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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翥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意思是说清明节这天上坟祭扫的人群，焚烧的纸灰像白色的蝴蝶到处飞并哭地很凄惨。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鲜花、盆栽代替了元宝纸钱，网络祭祀以及家庭追思等文明祭祀现象已经慢慢“浮出水面”，走进了祭祀人们的心中。笔者认为，文明祭祀不仅是时代进步所需，更是环境保护与人们安全所需。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所以，网络祭祀也应运而生。人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通过发一段文字、点一根“蜡烛”、献一束“鲜花”的方式来寄托哀思。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人可能都不在家乡，去了他乡，因此很少有时间回来祭祀。但网络祭祀却给这一批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人们可以利用先人的“网上墓碑”，随时随地打开电脑，把想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更能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而不止于形式。所以，网络祭祀将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所谓情系家祖熊似火，此火非彼火；心念林木深似海，此海非彼海。所以，我们需要安全文明祭祀，自觉做到不在山头、林地、墓地烧纸焚香；不在交通要道两侧、景区及水源地等处建坟立碑和焚烧冥纸，因为这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也会造成火灾等安全隐患，从而引发安全事故。所以为了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及生态环境,共同营造整洁优美的城乡环境，我们应该自觉放弃焚烧纸钱香烛、燃放鞭炮烟花等陈规陋习，更多地采用鲜花、植树等文明祭祀方式，让一股文明祭祀的热浪席卷而来。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祭奠先人，骨肉情深；鲜花一朵，告慰亲人，改变陋习，祖先欢欣。借着思想和追忆在心中重新树起逝去者的影像，在记忆深处触摸、感受亲情的温暖，这是“祭奠”最纯粹的意义和情怀。文明祭祀，不仅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更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让清明清淡明智，真正“清明”起来。
文/水中月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向全体教师下发了一个通知，文件载明，鉴于学校女教师人数较多，涉及的教育教学工作面大，如果不计划生育，难免会造成学校各项工作无法进行，为使学校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只有施行有序生育。而且文件明确规定了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201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为15名和16名。（4月2日大河网）
盼望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但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教学，又要按照学校内部规定“排队怀孕”，实行“计划生育”，而且名额非常有限，令很多女教师感到苦恼。
一方面，对于学校的这一做法，必须持否定态度。学校不但要求女教师“排队怀孕”，而且安排已怀孕女教师到小卖部卖货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怀孕女教师行动上可能有些不便，但并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教师成为孕妇变成嫌弃对象，涉嫌对女职工的歧视。很巧合的是，“排队怀孕”工作由学校的工会主席负责，我们不得不追问工会是如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
从另一方面看，女教师怀孕和教育教学确实存在现实矛盾，学校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如果某一学科有3名女教师，如果1名女教师怀孕，另外2名教师可以分担课程；如果有2名教师怀孕，恐怕就真的会影响正常教学。这并不是把矛盾转嫁给女教师的理由，“排队生育”虽然管用，但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与保护女职工权益相违背。
要二孩“排队生育”不是计划生育的初衷，学校女教师多是个普遍现象，放开二孩政策以后，个别学校可能出现生育高峰是正常现象，不能靠简单硬性的方式来解决。没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女教师怀孕与否影响不大，现在有的学校矛盾比较突出，也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个别学校临时应对，可以采取临聘、返聘、调剂教师等多种方式来解决。从长远看，需要从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抓起，优化教师队伍年龄、性别结构，实现老中青各年龄段教师人数相当，男女教师比例适当，防止再次发生教师“青黄不接”问题。
除了学校以外，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很多女职工面临要与不要的矛盾，她们担心受到单位的冷落、歧视，甚至有“下岗”的危险。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是件好事，更要切实维护好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想生育的敢生育，并解除她们生育的后顾之忧。
文/江全
新华社济南４月３日专电（记者萧海川）随着气候逐步转暖，手足口病等传染病也进入高发期。山东省医卫部门日前发布提示，建议公众特别是家有小儿的家长，应保持高度警惕。
以儿童为高发人群的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患者多为５岁以下儿童。手足口病的初期发病症状类似感冒，可能出现持续４至５日的发烧。患者的手掌、脚掌，有时臀部会出现无痛疱疹，口腔内伴有疼痛溃疡。
少数患者特别是小于３岁的幼儿，病情或进展迅速。发病不到一周，或出现脑膜炎、脑炎、脑脊髓炎、肺水肿、循环障碍等并发症；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很快，甚至导致死亡。
患者、隐性感染者和无症状带毒者为该病流行的主要传染源。手足口病在患病第１周传染性最强，患过手足口病的患者也能再次感染。
山东省卫计委建议，防治手足口病，应先从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做起，做到“洗净手、喝开水、吃熟食、勤通风、晒衣被”。家长应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托幼机构及学校应对日常用品及时消毒，同时注意检查幼儿手心、脚心等部位，出现相关症状应及时送诊。（完）
“由于自己贪图享乐，私欲膨胀，触犯党纪国法，毁了自己，害了家人，玷污了党员干部的形象。”3月11日，当广东省惠州市纪委负责人对市环卫局安全生产科原科长谢肖伟宣布其违纪问题处理决定时，他后悔不已。
谢肖伟在市环卫局生产技术科和环卫管理科等重要业务岗位担任领导长达十余年，主要负责工程设备和保洁服务外包项目的规划、采购和验收等工作。2009年至2014年期间，他先后10次收受广州某公司所送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万元。2015年春节前夕，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老板为感谢谢肖伟的支持，送给谢肖伟礼金人民币2万元。同年2月，谢肖伟在东平某茶庄又一次收受该公司老板“红包”、高档洋酒及高档普洱茶。
“我给他方便，他给我好处，这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接受市纪委的调查时，谢肖伟大言不惭地说。正是他的这种潜意识作怪，使他对供应商送来的购物卡、礼金、礼物欣然笑纳。
不仅如此，谢肖伟在“八小时之外”，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供应商勾肩搭背，吃喝玩乐，经常出入饭店、歌舞厅、桑拿场所，生活糜烂，腐化堕落。2015年4月，谢肖伟约一帮朋友到惠城区东平某豪华会所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叫某保洁设备供应商过来埋单，一次就消费4600元。仅这一年的2月至4月，谢肖伟就先后5次要求该供应商请吃，平均每次花费都不少于3000元。而此前的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谢肖伟共11次到惠州某五星级酒店等高档消费场所吃饭、唱歌或桑拿，每次都由某保洁公司为其埋单。
同时，谢肖伟在担任市环卫局工程管理科科长期间，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在惠州市某外企公司任职，领取津贴，并长期占用该公司配备的一辆价值29万多元的别克牌小汽车。至2013年离职，谢肖伟不仅没有交还该车，还私自将该车交给其亲属使用。此外，他还为私企老板陈某、卢某和杜某在市环卫局采购项目招投标、钱款拨付等事项中提供帮助并违规收取好处费。
谢肖伟的问题查实后，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审议决定，给予市环卫局安全生产科原科长谢肖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惜辉）
原标题：殡葬业犹如十年前的房地产
“你这墓地啥价格？地方在哪里？”3月29日，在西安市小南门附近，看着宣传展板上的福地价格，头发花白的张大爷询问工作人员，说这话的张大爷年龄大了，得考虑身后事情。“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类似他这样老年人的身后事情，给不少企业和从业者带来了商业机会。
《论语》有言：“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入土为安”是中国人传统的丧葬观念，中国人历来比较看重仪式感，死生大事给大到殡葬企业、小到十几平米的花圈店等不少产业带来了财富。作为一个正在蓬勃向上的产业，其蕴藏着千亿元的巨大财富，获得了资本的觊觎和青睐。
墓地价超房价已不是新闻 年年涨却让人担心
4月1日，华商报记者前往凤凰岭公墓，前往墓园的路上，不少市民一家人前往扫墓，墓园的停车场停放了不少车辆，还摆放着碑刻等，有不少市民在祭奠。凤凰岭公墓工作人员介绍，该处是民政部门批准的永久性墓园。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附近还有一家西安净土保洁公司贴着宣传单，声称可以提供墓碑清洗、翻新养护。附近路边还有不少村民摆放着香椿、野菜等售卖。工作人员介绍，墓葬价格贴在墙上，不同型号价格不同。华商报记者查看发现，一款A1型2米乘以1.8米的价格39800元，一款C3型1.06米乘以0.73米价格9800元。显然，每平米超一万元，比西安商品房价格要高上许多。
华商报记者咨询西安周边多家公墓价格了解到，墓地的价格从低端的约一万元到高端的十多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不等。一位公墓销售人员唐先生介绍，他代理的墓园最便宜的墓地15800元，普通的在两三万元左右。由于墓地的位置环境、密集度、绿化等不同，价格相差较大。
唐先生说，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公墓需求不减，导致墓地价格是年年涨。批准的公墓数量有限，同样的墓地，每年至少有几百到上千元的涨幅，因此越早购买就越省钱。
有业界人士说，墓地价格每平米超西安商品房价格已不是新闻，最担心的是年年上涨。
号称国内最大的殡葬服务提供商、在香港上市的福寿园2015年中报显示，除去公益墓和部分地方政府出资进行的迁墓之外，福寿园半年内共销售墓穴6242座，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座91150元，较上年上涨16271元，涨幅为21.7%。
提供一条龙服务 一个电话全帮“客户”搞定
市民郭先生前一阵子亲人去世，他参与了处理后事。他说，亲人去世非常心痛，但还是得处理后事，全家人一起分头行动，购买骨灰盒，联系火葬场，选址、安葬、安慰亲属等，各项事情繁忙而杂乱。
遇到类似不幸，有的市民忙不过来，不得不选择殡葬机构打理。华商报记者联系上西安一家殡葬服务中心，一位男士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首先表达同情和悼念，然后开始工作。
在西安有不少公司为丧家提供丧事“一条龙”服务，一般来说一家相对完整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介绍骨灰安置、选陵园墓地、制作家庭灵堂、销售善终用品等，用前述郭先生的话说，“不要心疼钱，尽量办的隆重一点才是尊重逝者”。
“打一个电话，全部服务我帮你搞定。”上周，西安市黄雁村附近一家公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尚先生说，他们提供殡葬一条龙服务，“根本不用逝者家属费心费力”。
尚先生说这几天正在登记、安排去祭奠的人员，并让华商报记者看了登记名册，上面已经有不少准备去扫墓人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华商报记者在该店铺看到，10多平方米的室内，几乎毫无装修装饰，一张桌子上放着电话、资料等，另一旁的柜子上陈列着各种殡葬用品，几个花圈放在屋子一个角落。尚先生正坐在椅子上和另一位年龄相似的老年人聊天。尚先生说，他在这里时间长了，主要是通过“熟人”关系来介绍生意。
销售“经理”多是中老年人
在西安市小南门外的路边，李女士正在给来往认识的老人打招呼，她的身边展示着一份墓园的介绍资料。华商报记者注意到，她的上衣胸前有一家墓园的销售代表挂牌和编号，明确表明了墓地销售的职业。“做这殡葬行业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这些人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忌讳了。”李女士说，由于社会习俗的“偏见”，从事殡葬行业的年轻人很少，有的小伙子做这行找不到对象。58岁的她代理墓地销售已经8年了，起初家里人也反对，她也没敢告诉亲戚朋友。不过，随着岁月渐增，理解她的人也渐渐增多。
她代理了多家墓园销售，除了日常在附近摆摊招揽客户外，在网站上也留着手机号码，一旦有客户咨询，她就联系墓园的免费接送车辆，带客户到各个墓园实地看墓地。
“阿姨你好，你想什么时候去（墓园）看看？”李女士和路过认识的一位老人问好后询问。大部分时间她都等人询问才开口，并不主动给路人介绍，只有在有人询问或看墓园资料时，她才微笑着简单介绍几句。她和记者聊了一会后，希望记者能够给她介绍客户，或者帮助介绍感兴趣的人做销售代理。“只要诚心替客户着想，提前把各种费用明细说清，把服务做好，就不断有客户，老客户介绍的客户也挺多的。”
李女士介绍，成为墓园的销售代表，成交后有一定比例的提成。只要给客户说清优惠，成交并不难。比如说客户直接去墓园，报价4.5万元的墓地，最多优惠一两千元。而客户在墓园办事处人员的带领下，有可能优惠5千元甚至更多。经营性墓园的价格是由墓园定价，上报给物价局批准，实际成交价格仍然由墓园决定。
殡葬用品店“免费服务”实为销售墓地
尚先生的店铺并不是一个人在单独打理，他介绍，殡葬的每个环节都有分工，有专职人员处理。虽然这些人很少来店里，但只要他打一个电话，就能立即联系上并赶到，保证耽误不了事情。“今年大年初一晚上，有客户打来电话，我们的人仍然准时来了，不能耽误人家的事情。”他说。
开小店铺的尚先生之所以“能力超强”，背后是有墓园的支持。尚先生发给华商报记者的名片上，印着西安某公墓的名称，姓名后面有职务是“经理”。从事殡葬行业多年，尚先生对这个行业摸得一清二楚。他介绍，由于是公墓的办事处，他所在的“机构”提供的各项服务，比如设灵堂免费，用品只收材料费，去墓园免费车接送等。
西安市文艺路附近一家殡葬用品店店主介绍，一般来说，设灵堂约500元，各种材料费基本上是一倍的利润，比如进价不到10元的蜡烛，给客户可以卖到20元。单独开殡葬用品店铺的生意并不好做，为了吸引客户，现在大多也在同时代理墓地销售。
据了解，基本殡葬服务包括殡葬车接运、遗体消毒、冷藏、火化、骨灰寄存等一系列环节，由政府定价。丧葬用品、墓地等则属于其他项目中，属于市民自选性的内容。
尚先生也表示，之所以低价甚至免费提供部分服务，他解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最终销售墓地。
民间资本投资殡葬业升温
据了解，目前我省的民间资本投资殡葬行业也在逐渐升温。在现有政策规定下，政府指导定价，民间投资、运营的模式已经初步成形。
计划投资殡葬行业的西安商人赵先生介绍，据他了解，陕西安康、户县、蓝田等地已经有多家民营资本介入殡葬行业，根据殡仪馆及配套的公墓辐射的人口计算，投资额在数千万元到亿元不等。在户县有民间资本已经投资了6000万元。
“殡仪馆、公墓等虽是公益性，但除了政府定价的项目以外，市场定价的项目是盈利的主要来源。”赵先生介绍，殡葬行业中普通项目有20%的利润，市场化运作、个性化的服务利润更高。一般来说，投资亿元的项目，5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一次性签订20年的运营合同，剩下15年赚的就全是利润了。
赵先生分析，殡葬行业的未来，犹如10年前的房地产行业。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城镇居民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多，殡葬行业的增速是可以预期的。
西安市民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西安现有经营性公墓20家，主要分布在长安、户县、灞桥、蓝田、临潼、阎良、沣东新城等区县。
今年3月陕西省统计局发布2015年人口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陕西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突破10%达到10.11%，五年净增65万人。
赵先生的分析可以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看出端倪。福寿园2015年共实现销售墓穴17322座、向15176户丧家提供了各类殡仪服务，共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1.08亿元，较2014年上升了39.3%；共计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652亿元，较2014年上升了28.1%。
主营业务为殡葬服务的福成五丰最新年报显示，2015年净利1.7亿元，同比增长29%。报告期净利上升的原因是，营业收入增加，及并购重组三河灵山宝塔陵园有限公司后，殡葬行业的介入给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
殡葬业千亿市场待挖掘
在老龄化不断加速之下，殡葬业的“钱景”不言而喻。中信建投研报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我国殡葬业增长率为13.10%，预计2017年殡葬业市场总规模将达约1000亿元。如此庞大的市场自然吸引相关企业趋之若鹜。
“客户买完墓地只是成交的开始，后续的服务项目更多，收费高低差距更大。”前述墓园销售人员李女士说。比如夫妻合葬的封棺费，第一个人可以免费，第二个人进来就要收800元；请司仪费用最低900元等。
虽然公益性墓地仍是国内“主流”，但经营性墓地正以其所谓的高价、高利润率及个性化的服务等因素，吸引着资本的眼球。福寿园2015年中报显示，其销售的墓穴单价超过9万元/平方米。
光大证券刘晓波发布的研报认为，殡葬行业属于高利润的朝阳产业，受益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升，未来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超过20%。
据国信证券2011年发布的研报，估计中国市场殡葬业规模为630亿元，次均消费水平约为7000元。根据中国殡葬协会的资料，中国的死亡人数在全球最高，每年去世人口已近1000万。
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顾问孙佳欣对华商报记者分析说，随着老龄化加快，原有墓地势必跟不上需求，市场前景看好，但由于行业特性，本身属于冷门行业、非常小众的行业，财富并不会立刻见效。华商报记者 刘百稳 黄涛
疫苗接种在美国著名医学史学家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所写的《健康的哨兵》一文中，有如此描述：从美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他们殚思竭虑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获得足够的预算。
美国的这一困境，正在紧迫地成为中国CDC人和政府财政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各级CDC有足够的政府财政预算，并实行二类疫苗的省级统一招标，在中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已经是一种共识和实际推行的政策。基于此，二类疫苗的隐患在这些地区并未成为问题。
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呢?实行单一的省级统一招投标政策，似乎是切断二类疫苗隐患的当务之急，但CDC系统的正常运转经费问题，其重要性或甚于前者。
除了上述两项内容的顶层设计，亦有其他体制性问题，在二类疫苗的隐患中暴露出来。
逐利历史
当中国鼠疫第一人伍连德战胜了鼠疫之后，中国人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引发了重视，由此启动了中国公共卫生的不断加强。
“在改革之前，防疫系统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都是从正规的疾控渠道拿疫苗，无论是一类还是二类。虽然那个时候工资并不高，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赚这个钱。但是改革之后就变了。”原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杭长寿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其实中国的防疫体系正是建立是始于解放前夕，针对东北解放区建立了防疫大队，开展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到1985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 类卫生防疫站3410个，比1965年增加了911个，专业防治所(站)1566个，比1965年增加了744个。卫生防疫人员增至194829人，比 1965年增加1176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87821人。
“1986年启动的卫生防疫体系改革，最大的变化就是国家财政投入锐减，到了1992年更严重，纵使从事大学教育的人也开始了摆摊，逼得行政机关都 去挣钱了。因为人员工资、工作经费都在减少，鼓动大家去创收。防疫系统也是如此。现在虽然公共卫生体系投入增加，但是过去创收的机制并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才导致公共机构发生了如此大的问题。”一位疾控系统的专家表示。
“在1988年时还好点，人员工资政府全额保障，大家没有奖金体系，有点工资就行，但是1988年开始了鼓动创收，创收多的奖金多，于是各个防疫站 开始了很多收费项目，体检、检验、疫苗销售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疫苗流通渠道只有从疾控控制，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推进，疾控外的疫苗销售进入了这 个体系。
2005年出台了相关的条例，用来规范10多年的混乱，但是过去依然存在的习惯目前还没有扭转过来。”上述疾控专家表示。
更为严重的是出事的河北省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这家公司很早就有了，它具有两张皮，一个对外号称是河北疾控中心，另外一张皮是谋利的私营公司。 1988年左右，他们开始了给脊髓灰质炎疫苗增加费用，一粒糖丸增加一毛钱，每年强化是1千万份。原本国家是要求四岁以内的孩子强化，但是他们扩大到 8-10岁的孩子，为了更多的挣钱。他们以河北疾控的名义发了文，要求增加一毛钱，且名誉是注射器费用等，其实这个费用国家也是不收钱的。”一位曾经任职 于防疫站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从此就瞄上了疫苗。“原来刚开始改革时，大家还想着去挣别的钱，比如做杀虫剂，枪手杀虫剂就是河北省防疫站做的，现在成了一个品牌，还有做卫生筷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很赚钱，没有疫苗来得快。于是大家就开始做疫苗生意。”上述人士表示。
随着河北防疫部门的做法，2000年左右，全国都开始了这个生意，而且愈演愈烈。
系统内外
当对人类健康有着巨大贡献的疫苗尤其二类疫苗成为疾控部门所依赖的经济来源之一时，层层加价几乎是大部分疾控部门的必需手段。
一支二类疫苗正常流通方式是生产厂家→经销商→省疾控→市疾控→县疾控→接种点。
“对于二类疫苗，每个省份的政策不同，但多数还是以疾控系统为主要中转站，企业会把疫苗通过代理商销售给疾控部门，疾病部门再分发到各级疾控系统以 及抵达接种点，但是这个传递过程中，每层的价格都不同，比如疾控以每支20元采购的疫苗，会以60元的价格销售给下一级，而下一级单位会再以100多元价 格卖给接种者。
正常的话，这种利润和价差循环在疾控系统内，但因为各地政策的差异，很多地区又有一个系统外的套路：即社会上的疫苗经营者从疫苗生厂家购买低价疫苗，然后高价销售给基层接种单位。基层接种单位之所从系统外购买疫苗，是因为这种方式获取的利润更多。
“系统内100余元的一支疫苗，系统外的销售人员只要价30元，接种点当然要这个加价空间更大的疫苗。”一位基层食药监部门的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每个企业对于二类苗都有自己的销售途径，有的企业拥有自己的销售队伍，有的企业是经过代理商模式进行销售，然后总代理商再往下继续分级。但是二类 疫苗多数还是以销售到疾控部门为主，不针对医疗机构的接种点，因为配送比较麻烦。由于二类疫苗属于自愿接种，数量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近效期疫苗，一旦出 现这样的疫苗，为了处理库存，无论是经销商还是疾控部门都会出现大甩卖的事情，这些甩卖的疫苗很多都流向了个人代理那里，然后再以比较低的价格进入接种 点。”一位疫苗生产企业的人士表示。
“对于这些近效期的疫苗，如果没有资质的个人想买走，疾控部门或者疫苗经销商都会帮助其搞定资质，找一个有资质的公司，挂牌，走货，谁也不知道那些 近效期的疫苗去了哪里。因为近效期的疫苗都是低价处理，谁也不想坏在自己手上，更何况，又有需要低价疫苗的地方，这就给那些串货的个人带来了空间。”上述 地方药监体系人员表示。
系统外最大的弊端是无法保障疫苗的有效和安全性，即所谓冷链环节。诸如狂犬病疫苗，一旦失效的情况下注射，疫苗本身或无危害，但无法保证患者因为狂 犬病发作而丧失生命。在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法院系统的生效裁判文书中，患者与注射机构的民事纠纷众多，部分案例的根源或与此相关。
同样出自法院系统的裁判文书显示，中国卫生和食药监部门以及公安机关，早就上述的不安全性有过刑法制裁的案例，很多不具备资格从事疫苗经营的个人，因非法经营罪而身陷囹圄。但这类制裁与所获取的利润相比，很多人依然选择铤而走险。
内外勾结
系统内外勾结，亦是疫苗隐患中暴露出的问题之一。
2015年11月，四川广元市纪委查处了一起疾控系统腐败窝案。广元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刘某交代，当地市、县疾控系统多名干部主动提高疫苗进价，加价部分作为额外回扣。
2012年，时任广元市朝天区疾控中心主任孙某主动要求供应商将乙脑疫苗价格从20元/支提高到40元/支，其中虚高的20元由供应商和疾控中心干部瓜分，孙某从中分得9.6万元。
办案人员发现，2008年以来，广元市县两级采购疫苗总量达6000多万元，仅供应商赵某所占份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据赵某交代，为了保证市场 份额，他根据疫苗品种、采购方式和干部作用大小，制定了一套具体、详细的“回扣标准”，并与相关人员达成默契，分别按10元、5元、1元等不同标准给疾控 系统的工作人员提取回扣。
在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湖南华一”)是当地最大的疫苗销售企业之一，主要管理成员均出身于疾控系统。而早在这家企业成立之初，便牵涉 一宗地方疾控系统人员的受贿案。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大量疾控系统出身的人员设立疫苗销售企业，同时通过权钱交易获得市场份额，是这个行业内一条显著的灰 色链条。
湖南华一前身为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株洲供应站。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经营范围包括疫苗、生物制品的销售等，法定代表人为唐建敏。唐建敏曾涉怀化市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科原科长李某受贿案。
司法材料显示，2005年年初，李某代表怀化疾控中心到株洲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株洲华一”)联系购疫苗事宜，同时提出要给其个人回扣，唐 建敏表示同意。李某从株洲华一共得到好处57250元。唐建敏本人在该案中作证称，株洲华一销售给怀化疾控中心大概3、4万支精致乙脑疫苗，还有小部分其 他疫苗。
结合唐建敏在《湖南华一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提到的一些信息，以及知情人士的说法，可见，该公司“领导层及营销队伍多数都有过省、市、县CDC工作的经历。”“华一公司前期已经在市场营销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包括市县一级CDC的关系维护”。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种优势，湖南华一多年来都是湖南省各级疾控中心的一类采购中标企业，其业务遍及湖南全省“14个市州以及下辖乡镇”，“在很多市州，华一公司是市政府指定的疫苗采购商。”
近日，食药监总局先后公布了13家“涉嫌虚构疫苗销售渠道，可能是造成涉案疫苗流入非法渠道的主要责任者”的企业。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了这13家公司的资料，发现在这些企业中多名公司的高管或股东曾在卫生疾控系统任职。
河北省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下称“河北卫防生物”)是隶属于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河北疾控中心”)的国有生物制品经营企业。工商资料显示，河北卫防生物的法定代表人原为赵保刚，2016年1月8日变更为郝延江。
在河北疾控官网的“科室职能”和中心外网专家名单上，至今仍显示，赵保刚为河北疾控生物制品供应管理所负责人。
沈阳尚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尚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中均(或曾)有股东与“赵保刚”同名。但目前无法准确上述“赵保刚”是否系同一人。
但在一条尚元生物的公开招聘启事中这样写道：尚元生物客户范围覆盖辽宁、河北各市、县、镇，乃至乡村，多年来尚元生物与辽宁、河北各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当卫生防疫和免疫规划事业的重任。
新三板挂牌公司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实杰生物)董事兼副总经理为沈宇航，有关部门公布的名单中，出现了“福建莆田沈宇航”，二者同名是否偶然，尚待有关部门查证。
公开资料显示，沈宇航曾任职于莆田市卫生防疫站和莆田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实杰生物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包括沈宇航在内，该公司至少有4位高管曾 有地方卫生系统的工作经历。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华曾任职于山东省临沂市卫生防疫站;公司董事王震曾任职于宁波海曙区卫生防疫站;副总经理高磊，执业医师， 曾在山东省莒南县卫生防疫站任职。
共治难题
系统内外的巨大掘利空间，为疫苗隐患埋下伏笔。在这样一个隐患重重的灰色利益链中，行政监管环节便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监管环节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食药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是疫苗质量以及流通环节，而预防接种环节监管责任在卫生部门。虽然法律规定疫苗质量是全链条式监管，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 食药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在流通环节就止步了。由于种种原因，食药监管部门根本无法对疾控机构和疫苗接种单位开展有效监管。比如说，电子监管码与疾控机构的 系统基本不兼容。”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次改革之后，不断加强的食药监管体系，在执行层面仍然存在着难以把控的环节。
1998年，国家药品管理局成立，事实上它是由原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卫生部的药政司，再吸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部分机构，成立了国家药监局。2000年，国家药品管理局执行省级以下垂直监管。
在它成立之后，变革开始不断上演。
2003年4月16日，根据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是时为国务院直属单位。
2008年3月，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归卫生部管理，为其直属机构。在2008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文件通知，取消了推行八年之久的药品垂直监管体系。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再次推出，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然而，随后推行的地方机构改革演变成工商、质监、食药整建制“三合一”。
“‘三合一’改革表面上增加了监管资源，实际上降低了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冲淡了食品药品监管专业性，其中药品监管力量被弱化得更厉害。在2008年 机构改革时，全国每年查出药品案件数量高达30万件，到2013年机构改革时是15万件，到了2015年只有10万件。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层面说药品质 量较之前有提高，但这显然不是全部原因。查处药品案件数量逐年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基层监管体制和能力出现了问题，监管队伍不够专业，监管水平下降，发现 不了药品安全中存在问题，有些不具有专业背景的监管人员甚至干脆不想学、不敢管。”胡颖廉表示。
“工商、质监、食药监等N局合改革上下不一致，左右不相同，乱象迭出，效果极差，当初改革初衷是加强食品安全管理，落实地方政府责任，食药监局单 立。但最终改革是三合一、四合一，甚至有七合一等，正规的执法部门变成了一支杂牌军。有的地方，改革前等改革，改革后借口磨合期不干活，至今仍处于瘫痪状 态。在国务院有着装令规定情况下，各地各搞各的，五花八门，打假的部门都变成了山寨的，老百姓难辩别正伪，如此乱象，为何不去纠错呢?” 苏州市工商系统的一位官员表示。
3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督司司长李国庆坦言，“目前我们国家有1.2万家药品批发企业、5000家药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药 品零售企业,监管对象数量多，基层人员缺乏，全国有药品检查资质的人员不足500人，监管检查存在死角盲区。加之近几年机构改革也对基层监管带来一定的影 响，好多人员轮岗等等都会有一些影响。”
李国庆表示，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7条、第48条的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监管工作，依法对疫苗生产、经营企 业开展检查工作，对疫苗产品进行抽样检验，这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疫苗监管的职能。实际工作中监管责任不落实，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发现。一些违法企业虚构购 销流向，查实一个企业的违法犯罪事实需要延伸检查上下游多家企业，有的还涉及跨区域配合问题，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胡颖廉表示，虽然“三合一”之后，工商、质监、食药监的人合到一起，看似队伍增大了，但是到药品监管力量却在减少，真正懂得管食品的不到五分之一，药品的更少。很有很多人不会管，怕承担风险，少做一件，风险少一点，给原本能管的人的积极性带来了打击。
“问责是必须的，但如何科学问责是关键。过去我们习惯的问责方式是几个相关部门各打几十大板，但这并不解决问题，因为没有针对性地堵住真正的漏洞，不利于建立长效机制。”胡颖廉表示。
统招之后
“我国接种单位20多万家，点多面广，各地发展不平衡，监管难度大。存在接种机构从非法途径购买疫苗的可能。以后接种机构使用二级疫苗，都要在省级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完善疫苗储运和冷链运转的记录。” 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与控制局局长于竞进曾表示。
对二类疫苗实行省级统一零加价招标的政策，让非法趋利者看到了尽头。这或许将改变2005年出台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规定的：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在上海、浙江、苏南等地，目前二类疫苗管理采取了类似一类疫苗的管理方式，所有的二类疫苗由市疾控中心统一采购、调拨，区县疾控中心以及社区卫生院不再需要单独购买。
二类疫苗将使用省级平台统一招标，采取竞争性招标方式，限制加价或者明确加价范围，这也许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一位接近卫生体系的人表示。
但在一位曾就职于WHO免疫规划中心的专家看来，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二类苗是老百姓自己付钱，国家统一招标恐怕不妥。要看清目前疫苗乱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为何目前乱，就是因为以防疫系统为主的垄断，有暴利，所以人人都想去挣钱。如果不走防疫站系统，直接公司做市场，暴利就会减少，没有暴利就没有人 倒卖了。”
一位药品专家表示，如果执行零差价统一招标，需要财政的补贴要到位。因为中国预防体系中，全额拨款的数字是按照在编的人头来计算，不包括编外人员。
“河北某县级防疫站，50多个人，只有12个人是有编制的，其他的人工资都是需要通过市场上去找，如果切断疫苗的利益，他们会寻找别的方式来挣钱。但是没有这些临时工，预防的工作只靠编制内人员，是干不了的。”上述免疫专家表示。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卫生防疫和疾病预防控制的费用都由公共财政给予保障，各级卫生防疫机构一直为全额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经费投入全额纳入政府财 政预算。1988年后，为了缓解经费短缺的困难，政府允许卫生防疫机构开展有偿服务，逐步实行资金自筹的政策。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后，国家又逐步 加大投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逐步回归政府全额预算拨款。
在2012年，全国各省、地(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收入376.6亿元，其中财政补助239.5亿元，业务收入100.8亿元，其他收入36.2亿元。“如果不靠业务创收，我们无法给没有编制的人发工资。”一位地方疾控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创收项目中，二类疫苗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其他项目的收入，这也是终端接种单位加大推广二类疫苗的动力之源。因为二类疫苗作为自费疫苗，天然具有推 销的性质。“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在接受了终端接种服务人员的推荐后才了解二类疫苗。事实上，很多疫苗没有必要注射，特别是肺炎疫苗，它不是传染病，而是一 种感染性疾病，一般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就医都比较及时，少有发展到肺炎，但是贫困地方倒是应该有这样的需求。”上述专家表示。
上述药品专家表示，省级招标的方式，只能做到一个层面，就是疫苗会在国家疾控控制的体系中流通，不会再出现冷链外的疫苗，但是却不能实质解决问题。 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国家免疫规划调整，把传染性强的疾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其他治疗性疫苗可以纳入医保。如果不解决趋利性问题，即使招标，可能也解决不了 最终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校长李立明曾在全国“两会”上表示：公共卫生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公共卫生事业是国 家重要的公益事业，不能自己盈利，完全依靠政府支持。在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人们 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很难认识到位，从而也影响对它的正常投入，以至累积了大量问题，必然从根本上影响国家进行疾病预防控制的能力。
如今一旦实行二类疫苗的省级招标制度，必然会切断很多疾控和防疫部门的主要利益来源，那么政府财政支持如果不到位，行政监管体制不能理顺，改革持久性将受到挑战。
play原标题：习近平：控制办奥成本 不搞铺张奢华
昨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情况汇报并作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筹办任务，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坚持节约原则，不搞重复建设
习近平指出，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为推广普及我国冰雪运动提供了良好机遇。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筹办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快工作进度，充分考虑赛事需求和赛后利用，充分利用现有场馆设施，注重利用先进科技手段，注重实用、保护生态，坚持节约原则，不搞铺张奢华，不搞重复建设。要大力发展群众冰雪运动，提高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加快冰雪产业发展，推动冬季群众体育运动开展。以体育为主题，以文化为内容，策划组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化宣传活动。要广泛开展对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主动同国际体育组织合作，听取场馆建设、赛事组织等方面的建议，积累办赛经验。
推动交通、环境等领域协同发展先行先试
习近平指出，要把筹办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下大气力推动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政策创新，推动交通、环境、产业等领域协同发展先行先试，重点突破，以点带面，为全面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起到引领作用。要发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进一步发挥北京对京津冀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严格预算管理，强化过程监督
习近平强调，北京市、河北省要主动担负起主办城市的责任，确保按时优质完成各项任务。
北京冬奥组委要做好组织协调，抓好督促落实。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把筹办工作做好。要开拓选人用人视野，遴选优秀人才参与冬奥会筹办，加快培养一支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队伍。要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北京市、河北省、北京冬奥组委的合作机制，加强责任衔接和工作对接，确保各方工作同向、进展协调。要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筹办工作。要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预算管理，控制办奥成本，强化过程监督，让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像冰雪一样纯洁干净。
据新华社
中新网杭州4月4日电(记者 何蒋勇)记者最新从浙江省杭州市公安部门获悉，4月4日下午，杭州萧山区瓜沥镇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造成4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
今日14时46分左右，萧山公安指挥中心接报警称，萧山区瓜沥镇盛家坞水库湖塘公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接警后，杭州市、萧山区两级公安机关以及萧山区、瓜沥镇两级党委政府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伤员救治、现场处置调查等工作。
经初查，一辆本地号牌黑色奔驰汽车沿瓜沥镇盛家坞水库湖塘公墓盘山村道下山行驶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4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
目前，事故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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