需。无论是“到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还是“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乃至于“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超过80%，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超过70%”……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是第一药方。因此，“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三是民心所向。无论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还是保障民生补齐短板，创新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杠杆。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就是激活群众的“双创”潜能、就是尊重人民的创造性力量。创新，人 民是主体，人才是支撑。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就是把群众史观摆在正确的位置，就是把民生福祉与社会规律摆在正确的位置，既顺时而动，又因应民意。

　　蓝图引领脚步，创新改变中国。正如规划所言：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前景光明，任务繁重。但，可以预言的是，“十三五”期间，“创新”必将从有形的热词进而成为无形的理念，渗透进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伟力。（邓海建）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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