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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网微博
原标题:独家|武钢减员5万人背后 一个普通钢铁家庭的命运沉浮
总经理落马,被曝裁员,供给侧改革……过去的一年,关于武钢的舆论风暴从未止歇。正在召开的两会中,武钢现任工董事长、党委书记马国强首度对媒体公开表示,武钢员工数量将从现有的8万人减至3万人,再次点燃话题。事实上,这场减员从2015年下半年就已拉开序幕,数万钢铁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命运已经或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跌宕。
光谷客记录的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普通武钢家庭,30年里,他们曾与武钢紧紧捆绑在一起,却终究被骤然抛下。我们记录下这个家庭的故事,记录下他们和一个群体的沉默的命运,是希望在宏大叙事的喧嚣外,在一个时代的残暮将尽前,再留住一点历史的微光。
作为工业化最基础的行业,武钢半个世纪的兴衰变迁,以及对这个农村家庭的影响,昭示的却是一个百年工业文明未解的核心命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否是一个不可逆转、无法平衡的社会现象?当工业化兴起时,我们圈地造城,驱赶农民进城变成各类产业工人;但有一天当工业化过剩,城市经济衰落,这些失去工作,也没有更多谋生技能的失地农民或农民工后裔,该向何处安置?
——谷哥
就是这半年吧,万志宏发现,在青山,连擦皮鞋的都知道,“武钢不行了。”
25年里,他一直想要逃离这座庞大的钢铁厂;28年里,他的兄弟万劲松则一直希望在这座钢铁厂稳度一生。他们有着南辕北辙的人生志向,但是因为武钢,他们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曲线:同样在数十年中从武钢两进两出,同样在2015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与武钢的捆绑戛然而止。
这座本部厂区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共和国钢铁长子”,全称是武钢钢铁(集团)公司,1949年后中国开建投产的第一座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生产规模居世界行业第4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再造了武汉青山,为整个青山的数万家庭数代人提供了旱涝保守的铁饭碗。

今年47岁的万志宏是一名去年刚进入实习期的“年轻律师”。而过去的25年里,他曾是武钢的轧钢工人和门卫。从1990年开始,他两次进入武钢,又两次离开武钢,几乎和无法理解他的所有家人决裂。
用万志宏的话来说,2015年3月,是他“卧薪尝胆”了15年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终于成功的逃离武钢。
就在他离开大半年后,大规模裁员真的来了。

2015年,中国钢铁行业由寒冬转入冰冻期,武钢在2015年第三季度进入全面亏损,每月亏损额达到5亿。2015年12月,有媒体登出消息称武钢将裁员1.1万人,引发震动。武钢方面辟谣,称“并非裁员,而是人力资源优化”。但2016年3月,正在举行的两会期间,马国强首度对媒体公开,武钢将从8万人减至3万人。
对万志宏来说,这是他预感中,迟早要来的一天。
虽然在身边家人和工友眼里,武钢是旱涝保收、人生无忧的保险箱,但万志宏从23岁进入武钢之初,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在他刚进武钢,效益最红火的时候,他曾忍不住问工友,如果武钢以后不行了,怎么办?得到的,是一片诧异的嘲笑。
但此后的25年里,这份内心的不安成为万志宏命运的魔咒,驱动着他不惜与家人决裂,两进两出,一直试图逃离和挣脱武钢对他的人生捆缚。

在万志宏少年时期,武钢却是他和父母弟妹全家人梦寐以求的向往。
万志宏和父母弟妹原居于武汉市武昌县第九区(青山行政区前身)余家土库乡,是当地的一户普通农户。从万志宏老家的山村,走到繁华的汉口,要走整整一天。
少年万志宏对武钢最深的印象是:工资收入高,还有夏天随便吃的冰棒,随便喝的汽水。
作为1949年以来工业体系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武钢和当时大多数的国营钢铁厂一样,已经在短短数十年,将武汉东郊“沿江上下,此山独青”的远僻青山,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城市,这里不光有以“武钢”命名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电影院……还有自主生产的冰棒和汽水品牌,成为人们对这个产城一体的封闭小型社会的集体记忆。

如今武钢氧气厂所在的位置当时还是一座郊区荒山,少年万志宏曾爬上这座山,望着山下林立的烟囱,憧憬着自己有一天也能进入武钢。
少年万志宏曾以为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彼时,与他家相隔近10公里的武钢大多数员工是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辽宁鞍钢的技术援建者,本乡本土的村里少有人能与武钢有直接关联。

上个世纪70年代,武钢曾在村里招人,每户名额一个,万志宏的一位本家叔叔成为幸运儿。而万志宏的父亲万咸超则在1962年初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返乡务农,他教育万志宏三兄妹“要好好读书,不然就是和我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

但1985年,万家迎来了命运转变。已经投产27年的武钢从周边农村征地,万家的部分土地在征之列,万志宏的母亲蔡胜荣随后脱产进入武钢,成为一名清洁工人,每月工资70多元。1988年,武钢再次增产扩建,万家的土地和房子尽数被划入工厂范围,全家在户口页上都变成了“城镇户口”。

失去土地后,万咸超和刚刚初中毕业的子女万劲松、万秀丽都进入武钢实业公司,在这个1979年成立的钢铁服务配套企业里,三人的职位分别是司机、钳工学徒和包装工。
到2012年,这个用于安置职工家属的配套企业,就拥有正式员工2万余人。
当时,学习最好的万志宏正在念高中,他面临两个人生选择: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殿堂,或者考取武钢职业技术学校,进入武钢。
武钢职业技工学校始建于1973年,为武钢定向培养技术工人,尤其是轧钢技术工人。
在后来的回忆中,万志宏觉得“如果当时没有其它选择,我肯定就铆劲考大学了。”但最终,他选择了武钢职业技术学校,并于1990年毕业后进入了曾经向往的武钢,成为第二热轧厂的一名轧钢工。
每月工资一百多元,和初中毕业后当了三年学徒的弟弟万劲松差别不大。

唯一的不同是,万志宏的身份是“全民”、万劲松则是“大集体”。前者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央企武钢核心企业,是共和国真正的工人阶级,后者则是武钢下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后,他们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工。但事实上,整个青山,所有人依然沿袭着红色年代以来的身份称谓:“大集体”还是“全民”,因为直到如今,两者之间,身份待遇依然泾渭分明,近几年工厂效益下滑,还曾爆发过同工不同酬的敏感事件。

进入武钢后,万志宏和绝大多数的工友一样,三班倒,每天工作8小时,唯一相处的对象是一台按键简洁的机器,并通过这台机器将钢材轧成各种尺寸。
如果有钢材移位了,就冲上去踢一脚,免得轧出的钢铁尺寸出现误差。万志宏曾亲眼看见一个工友去踢钢材的时候,脚下一滑,双腿就被带进了隆隆作响的轧钢机,一眨眼,双腿就没了,“正常得很。”

直到这时,万志宏才发现,武钢这个他曾经仰视着,难以抵达的世界,是一个更加封闭的体系。
工作之外,武钢提供一切,以“街坊”为区分的街区里全是工友;所有人都乘坐班车上下班;公园、戏院、体育场冠以武钢的定语,拔地而起;教育系统从小学到大学为子弟们提供全套服务,学习的知识与武钢内部复杂的流水线一一对应;工厂里发放的零食水果在每个武钢人家里堆成了杂货铺……效益好的厂里,福利好得需要瞎编名目发钱。

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万志宏一辈子的生活,也是万家曾梦寐以求的生活。
在万志宏的父亲万咸超看来,工厂工作虽然辛苦,但相比种田,工人的生活还是既收入高、又轻闲。正是在进入武钢后,初中毕业再也没有动过笔杆子的万咸超,开始有闲暇写日记、买日本相机,用整整三大本相册记录下那两年的热闹生活。
但整天只能对着流水线上的钢铁发呆的万志宏却觉得无聊。他开始写诗,把作品寄往全国各地,并动了离开武钢的心思。他对同窗好友夸下豪言壮语“我一定会离开武钢的。”结果被讥讽,“等你退休了自然就离开了。”

by 万志宏
穿越天空是鸟的自由
也是鸟的生命
生命是一把土
抚育不灭的梦
没有天空的鸟
同样是一场悲剧
……
在家人和工友的眼里,捧着全民制铁饭碗的万志宏竟然想离开武钢,等于是疯了。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仅万家,所有的青山人都依附着武钢生活,整个青山区的麻将桌上流行着一句话“家有武钢,心里不慌”。
上上个世纪,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曾梦想过一种完美的光辉之城:基于大规模机械生产而对城市进行布局的功能机器,万志宏一家居住的白玉山街道及其所属的武汉青山区恰是这样。

在这把“手枪”里,武钢本部厂区占地面积达21.17平方公里,从北向南直切而下,西边是行政和商业中心红钢城,白玉山街道和武东街道则如两个小小的部件,镶嵌在武钢这个功能机器的东部边缘。

万志宏一家从1987年土地被征用后,就搬到了为武钢而建的白玉山。
如今,随着武钢的效益下滑,年轻人的大批出走,下辖4万多居民的白玉山,已经不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富庶繁荣的武钢第二职工生活区。
即使在夜晚进入白玉山,也能毫不费力地发现这里的破败:整条街区几乎没有路灯,老人们摸黑在街心花园里跳广场舞、孩子们摸黑打闹,为数不多的几个光源,来自零星散布的露天KTV,花费2.5元放嗓一歌是这里的中老年男女们奢侈的娱乐。
万志宏一家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历历在目。

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潮蔓延,万志宏也看到了更多的人生可能。1992年,用2个月时间拿到导游证后,他瞒着家人办了停薪留职,正式下海。
事后,万劲松评价万志宏的做法是“出去搞了几年旅游,把工作也弄没了。”万咸超更是气疯,“你知道,全民是啥?找关系都换不到的身份,他吊儿郎当,吃不得苦,就知道七搞八搞。”

就在万志宏停薪留职后的1994年和1998年,万咸超和蔡胜荣分别从武钢退休,过上了“拿着退休工资打牌、逛公园”的退休生活,一晃20年,两人如今每月退休工资加起来有3千多元。

也是在万志宏下海去做导游期间的1996年5·1劳动节,万志宏的妹妹万秀丽结婚了。和这里的大多数姑娘一样,对象也是武钢的,一个在交运部门跑火车的全民工。火车就在武钢本部厂区里面送钢铁、材料和矿石。

蔡胜荣说,当时连汉口的姑娘都想嫁到青山。但这句话没有在她的两个儿子身上应验,万志宏说自己当时是“谁也看不上”,万劲松则是“厂里女的都没几个,哪儿去找。”
2000年,开了一段时间导游公司的万志宏突然回到了武钢。他的解释是,出去以后发现 “导游也是吃口年轻饭,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发展方向。”
但万咸超说,“他在外面亏了钱,还亏得挺多,只能灰溜溜回来。”


结束停薪留职回到武钢的万志宏失去了热轧厂的原工作岗位,被安排到武钢下属的兴达公司做保安。
1992年,武钢实施主辅分流、企业改制,号称7万人将走向市场,不吃钢铁饭;兴达公司正是为了安置被分流的员工而设。在青山民间的说法里,这个公司主要是发配那些“不听话的,领导不喜欢的员工。”
拿着只有1000出头仅够糊口的保安工资,万志宏在这个岗位上呆了15年。直到2014年,工资才突破了2000。

万咸超曾希望万志宏去求他,因为他有一个总工程师朋友,可以让儿子万志宏回到热轧厂那个优渥的岗位。但万志宏没有去求他,万咸超也没有伸出援手。对于万志宏出走的不理解,让父子俩隔膜日深。“我知道他内心看不起我的保守。”万咸超说。

就在万志宏回到武钢的第二年,2001年,时间跨度长达近十年,被万志宏称为“文字游戏”的武钢国企改制进入尾声,万劲松被买断工龄,下岗回家了,同时被买断工龄回家的还有万家兄妹中的万秀丽。失去大集体的武钢工人身份,两人均拿到2万元的补偿款和两年的失业补助金。
这也是武钢人记忆中第一次大规模裁员。
万劲松估计,“当时实业公司起码有三分之二的人被买断工龄。”而在整个白玉山,被买断工龄回家的武钢工人也占了大半。

下岗后,在万咸超的支持下,万劲松买了一辆翻斗车拉建筑材料,业务主要来自当时武钢在建的新工厂。效益好的时候,每天毛利上千,顶武钢一个月的工资,“等于还是吃武钢饭。”
一年后,白玉山跟风开车的人越来越多,武钢的业务也变少,生意就不好做了。到2005年,翻斗车报废,万劲松通过武钢下属的精诚劳务中介公司再次回到武钢。
这次,他的身份是劳务派遣工,每月工资1600元,干的是全民正式工的活儿,但没有合同,没有保险,没有福利,没有休假,“就是个打工的,比开车稳定点。”

在万劲松重新进入武钢的2005年,正是武钢所谓“第三次创业”时期。2004年底,武钢的钢铁产能不到900万吨,但通过 2005年到2006年的三次兼并,年产能一举升至3000万吨,直逼行业老大宝钢。
但兼并除了带来规模,并没有带来效率,到2015年,武钢的劳动生产率仅有同行先进企业的三分之一,每吨钢的人工成本接近国内先进民营钢铁企业的三倍。
在万劲松眼里,这种现象就是,他一个人干着三个人的工作,让三个全民正式工拿着比他高1倍的工资,在一旁耍。

万志宏说,自己早就从这种无谓的消磨中看到了武钢衰败的一天。所以从回到武钢的那一刻起,他就酝酿着怎么找新的出路,“可以说,是为了离开而回去的。”
这一次,万志宏依然独自做了决定:学习法律。理由是:“我喜欢读书,喜欢跟人交流,而且律师是一个越老越值钱,永远不会退休和下岗的职业。”
但万志宏只有全日制的大专文凭。此后,自考大学法律本科的函授文凭和律师资格证花了他15年,其中光司法考试就考了整整七年,“我并不聪明,唯一擅长的只是看到目标坚持到底而已。”

在对这段漫长考学生涯的回忆中,万志宏每次给出的细节都不一样,包括工作、回家、读书三点一线的简单重复,把自己绑在椅子上强迫自己看书,疲倦的时候在家里对着墙壁打乒乓球,炎夏六月每天坐6个小时的公交,去新东方学英语,只用一只咸鸭蛋和馒头当午饭……
但比考学的艰难更令人煎熬的是,孤独。“家里根本没有人理解我,和父母在一起,基本是在骂我。”身边也没有朋友可以交流,受不了的时候,万志宏就骑着自行车,一个人去邻近的乡间对着鱼塘发呆,直到内心慢慢平静,再回家重新翻开书。
2008年,因为受不了每次回家都是冷锅冷灶,37岁的万志宏通过相亲结婚,未办酒席,也没有家人的祝福,妻子是白玉山附近的农民,“武钢内部的人根本看不上我。”

对于万志宏守着保安工作坚持考律师这件事,万志宏的妻子和娘家人一样不理解,“有那时间,去打份工多挣点钱多好。”时间日久,万志宏放弃了说服他们,“都理解我了,说明我做的事情毫无意义。”
从2000年开始,他就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总在赶火车,总是在临上车时汽笛鸣响,火车开走了追也追不上。他找朋友解梦,朋友说,你的心很野,你在梦想着外面的世界。

就在万志宏结婚的这一年,中国钢铁行业利润率呈断崖式下降,从2007年7.26%一度跌至0,极低的利润使得一大批民营钢铁厂关停,却加速了国营钢铁企业的新一轮并购扩张和行业洗牌,武钢也在这一年里达到累积产量2亿吨。
结婚后,万志宏的妻子同样进入武钢,成为一名临时工。

对于偏安白玉山和青山一隅的大多数普通武钢人来说,外面风云变幻的行业动态跟他们没有关系。
万劲松在十年里养成了四班三倒的固定作息,他很少关注外界的变化,直到2015年,因为女儿上初中,他才买了第一个智能手机,给家里装了网线。
对于曾因反抗同工不同酬,引起举国关注的武钢版 “飞跃疯人院”,万劲松一无所知。而徐武飞跃的“疯人院”,正是地处白玉山街道的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离万劲松居住的群力小区走路只需五分钟。
群力小区,是2012年白玉山最新建成的拆迁还建小区,万劲松因为拆迁补偿在这个小区低价购得了一套住房,也获得了他多年务工生涯内心最大的安定感。

用万咸超的话来说,“他(万劲松)的经历蛮简单,就是在武钢工作,下岗,又回去了,一句话就说完了。”
但这份简单的经历,在2015年底,因为一个解聘电话而画上了句号。
万劲松又一次下岗了。

而万志宏,经历了漫长的15年考学后,终于在他准备最后再考一次的2014年考过了司法考试,并在2015年3月拿到了律师资格证。
拿证后,在还没有找到实习律所的情况下,他就迫不及待向武钢递交了辞职信。9个月后,他被武钢的官方微信“幸福武钢”树为转型创业典型。
在万志宏还未从武钢辞职的时候,有段时间风传,武钢将消除不同等级员工间的待遇差别,好多“B类工”、“C类工”欢呼雀跃,万志宏觉得“简直笑话,怎么可能,但结果真的一样了,都回家了。”

万志宏庆幸自己走在了武钢裁员的前面,“如果我磨蹭到裁员这一天,心境肯定不一样,考不考得上就另说了。”
年近50的他一年律师实习期还没满,每天乘坐40分钟的公交车,从白玉山去青山拘留所外面拉客户,碰到“看起来像管事的家属”从所里出来,就走上去,“我是律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和他一起在拘留所门外竞争的,都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
有面熟的人,他还走上去打招呼,热情地问候“又来了啊?”人家气汹汹地啐问:“你想干嘛!”尴尬了一下,万志宏闪到一边,无所谓地耸耸肩,等着下一个人走出来。
从武钢这个封闭的环境里走出来,万志宏其实并不擅长找关系、拉资源;和任何一个刚刚起步的普通实习律师一样,业务并不稳定,生活依旧艰难;但万志宏说,关于这一点,他想得很清楚,心态也放得很低,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会改变。重要的是,他终于走出了武钢,有了自己可以主宰的命运。
有身边的工友向他请教转型经验,他毫不留情地回一句,“晚了!”
他猜,很多以前拒绝和他相亲的姑娘,如今应该和他的父母家人一样,开始后悔了。

但其实整个万家,除了父亲万咸超,其他人对他的近况一无所知,他妹妹万秀丽是通过光谷客才知道,万志宏已经辞职将近一年了。

万劲松同样不知道哥哥考上律师辞职的事,他正在找律师想打官司。从2005年通过武钢下属的劳务中介精诚公司重新进入武钢开始,长达9年时间,万劲松都没有社保,甚至连劳务合同都没见过。
直到2014年,万劲松的劳务关系被转入另一家劳务中介公司,才终于有了700元的社保。
在这家公司,万劲松的合同期是2年,到2016年4月1日。这一纸来之不易的劳务合同给了他信心,在2015年流言最盛的时候,他也没有作任何其它打算,“就这么几个月,总会熬过去吧。”但2015年最后一天,接到一个毫无征兆的电话后他就被要求上交工牌,工作结束了。

一群工友正抱团准备和劳务公司打官司,但万劲松对此并不报希望,“现在的武钢,打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他每个月要为自己和妻子缴纳1600元的社保,为今之计,是急需找到一份工作。
他在街道办做了失业登记。不久前,接到街道办通知,光谷有一家企业招聘保安,问他是否愿意。万劲松犹豫之后,拒绝了,“离家太远了”,他还是想找一份家附近的工作,哪怕再回武钢做临时工。

在孤独考学的15年里,虽然和父母居住的小区只有几步路之隔,但万志宏春节从未回去过。2016年春节,他回家看望了生病的母亲蔡胜华,但和无法理解他的父亲万咸超依然无话可说。
过完年,万志宏打算卖掉自己的一套住房,为妻子也筹备创业。结婚8年,受限于经济的窘迫,两人至今没有孩子。这套当年拆迁补偿时归于万志宏名下的安置房,是他唯一的“富余财产”,但让他遗憾的是,几年前,这套80平的住房还能卖到30万,如今只值20多万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被武钢工厂包围的白玉山,被一些青山人称为“武钢的贫民窟”,几乎没有人愿意来这里买房安家。唯一的希望是,五公里以外正在新建80万吨乙烯化工园区,一批新的失地农民将再次被安置到白玉山。

来源:中国新闻网
3月10日上午,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在人民网的“对话新国企加油十三五”访谈节目中表示,武钢集团正在进行人员分流,将有半数员工不再从事钢铁行业。
马国强称,“在去产能这个大背景下,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这8万人不可能都炼铁、炼钢,那么只能有3万人炼铁、炼钢,可能有4万人、5万人要找别的出路,这就是武钢现在在做的事情。”
2016年2月初,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并明确指出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据估算,该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量在15%左右,这一规模无疑是相当大的。
与此同时,在2月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大约共涉及到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钢铁系统将涉及50万人。在此轮去产能过程中,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个亿,作为奖补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的安置。
来源:光谷客
4月5日,位于北京新城通州区的“垂直循环式立体车库”试点工程完工等待验收。这种北京一家民营工程企业生产研发的“垂直循环式立体车库”每组设备占2.5个传统车位面积可以停放16辆车。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昨日,记者从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获悉,邵坪高速转安邵高速的寸石互通当日通车,意味着从长沙经长韶娄-安邵-邵坪高速前往邵阳,路程将缩短30公里左右,给清明假期往返长沙和邵阳的车主带来了好消息。
长沙晚报讯(记者 吴鑫矾 通讯员 江钻)昨日,记者从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获悉,邵坪高速转安邵高速的寸石互通当日通车,意味着从长沙经长韶娄-安邵-邵坪高速前往邵阳,路程将缩短30公里左右,给清明假期往返长沙和邵阳的车主带来了好消息。
据介绍,寸石互通没通车时,从邵阳经邵坪高速来长沙,得走完邵坪高速全程,再转娄怀高速,然后走安邵高速,再上长韶娄高速。现在邵坪和安邵高速的寸石互通通车后,就无需再绕道娄怀高速了。现在从邵阳到长沙,可以走S80邵阳北收费站上高速——S75邵坪高速寸石互通——转G55安邵高速——转S50长韶娄高速到长沙岳麓收费站,反之则是长沙往邵阳的行车线路。“路程比之前缩短30公里左右,时间节省20分钟的样子。”
沪昆高速潭邵段一直是我省车流量很大的路段,每到节假日出行高峰,极易出现交通拥堵情况,堵车指数很高。如今,在清明假期开始前,邵坪高速和安邵高速打通,往返长沙和邵阳的车主,就可以走新的行车线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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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益高速复线年底开工
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
长沙晚报讯(记者 吴鑫矾)昨日,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获悉,3月29日,湖南省发改委正式批复G5513长沙至益阳高速公路扩容工程的工程可行性报告,标志着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进入全面启动和实质性实施阶段。预计,该项目年底开工建设。
长益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即长益高速复线)起于望城区观音岩水库西,接长沙绕城高速公路西北段,并顺接银星路,经双江口,止于益阳市赫山区苏家坝。并在此通过互通接长益高速公和益阳绕城高速,全长约49公里,另建银星连接线约2公里、双江口互通连接线约1公里。共设互通式立交8处,收费站5处,服务区和养护工区各1处。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33.5米。该项目估算总投资约75.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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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周蕊、林苗苗)清明时节,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周边地区,墓园前挤满了北京和上海的车辆。中国大城市的殡葬费用究竟有多高?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来自A股、H股上市公司财报的数据显示:在上海、河南、山东、辽宁、安徽等多个省份拥有陵园墓地的H股上市企业福寿园集团2015年财报显示,福寿园2015年的墓穴平均售价约为每座人民币80211元,每平方米单价远超2015年上海市新建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每平方米21501元。这家墓园的定制艺术墓的平均售价更是高达人民币296227元。
葬在特大城市昂贵,周边异地墓的价格也不低。记者根据福成五丰发布的2015年财报估算,宝塔陵园销售的墓穴均价超过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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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4-2015)》显示,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现有墓穴都将在10年内用完。这一数据与记者在多地向民政业内人士咨询得到的结果一致,不少城市的墓园已经出现了现实的“死墓危机”。所谓的“死墓危机”是指在一些建设时间较早的墓地中,大量墓穴原定使用期到期,却又难以循环利用和征收管理费用,导致储备土地不足、即将“无墓可卖”“无地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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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云的作用就是将传统营销中的各类客户数据传入营销云,由云端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IBM认知商务事业部市场解决方案副总裁ChristopherWong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为了在营销活动中获取成功,营销人员必须利用新技术与每位客户沟通,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营销云通过全新视角审视、追踪、分析客户行为,获得传统营销方式不可想象的‘深度客户洞察力’,使营销单位实现更加高效、个性的数字营销。营销云通过整合企业各部门的数据,实现营销速度最大化,而这正是营销成功的关键。”
营销云具体来说,是园区、企业抓取用户在个人电脑中的访问足迹、习惯、需求……将这些数据上传至营销云平台,通过计算,分析出用户何时打开电子邮箱和即时通讯软件、需要什么类型的服务和功能、热衷于产品的哪些细节和体验……随后在用户打开信息软件前一刻,推送他热爱且急需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如果园区、企业的营销部门,没有统一各岗位所掌握的市场、客户数据,那这一精准的营销效果是难以实现的。
社交平台发挥营销云活力
社交软件是企业负责人、园区营销员都在使用的工具。营销云专家PatriciaCheong表示:“移动社交正迫使营销人员彻底改造与客户的交互方式。”因此营销云要想发挥活力,必将与移动社交软件开发商合作。企业在寻找落户园区时,即时通讯软件是他们与园区营销人员咨询、沟通的桥梁,是用户行为数据交换的源泉。
他们通常会在几个园区中,寻找最适合企业生长的栖息之地。有的人喜欢看朋友圈里的照片,有的人不愿意收到微博广告,有的人在邮箱停留的时间更长……营销云与移动社交平台合作,抓取用户的行为数据,选择该客户最好的时间,最爱的推送方式,将更详尽地反映客户的需求。与此同时也引申出,对数据安全的担忧和思考。数据立法迫在眉睫。
营销云有别大数据
营销云运用大数据,但又区别于它。大数据产业中,数据公司收集、整理、分析各类数据,随后将其“交换”给有需求的园区、企业。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长张国栋与《中国企业报》记者分析了大数据的作用:“需要转型的园区、企业获得的数据,会指导战略转型升级。同时大数据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绘制蓝图、整体规划、产业聚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大数据的用武之地”。不过,业内人士观察指出:“很少有公司将大数据运用到业务创新思维。”而营销云则是整合企业数据,通过云计算,协调营销策略,实现对客户的精准营销。
ChristopherWong基于对大数据产业的观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大数据对众多人和事物来说,引发了巨大转变,很多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大数据库,这些数据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系统。但问题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数据?首先最常见的是,验证客户的行为,收集各种不同资源的信息。那么问题又来了,公司如何根据这些数据、客户行为,采取必要的行动呢?营销云就是驱动这些数据的引擎,它通常以用户行为数据为主,整合企业数据资源,快速分析,及时采取行动。”
精准营销依靠云计算
从客户消费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数据的精髓并不止体现在数据采集的广度,更体现在单方面数据的深度,这就是现在通过“精准营销”处理过的广告,依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家、普通消费者需求的原因。从客户需求的“5W+1H”模式来看,营销人员了解了企业、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情况(What),也知道客户消费的时间(When),但并不了解谁才是真正的需求方(Who),是企业还是中介、是消费者还是朋友;也不知道客户最热衷的地点(Where),是靠近市中心还是集中产业链,是国内还是国外;还不了解客户的行为和动机(Why),为什么拒绝科技园而偏爱艺术园,为什么要环境而不要技术?更不了解客户考察的习惯(How),是线上还是线下,是酒店还是咖啡馆。营销人员只有通过与客户沟通,才能尽可能了解他们的需求。但是如果在此之前,用已掌握的数据对客户精准营销,从而吸引客户主动上门,岂不是更加亲切友好的方式吗?
精准营销已经成为包括电子商务领域在内的园区、企业各类营销的发展趋势,如今在微信中,我们已经在接收基于用户使用习惯数据,而推送的朋友圈广告。淘宝、京东等电商客户端首页显示的商品,也不再是过眼云烟,而相对于这些吸引用户驻足的信息,“刷屏”日益成为我们摒弃的方式。园区营销或可借鉴这种“云思路”,破解国内园区招商难题。微软、IBM等营销云提供商正在飞速拥抱中国企业,中国大数据、云计算的极速发展,定会使中国园区的云营销成为可能。

4月1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鲁豫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我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管理工作。
会 议听取了关于《济南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起草情况的汇报。随着我市前期大规模开展公租房建设,预计几年内将有 6万套公租房陆续交付使用。当前,国家和省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已将工作重点由前期建设转移到公租房分配入住上来,住建部明确要求各地尽快制定公租房分配和使 用办法。为此,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牵头起草了公租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会议认 为,建立健全公租房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维护公租房使用管理秩序,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政府为民服务的应有之义。从全国各地来看,并没 有成熟的经验可循,是一项创新性工作。因此,既要做到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好的经验做法,又要完善细化管理办法,切实增强可操作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从实际 出发,为全市公租房使用管理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来源:济南日报

中国江西网讯 记者李运辉报道:据江西日报时政头条消息,3月31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在南昌召开。陈俊卿以省委常委、上饶市委书记身份出席,这意味着,陈俊卿已获任江西省委常委。
个人简历
陈俊卿,福建南安人,1963年5月出生,199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8月参加工作。
1984.08—1992.12,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管正厅级事业单位)土建室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专业负责人;
1992.12—1994.12,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工程师、桥梁室主任;
1994.12—1997.01,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工程师;
1997.01—2000.06,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2000.06—2001.04,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深圳分院院长(副厅级);
2001.04—2002.03,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全院行政工作;
2002.03—2007.05,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院长(正厅级,2004.02—2005.12,华中科技大学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管理学硕士);
2007.05—2009.02,江西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
2009.02—2010.08,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2008.05—2008.08,兼任江西省支援四川灾区过渡安置房建设现场指挥部指挥长;2008.08—2012.04,兼任江西省对口援建四川省小金县现场指挥部指挥长);
2010.08—2010.09,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
2010.09—2011.01,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党组书记;
2011.01—2013.08,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2013.08—2016.03,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2016.03-江西省委常委、上饶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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