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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1 07:43:11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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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获悉,与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同属于财税改革三大重点任务之一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正在推进。目前,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正在征求意见。根据过渡方案的征求意见稿,营改增之后,增值税收入或由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专家表示,过渡方案有利于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未来不排除在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后,再进一步调整收入划分。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15年1至12月,国内增值税31109亿元,营业税19313亿元。长期以来,增值税和营业税位列我国前两大税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从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改增。这意味着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将稳居第一大税,收入规模将遥遥领先。业内人士认为,增值税收入划分是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最关键的部分,为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记者从多位地方财政系统人士处获悉,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已经向地方征求过意见,下一步在中央层面征求完意见、进行调整后,有望向社会公开。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收入划分会充分考虑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

  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张勤和此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财政部先后多次征求过地方意见。

  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重点任务之一,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其前提是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同时,要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机衔接。对消费税、增值税分享的范围和比例,中央征求地方意见后,将根据营改增改革进展情况择机推开。

  一位山东省财政厅人士告诉记者:“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已经向地方征求过几次意见,到中央层面是否会有变化不得而知。”该人士表示,收入的划分一定要调动两个积极性,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都考虑进来。

  一些省份财政厅人士对记者表示,赞成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中提出的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分成。一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人士称:“我们认为在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应该尽快出台这个过渡性的改革方案,理顺中央和地方利益划分。”一位黑龙江省财政厅人士表示,赞成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五五分成的方案,不过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上还要斟酌。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省份间对于收入划分比例存在不同看法。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由于税源充足,更希望提高地方收入划分比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有赖于中央转移支付,希望中央在收入划分中占比更高,从而确保中央有更多资金用于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

  “中央的收入要保证,有可能的话再多给地方划分些就更好了。”上述山东省财政厅人士表示。

  张勤和则表示:“甘肃省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自给率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70%以上的部分依靠中央补助。希望通过这次收入划分,稳步提高中央收入占全国比重,进一步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与央地收入划分改革相伴,地方税体系应尽快建立。上述黑龙江财政厅人士称:“这个征求意见稿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方案。我们认为应该加快建立地方税体系,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把地方收入体系建立起来。地方有了一定的调控权,更有利于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征求意见稿的整体逻辑是平稳过渡。在目前中央和地方事权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原有的财力结构要基本保持,五五分成的比例应该是经过测算、确保和过去基本持平或略有调整。杨志勇表示,这个征求意见稿毕竟是过渡方案,未来还有可能根据动态进行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随着未来中央和地方事权的重新划分,不排除收入也会进一步重新划分。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

  张高丽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务实合作特别是能源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能源合作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双方要运营好已经建成的中俄原油管 道、增供油等大项目,建设好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加快商谈西线天然气管道等项目,还要积极探讨新的合作项目。在合作模式方面,双方要创 新合作思路,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拓展上下游一体化、油气装备制造、加工技术服务、工程建设、油品销售服务等新领域合作,保持中俄能源合作持续稳 定发展势头。

  米勒表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能源合作正在按计划顺利推进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愿与中方一道,积极商谈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提升双方能源各领域战略合作水平。

中国纪检监察报4月3日消息,他是欺瞒组织的“导演”,在省委巡视组收到关于自己违规公款报销的举报后,担心其他违纪问题败露,自编自导了一出攻守同盟“大戏”;他是钻进钱眼的“财迷”,大到家具、电器,小到孙女的奶粉、纸尿裤,甚至一双袜子,“衣食住行”样样都在公家报销;他是信奉菩萨的“香客”,购新车找寺庙主持“开光”,建新房让风水先生看风水,然而菩萨没能保住他的平安,新房还没入住,他便应声落马。湖南省衡阳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彭应龙——
  
  “衡阳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彭应龙任职期间,违规公款报销个人费用114万余元、收受贿赂180余万元、贪污公款130余万元。最终,彭应龙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湖南省衡阳县政协日前组织开展集中警示教育学习活动,全体班子成员认真学习讨论衡阳市纪委对该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彭应龙违纪问题的通报。
  
  据了解,彭应龙凭借自身努力,从一名普通干部逐步成长为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然而,随着职务的提升,彭应龙却陷入贪腐的泥沼中,演变成为欺瞒组织的“导演”、钻进钱眼的“财迷”、信奉菩萨的“香客”,在他事业即将“谢幕”的时刻惨淡“落幕”,令人唏嘘。
  
  欺瞒组织的“导演”
  
  2015年9月,湖南省委巡视组在衡阳县巡视期间收到一条关于衡阳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彭应龙在县建设局违规报销7万元的举报。巡视组随即将这一举报转交衡阳市纪委进行处理。
  
  经衡阳市纪委调查组查实,彭应龙除了存在违规在县建设局报销问题外,还有一笔从县政协财政账户上打入其个人账户的10万元公款也涉嫌违规报销。调查组立即到衡阳县政协进行核查。
  
  市纪委的到来,让彭应龙心惊胆战,他担心万一调查组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自己的其他违纪行为就会随之暴露。经过整整一天的冥思苦想,彭应龙精心“编排”了一出“好戏”,企图金蝉脱壳。
  
  第二天晚上,彭应龙将其老家石市镇兴隆村的村会计刘某、村民小组组长胡某和专做基建工程的朋友肖某约到家中,说:“市纪委正在调查我在县政协和县建设局违规公款报销17万元的事。你们帮我伪造一套修路的材料,调查组问起来就说那17万元给村里修路了。”在征得3人同意后,彭应龙安排刘某和胡某准备好村小组的公章和收据,肖某做好路基工程的预算和工程承包合同,3人分别在合同上签了字。彭应龙对每个细节都仔细把关,还安排做生意的朋友欧某作伪证,让欧某说自己事先向他借了10万元付路基工程建设款,在县政协报销后再归还给欧某。
  
  彭应龙认为自己的攻守同盟“大戏”天衣无缝,面对组织调查他装傻充愣。然而,心虚的刘某、胡某在衡阳市纪委强大的“攻势”下,很快交代了串供事实。
  
  钻进钱眼的“财迷”
  
  “大到家具、电器,小到孙女的奶粉、纸尿裤,甚至一双袜子,‘衣食住行’样样都在公家报销。”据调查组人员介绍,彭应龙的贪婪耸人听闻,毫无下限。
  
  2010年,彭应龙担任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的同时,还在县里兼任利德有陶瓷和衡利丰陶瓷两个重点发展项目指挥部的指挥长。也是在这个时候,彭应龙在兴隆村修建的新房竣工。这栋彭应龙准备退休后入住的豪宅依山而建,白墙围绕、亭台点缀、石狮伫立,建筑面积1700多平方米,耗资数百万元。为了筹集建造资金,彭应龙以兴隆村修河堤、修路等名义,在项目指挥部和县住建局套取资金90余万元。此外,彭应龙新房的装修材料、家具、电器以及个人生活用品、党费等,他都在项目指挥部报销,金额达100余万元。
  
  除了私下的报销,彭应龙还公开向有关单位索要财物。豪宅到了晚上不够亮堂,他找到县能源办负责人,强行要求在其宅院内免费安装4盏太阳能路灯;觉得绿化不够,他利用到县环卫局苗圃园林处检查工作的机会,要求苗圃园林处负责人免费移植40余株桂花树苗到其宅院周围。甚至自己的身后事,彭应龙都打起了公家的主意。他到衡阳县岣嵝峰林场调研时,向林场负责人提出想买棺材木料。碍于情面,林场负责人将修建防火隔离带时砍伐的杉木送给了彭应龙。
  
  彭应龙怕公开索贿有损自身形象,便利用当地习俗“合理”敛财。2014年,彭应龙通过私自调高行驶里程违规处置自己的公车后,为自己新申购了一辆公车。之后,彭应龙开着新车到各单位和企业“串门”,一些单位负责人和企业老板只好按当地习俗“意思意思”,多则上千,少则几百,彭应龙全部笑纳。2015年9月,正逢彭应龙60岁生日。当时恰逢湖南省委巡视组在衡阳县巡视,但他依然不收敛,顶风违纪,让身边人邀请当地部分领导干部和企业老板参加自己的生日宴,共收受礼金6万余元。
  
  信奉菩萨的“香客”
  
  彭应龙文化程度不高,却自恃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处理问题颇有手腕,对理论学习毫不在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彭应龙的学习心得、对照检查材料、整改材料都由下属代劳,甚至连“三严三实”的具体内容都不知道。
  
  然而,彭应龙却对神灵、风水“情有独钟”。彭应龙一方面肆无忌惮贪腐,一方面常常担心自己的违纪行为败露,于是便经常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无事。
  
  新购公车后,他特意来到南岳烧香,并花了700元找寺庙住持为新车“开光”,以此保佑其平安出行。彭应龙位于兴隆村的豪宅修好后,就请来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给新房看风水。经风水先生指点,他花费了6万元建造了所谓的“神坛”。然而菩萨没能保住彭应龙的平安,新房还没入住,彭应龙便应声落马。
  
  “人无钢骨,安身不牢”。彭应龙的“钢骨”在疯狂的敛财中早已被腐蚀得锈迹斑斑。作为共产党员,就应对党忠诚老实,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彭应龙走错了人生道路,最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在本应颐养天年的年纪却身陷囹圄,留给党员干部深刻教训。

红网衡阳4月5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彭双林)据衡阳市纪委消息,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研员刘佑德涉嫌违纪,现正接受组织调查。
  
  刘佑德,男,汉族,1968年5月出生,湖北天门市人,大学文化。199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10月入伍,历任战士、机械师、技术员、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组织干部股股长、副营职干事、副营级政治教导员、大队党委书记、团党委委员、组织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委员、团党委书记、师党委委员等职。2011年1月转业任衡阳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2013年12月至2015年4月任衡阳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2015年4月至今任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研员。

  编者按/  “房姐”龚爱爱、“首长身边人”马茂根、全国人大代表刘某某……应邀,或主动杀入的各路神秘人物,在对动辄百亿级别的煤田利益中,各显神通,导致己方或 对手,频频涉罪羁押,但又不时脱身出来,再寻高人或误遇恶魔。争斗不断升级,期间相应股权由于有人“两头吃”,变得异常纷乱复杂,在大陆、香港发起诸多诉 讼,周永康则被认为是这场争斗最后一个干预的“大佬”,然而周落马之后,于司法中留下的旧迹难除,争斗僵持,但无法解局。

  一线调查

  港区人大代表联名指周永康干涉

  李嘉诚旧部陕北遭遇十年煤矿纠纷

  在发函指出调解内容操作中“可能”违法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出一份没有文号的通知,指导五家当事企业如何履行调解书。针对陕北煤田纠纷的这一罕见操作,被 指与最高院原副院长奚晓明有关。而那份由陕西省高院主导的民事调解,更被指责以利益相对方代表港商,存在恶意串通。

  “我能问到的所有律师,都觉得这太荒诞。”过去十年,港商高海燕谢和平夫妇深陷陕西常乐堡煤矿纠纷,甚至一度被通缉、被打伤。高曾在和记黄埔进入大陆早期 担任高管,她无法理解自己投资十年后非但没有回报,却接连落难。过去两年,数十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向最高法去信,为这位李嘉诚旧部发声,希望纠正案 件中多处明显错误。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常乐堡煤矿长达10年的纠纷中,曾有大量官员参与,亦有“房姐”龚爱爱、全国人大代表刘某某、“神秘人物”马茂根等人参与,极为曲折离奇。

  暗藏多名官员

  高海燕1991年赴港,1994年受和记黄埔委派返回大陆,担任公司高管,帮助集团拓展大陆业务。如果就此打住,这位经济学女博士,绝不会至今奔走于香港、北京、陕西三地 “喊冤”。改变一切的,是十年前那场回乡投资。

  2003年,陕西榆林市有关部门前往香港、上海招商,祖籍榆林的高海燕受到邀请。“当时有十几个煤矿,都需要改制、扩建,希望我们能够参与,但我说只做一个。”高海燕与丈夫谢和平决定只投资榆阳区人民煤矿(后改为常乐堡煤矿)。

  彼时,坑口价只有40元/吨,该矿负债且职工闹事,是政府眼里的大麻烦。2004年12月,高、谢所在的香港中信矿业集团(以下简称“中信矿业”,BVI 公司)与榆阳区政府签订改制合资扩建协议,约定由中信矿业和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公司(即原人民煤矿,以下简称“常乐工贸”)共同合资成立榆林市常乐 堡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乐堡公司”)。其中,中信矿业出资4970万元,占股70%,常乐工贸出资2130万元占股30%。外方委派谢和平,代表大 股东,担任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中方则由原矿长张新田担任合资公司总经理。

  2005年1月,常乐堡公司在工商部门完成登记注册。期间,由于矿上负债,常乐工贸向工人集资800万元,其余资金则找当地官员、商人集资而来。高海燕、谢和平则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采矿证件。

  此时,煤价开始上涨,但矛盾也涌来。就在改制后不久,由于老矿工不满改制举报,2005年8月,总经理张新田因涉嫌贪污被刑拘,但不久又被取保候审。也是这一年,坑口价翻倍,变为80元/吨。

  “当时常乐工贸被查出有几十名官员参股。”多名当事人证实了这一说法,常乐工贸随即为部分官员办理了退股,但至今仍有人未退股、未分红,变为纠纷。矿工举报、官员退股,尚与高海燕无关,高、谢二人则忙于申请扩大井田面积,申办矿权。

  但此后,危机频现。2005年9月,谢和平在西安酒店门口被人打伤,2005年11月,总经理张新田等人将常乐堡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变更,试图让高、谢二人出局。

  面对这一变故,高海燕、谢和平耗费三年时间,向陕西省工商局及国家工商总局举报,最终得到纠正。但张新田等又对省工商局提起行政诉讼,并败诉。2008年2月,工商资料变回原状,谢和平为法定代表人。

  此时,煤炭坑口价已一路升至300元/吨,而常乐堡开采深度100米,成本则在百元左右。“他们所有变更文件都是假的,就这样,还是耗了三年才打赢官 司。”高海燕称彼时深感疲惫,但好在当年矿产相关证件完成了办理,常乐堡煤矿从原来的四平方公里,变为17平方公里(探矿权)。需要提及的是,2005年 之前,中信矿业原系香港百浚天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浚天成”,2002年由高海燕与谢和平在港注册成立)全资拥有,但2005年后,安哥拉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ANGOLA GROUP HOLDINGS LIMITED香港注册,以下简称“安哥拉”)与百浚天成签订协议,欲入股中信矿业。

  “说定两天签协议,十天打款进来,但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履约。”高海燕称,双方曾就此在香港有诉讼,但安哥拉却来到大陆与张新田联手发起多个诉讼。中信矿业在2005年注入2000万元后,由于中间存在官司,2008年则由百浚天成代中信矿业注入356万美元。

  “血光之灾”

  “办理完相应采矿证后,就有朋友劝我们夫妇赶紧撤出来,说煤矿这个黑窟窿,我们这种白面书生是要遇到麻烦的。”高海燕说。此话一语成谶,整个2008年发生的事,可谓噩梦连连。

  2008年3月,常乐堡煤矿出现透水事故,当地政府要求法人谢和平担责。但最终因该矿平时均由张新田经营而作罢,但治水迫在眉睫,于是高、谢二人带领江苏治水专家及施工队伍进驻。

  “小股东给的坐标,后来都被证实是假的,过了一个月,我们都没找到出水点!”高海燕称,随后的5月20日,针对治水及管理等问题,各方聚集召开董事会,但 当天不欢而散。高海燕、谢和平作为大股东要求对账目进行审计,并提议设置董事长助理一职,希望尚在取保候审的总经理张新田能够服从这一安排。

  高海燕回忆,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夫妇二人即抵达榆林机场准备飞往西安,但在过了安检之后,突然接到张新田姐姐的电话:“她说张新田被人打了,危在旦夕,说 如果不是我们干的,让我们回来处理,如果是我们干的,就赶紧跑。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就立即沟通机场,让把行李退出来,不飞了,让谢一个人去西安。”

  但随后高海燕在机场外被警方控制,警方还将谢和平拦下一并带走。“来的车和司机,都是张新田的,但里面却坐着警察。”高海燕、谢和平自此被关在看守所长达6个月。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各方各有表述,网络上一度描述此事为“董事长雇凶砍伤总经理”,高、谢请来的治水及审计人员,被指认为“只削头皮”的凶手。   

  “20公里外住所中,工人买回来用于支蚊帐的43根1.2公分空心铁管,被说成是现场凶器。”高海燕称,她和律师查看全部卷宗后,发现公安既没有抓到现场凶手、更未查获现场凶器。

  在两人被关看守所期间,2008年7月,张新田任法人代表的常乐工贸作为原告、安哥拉作为第三人发起了一场诉讼:请求法院认定356万美元系虚假注资,并 希望获得这笔出资相对应42%股份的有限购买权。高海燕在看守所得知该诉讼后,以绝食要求公正审理。最终,榆林市中级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求。

  “我们在里面始终不让见律师,市里又说这是大案、要案,家人很担心误判,有人推荐全国人大代表刘某某过问此事,他最初说自己信佛,乐于助人,可以把我们的 遭遇反映给陕西高层。”高海燕称,刘某某后又要求将百浚天成过户在他名下,以方便向领导说事,否则难以营救,于是高海燕的亲属与其签署转让协议,将百浚天 成转让到刘某某控制的多家BVI公司,但约定对价待高、谢二人出来后协商。此后又前往香港办理“过户”。

  最终,在当地检察院“调解”下,高、谢二人向张新田等赔偿600万元。而这600万元则被刘某某认为是过户百浚天成的“对价”。

  事后高海燕查明,刘某某当年在尚未出手施救的情况下,即已将百浚天成再度转卖。2011年12月,港高等法院已批准执行回归。2016年1月港法院审理后认定刘某某的“转卖”无效。

  “原路退回”

  从看守所出来一个多月后,谢、高与刘某某协议未果。当地检察院第二次以“涉嫌雇凶伤人”受理案件,并对谢和平实施通缉。“很蹊跷,受理通知都没有给过我们。”高海燕称此后她一个人应对常乐工贸和安哥拉的上诉,以及刘某某的问题,一度昏厥街头。

  “雇凶伤人”案最终反映到最高检,省市两级检察院被要求带卷审查,最终得以撤销。有趣的是,高海燕后来从香港诉讼中获得证据显示,就在2009年5月,刘某某将百浚天成又以1.5亿元卖给了张新田。而安哥拉则被其股东曾卫、李东、陈木以1.4亿元转让给张新田。

  至此,常乐工贸的代表张新田,实际拥有了中信矿业的“爹企业”控制权——百浚天成过去100%控股中信矿业,而安哥拉与其合资后,持股50%,但因未支付任何对价,仍在香港诉讼、效力待定。3月25日,张新田在接听记者电话后,表示不愿再谈此事。

  高海燕称,在2009年及之后很长时间,他们夫妇并不知道这一变故,获得上述证据则是在三年之后。

  于是,常乐工贸与安哥拉针对“虚假注资”在陕西省高院的上诉,变得“妙趣横生”:原告一审要求认定“虚假出资”及“享有优先购买权”,但陕西省高院却以另 一诉请“原路退回出资”进行调解;而判决书中,常乐堡公司法人代表为谢和平,但委托代理人却是“对头”张新田;安哥拉一审中被认定“不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第 三人的法定条件”,则变为原告出现在调解书中。

  谢和平曾向最高院出具证明,称自己对该调解完全不知情,更不可能委托与自己权益有着尖锐对立的原告张新田。而中信矿业的代理律师刘建仓则在调解前数次邮件表示根据公司法及外汇管理规定,注资资金不可以退回再注入。

  三页纸的(2009)陕民三终字19号民事调解书显示,双方达成三条内容:1。常乐堡公司将百浚天成代中信矿业出资的356万美元退回,再由中信矿业股东 协商后重新注资356万美元;2。常乐工贸不再追究中信矿业逾期出资的违约责任;3。常乐工贸及安哥拉放弃优先购买股权及其他诉求。

  判决书是2009年6月29日作出的,五方企业分别为上诉方常乐工贸、安哥拉,被上诉方中信矿业、百浚天成,第三人常乐堡公司。“现在从证据来看,这是一 次恶意串通,张新田从刘某某处买了百浚天成,而中信矿业的律师又是刘某某的堂弟。”高海燕称,他们并未接到开庭通知,更不知为何会有调解:“对方针对 356万美元的注册资本金,原告咬定虚假注资,被告坚持真实有效,你让双方怎么调解?”

  不过,刘某某600万元“买来”百浚天成一事,则在2010年6月3日被西安仲裁委员会裁定无效。知名法学家江平担任首席仲裁员,仲裁书则对那次“转让”认定为“趁人之危,显失公平”,予以撤销。

  最高院公函

  2010年4月,最高院受理中信矿业再审申请。当年8月,最高院民四庭作出59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356万美元“先退出再注入”并不违反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相关法律规定;陕西省高院未通知开庭不构成程序违法。

  至于常乐堡公司委托张新田一事,裁定书称“该授权委托书虽然没有法定代表人谢和平的签名,但谢和平在二审期间并未提出异议,故张新田可以代表常乐堡公司参与调解”。

  对于调解协议是否已经生效,最高院认为“如果中信公司在调解协议签署后反悔,可以不签收陕西高院制作的调解书,但是,中信公司仍然签署了该调解书,故该调解书已经产生法律效力”。

  借此,最高院驳回中信矿业的再审申请。但在同一天最高院给陕西省高院的文件(编号同为596)中,最高院则改口称陕西省高院制作的调解书中第一项356万 美元先退回、后注入,“虽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存在原出资款项退回后,不能重新注资的情形,从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为防止抽逃出资的情形出现,请你院在该民事调解书执行过程中,要求中信公司先向常乐堡公司汇入356万美元之后,再将原出资款项退 回。”

  简言之,最高院把调解书里的“先退回、再注入”改成了“先注入、再退回”。这一顺序变化之外,则丢掉了原调解书中“中信矿业股东协商重新注资”这一表述。

  “一边在裁定书中认定陕西省高院调解内容不违法,一边又发文说如果执行调解,就可能违法,还热心指导该怎么应对,太荒诞了。”高海燕称,但这依然不算是最 蹊跷的一幕,几年后她发现,在作出上述裁定一年后的2011年7月,最高院曾再次向涉事五家企业发没有文号的“通知”。

  该通知称“上述内容虽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存在原出资款项退回后,不能重新注资的情形,从而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于是,最高院再次强调了要本案各方当事人依照“先进后退”的顺序履行陕西省高院调解书第一条。高海燕称,最高院制发多份法律文书,旨在“原路退 回”2008年2月的那笔外汇资本金,无论是先退出,后汇入,还是先注入,后汇出,都是违反国家行政法规和条例的,更会触犯刑法,将构成抽逃注册资金罪。

  “我咨询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得到很明确的答复,这是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也是违反公司法的,但最高院却一而再再而三要求这么做。”高海燕称,因张新田又将 百浚天成卖给他人,目前针对中信矿业的归属在香港有多个案件正在审理,故而这一判决对常乐堡煤矿最终去向颇为重要。

  2011年12月,最高院发文(法联复[2011]第501号)称“内部函”和“通知”与596号裁定不存在任何冲突,且认为中信矿业的代表人和代理人并 非高海燕与谢和平。并称“调解书实质上确认了该356万美元的出资义务及其赌赢的股权仍属于中信矿业而与常乐工贸无关,亦与白浚天成公司和安哥拉公司无 关”。

  纠纷难解难平

  “既然安哥拉是案外人,与国内注册资本金案无关,而且一审时就已认定,那么陕西省高院为何将其列入“上诉人”,白纸黑字地写入调解书,最高院不仅不予以纠 正,而且在596号《民事裁定书》上记载着安哥拉的“辩称”。高海燕称一审胜诉认定356万美元出资真实有效,二审未推翻这一结论,却调解要求退出境外, 令人费解。

  2012年,最高院又在一份文件中针对此事说道:“在再审审查案件中,如果发现原审判决或者调解书存在一定瑕疵,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理由又不符合启动审判 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条件的,我院的通常做法是在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同时,以内部函的方式向原审法院指出相应问题并提示其予以注意”。

  高海燕认为这意味着最高院将陕西省高院的调解书视为有一定瑕疵。2013年3月,最高院以(2012)民监字第132号通知中信矿业和常乐堡公司,驳回其申诉。“此时我们掌握了常乐工贸与其他几家串通的证据,但最高院几乎复制了之前裁定内容。”

  该132通知文末强调,当年与裁定书同日发出的596号通知,“不具有改变调解书内容的效力,亦不应作为执行的依据”。

  而在香港,由于张新田后期又将百浚天成转给神秘人马茂根,马又转给“房姐”龚爱爱等人,相关诉讼变得复杂起来,中信矿业因为成为争夺标的,自2008年 11月起,即由“接管人”接管,2016年3月的一次开庭中,曾经自称中央首长身边人的马茂根承认自己并无背景,且另有证据证实其曾伪造多个身份证、一度 牵涉杀人案。

  而7年前由陕西省高院作出、被认为是争议焦点的那份调解书,高海燕称谢和平至今未收到,当然,这七年中亦未有人申请执行,倒是最高院一再发文指导如何履行,令人费解。

  “我曾向陕西省检察院申请发起对法院的监督,但后来不了了之,结果在香港和马茂根交换证据,却发现了他竟然有一份陕西省高院做出来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我作为申请方却至今没有收到。”高海燕称。

  此外,张新田已将常乐工贸转让给刘小平等人,后又发起诉讼要求撤销转让,最高院的相关裁定中,龚爱爱的好友王鲜也出现在其中,其占股10.99%,仅次于刘小平。

  不过,张新田在2011年9月被西安市中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资料显示,外资方举报张新田挪用资金数亿元,公诉2000多万元,法院最终认定50万元。

  3月25日,记者联系最高院曾审理该案的一位法官采访,他称不便就此评论,一切以法律文书为准。

  记者证实,2016年两会期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再次向最高院过问此案,但得到的答复与上述最高院文件类似。此前的2015年两会期间,十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向最高院去信,信中直指周永康曾干预该案走向。

  高海燕、谢和平在2013年申办完高家堡煤矿采矿证,17平方公里矿区除了2008年透水事故外,始终在开采,多方将巨额收益转走,高、谢二人投资十年未见分红,至今仍处股权争夺战中。

事发楼栋后门,墙壁已被熏黑,附近的花草也被烤焦事发楼栋后门,墙壁已被熏黑,附近的花草也被烤焦
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在事发现场大门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在事发现场大门
昨日下去,事故调查组的工作人员深入事发现场进行 调查取证昨日下去,事故调查组的工作人员深入事发现场进行 调查取证
附近群众在警戒线外议论纷纷,对事情的进展表示关注附近群众在警戒线外议论纷纷,对事情的进展表示关注

  原标题:太和一民房烧了数小时致6人身亡 遇难者多为雇佣工人

  前天下午,太和县文明路北侧巷道一栋四层居民楼发生火灾。大火从一层烧起,一直烧到四层,持续燃烧数小时,导致6人不幸死亡。据了解,房主在当地经营服装和鞋子,已被当地有关部门控制。失火民房内存放衣服、鞋子和药品。六名遇难者中,王哿哿从事药品销售,李晓飞在民房内安装监控,其余四人多为李某雇佣的工人。

  大火烧了数小时

  昨天下午2点多,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赶到现场时,发生火灾的民房四周依然人头攒动。家住附近的李先生说,大火从前天下午5点左右烧起来,“当时火太大了,没人敢靠近。”

  火势越烧越猛,当地公安、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据目击者称,由于巷道太窄,刚开始只有一辆小型消防车开到屋前,大型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一直到下午6点多,火势还没有得到控制。后来界首、阜阳的消防车也赶来增援,晚上8点大火才被扑灭。”

  记者在现场看到,太和当地的调查组正在事发房屋内调查火灾原因,附近的空气中不时传来焦糊味。

  火灾致六人遇难

  昨天早晨,太和县委宣传部通过官方微博“太和发布”向社会通报称,救援人员先后从现场搜救出6人,但6人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昨天下午,记者经过多方走访,获取了6名遇难者相关信息。

  6名遇难者为两男四女,均为太和当地人,年龄最大的为47岁,最小的24岁。他们分别是47岁的梁灿霞(女)、32岁的焦瑾(女)、26岁的张晓娅(女)、31岁的王哿哿(女)、28岁的李晓飞(男)和24岁的马壮(男)。

  昨天晚上,记者看到王哿哿的弟弟徐先生发布的朋友圈。他说,姐姐的一部苹果6(金色)下落不明,手机里存有姐姐的照片和视频,希望好心人捡到和他联系,给家人留个念想。徐先生告诉记者,姐姐已经成家有小孩,前不久开始做药品销售,“父母都伤心得病倒了。”

  原因仍在调查中

  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事发房屋附近的民房均为自建房,有十多年历史了。民房除了南侧有院子、大门,北侧还有单元门,房屋多为出租。与其他民房不同的是,事发房屋北侧没有开通单元门。附近居民告诉记者,经常听到事发房屋传来吵架声,“他家院子的灯一夜开到亮。”

  事发民房是何用途?昨天傍晚,一位知情人称,房主姓李,在县城开了一家服装店、一家鞋店。“他家房子也作仓库使用,里面堆了很多鞋子和衣服。”李某还经营药品生意,“遇难者中,大多是李某雇用的工人。”

  火灾发生不久,李某匆忙赶来,向屋内大喊道:“快往楼顶跑,楼顶是通的!”记者了解到,事发平房上面有个小房间通往楼顶。站在隔壁民房的楼顶,可以看到事发民房的院子一片狼藉,地上堆放着多个铁桶和药盒。一位消防人员透露说,里面确实有药品。

  昨天傍晚,记者找到李某在县城经营的服装店,卷闸门已经关闭。附近店员说,昨天上午就关门了。据了解,李某已被有关部门控制。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本报记者 胡广/文 陈群/图

  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陈群胡广

  ◇ 文爱华

  纷纷细雨泪相催,

  缕缕青烟念已随。

  一束鲜花三盏酒,

  叩首犹觉古人归。

红网汉寿站4月3日讯(分站记者 黄国训)4月1日下午,厦门常德商会会长、厦门实权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万忠一行来湖南汉寿考察并召开座谈会。县委书记罗先东,副县长李碧波,县政协副主席、县工商联主席余淑娴出席会议。
  
  会上,袁万忠一行观看了汉寿县招商宣传片,详细了解了汉寿县的投资环境、建设环境、生产生活环境等情况。
  
  罗先东表示,厦门常德商会考察团来汉寿县参观考察,有利于双方加深了解,对于企业和地方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汉寿县自开展招商引资“百日攻坚”活动以来,经济飞速发展,成绩喜人,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希望考察团能在汉寿投资兴业,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李碧波主持会议。
  
  会前,袁万忠一行还到高新区标准化厂房、高新区管委会等地进行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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